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孟加拉湾的生活

1810年底，艾哈迈德·里加鲁汀从槟榔屿横渡孟加拉湾，前往加尔各答。他与詹姆士·斯科特的儿子罗伯特·斯科特同行，詹姆士是槟榔屿的首批居民和最富有的商人之一。里加鲁汀出身于当地的一个富人家庭，父亲是泰米尔商人，母亲是马来人，他为槟榔屿的欧洲商人担任翻译。槟榔屿建于1786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拓居地。里加鲁汀的回忆录以马来文写成，这大概是亚洲旅行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横渡孟加拉湾的现代记述。

在回忆录中，里加鲁汀对于海上的航行匆匆带过，主要记述是从他抵达孟加拉湾北部盆地开始的。在他旅行的那个时代，孟加拉湾的名声已经“远播东西，远及君士坦丁堡、埃及、中国、麦加和麦地那”。里加鲁汀深入研究了加尔各答的生活。他写道：“到访这座都城的船只从未停歇。不分日夜，从不间断，从西到东、从西北到东南，一直有着数以千计的船只停泊和驶离。”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手在港口找乐子。他告诉读者：“你会在每一条街上发现进行各种表演的街头艺人。”最诱人的莫过于“船厂附近的风化街”，那里住着“成千上万的……普什图人、印度人、莫卧儿人和孟加拉人”。她们的顾客也同样形形色色：“不同种族的人——英国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华人、孟加拉人、缅甸人、泰米尔人、马来人——不分早中晚地造访这个地方。”那条街总是“喧闹得像在庆祝战争结束”。里加鲁汀描述了附近一片开阔的田地，“有数百人在煮饭、烤麦饼和肉，还有人在卖甜点和米脆片”。他写道，那声音“听起来像是雷声”，“你很难想象这些声音是由这么多人发出来的”。 ¹

里加鲁汀笔下的描述适用于航海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港口。他们有共同的混合人群，航行数周着陆之后的狂欢，许多满足船员需求的行业。不过，他的叙述也有比较具体的部分：孟加拉湾周围的海上世界。他描述的民族——英国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华人、孟加拉人、缅甸人、泰米尔人和马来人——都是孟加拉湾沿岸地区的人民：帝国的统治者和探险家、贸易商和生意人、水手和劳工，这些人让孟加拉湾“成为比整个印度洋……更紧密交织的互动单元”。 ²

一个多世纪之后的1937年，库玛兰从另一个方向横渡孟加拉湾，自南印度的港口纳加帕蒂南前往槟榔屿。库玛兰没有写下游记。我在他位于马来西亚吉打双溪大年的家里，进行了一系列长达几个小时的访谈，他对我讲述了他的故事。双溪大年一度是马来亚“蛮荒西部”的边境前哨，现在则是一座熙熙攘攘的中型城市。库玛兰花了27卢比，买了一个轮船船位，几乎没带什么东西同行。经济大萧条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现在亟须新的人手。一场突发的意外导致库玛兰家中失火，这个年轻人决定在家庭困难时期到海外寻找出路。他的目的地很明确：“好多人都去了马来亚，也有好多人从马来亚回来，所以我觉得应该去，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他第一眼看到的陆地是木蔻山岛（Jerejak Island）的检疫站，在那里被耽搁了5天。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搬运橡胶乳，用长杆把橡胶乳桶挑在肩上，一天的工资是50美分。在大英帝国全盛时期，有大量南印度劳工横渡孟加拉湾，前往马来亚、缅甸和斯里兰卡，库玛兰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坚称：“没有人想在这里结婚定居；他们只想来这里赚几年钱，然后回去。”我在2007年见到他时，他已定居马来西亚70多年。 ³ 他的一生见证了亚洲在现代历史中的政治变迁：他经历过英属印度、马来联邦、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英属马来亚时期，以及独立后的马来西亚。

在里加鲁汀之旅和库玛兰之旅间的一个世纪中，有数百万人横渡这片海洋，他们乘坐的交通工具从帆船变成汽船。如果说富商之子里加鲁汀堪称19世纪早期航海者的缩影，那么前往马来亚橡胶种植园的劳工库玛兰便是20世纪早期的典型移民。虽然时空背景截然不同，但他们的旅程构成了本书的叙事框架，并提供了一种跨度感。他们也暗示了一段更长的历史。里加鲁汀的家族是数个世纪以来围绕着海湾的商业活动、移动和婚姻中形成的；库玛兰的故事则提醒我们，这是一段留在东南亚的印度离散社群的历史。

这段历史起源于泰米尔劳工迁移到马来半岛，一段类似于库玛兰旅程的历史。随着时间流逝，它渐渐变成了一部海洋的历史。泰米尔移民的历史是我们反复提及的主题，但过程中我们也会听到其他人的声音，包括华人、马来人、缅甸人、孟加拉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在横跨东印度洋的移动中，泰米尔移民堪称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群体之一，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让我们从这个起点来审视整个地区的历史。有时候，一个简单甚至天真的问题，就可以重新构建我们的愿景：我们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把南印度视为东南亚世界的一部分？就像把它与印度的权力中心联系起来一样，把它和孟加拉湾的沿海地区紧密相连。我们已如此习惯于各国历史和民族主义者所画的地图，以致很难把孟加拉湾的人员、思想和事物的交流放在我们故事的核心。然而，这样的做法的确可以为我们如何看待过去和现在打开新的视角。

