序言

下面的文章，除了其中的一篇之外，都曾在横滨出版的《日本邮报》上发表过，而那篇文章则题为《为吾国吾民争辩书》，于1891年长江教案期间发表在上海。这些文章以现在的形式结集再版，目的在于让更多的读者读到它。我本来希望像以前一样也匿名发表这些文章，但是考虑到这一系列文章中最为重要的篇章创作的特殊背景及其性质，我不得不署上真名了。此外，我公开自己的身份还有其他原因。正如英国人自然会对勋爵之位心存敬慕一样，在华的外国人也会仰慕他们所住地方的总督。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注：意思就是说道德高尚的人关注的是言行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而道德低劣的人只关心地位的高低与实际利益的得失。）因此，当人们知道这些作品不是一个总督写的，而是出自一个总督的幕僚之手时，这些作品可能会因此失去吸引“怀土”诸君的魅力。

鉴于上述原因，这些文章这次便以我的真名面世了。下述戈登先生评价埃及的话，似乎也适用于当前的中国：“异族统治埃及多久，埃及人民的声音被压制多久，那么埃及作为最低等王国的时间就有多久。”

我拟在后面的文章中阐明的道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现在呈现出的所谓“和解”状态是非常虚假的。中国国内时局的态势，在去年的一系列事变中达到了激化的顶点——我绝对不会把一切错误都归于外国人身上，而是认为中外双方都有错，正如慈禧太后在她的手谕中所说的那样：“彼此办理不善。”这一认识，也是慈禧太后的清政府企图从欧美列强那里所寻求的解决问题的基点。作为对教案事件的回应，“文明开化”的列强需要的则是——斩首！在被夸大的恐惧感激起的兴奋面前，要求惩罚和复仇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八国联军占据北京以后，列强就已经牢牢掌握了局势。在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此时那些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们提出这些冷静的，甚或说是冷酷的、顽固的斩首要求，则体现出了一种道德上的自甘堕落和行为上的犬儒主义。所谓的“文明”国度的政治家们需要为此负责，并为之蒙羞——这一行为可以说不比横行在中国北部的西方列强军队的野蛮行径强到哪里去。大清国的亲王和一些大臣在这次事变中自杀，因而导致一些中国人需要对此负责，我确实很同情这些无辜的人。至于慈禧太后，据称她曾说过“人的一生无非一死”这样的话，而但丁则说过，人“无望求得彻底的死”——实际上，慈禧太后就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再引用一句法国革命家丹东的话，“Tout est perdu fors l’honneur！”（“除了荣誉，一切都可以舍弃！”）

牛津大学齐舍勒外交学教授蒙特古·伯纳说过，“和平条约必须包括消除一切可能引起战争事端、救济下民报上的冤情并防止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以上是必需的条款。这是谈判者们一定要处理的事情。如果不对这类事情加以有效、清楚地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所谓和解，也是虚弱无力的。”时下，驻在北京的外国官老爷们并没有按照这一原则去平息已经出现的事端，他们甚至没有试着去理解那些可怜的人。反而，这些官老爷们竟然主张要拆掉吴淞炮台！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炮台”这个词，乃是想让整个世界关注列强最近硬生生地架在中国国土上的那一座座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测，除非中国的“传教士炮台”问题得到全世界应予以的关注，否则，将来外国人在中国就很难再混下去了——除非依靠抢劫。

我要在这些文章中申明的下一件事，详情如下：时下，对于想要在中外贸易中获利的诸国来说，我想，很明显的，也是作为首要条件的，中国必须存在一个好的政府。但是，除非北京的清帝国政府获得足够的自由，并且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能够决定何事对中国的“好政府”来说是正确以及有利的，否则，所谓的“好政府”无疑就是镜花水月。需要我再次阐明的是，欧美列强现在的对华政策，就是支持各省所谓的“开明总督”反对所谓的“反动中央政府”，即慈禧太后和她的顾问们。这一精心谋划并准备贸然付诸执行的政策，实际上旨在分裂清帝国，或者说至少要把中国的政局搅乱，让这个古老的国度陷入到不可救药的混乱与无序中去。可以预见，这一无序与混乱最终将使欧美列强控制中国的迷梦破灭，作茧自缚的他们将不得不再收拾乱局，以让一切回归秩序。

