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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姓诸侯王也参与了白马之盟这一准契约的订立。军功列侯与皇权之间发生过“诛吕安刘”的血腥政变，刘姓诸侯王与皇权之间则发生过更为残酷的战争，即汉景帝时代所谓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这个词是典型的皇权本位。常见的表述中，所谓“七国之乱”是这个样子的：
景帝时，诸侯王势力膨胀，威胁到中央的统一。为削弱诸侯王势力，晁错建议景帝查诸侯王之罪，削其封地，收其枝郡，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赵、胶西、济南、淄川、胶东等七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联合发动叛乱。景帝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平定叛乱。
阅读这段文字的人难免会被“膨胀”“叛乱”“平定叛乱”等带有强烈价值判断色彩的词汇影响，进而觉得吴王刘濞等七个诸侯王全是反面人物，汉景帝则代表了绝对的正义。而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文字技巧营造的错觉。贾谊当年对汉文帝说过这样一段话：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
贾谊说：淮南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广阔土地上横亘着梁和淮南两个王国。中央直属之地的吏和民为了负担徭役往来于长安，他们用尽自己的家产置办衣装，但往往才到半路衣服就破了。做中央的百姓，他们感到非常痛苦，很殷切地想要投奔王国，去做梁王、淮南王的子民。时下抛弃田宅，投奔诸侯王之人已经不少，长此以往，不是好事。
也就是说，在贾谊看来，王国之所以会膨胀，之所以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力，进而产出更多的资源，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的压榨太厉害，百姓不愿再做中央的子民。他们用脚投票，抛弃家园故土，主动跑到王国去了。
贾谊之言不是孤证。汉文帝给匈奴单于写过一封长信，其中提到：“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
咱们两家已经和亲，那些逃往匈奴的百姓并不足以增长匈奴的力量。从今以后，匈奴人不进来，汉朝人不出去，有人违反了约定就杀掉他，两国自然可以长久地和平相处。
汉文帝说的“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若用脚投票，逃往匈奴的汉朝人数量真的极为有限，这件事就不足以拿出来在汉帝国和匈奴的最高统治者之间讨论。汉元帝时的郎中侯应也说，长城以南的汉的“边人奴婢”大多生活愁苦，常想着越过长城逃跑，还经常发出“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
这样的感叹。
《史记·吴王濞列传》里也说：“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
大意是：吴国出产铜和盐，国内百姓没有税赋的负担；对那些要去负担徭役的人，会给予相当数量的薪资；逢年过节，慰问人才，赏赐平民；不允许朝廷和其他王国派人来吴国抓捕逃亡之人。《盐铁论》里也说：“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
刘濞对辖下百姓征收的赋税较轻，还愿意救济穷困之人。
结果就是，那些本属中央管辖的百姓不愿再承担朝廷苛刻的盘剥，用脚投票，抛弃故土家园，遁入吴国，成了刘濞的子民，也成了景帝、袁盎和桑弘羊口中的“天下亡命”（逃亡者）
、“无赖子弟”（生计无所依赖之人）
和“山东奸猾”
。
也就是说，七国之乱这个故事存在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王国势力膨胀→想要叛乱→中央出兵平叛→王国战败→百姓拍手称快。第二个版本则是：中央横征暴敛→百姓用脚投票，遁入王国（王国也汲取民力，但百姓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王国力量壮大→中央深感不安，率先发难→王国战败，被肢解→百姓失去用脚投票的机会。
前者是由“膨胀”“叛乱”“平叛”等一系列带有强烈价值判断色彩的词汇刻意构筑的，灌输的是汉景帝本位思维，但对百姓而言，站在孟子的“民本”立场，后一个版本才是更有思考价值的历史真相。对普通百姓而言，秦制之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白马之盟约定的体制下的可以用脚投票、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究竟孰优孰劣，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遗憾的是，白马之盟没有固化为稳定的制度，它只维系了不足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