想象一下，孟加拉湾是一片广阔的热带水域：1月的冬日，它无风无浪，是一片平静的蓝色海洋；而夏天雨日的滂沱大雨，又让它波涛汹涌，不断掀起浑浊的巨浪。再想象一下，它在地图上被分成两个部分，上面覆盖着一个由航道和电报电缆组成的网络，并标出了距离线。或把这片海洋想象成一幅心灵地图：它是一个家族，有表亲、叔伯、姐妹、儿子，靠信件、旅程和故事联系在一起。想象这是一片债务的海洋，被预付款、借贷和债务捆绑在一起。最后在孟加拉湾不存在的地方想象一下，在马来西亚的丛林深处，在一片陆上的风景中，印度教神庙拔地而起，它仿佛是被海浪冲上岸的，被遗忘在这里。我们有许多种方法想象孟加拉湾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一个和任何国家的领土一样既丰富又复杂的地方。

今天，全世界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居住的国家紧邻孟加拉湾，超过5亿人生活在环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长久以来，这个地区位于全球化历史的核心区：这里所经历的移民，让它在文化上的混合性不输给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而且这里是自然资源商品化的前沿。它现在也正因全球变暖而经历改变。孟加拉湾沿海地区是世界上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这里人口稠密，生态脆弱，且处于帝国新梦想的断层线上。

孟加拉湾是印度洋上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盆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湾。它是一个封闭的海域，被数千英里海岸线包围，弧形的海岸线从印度东南边缘延伸到今日的孟加拉国和缅甸海岸，一直到达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西海岸。它有一个狭窄的大陆架，西部“除了锡兰以外的岛屿稀少且很小”，东部有较小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孟加拉湾的东南边缘与东南亚的水域——马六甲海峡、爪哇海和南中国海相连，相比之下，这些水域更浅、更淡、更温暖，“密集散落着一些小岛”。孟加拉湾西部以锡兰和印度次大陆最南端的科摩林角（Kanyakumari），与阿拉伯海为界。 ⁴

亚洲的许多大河注入孟加拉湾，如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格纳河、哥达瓦里河、高韦里河、奎师那河和萨尔温江，每当季风时节，就会有200立方千米的水流进这片海域。17世纪20年代，英国商人威廉·梅斯沃德写道，孟加拉湾“容纳了许多可通航的河流，这些河流在著名的恒河附近失去了符号和名字”。 ⁵ 这其中的许多河流发源自喜马拉雅山脉，它们流入大海时，已经流经许多国家，携带了大量泥沙。仅是恒河，每年就有超过25亿吨沉积物排入孟加拉湾。历史学家范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 ⁽¹⁾ 写道：“在某种意义上，孟加拉国就是变平了的喜马拉雅山脉。” ⁶ 如果你能够俯视海底，它会显得“平凡无奇”。海底覆盖着厚厚的沉积物，在北部应该有超过20千米的厚度，往南逐渐减少到几百米厚。泥沙在活跃的孟加拉三角洲形成了许多沙洲，使得孟加拉湾北部特别浅。不过，“整体平整”的海底在北部有明显的“谷状特征”，在南部则出现了“孤立的高地”。 ⁷

印度板块深入孟加拉湾底部，在安达曼群岛附近与缅甸微板块相遇，它以每年约6厘米的速度渐渐向东北方的欧亚大陆移动。印度板块和缅甸板块都会碰到巽他板块，前两者之间的摩擦形成了一条海底火山弧，引发周期性的火山爆发。2004年12月，安达曼海海底出现一条超过100千米宽的断裂带，引发里氏9.0级的大规模海底地震和席卷印度洋的毁灭性海啸，造成多达25万人死亡。 ⁸ 苏嘉塔·鲍斯（Sugata Bose） ⁽²⁾ 写道，2004年的海啸“揭示了在这个人类相互作用的跨区域舞台上，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深刻而独特的纽带”。它也暴露出给整个印度洋特别是孟加拉湾，带来生命继而又带来死亡的深层力量，2004年的海啸在那里造成了最大的伤亡。 ⁹

亚洲的季风为孟加拉湾带来生命力，它是“世界上最戏剧性的气候现象之一”。 ¹⁰ 这个地区堪称“季风亚洲”（monsoon Asia）的心脏，在旧的殖民视野中，“季风亚洲”从阿拉伯海延伸至中国南部，再往南延伸到澳洲的北方热带地区。在这个地区，气候被认为决定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科学家们放弃这一想法的速度比历史学家慢。 ¹¹ 季风（monsoon）源自阿拉伯文 mawsim ，有“季节”之意，指季节性转变风向的风。通俗地说，它通常指夏季的风带来的暴雨，也就是“季风雨”。4—9月，西南季风大致从西南向东北移动；11月至来年的3月，东北季风以相反方向移动。在孟加拉湾，这种规律被低气压、气旋风暴及强烈的逆流打破，尤其是吹西南季风时，如果来自南方的累积水汽没有其他出口，季风北缘会自行往回转。