目前，西方人对中国国情和时局的认识不足与他们掌握的相关信息的虚假，其荒谬程度往往令人咋舌。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制定、采用的可以称得上是正确、甚或显得比较实用的对华政策，不是“门户开放政策”，而是“让中国人独立”。这一政策应该由列强中的领头羊带头采纳，并努力在道德上强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强制列强中别的国家也同样采用。除此之外，只要能够保证治外法权的享有，列强中的领头羊应该坚持：列强都应该为在华外国人建立一个“好政府”，并进而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为了大不列颠帝国的声誉，我要在此力陈，关于列强应该为所有在华外国人建立一个“好政府”之事，究其所作所为，英国人所做的一丝努力便是在上海设立了不列颠高等法院。一些未谙世事的英国年轻人，他们被任命至各通商口岸领事馆工作——我在这里必须公平地指出，这些年轻人的言行真正体现了“责任”二字的分量，颇为符合人们对于一个英国人的期望。但是现在，这些可怜的年轻人的热情却被压制住了，他们的勇气无法得以彰显。一个英国领事曾经在一桩显然是非正义的案件中，对一个当地总督手下的官员说：“我感到非常抱歉，我无法考虑事件的正义与否，因为我身不由己。”另外一个在华的英国人也曾经写信给我，说：“我必须要依靠您和我之间的友谊，只有您的帮助才可以使我不至于陷入困境（hot water）中去。您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曾经给您写过关于这次冲突（即传教士问题）的信，否则情况会对我极为不利。”诸位请看，可怜的维京海盗的后裔啊，如今竟然连热水（hot water）都不敢趟了！

作为对列强这一正确政策的回应，并为了更好地执行它，首先，列强应该向中国派遣更优秀、更能干的代理人。爱默生说过：“政府总是在最后关头才会明白，用一个靠不住的代理人，对于国家与对个人同样有害。”现在，一个真正靠得住、真正能干的驻京外国使臣，不用我教他，他也能够明白，他的任务不是教习或者帮助他的同胞们做生意，或者是以兜售信仰、叫卖狗皮膏药、出售铁路股份以及后膛装填步枪来谋生，而是要让他同胞的行为规矩些，以体面、守序的方式做生意，并努力在一个文明有序的国家内建立所谓的“好政府”。已故的新加坡殖民总督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他曾经为了改善种植园的中国苦力的生活条件做过一些事情。一个来自英国的代表团为此前来劝他就此事发表一些演讲，他对苦力们说：“别忘了，你们这些种土豆的家伙！是女王陛下派我来统治你们的。”但是，在列强向中国派遣的公职人员中，从政府高官和舰队司令到普通的船长和警察，他们脑子里想的只是不断被邀请参加宴会，发表演讲——在这个前提下，当外国老百姓看到中国义和团兴起和欧美无政府主义盛行的时候，怎么会不感到惊奇？

总之，列强实行的惟一正确的对华政策就是“让中国人独立，并为在华的外国人寻求一个好政府”。但是“门户开放”政策又作何解释呢？是的，只要能够找到一个真正铁面无私的法官，或者至少找到一个像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那样的官员，让他们可以管束进入中国国门的外国人，使其循规蹈矩，搞“门户开放”倒也没什么。“不过，噢！”刚正不阿的洋清官对我说，“究竟有哪些外国人在中国不守规矩呢？”这个问题就像当年下令钉死耶稣·基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问过的话一样可笑——“到底什么是真理？”那么，听着，去年夏天，在天津和北京，就有外国公民、传教士，甚至还有一些外国官员，竟然在中国的大街上极不体面地公开劫掠！《字林西报》，这份在上海出版、并算不上是明察秋毫的报纸也为此感到羞愧，因而不得不在社论中大声呼吁：“难道中国和本国都没有政府当局了吗？谁能来阻止这一可耻事态继续在北京蔓延？”

