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或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

箴言

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任务是什么？

是解放，不仅是爱尔兰人民的解放，希腊人的解放，

或其他国家人民的解放，而且是全人类的解放，

特别是已经成熟了的欧洲人的解放。 ^[1]

——海涅《旅游印象》

毫无疑问，对于许多人来说，所谓的远东问题无非是指最近的事变后清帝国的前景问题。但人们只要对此稍为认真地加以思考，就不能不注意到问题并未就此完结。因为在贸易和金融的纯经济问题、以及因国际物质利益纠纷而引起的和平与战争的政治问题上，远东问题里还涉及到一个道德的问题，一个比中华帝国的政治前途更为严峻抑或更为现实的大难题。

欧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法兰西的克勒芒（Clermont）举行的第二次宗教会议上，教皇（乌尔班二世 ）亲自向广大民众发表过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在演讲的过程中，人们那被抑压的情感骤然爆发，同时听众中升起‘Deus Vult’（上帝之意）的呐喊。”而今在我们看来，那些民众的感情似乎很难叫人理解。确实，当我们今天以本世纪眼光去看待他们当时所施行的愚蠢的宗教计划和狭隘的政治计划时，十字军东征对于那些一心想去践踏东方民族的欧洲人，显然是场劳命伤财、昏聩糊涂的运动。然而，当我们去研究欧洲民族的理性与道德发展路径的时候，就不得不承认，那十字军东征尽管是一场出于自愿和头脑昏聩的狂热与贪婪的远征，但其对于人类种族文明的完善无疑仍具有严肃的道德动机和道德作用。对于那一行动上，其也许看起来顽固贪婪，但确实含有“上帝之意”。因为我们知道，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最后结果，首先便意味着打碎当时欧洲的拘谨古板的寺院文明。十字军东征之后，在欧洲赢来了马丁·路德及其新教改革。所以，基佐先生在他的《文明史》一书中指出：“十字军东征的最终结果，是通向人类精神解放的一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欧洲各民族目前在远东的行径——这在德国被叫做“Kolonial Politik”（殖民地政策）——谁都不怀疑，这是十九世纪的现代远征，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大体不过是一场贪求物质利益并着眼于贸易目的的自私行动，但其对于人类种族文明的完善，也还是有一个道德的动机和道德作用的。当德国皇帝在基尔（Kiel）庄严宣告“上帝之意”寄于现代远征的时候，那种场面和他那陌生的中世纪语言，使人非常奇妙地想起1095年在法国克勒芒的情景。谁知道这场被称之为“殖民地政策”的现代远征之最后结果，不会像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的基督教一样，即使不完全改变现代欧洲文明与社会结构，也会使其在修正中结束呢？正是这一思想，而不是什么黄种人将来可能入侵的观念，激起了这位显然是中世纪欧洲最后的一位皇帝，去绘制了他那幅著名“黄祸”的图景 。

不过确实，对于任何不辞辛苦去研究远东民族的道德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人来说，黄种文明本身如何会对欧洲人构成一种潜在威胁，实在让人难以思议。欧洲人，尤其是那些讲求实惠的英国人，他们习惯把现代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生活水平”看作是衡量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或文明的标准，在他们眼里，中国和东方民族的实际生活无疑是十分低劣和难如人意的。然而，生活水平本身却并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尺。在今天的美国，生活水平比在德国要高得多。可尽管一个美国百万富翁的儿子会认为某所德国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简单、相对低下，因此要怀疑教育在该大学的价值，但我相信，没有一个有教养的人在游历了这两个国家之后，会承认德国人不如美国人文明。

实际上，生活水平完全可以作为文明的“条件”来考虑，它却不是文明本身。举一个物理现象来说明：热在一个动物体内是生命和健康的条件，但是动物体内的温度本身却并非是衡量其内部结构组织完好或粗劣的真正与绝对的标准。一个结构组织真正完好的动物躯体会因某种反常原因而变得很冷。同样，某一民族的生活水平也可能由于某种经济原因而变得十分低下，但它本身却不是该民族道德文化或文明的证据。爱尔兰的土豆歉收和大不列颠长期持续的贸易萧条，可能极大地降低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人们却不能由此判断说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已经变得不怎么文明。