季风是海洋与陆地的比热不同所造成的。1686年，埃蒙德·哈雷（Edmond Halley）在一篇讨论季风的文章中写道：“由于热量的作用，空气的稀薄或膨胀程度较低，因而变重，空气必定会朝那些比较稀薄、不那么重的部分运动，以达到一种平衡。” ¹² 季风的强度来自陡峭的西藏高山，“这是5亿多年来地球上最大的山脉”。青藏高原夏季的高温形成了低压气团，从温度较低的海洋引来带有水汽的风；到了冬天，海洋的蓄热能力比陆地好，干燥而凛冽的风从山区吹向温暖的海洋。 ¹³

西南季风从4月开始穿越孟加拉湾。到了5月，夏季的雨水会到达斯里兰卡，那里是“印度洋、阿拉伯海与孟加拉湾的交汇点或分界点”。 ¹⁴ 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³⁾ 担任智利驻锡兰领事期间，目睹了来自孟加拉湾洒落的五月雨，他写道：“季节的风，绿色的风，运载着空间，善解不幸。” ¹⁵ 雨水在6月初来到孟加拉三角洲；季风积蓄了许多来自海上的水汽，使得位于孟加拉湾北部山区的印度乞拉朋吉（Cherrapunji）成为世界上最潮湿的地方。季风从另一个方向沿着海岸向上移动，会抵达孟加拉湾的东部沿海地区：阿拉干（Arakan）、下缅甸及泰国南部的海岸。7月和8月，季风在所有地方都会增强，“在孟加拉湾的中部和西部地区最稳定”，为它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带来丰沛的降雨。西南季风在9月开始消退，短暂停留在马来半岛。那里最大的降雨发生在夏季季风消退期间，即10月与11月之交。但是，这个“下风”地区不太受季风影响：这些纬度的地区以雨季和旱季的模式，保持较固定的降雨量。西南季风消退的10月和11月，是孟加拉湾最不稳定的时期。孟加拉湾恶名昭彰的气旋在10月最常见。“气旋”一词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使用，由船长兼海事法庭主席皮丁顿（Henry Piddington, 1797—1858年）在加尔各答亚洲协会率先提出，这是基于他对1789年重创印度奥里萨邦（Orissa）海岸的强烈风暴的详细研究，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 kukloma ，意思是“盘绕的蛇”。 ¹⁶

1874年10月15日和16日，威尔逊在报道一场从海湾席卷孟加拉地区的梅迪尼普尔（Midnapore）和巴尔达曼（Burdwan）的气旋时观察到，“10月和11月的风暴通常在孟加拉湾东部靠近安达曼群岛或在群岛稍北的地方形成”，并警告称，“孟加拉湾沿岸的天气通常没有预兆，要到前一两天才会知道风暴将至”。 ¹⁷ 11月，孟加拉湾北部盆地经常遭遇英语中称为“西北风”（nor’wester）的暴风雨：风暴来临之前，“西北方乌云密布，云层很低，云层上端呈现拱形”。 ¹⁸ 到了10月下旬，风向转变，东北季风抵达印度半岛的科罗曼德尔海岸，为该地带来一年中最丰沛的降雨。从11月到来年的2月或3月初，该地区的多数地方天气晴朗、干燥，云层开始变厚，激发降雨。

季风滋养了孟加拉湾的生命。它的上层海水比较温暖，盐度低，富含营养和氧气，这是排入海里的大量充满泥沙的河水带来的养分，生物多样性富足。孟加拉湾是数百种鱼类的家园，包括约215种底栖鱼类、65种远洋鱼类，以及40种软骨鱼类；虾、黄鳍鲔和正鲣资源丰富。 ¹⁹ 英国渔业官员弗朗西斯·戴（Francis Day）在1873年的观察是：缅甸海岸附近的墨吉群岛水域“几乎到处是鱼”。 ²⁰ 这个海域的水生生物为居住在沿海的人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来源，也就是热量。在遥远的内陆，季风决定了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大部分地区人类农业的规律。在亚洲，季风“确定了谷物耕作的边界”，也划定了稻米生产的界线。 ²¹ 中央集权国家和大型城市中心的早期发展，都仰赖种植稻米产生的盈余，前现代世界也是靠种植水稻养活了最多人口。 ²² 印度次大陆干旱的灌溉谷物种植区仰赖夏日的雨水，换句话说，夏季的雨水养活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