一年前，罗伯特·赫德爵士带着他为之苦心孤诣而作的学术新作，在世人面前宣称：“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抢劫案件。”因此，很明显，无论是让彼拉多总督做耶稣的法官，还是让像罗伯特·赫德爵士那样脑子里少根“道德之弦”的学者来判断事情的是非，都很不容易。近日，上海一个被称为“玛丽·菲奇夫人”的女传教士，针对那些头脑简单的在华洋人写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人和西方人，到底谁是魔鬼？”

现在说到最后一点了。我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系列文章中曾努力阐明，有人告诉我，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文章让西方人看了以后会很不愉快，特别是英国人。我想说的是，我是故意以现代英语“公平竞争”的调子来写作这些文章的。我很明白，无论如何，当这种调子被一个中国人所使用时，是很不讨英国人喜欢的，因为现代的英国人相信，或者至少努力让自己相信，他们是维京海盗的惟一后裔。最近，一个英国人在上海对我这样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好，但是，我们英国人仍然认为你们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我并没有反驳这个出言不逊的英国人，也没有争辩说只有死海古猿才没有记忆力，而是想起了曾国藩大人的忠告（见本书第50页）。我温和地笑了笑，并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显得愚蠢。那么，在英国人身上，在他们所有那些让人厌恶的国民性中，最糟糕的甚至还不是他们那种麻木迟钝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傲慢——这种傲慢态度往往会以所谓“冷酷的英国式逼视”把人吓呆。我想说的是，英国国民性中最糟糕的乃是现代英国人满口伪善言辞的语言习惯。在英国人说的所有伪善言辞中，最荒谬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莫过于他们硬说自己是维京海盗的惟一后裔。身为一个受过近代教育的人，持有这种信仰，真是不可思议——即便这一信仰已被证明只有部分是真诚的。对于这真诚的部分，我不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不禁要为可怜的现代英国人如此忽视自己所受的教育而感到悲哀。对于时下的现代欧洲文化，如果说这一文化可以承认、包容一切，那么也应该认可孔子说过的这么一句话：“有教无类。”最后，我要认真地给现代英国人一句忠告——前提是听忠告的人知道该把黄油涂在面包的哪一侧——那就是公平合理地参与竞争，将骨子里的伪善清除掉；如果非要保持那份傲慢，那么也请在自己的傲慢中贯之以真诚。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在那些写于近日的札记中要说明的乃是，当今世界上真正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在中国——尽管如今中国人正在饱受其折磨——而是在欧美诸国。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无政府状态，并不在于境内或者统治范围内是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无序状态，以及管理不善的状况。“无政府”（Anarchy）一词原来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无君”，即“没有君主了”。

这种所谓的“无君”或曰“无政府”状态，总共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一个民族或者一国缺乏雄才大略、其才能足以安邦定国的君主；第二阶段，人们开始公开地或者在暗地里不再相信君主政体统治的权威性了；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是最坏最可怕的阶段，即人们不仅不再相信、承认君主政体统治的权威，甚至开始连“君主统治”这种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政体本身也不相信了——事实上，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人们便丧失了辨识“君主政体”、自身之道德价值甚至人类尊严之所在的能力了！在我看来，现在，欧美诸国——恰恰是这些所谓的“文明国度”，其本身正迅速地堕落至“无政府状态”这一最后和最坏的阶段。德意志诗圣歌德曾在18世纪末以下列诗句哀叹这种时代精神的没落：