然而假如单纯的生活水平不是文明——那么什么又是文明呢？要解释全世界各国的文明就好比对单个人来说什么是真正的教育那样，实在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不过，我倒是可以通过一具体事例来阐述我对文明的理解。

1816年，英国皇家海军巴兹尔·霍尔（Basil Hall）上尉访问朝鲜时，有一位年老的朝鲜下级官吏曾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那种彬彬有礼和悠然自在，实在令人欣羡。考虑到迄今为止他很可能连我们的生存方式也一无所知时，却能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这种得体有礼的风度，仅此似乎已表明而毋需别的情形来证实：他不仅已进入到社会上层，而且已达到其所在社会的文明的高度。实际上，让人感到奇妙的是，在不同的国家，无论社会状况可能存在多大的差异，其礼貌都是大体相同的。这种优良品性在那位朝鲜官员身上便得了极好的证实。当他乐于我们请他干什么和无论我们对什么事情似乎表示关切的时候，他便立即怀有兴趣。他十分好问，一旦发现任何起初使他感到过迷惑的事物的用途时，总是高度地满足。但他并不一下子过分地表示赞赏之情，他肯定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的教养好、观察敏锐的人。”

我所谓的文明就是如此。一切能够产生像霍尔上尉上面所描述的这样一种样子的人的社会，便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如果说以上解释说明了在远东民族的文明里有教养者或社会上层的典型特征，那么已故麦嘉温（Macgowan） 博士下面对中国人特性的描述，则可说明那种文明对于下层民众的影响。

麦嘉温博士说：“在前面所述中国人的工商业生活中，可以注意到这个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他们的结合能力。这种能力是文明人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他们来说，由于生来崇尚权威和恪守法纪的天性，组织与联合行动是件容易的事情。他们的驯良不同于那种精神分裂而遭致阉割的民族，而是由于其自我管束的习惯，和地方性、公共或市政事务中长期听任其‘自治’（Self-government）的结果；可以说他们的国家，立于人人自治自立之上。倘若这些人中最贫穷可怜、最不文明的部分将他们自己置身于一个孤岛之上，他们也会像在原来地区生活、受过理性民主熏陶的人们那样，很快便将自己组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

从以上对远东民族文明的说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文明本身不可能对欧洲民族构成潜在威胁。然而尽管如此，必须承认，目前在欧洲和远东之间确实有一种文明竞争在进行着。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竞争似乎并不是一种黄种文明与白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更似一种远东文明与那种可称之为“欧洲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冲突。

任何一个有兴趣研究欧洲现代制度之精神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最近一百年来，在通常所谓“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欧洲一直滋长着一种新的道德文化意识，和一种迥异于那可称作古代中世纪文化与秩序的新社会秩序观念。在本世纪末，即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个名叫杜·克罗斯（Du Clos）的法国人曾说：“Il yaun germe de raison qui commence a Se developperenFrance（在法国，有一种理性的胚芽正开始滋长）。”无疑，一般认为，严格说来，今日所谓的自由主义的那些思想和概念都是由本世纪法国哲学作家们第一次真正认识并传播开去的。但值得奇怪的是，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人知道也估计不了这些法国哲学家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对耶稣会士带到欧洲的有关中国的典章制度所作的研究。现在无论何人，只要他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就会认识到中国的典章制度的知识对他们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如果它对杜·克罗斯所谓的“理性胚芽”的兴起没起什么作用，至少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思想之迅速发展与传播是起过促进作用的。众所周知，那种“理性胚芽”最终发展成为自由主义思想，它在本世纪带来了欧洲中世纪制度的“culbute general”（全面解体）或彻底崩溃。

这对上帝神灵真是一个极大的嘲讽。在此，我不禁要指出，那些来到中国、要使身为异教徒的中国人皈依其宗教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们，他们应当使自己成为给欧洲传播中国文明思想的工具。因为正是中国文明的思想，那些传教士花费毕生精力，在努力教化中国人的过程中传播过去的思想，曾经成为打碎其中世纪文明的有力武器。

我已经绕了一个大弯子——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文章的主题上来。这种文明的冲突，或更确切地说这种现代自由主义和古代中世纪主义的冲突，就是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它不是黄种人同白种人之间的冲突，而倒是部分欧洲人为将自己完全从古代中世纪文明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一句话，它是今天德国人所说的“Kultur kampf”（文化之争）。