周期性、反复出现且自然发生的季风，似乎是历史之外的东西。但季风已经改变，它们不断变化。从最长的时间尺度上看，季风在“数百万年或数千万年”里发生了改变。以世纪为单位，亚洲的夏季季风在温暖的间冰期增强了，比如在13世纪中叶结束的中世纪温暖期；在地球温度降低的时期则会减弱，如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小冰期。季风模式甚至在更短的时期内都不一样，过去50年间的改变尤其快速。这些转变通常与全球气候系统的其他部分变化有关，包括北大西洋的热传输系统，太平洋的厄尔尼诺—南方振荡现象。 ²³ 每年的季风都变幻无常。亚洲的农业非常仰赖季风，只要季风来晚一点，就可能影响收成；许多语言中的俗语都提到了季风延迟一周或一个月造成的后果。季风变化的持续加剧，可能是气候变化的结果之一。

规律的甚至是可以预测的季风，使得孟加拉湾比其他许多海域更容易横渡。这个地理特征形塑了这里的历史。对早期的水手来说，季风是个威胁，但也是助力。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用印度-阿拉伯式的传统船只横渡孟加拉湾，这类船只在整个印度洋寻常可见，从波斯湾、东非海岸到马六甲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踪迹，包括航行在西印度洋的单桅三角帆船、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方舟状多尼船（thoni），以及较小的沿岸船只和筏艇。这些船是用柚木板打造的，再用椰子纤维捆扎，坚固且灵活。 ²⁴ 单桅帆船的三角帆让它们比传统的方形帆更能够迎风航行。在孟加拉湾与马六甲海峡的交汇处，同时可见印度洋的船只和依印度尼西亚传统打造的当地船只，有叭喇唬船（prahu） ⁽⁴⁾ 和舢板。这些小型船只扬着方形帆，载着货物，轻快地沿着地区航线和内陆水道航行。到了14世纪，欧洲人称为舢板（junk）的中国式平底帆船远从南中国海而来，通过孟加拉湾。中国式帆船比印度洋的船只大，可以搭载1000名乘客和船员以及1000吨货物。那种船是平底的，适合在浅水区域航行，而在深海航行时，又可以把龙骨降下来。 ²⁵

几个世纪以来，孟加拉湾都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海上通道。孟加拉湾的外缘位于马六甲海峡。用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cle） ⁽⁵⁾ 的话来说，马六甲海峡把“连绵不断的印度洋与密密麻麻散落着东方岛屿的海域”分了开来。虽然《白鲸》的主角以实玛利试图传达“无所不包的西方世界”那种不可抗拒的活力，但他知道“风前无尽的船只队伍”——每一艘都“满载着东方价值连城的货物”——“在过去几世纪里”，航行在“裴廓德号”（ Pequod ）现在经过的水域。 ²⁶ 马六甲海峡两岸的山脉是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的“脊梁”，保护船只不受风的肆虐。这个屏障让马六甲海峡成为贸易的十字路口：中国与印度、中东与欧洲之间的船只的中转站。这里是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的终点，船只在这里等候季风转向，这让马六甲海峡成为受欢迎的补给站和贸易地点。于是，马六甲海峡成了一个跨越广阔地区的文化交流枢纽，历史学家伦亚德·安达亚（Leonard Andaya） ⁽⁶⁾ 称它是“马来之海”（Sea of Melayu）：“一片从印度延伸到越南的海域”。这里是水的世界，其中“江河和海洋形成统一体”，“陆地构成水体之间的联结”。从泰国和越南的考古证据可知，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珠宝交易，早在公元前很久就很兴盛了。佛教形成连接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沿海地区的“共同文化纽带”。朝圣者带着雕像、纪念物和圣物横渡到海的另一端。 ²⁷

1—10世纪，孟加拉湾沿海地区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南印度处于帕拉瓦王朝的统治下，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日益兴盛。帕拉瓦对于整个东南亚的雕像和神庙建筑都有影响。9—13世纪是这个地区在前现代商业史上的一个高峰，与南印度注辇国（Chola Empire，又名朱罗）的兴衰一致。注辇国是一个古老的王朝，发源于泰米尔区肥沃的高韦里河流域，在9—13世纪达到权力的巅峰，当时他们统治了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在阿亚博勒（Ayyavole）和玛尼格勒曼（Manigramam）等强大商会的带领下，注辇国时代的印度商人扩张了在海外的活动。爪哇的碑文记录了印度尼西亚各城市关于南印度商人的存在；科罗曼德尔的棉织品在绘制或雕刻在爪哇雕像上的服饰上留下了印记。 ²⁸

注辇国的势力在10世纪扩张到印度南部。到11世纪的前几十年，注辇国发展到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拉克代夫，宣告其作为地区海上强权的到来。 ²⁹ 注辇国是第一个孟加拉湾帝国。这个地区成了帝国和商业竞争的战场。三佛齐帝国（Srivijaya Empire）试图挑战注辇国在孟加拉湾的主导地位，想要取得马六甲海峡周边的领导地位，同时向东部的对手爪哇的马打蓝王国（Mataram Kingdom）进军。在东南亚大陆，柬埔寨的吴哥王朝向南扩张，与大越（ ）和占婆（Champa）政权（今越南）竞逐。位于孟加拉湾东北边缘的缅甸勃固王国（Kingdom of Pegu），面朝东西，一方面与锡兰发展佛教联系，另一方面通过陆路将孟加拉湾北部与中国的云南联系起来。与中国的贸易对所有王国都极具价值。中国刚建立的宋朝（公元960年）促进了海外贸易，打破了唐朝衰弱时期内向、排外的政策。亚洲的贸易在10—13世纪迅速发展，这个地区少有地方不受中国沿海商业强大力量的影响。 ³⁰

