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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至于明清，是为中国的“秦制时代”，或谓“秦政时代”。
“秦制”“秦政”皆是由来已久的词语。宋人欧阳修曾言：“秦既诽古，尽去古制。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
至近代，则有谭嗣同在《仁学》中畅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所谓“秦制”，是一种古代东西方皆有的政治制度，而以中国延续的时间最为长久，发育最为成熟。它有两个基本特征：
1．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封建贵族有可能与皇权正面博弈，形成较为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进而有可能诞生私有产权之类的概念。但官僚集团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秦制所追求的是“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
2．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秦制的萌芽、成型与西周分封制的衰落、崩溃大致同步。秦制的基本观点至迟可以追溯到《管子》。《管子》中记载了管仲的这样一种政治思想：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这段话的大意是：财富的流出渠道必须单一，必须由政府控制，也就是“利出一孔”，不能让百姓有多余的钱，不能让他们有发财的渠道。政府做到了“利出一孔”，就可以“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恩赐与剥夺、贫困与富有全由君王决定，百姓才会视官府为日月，爱君王如父母。
不过，作为齐国“稷下之学”的产物，《管子》一书带有强烈的杂烩气息。比如，它提出了“利出一孔”这样典型的秦制理念，但也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提倡“利出一孔”，显然不能说是“顺民心”；提倡“顺民心”，就应该反对“利出一孔”。
秦制的成熟是由商鞅与韩非子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