欧洲中世纪道德文化起源于基督教《圣经》。基督教《圣经》作为歌德所说的一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e）典籍，有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巨著，它永远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正如马修·阿诺德先生所说，《旧约》道德之崇高，耶稣·基督个性之魅力，以及《新约》中其教义的明了简朴——所有这些，可以说都已深入到欧洲出产的最好人型（best types of humanity）的骨髓之中，不仅如此，对于那些歌德的“世界文学”能够发生影响的人们来说，它将始终保持永恒的力量和价值。当然，这一力量和价值并不伴随着那些普通的人。因为一般欧洲人，要想充分地感受到基督教《圣经》的力量，就必须得和撰写《圣经》之人处于同等的理智状态。但我想，现在一般都会承认，杜·克罗斯所说的“理性胚芽”已极大地改变了一般欧洲人的理智状况。对于这样一些普通人，基督教《圣经》纵或不是全然晦涩难懂，也是难以理解的。而其结果，势必是《圣经》不再能成为真正的道德文化的源泉。在伦敦一校务会议上，已故教授赫胥黎 曾说：如果这些（不列颠的）岛屿上完全没什么宗教，那么借助于《圣经》去传播宗教的思想，也是不可能渗入人们的心灵的。

总而言之，我们相信现代自由主义的真正道德文化，如果不那么严格，恐怕是一种比来源于基督教《圣经》的欧洲中世纪文化更为博大的文化。一方面，过去的道德文化在人一般主要依赖于希冀或敬畏的情绪，而另一方面，新的道德文化则依赖于人性的整个理智力量：求助于他的理性和情感。在旧的文化中，那种关于人性的理论是“性本恶”（人生来就处在原罪中），即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说是坏的。可现代道德文化的理论则认为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说是好的（“性本善”），而且如果它得到适度的发展并求助于它自身，在世界上就会产生健全的德性和社会秩序。旧文化的方法起于“敬畏上帝乃智慧之发端”，现代文化教育方法则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起源于基督教《圣经》的古代文化的语言是象征性语言，即形象、符号、隐喻性的语言。现代道德文化的语言则是具体实在的语言，即科学语言。一种语言是这样说：“对于他，正确地使其交谈有条不紊会显示出上帝的恩赐。”而用另一种语言说则为：“要想治国，必先齐家，要想齐家，必先修身。”

以上，便是我从人性理论、教育方法和语言上，对古代中世纪道德文化与我们称之为的欧洲现代道德文化之间不同点的：一个概述。我相信，欧洲古代的和现代的文化，对于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社会法律制度的影响也将是不同的。古代道德文化使得人们对权力和权威盲目和消极的服从。现代道德文化的影响即如麦嘉温博士谈及中国人的特征所说的那样：“国民自治自赖乃有国。”欧洲中世纪道德文化的结果，用一句话来说，是封建统治。而自由主义旗号下的现代道德文化的结果，则将是麦嘉温博士所说的“理性民主”，即自由制度的统治。当今，欧洲作家习惯谈论基督教文明是比远东人民的儒家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其实这两种文明的目标无疑是相同的，即保证人们道德的健全和在世界上维持国民秩序。但如果我所讲的欧洲古代和现代的道德文化是不错的话，那么我想就必须承认，尽管建立在一个依赖于希冀和敬畏之情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上的文明或许是个极其强大甚至更为严格些的文明，但可以肯定，建立在一个依赖于人的平静的理性基础之上的道德文化，纵使不是一个较高层次的，也是个极其博大的文明。这一文明人们更难达到，而一旦实现，就将会永恒持久，不衰不灭。

事实上，在我看来，对一部分欧洲人而言，获得新的道德文化确实很不容易，而且黄种人文明，不仅对于现在的欧洲民族，就是对于人类的命运与文明也不是真正的威胁。欧洲民众，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对使用暴力丧失了理性，且崇尚他们古代的中世纪道德文化，由于没有充分获得现代的新道德文化并用它去作为保持国民秩序的一种约束力量，所以而今其维持治安，在根本上不是通过道德力，而是靠警察或称为“军国主义”的纯粹外在力量。卡莱尔说：“现代的欧洲各国是无政府状态加上一个警察。”一位法国作家说得更妙：“C’est la force en attendant le droit”（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