争取中国支持的竞争在11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1025年，注辇国统治者拉金德拉（Rajendra）发起一场横渡孟加拉湾的军事远征，入侵了三佛齐国的领土。这是第一次有人试图确立对孟加拉湾的制海权；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包括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日本人在内的许多人都会做同样的尝试。注辇国入侵东南亚的理由和路线依然不明确，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三佛齐想要独占孟加拉湾与中国的贸易，于是注辇国出兵报复。也可能是商会想要巩固他们在东南亚的地位，所以迫使注辇国统治者发动远征。 ³¹ 注辇国海上远征的影响似乎不大，过了平静的几年之后，三佛齐的统治者又派了一个大型外交使团到中国。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商业联系在13世纪已经建立，双方频繁地直接往来。考古学家在中国的泉州发现了一个大型的南印度商人社群存在的证据，因为当地有一座建于13世纪左右的印度教寺庙，内有数百尊雕塑。在印度港口纳加帕蒂南，则可见一座三层楼高的中国宝塔的废墟，直到1867年被拆除。

地区强国之间的商业繁荣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特别是欧亚范围内的联结，这是历史学家维克多·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提出的开创性见解。近来的气候学证据表明，9—13世纪的地球暖化，即众所周知的中世纪温暖期（900/950—1250/1300年），在这个扩张过程中扮演协调的角色。通过延长生长季，让热带辐合带南移几度，增强亚洲季风，这种气候异常有助于一段时期内的国家建设、农业殖民、人口增长和海外贸易。大约在1240年之后，“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欧洲、南亚和中国，主要国家都瓦解了，社会和文化分崩离析，人口和经济产出锐减”。这种协同崩溃局面的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是，全球开始变冷，中世纪温暖期的收获量不再，早前因为扩张而造成的社会和政治紧张状态被激化。在中国和南亚，来自内亚（Inner Asia）的半游牧武装军团兴起了新一波的侵略和征服，“严重扰乱了地区政治”。突厥人建立的德里苏丹国，到1231年已攻克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14世纪早期，他们向南扩张到德干和更远的地方，破坏了地区政治的稳定。蒙元入侵并打败了宋朝，于1279年成功统一了中国南北。不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内亚的远征都重新调整了贸易模式，从海上商业转向定居土地与大草原边境上进行的陆上贸易：丝路贸易。 ³² 孟加拉湾周边的一体化程度下降，直到15世纪欧洲的扩张浪潮才复兴和改变了这个地区。

在整个过渡时期，孟加拉湾的商业和文化生活转向新的方向。13—15世纪，伊斯兰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让来自南印度的穆斯林贸易团体获得了新的地位。德里苏丹国把印度置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它的势力在14世纪早期扩张到南印度。说泰卢固语和泰米尔语的穆斯林社群分散在各处，把南亚和东南亚与阿拉伯世界联系起来。当这个地区变成欧洲的势力范围时，穆斯林商人和导师提供了与过去保持连续性的元素，除了早期的佛教文化交流之外，他们为孟加拉湾海岸增加了另一层联结。数个世纪以来，区域间的贸易在物质文化、宗教习俗和宗教仪式方面产生了一种广泛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给南亚和东南亚带来了共享“邻里”的感觉。 ³³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而且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虽然有着不确定和推测，但20世纪30年代在马来亚工作的英国考古学家韦尔斯（H. G. Quaritch Wales）坚称：“不论在任何时期，人们都不能排除来自孟加拉湾对岸或多或少的直接联系。” ³⁴

许多个世纪以来，在多种语言中，孟加拉湾被叫作“注辇海”或“注辇湖”，葡萄牙人则称之为 Golfo de Bengala 。1938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地理学大会上，葡萄牙学者科蒂绍和特薛拉发表了一篇论文《16世纪远东地区最早的记述》，文中讨论了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的手稿《罗德里格斯书》（ O Livro ）。这份手稿现存于巴黎众议院图书馆。罗德里格斯绘制了目前已知最早的孟加拉湾地图。葡萄牙贵族、海军将领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在1512年8月写给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 ⁽⁷⁾ 的一封信中，称罗德里格斯是一位“知识渊博、懂得绘制地图”的领航员。罗德里格斯在“178张规格为263毫米×377毫米的厚白纸”上，画出了从欧洲到中国的路线草图。第二年，他参加了葡萄牙的第一次红海远征。1519年，他率领一支船队参加了葡萄牙对中国发动的一次灾难性的远征。 ³⁵