Frankreieh’s traurig Geschick，die Grossen moeen， bedenken；

Abet bedenken firwahr solhn es Kleinenoch mehr．

Grosse gingen zu Grunde；doth wet besehitzte die Menae Gegen die Menge？

Da war Menge der Menge Tyrann．

译成英文，意思就是：

Dreadful is France’s misfortune，the classes should truly bethink them；

But still more，Of a truth，the Masses should lay to heart．

Classes were smashed up; well， then，who will protect now the Masses

Against the Masses ？ The Masses against the Masses did rage．

上面几句诗的大致意思是——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暴民们的怒吼声余音未消，该欧陆文明古国所遭遇的不幸让人觉得实在可怕，但是，“肉食者”（the Classes）们真的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不过，更为必要的还是普罗大众（the Masses）也应该认真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肉食者”们全部被打倒，那么谁来操心大众们不曾操心过的事，谁来保护彼此争斗的大众们？彼时，所谓“大众”可能已经成为压迫“大众”本身的暴君。

现在，在欧美诸国，“肉食者”乃至所谓的“好人”们出于绝望之心态，都开始对本国的“群氓”（或曰暴民）放任不管——甚至部分“肉食者”为了所谓的“民主”而迎合为数众多的“群氓”，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眼下，各国官老爷们惟一要处理的事情，便是以所谓的“爱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去愚弄本国的“群氓”，以转移他们的斗争视线，转嫁本国的统治危机。我们以中国的情形为例：英国的政治家们已经弄得很清楚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导致一个大困局的出现，因此，他们现在通过所谓的“中国协会”，试图愚弄上海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希望借机胡作非为的“群氓”，其手段便是拆除吴淞炮台！然而，我认为，当权者应当尽量保持一些“诚实”。我在这里所提的“诚实”，不仅是指财政方面，而且还指理智方面——总之，当权者要老实承认错误，勇敢面对困难。法国先哲伏尔泰说过：C’est le malheur des gens honntesqu’ils sont des laches——意思就是“怯懦乃善人之不幸。”中国的圣人孔子也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里，君子应该追求的“义”，就是我所说的“理智之诚实”或者“诚实之理智”——反过来意思也差不多。最后，歌德的诗句亦足以平静地陈说“义”之微言大义：

Sage，thun wir nicht recht？Wir mossen den Pobel betrigen;

Sieh nur， Wie ungeschickt， sieh nur wie wild er sich zeigt！

Ungeschickt und wild Sind alle rohen Betrognen;

Seid nur redlich und so fahrt ihn zum Monschlichen an.

译成英文，意思是：

Aren’t we just doing the right thing？ The mob， we can only befool them;

See， now， how shiftless！ And look now how wild！ Such is the mob.

Shiftless and wild all！ Sons of Adam are when you befool them;

Be but honest and true. Thus you will make human， them all.

难道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群氓，我们必须愚弄他们；

你瞧，他们多么懒惰无能！看上去多么野蛮！

所有亚当的子民，当你愚弄他们的时候都是无能和野蛮的；

惟有真诚，才能使他们焕发人性。

我们再回过头来评价评价中国。即便到了眼下的地步，我们也不能说大清帝国已经完全陷入纯粹的无政府或者“无君”状态。去年夏天，八国联军悍然侵占了中国的首都，两宫西狩，洪水肆虐，当整个中国政府机构的运行几乎完全陷于瘫痪时，中国的民众却仍然忠诚地服从于他们认定的权威，并没有起来作乱。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对此深信不疑。总而言之，眼下中国可能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只是一种功能失调，而欧美诸国本身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乃是更要命的组织混乱。