然而在现代欧洲，维持这种规模巨大的军国主义的无数必要开支对于人们的经济健康来说，正起着一种毁灭性的破坏作用。在我看来，欧洲人民要想逃脱这种毁灭的厄运，只有两条路摆在面前：要么是为获得新的现代文化去奋力抗争，要么就回归到中世纪的信仰上去。但回归到中世纪信仰上去，欧洲人民是决不会愿意的。伟大的俾斯麦公爵曾说过：“wir gehen nicht nach Canosa”（我们绝不回到卡诺莎 去），况且，欧洲人民纵使愿意，现在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真正的中世纪信仰上去了。如果他们试图回归，那么就只可能出现基督教救世军那样的劳命伤财或耶稣会教皇至上主义的骗子。

现在，如果有人想知道一种什么样的毁灭文明、毁灭一切道德文化的力量，以及基督教救世军那种浪费有一天会出现在欧洲，那么他应该读读中国太平天国暴动的历史。那次暴乱中的中国基督教徒们，抛弃了他们本民族的仰赖理性的道德文化，而退回到依赖于民众心中希冀与敬畏情绪的中世纪欧洲的道德文化上去，其结果是践踏了数省，屠戮了数以百万计的生灵。

至于耶稣会的教皇至上主义，它甚至比基督教救世军的浪费更为糟糕。耶稣会教皇至上主义的智力欺骗对于人性来说是一种践踏。这种践踏的结果，有如卡莱尔所指出的，将是普遍的灾难，反抗和谵妄、过激分子骚动的狂热、复辟暴政的冷酷，百万生灵惨遭那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军队的杀戮；相反，一旦军国主义在中国成为必要，那么中国人肯定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或者势必为外来军事力量所制服。但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全世界都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一大笔额外的军事负担。

在欧洲，由于人民的不满情绪，军国主义是必要的，它是文明的庇护者与捍卫者——一种权力范围内的力量。用丁尼生中世纪的话来说，它的真正作用在于：

“打倒异教徒，捍卫救世主。”即打倒暴虐、野蛮与混乱。可是后来欧洲的军国主义却不被用来对付混乱与野蛮，反而用来对抗真正的文明，反对中国人民的好政府。这种欧洲军国主义愈是被滥用，其所耗资的负担就只会愈加沉重。

因此，对于欧洲人民来说，要想逃脱被其军国主义负担所压垮的惟一可能的途径，就是为获得我们称之为的那种普遍自由主义名义下的新的道德文化而斗争。但欧洲人民要实现这一点，很难说清要花多长时间。就我个人看来，上世纪欧洲的那种自由主义确已衰退。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在谈到他那个时代英国的自由主义时，说他惊奇地发现其已变成一种实际的政治独裁。我以为今天欧洲那种自由主义也已经变成了一种独裁：一种“养尊处优集团”的独裁。前一世纪的欧洲自由主义是有文化教养的，今日的自由主义则丧失了文化教养。过去的自由主义读书并且懂得思想；现代的自由主义为自身利益却只看报，断章取义、只言片语地利用过去那美妙的自由主义惯用语。前一世纪的自由主义是为公理和正义而奋斗，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则为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过去的自由主义为人性而斗争，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只是卖力地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

如果能设想一个在上世纪不得不行杀死国王、险些推翻王权暴举的十足的自由主义者再生今日，那么他肯定会用莎士比亚作品中“布鲁图斯”（Brutus）的话来告诫今天的假自由主义者：

难道我们打击世间的一流人物只是为了助纣为虐吗？难道我们现在以卑鄙的行贿玷污我们的手指出卖我们廉耻的广阔空间只是为了换取可能得到的这么一堆垃圾吗？

我宁愿做条狗去吠月，也绝不做这样一个罗马人！

然而，我们却不必绝望。我相信目前的所谓“殖民地政策”运动在欧洲的最终结果，将会是真正自由主义的复兴。基佐先生在其关于欧洲文明的演讲中，谈到中世纪基督教远征的动机以及其对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影响时说：

“对于最初的编年史家，及其他们笔下的十字军的最初成员来说，穆斯林教徒是他们憎恶和鄙视的惟一目标；显而易见，那些如此谈论他们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后来的十字军参加者的历史，说起来就十分不同了；很清楚，他们已不再将其看作怪物；并且还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深入到他们的观念中去；他们彼此住在一起；在他们之间一种勾通关系甚至某种同情已然建立。”因此，基佐先生接着说，双方的灵魂尤其是十字军战士的灵魂，已经从因无知而产生的那些偏见中解放了出来。最后他说：“所以，这是向通往，人类精神解放的一步迈进”。