欧洲的航海家必须依赖当地的航海知识。罗德里格斯绘制关于中国线路的地图时，便是根据从马来航海者那里搜集来的信息。15世纪末的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德·伊本·马基德（Ahmad ibn Majid）是最早记录这些航海智慧的人。伊本·马基德的著作集当地航海智慧之大成，是用他的聪明才智提炼出来的精华。他认为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航海家是最了解孟加拉湾的一群人。他写道：“每个人都对其所在的海岸知之甚详，这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上帝是全知的，但离这些海岸最近的无疑是注辇人，所以我们应该遵循他们的做法，并且利用他们的模拟（ qiyas ）作为指引。” ³⁶ 伊本·马基德认为，季风是可以出港的具体日期。他的专著显示了印度洋各个海域的航行时间表是多么有规律且可预测。他告诫那些想要利用东北季风顺风而行的水手，向西航行的时机必须恰到好处，因为他们要穿越孟加拉湾，从东南亚回到东印度。他建议这些船员不要等到季节的后半段才出发，并提醒他们1月初之前东北季风通常还没有到达苏门答腊岛。他告诫船员注意季风在3月和4月的转向，那时风向特别不可靠，还要警惕10月和11月可怕风暴带来的威胁。

数百年来，伊本·马基德的著作都是水手们的可靠指南。到了18世纪，欧洲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当时的航海知识。1772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托著名的制图师达尔林普尔（Alexander Dalrymple）绘制孟加拉湾的海图时，后者声称：“这件事真是太奇怪了，大家都觉得欧洲人和孟加拉地区已经往来很长一段时间了，可迄今为止却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详细孟加拉湾海图出版。” ³⁷ 葡萄牙的地图不再适应现代制图的要求。英国想要将他们对这片海洋的知识正式化并加以扩展，其中有很明显的政治动机。达尔林普尔推断：“整个科罗曼德尔海岸现在都在英国政府或其友邦和同盟的势力范围下，应该是对它进行全面调查的最佳时机。” ³⁸ 虽然英国人热衷于贬低葡萄牙人先前的成就，但他们的参考书目中到处是葡萄牙文和法文手稿，这些手稿本身就充满了（借用或盗取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爪哇人的专长。如同乔杜里所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水文学者最大的成就，就是归纳理论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并把它们与海员的实际经验相结合。”到了17世纪，英国和荷兰的航海地图超越了葡萄牙人所绘制的；东印度的船长们“接受精心训练，以学习前往印度洋的航程必须遵循的通则”。 ³⁹ 他们对于孟加拉湾的知识是慢慢积累起来的。1787年一份可用地图清单中，详细列出一系列草图、视图（views）和海图，这是随着当时的探测活动的增加和航海技术的进步积累起来的。 ⁴⁰ 航海计时器改善了精密度，船员可用来正确计算时间。实验过程则推展了孟加拉湾的航行指南：它们反映出许多航行的实践知识，这些都被保存在航海日志中供后世参考。 ⁴¹

随着英国势力的扩张，科学知识的日新月异，1879年的《孟加拉湾领航员》（ Bay of Bengal Pilot ）一书中已编纂了地图和航行指南，该书此后有数次修订，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这是英国海军部出版的几本指南之一，其他还有东方群岛、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的指南。萨默萨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写道：“这些事务性质的书”并没有因它们“绝对的实用取向而减少了诗意，就像充满香料的微风刺激着你的感官……当你走近东方海面的一些神奇岛屿时，书页间弥漫着甜甜的香气。” ⁴² 《孟加拉湾领航员》的忠告和建议，沿用了几个世纪。它说明了季风是如何加快或阻碍这段横渡航程的。它包含了许多一般性的指示：在任何时候，“尽可能保持在安达曼群岛以西”；在科罗曼德尔海岸，东北季风期间在港口北部靠岸，西南季风时则在南部靠岸。 ⁴³

气旋的威胁也不容小觑。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船员开始对孟加拉湾的气旋进行系统性的观测，这引起了气象学者和航海家的兴趣。创造“气旋”一词的皮丁顿船长退休后，不辞辛苦地汇编了大量观测资料，这些资料构成了孟加拉亚洲协会杂志的主要内容。皮丁顿出版的“美好同盟号”（Belle Alliance）航海日志，证明了在横渡时遇上风暴是多么危险的事。从印度的马德拉斯 ⁽⁸⁾ 前往加尔各答途中，气旋将这艘船吹得偏离了航道，驶往海湾中央。那是1840年4月底，季风转换后期，开始吹西南季风。4月30日凌晨1—5点，船员觉得“风力逐渐增强，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到了6点，船只“前倾得很厉害，海上波涛汹涌”，强风“吹走了艏帆斜桅”。几个小时后，船员只好孤注一掷，切断前桅和主桅，否则船只将“倾覆并沉入深渊”。航海日志中重复着“狂暴而混乱的海”的诅咒。一段“突然的平静”之后，这艘船再度受到“最可怕的狂风暴雨”的重击——气旋风就是这么变幻无常。直到午夜过后，才恢复表面上的平静，出现了“浓雾天气”。“美好同盟号”及其船员很幸运：他们得以活下来，继续前往加尔各答的航程。 ⁴⁴ 随着关于孟加拉湾气旋的记述越来越多，航海家开始寻找安全通过孟加拉湾的通则。经验老到的毛里求斯船长布雷布纳在19世纪80年代写道：“船员在海湾的（季风）季节航行，必须随时确保处于完全准备的状态”，保持高度警觉，“小心观测气压计，注意任何刮风起浪的迹象，如果气压计指标下降，天气又变得阴暗，就可以确定是气旋风暴的前兆”。 ⁴⁵

