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太皇太后去世,刘彻复出,重启儒家官僚系统为统治基础的改革。消弭游士之风再次被列为施政的重中之重。大批知名游士或寄主,如窦婴、灌夫、刘安、郭解等在这场改革中非正常死亡。
窦婴是儒生,是刘彻在建元元年改革中的亲密战友;反儒学人士、信奉黄老之学的淮南王刘安是觊觎过刘彻皇位的人。二人与刘彻的关系迥异,但死因是一样的。
窦婴之死,表面上看是卷入了与田蚡、灌夫之间的冲突。灌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勋武将,素与丞相田蚡不和。窦太后死后,窦婴已是过气外戚,田蚡正炙手可热。田蚡对窦婴的欺辱(强占田地)本是新旧外戚之间的矛盾(窦婴是窦太皇太后的侄子,田蚡是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弟)。灌夫素与窦婴交好,也卷入纠纷之中,官司最终打到了刘彻跟前。刘彻裁决外戚的纠纷,权衡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而不管是非对错。田蚡指责灌夫在民间横行不法,窦婴则指责田蚡与淮南王谋逆。决定纠纷结果的则是田蚡的这段话:
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附,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卬视天,俯画地,辟睨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为。
这番话击中了刘彻的要害。关于窦婴养士,史载“游士宾客争归之。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列侯莫敢与亢礼” 。至于灌夫,本身具有强烈的游侠色彩,“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 。多年后,卫青在总结自己的保身之道时,顺带提及了窦婴之死的真相:“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窦婴与灌夫的死是一个信号——新时代来临了,朝廷勋贵、军功列侯与诸侯王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彰显其相对于皇权的独立性、壮大组织力量的养士行为是新时代绝不容许的。新时代要的是一个个原子化的儒家官僚与一个个原子化的庶民。
淮南王刘安的死也是因为同样的政治原因。刘安是诸侯王层面的游士寄主代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彻以“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 的罪名,派兵进入淮南国,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伪造的玉玺、金印(或许真有,或许是栽赃),自知不免一死的刘安选择了自杀。刘安是否想要谋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既然招贤纳士,就必须死——杀鸡儆猴,刘安之死为西汉的诸侯王广纳门客的风气画上了句号。曾经,诸侯王是游士最乐于依附的寄主,几乎所有的王国里都能找到游士的踪迹。如梁孝王治下的梁国,“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梁孝王招揽的人才甚至可以和朝廷相抗衡。 以修撰《淮南子》为由,刘安的王府上招纳的门客太多,以至于查抄之日,“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 。
铲除庙堂上有组织力量的勋贵与诸侯王的同时,元朔二年,刘彻还下诏迁徙了一大批“郡国豪杰”及家产超过三百万钱的富户充实茂陵(位于长安周边,汉武帝为自己修建的陵寝)——这是为了消灭民间的组织力量,使民间社会变成扁平的原子化结构。游侠郭解也在迁徙的名单中。郭解不愿迁徙,刘彻之母王太后也亲自出面为其求情,结果仍遭刘彻拒绝。同年,郭解被捕,灭族。 作为底层游士的代表,郭解之死意味着朝廷已全面开启对民间社会的原子化改造。
游士退出,儒术上位,无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对百姓实行严格控制和高效汲取的新国家已经成形。秦制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