欧洲这一称作“殖民政策的现代远征”，在欧美终将完成人类精神的彻底解放。而这种人类精神的彻底解放，又终将产生一种全球性的真正的天主教文明；这一文明不建立在一个仅仅依赖人的希冀与敬畏情绪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上，而建立在依赖人的平静理性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上。它的法令不是出自于外在的某种强力或权威，而是像孟子所说的，出自于人类生来热爱仁慈、正义、秩序、真理和诚实本性的内在之爱。

在新的文明之下，受教育者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而是可以自由地做正确的事情。农奴或没有教养的人所以不做错事，是因为他害怕世间的皮鞭或警棍以及死后阴间的地狱炼火。而新的文明之中的自由者则是那种既不需皮鞭警棍，也不需地狱炼火的人。他行为端正是因为他喜欢去为善；他不做错事，也不是出于卑鄙的动机或胆怯，而是因为他讨厌为恶。在生活品行的所有细则上，他循规蹈矩不是由于外在的权威，而是听从于内在的理性与良心的使唤。没有统治者他能够生存，可无法无道他则活不下去。因此，中国人把有教养的先生称作君子（“君”相当于德文Koenig，或英文“King”，“a kinglet”，即一个“小王”）。

美国人爱默生谈到他访问英国和卡莱尔一起参观Stonehenge这座英国最古老的纪念碑时发生的一件小事说：“星期天我们在雨地里谈了许多。我的朋友们问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美国人一拥有一种美国思想的美国人。由此我想到的既不是各政党会议，也不是国会，既不是总统也不是阁员，不是诸如此类想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欧洲的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最单纯的灵魂。于是我说：‘当然有的；不过拥有那种思想的美国人是些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我恐怕这种思想你们英国人是不爱听的，或许只会觉得荒谬可笑，但它却是惟一真实的。’于是我谈起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义。我说：‘真的，我从未见过哪个国家有为了这一真理而勇敢地站起来捍卫的人。我很清楚，再没有比这种勇敢更能博得我的敬意了。我能很容易地看到那可鄙的滑瞠枪崇拜的破产，这就像上帝的存在……一样无疑。不必以枪易枪，以暴易暴，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

正如杜·克罗斯谈及现代自由主义将依赖于“理性胚芽”的滋长一样，人类未来的文明就在于爱默生的这种美国人的思想之中。进而言之，爱默生这种美国人的思想又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

在此，它包含了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而要解决这一难题，既不完全依赖于国会，也不完全依赖于议会，既不依赖于皇帝、国王，也不依赖于内阁大员。解决它的办法用爱默生的话来说，即需要具备在欧美发现的那种最单纯的灵魂。诗人们曾为这种新的文明唱过赞歌。那个自称为人类精神解放而战的德国骑士海涅唱道：

一首歌，一首更好的歌，

啊，朋友，我要给你们写出它来：

让我们在这人间

建立起上帝的天国。

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Burns）唱道：

让我们祈祷它的来临，

它将为那一切而来，

为了理性和价值遍及大地

可能带来生机和那一切：

为那一切，为那一切

它仍将为那一切而来。

在这广阔的大地上，

人与人之间应该亲如兄弟。

最后，法国人贝朗杰（Branger）在幻境中看到了他所谓的神圣同盟

（Sainto alliance des Peuples）并且唱道：

我目睹和平徐徐降临，

她把金色的花朵麦穗撒满大地：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

她抑制了使人昏厥的战争霹雳。

啊！她说，同样都是好汉，

法、英、比、俄、德人，

去组成一个神圣同盟，

拉起你的手吧！

[1] 原文为德文：
Was ist abet die grosse aufgabe unserer Zeit？
E’ist die Emancipation，nicht bloss die der lrl~nder，
Grieehen，b-e。，Sondernes ist die Emancipation derganzen
Welt，absonderlich Eurcpa’s，das mundig geworden ist. eNe/7nW+FP3fb5/wFvEyb6/jZDiq3DjVwR5lLMYezCV6n0UevWSvmQwlaEp9If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