这种航海智慧似乎永不过时。17世纪末的航海建议和观察，与19世纪中叶的记述并无二致。《孟加拉湾领航员》第一版出版时，人们并不知道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将大幅缩短横渡海湾的空间和时间。汽船的兴起完全改变了风和海洋的关系，如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所言：“与其说是一场竞争，不如说是对海洋的蔑视。”蒸汽动力让航行不受季风影响。康拉德把汽船对于自然的“蔑视”和帆船对自然的敬畏进行了对比，“近乎无形的神奇力量，由赋予生命亦带来死亡的风的鼓舞而生生不息”。 ⁴⁶

20世纪20年代，孟加拉湾首次被飞机穿越。英国和荷兰的探险任务随着1927年一架荷兰飞机抵达巴达维亚 ⁽⁹⁾ 达到顶峰。1931年10月1日，“航空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之一”，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开通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巴达维亚的定期航班，运送4名付费旅客，飞行时间是81个小时。从加尔各答开始，飞行路线沿着孟加拉湾的弧形海岸，一路从阿恰布 ⁽¹⁰⁾ 、仰光、曼谷、棉兰、巨港 ⁽¹¹⁾ 到巴达维亚。1933年，荷兰皇家航空把航线延伸到新加坡。它的竞争对手英国帝国航空公司当时还没有飞得那么远。 ⁴⁷

次年，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医生、业余飞行员、日后的美国地理学会主席理查德·赖特（Richard Upjohn Light）驾驶一架贝兰卡火箭机型的水上飞机横渡孟加拉湾，这是他环游世界2.9万英里旅程的一部分。毕业于耶鲁大学电气工程系的无线电技术专家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与他同行，威尔逊之前完全没有飞行经验。赖特坚信，“除了高度和温度，飞机无法识别任何地理位置”。但季风还是决定了他的旅程。他提到“季风的到来，迫使计划改变，现在不可能用水上飞机绕过印度半岛南端了”。虽然有先进的导航技术帮忙，但赖特还是有赖于船员那些可靠的指引：海图和灯塔，加上令人安心的陆地。规划飞越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入孟加拉湾的河口前往阿恰布的路线时，赖特“利用海湾远处的一艘灯塔船”检查了飞机所在的位置，并且“很快一眼观察到可以作为数千英里行程指引的岩石海岸”。但赖特在空中是通过航拍这种新的方式来描绘那条弧形海岸的。他的影像描绘出从河口三角洲人口稠密的耕地，到险恶又有利可图的边疆丛林的转变。他是第一个从空中捕捉到“交通繁忙”的伊洛瓦底江的人，当夕阳冲破一团乌云时，江水闪耀着波光。 ⁴⁸

孟加拉湾标示出印度教世界的东部边界。印度教神话中有四个达姆（圣地），分布在印度次大陆的四个角落：巴德里纳特、普里、拉梅斯瓦拉姆和德瓦尔卡。普里位于奥里萨海岸，面向孟加拉湾。拉梅斯瓦拉姆岛是四个圣地中最南端的一个，印度次大陆在此伸入海中。哈佛大学教授戴安娜·艾克（Diana Eck）写道，今日一如既往，“朝圣者的足迹创造了一片生动的风景”。拉梅斯瓦拉姆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扮演关键的角色，罗摩就是在那里建造了通往兰卡岛的桥，救出了当时遭兰卡暴君罗波那囚禁的妻子悉多。许多印度朝圣者认为，参拜完恒河边最大的圣城瓦拉纳西（贝拿勒斯）之后，应该前往拉梅斯瓦拉姆。今天，拉梅斯瓦拉姆庙接待来自印度各地的朝圣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在孟加拉湾进行宗教沐浴仪式，为朝圣之旅画下句点。再往南一点，印度次大陆南端的科摩林角是印度海岸守护者、女神库玛丽的居所。印度东海岸到处都是圣地，印度的河流在那里与它们的“主人”——海洋汇合。 ⁴⁹

不过，印度人神圣的想象早已超越了印度次大陆，跨过了东边的海洋。对古老的印度故事讲述者来说，这片海洋在横渡的尽头预示着危险、诱惑和数不清的财富。海的那一边是“黄金大地”素万那普，堪称“东方的黄金国”。南亚的故事文学，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喜欢描述早期前往东方的旅行者的“冒险精神和贪婪特质”。 ⁵⁰ 孟加拉湾的想象力来源于它的狂暴。