接下来，我想从我的一本书中摘录一段话，以说明当前中国的统治状态——这本书写于四年前，我准备在将其进行压缩后以《中国的治体和公职服务》为书名出版：

“在一个公允无偏的旁观者眼里，中国政治今日存在的弊端实在不是‘误治’，而是‘无治’。所谓‘误治’，是指任意地、没有限制地滥用权力——不受节制的贪官污吏们公然欺上瞒下，残酷、专横地践踏民众的根本利益，伤害他们的感情，乃至盗用、挪用公款，导致贪渎横行的恶劣局面出现。目前，中国政治的腐败尚没有外国人想像得那么严重，但不幸的是，这类事情的确存在。不过，我必须指出，现在此类腐败的情形主要存在于有关‘洋务’的那些部门或者事务上——诸如建立兵工厂、购舰、购置外国机器及战争物资等事。甲午中日战争发生以前，天津 出现的情形大抵就是如此。我们将这样一种事物状态称为‘误治’，是非常恰当的，并且这已经成为致使中国公职人员道德堕落的最恶劣根源之一。至于各省的公务部门，其所存在的弊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误治’情形远不如‘无治’情形严重，而所谓‘无治’，就是完全忽视地方的利益和人民的福利，甚至连官员自己所欲求的好处都得不到满足了。”

“在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无治’状态，其原因不难找到——为了应付洋老爷们到来所引发的统治危机，也即为了满足列强的侵略野心——洋老爷们称之为‘帝国之目标’，整个清帝国被压榨得油尽灯枯。与此同时，为了维持中央政府的统治，中国各省的地方利益也不得不被忽略了。当太后陛下的政府在全力关注清帝国统治命运的时候，那些封疆大吏们（诸如各总督，或者准确地说，应当称他们为‘制军’大人）被赋予的职责是关注整个帝国的问题和利益，因而，他们手中的权力实际上被无限扩大了。他们不仅享有挥霍公款的特权，甚至开始拥有官员的任免权。至于那些本该对各省或者地方负责的巡抚们，则什么权力也没有了。此外，在现在中国的公职服务体系中，还存在一个寡头政治集团或者说是‘派系’，他们伪装‘进步’，以获取洋人的青睐。当大清政府的政策合乎这些人的洋主子的意愿时，他们便被起用，以管理‘洋务’——这些人一上任，便开始大捞特捞帝国的‘油水’，同时，其他本分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须对地方负责的官员，则被抛下与饥民们一道挨饿。”

鉴于上述理由，我想将我要阐明的观点进一步总结，罗列如下：

第一、目前，在中国达成的媾和是虚假的，因为欧美列强并没有原原本本地去弄清中国眼下的“无政府”局面出现的根源。

第二、欧美列强可能在中国施行的惟一正确的政策，只能是“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在华洋人，使他们循规蹈矩，安居乐业。”

第三、遍观当今世界，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不在中国，而在欧美诸国。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件事：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非常伤害我自尊心的事——

如果说中国有人有权利抱怨太后陛下的清政府，那么我就有这个权利。我已经为这个政府工作了十八年，但是至今我仍然停留在刚入职的官位上，始终没有得到升迁。再论及我现在的薪水，甚至还不如赫德爵士手下的一个四等助手。我承认，这种事非常有损于我那颗在西洋诸国培养起来的自尊心。总之，我强调这一现状的意图，与其说是要证明我写上述文字时所持有的正直无私的心态，倒不如说是我想让人们记住这么一个教训：现在，在欧美列强的对华政策之下，如果有人像我这样只关心中国现实的“良治”秩序和真正的文明状态，那么他绝对升不到一个最能使他为国家尽忠效力的位置上，因为这不是列强想看见的事情。反之，那些热爱李提摩太先生兜售的“进步”、“文明”等诸如此类狗皮膏药的人，或者那些欣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提出的“秘密满洲政策”的老爷们——这样一些身居中国政府高位、却受洋人操纵的官老爷们，终将使整个国家蒙受耻辱并走向灭亡。因此，太后陛下的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完美的。否则，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我就会站在太后身边为她出谋划策了——如果必要，我甚至可以为之献出生命，而不是仅仅通过撰写这本书在国际社会中大声争辩，以维护她的荣誉和祖国的尊严了。

辜鸿铭
于武昌，1901年11月18日 ZZUCpbTS1M+8Raoq/PHjNGeJRgXhmmCDZmmPscsCik/ccf7MeeNJfNzil3ZRXe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