要到达黄金大地，就必须横渡孟加拉湾，克服它的危险。那片“黑水”中栖息着邪恶的怪兽。海里的恶魔威胁着要吞噬全部的船只。佛教的本生（Jataka）——佛陀前生的故事可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是这类故事的丰富来源，其中一则是波拉伽纳加王子前往黄金大地的故事。波拉伽纳加王子的父亲遭兄弟篡夺王位，他试图夺回王权。王子和母亲一起遭到流放，他说：“我要前往黄金大地，在那里发财致富。”他的母亲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提醒道：“大海难有成功之机，却充满危险。”王子横渡孟加拉湾时，果真碰上了灾难。“航程中狂风大作”，船的“甲板塌陷，水越涨越高”，“船开始没入海洋，船员悲痛哭泣，向各自的神灵祈祷”（亚洲航海者的宗教多元，早期的祈祷方式便是如此）。船渐渐下沉，但王子信念坚定，紧紧靠着“直立”的桅杆。船员们“成了鱼群和海龟的食物，周围的海水染成了血红色”。王子在那次磨难中幸存下来，他“穿过宝石色的波浪”，横渡“如一大片黄金”的海洋。

途中，王子邂逅了众神的女儿玛尼梅卡拉，她是这片海洋的守护者。一开始，她怀疑王子坚韧抗逆的能力：

在这片深不见底、漫无边际的荒海中，举目不见海岸
汝竭力搏斗亦枉然——于此海中央惟死一途。

王子让这位海洋的守护者相信，他不会“屈服”于这片狂暴的海域。玛尼梅卡拉赞赏了他的勇气：

那如此英勇无惧对抗这狂暴无际之海的人
既无畏于被赋予之任务，亦勠力于召唤汝之职责
随心之所向，无任何阻碍可挡。 ⁵¹

这片海在被命名为“孟加拉湾”之前，它只是“狂暴无边的海洋”。

本生不是仅有的渡海试炼的传说。在另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11世纪的印度传说故事集《故事海》（ Kathasaritsagara ）中，古娜瓦蒂公主在从吉打前往印度的途中，遇上海难，远离金岛（Suvarnadvipa）的海岸。 ⁵² 早期中国的旅行者从印度前往中国时，也面临这条海上公路的狂风暴雨。5世纪时，佛教朝圣者法显从中国前往印度。他在413年自这片佛国净土返回，从锡兰横渡孟加拉湾到爪哇。他搭乘一艘“载有约200人的大型商船”离开锡兰。启程两天，船只遇上了风暴，出现危险的裂缝。那场风暴“持续了13个昼夜”，最终船在一座岛上找到了避风港，船员得以在那里修复船只。法显告诫说：“此海多海盗，落入其手者将一去不返。”他认为孟加拉湾是“无边无际的”，“不可能区分东西”，且“在黑暗的雨日，须于起风前出发，不知风向”。在“暗夜”中，任何横渡这个海湾的人都会看见“一波又一波的巨浪，闪耀如火，亦可见各种各样的海怪”。90天后，法显抵达耶婆提国（可能是爪哇）。由于季风转向，他被困在爪哇，直到第二年5月，才终于启航返回广州。 ⁵³

20世纪尚存的民俗传统同样把孟加拉湾描绘成一个充满恐怖和冒险的地方。获得拉塔努拉里研究奖学金（Ramtanu Lahiri research fellowship）的人种志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记录了东孟加拉地区农村的民谣。这些孟加拉歌曲提到那片大海时，都说它是“可怕的海湾”。这些民谣将海浪描绘为“像山峰一样高”。海洋暴怒时，船“被抛得很高，又被丢到最低点”，而“扬起风帆的船只被风吹着走，很难保持方向”。孟加拉国口耳相传的传统逐渐演变成人类与自然界的恐怖：葡萄牙的“海盗”，哈马德人（Harmads），尤其是一个威胁。这片海洋“难有机会”且“充满危险”的传说中，还加入了帝国劫掠的历史。“在这无边无际的深海中，哈马德人令人恐惧”；他们潜伏于海湾，“掠夺船只”，“沿海的船长们惶恐战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香料贸易出乎意料的逆转，当地渔民掌握了大量的胡椒，那丰厚的利润吸引了葡萄牙炮舰来到印度洋，也让哈马德人杀红了眼。 ⁵⁴

到了20世纪，横渡孟加拉湾已变得司空见惯，随之而来的是幻灭。虽然只有极少数的特权阶级才可以体验浪漫的飞行，不过每年都有数十万人搭船横渡这片海洋。他们的航程受到了一个由卫生检查员、船上的护士、地方行政官，以及领有执照的厨师组成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控制。航行速度变快了，海难少见了，船上的条件也改善了，但晕船和迷失方向还是难免。人们从甲板上初见东南亚工业化、忙碌、整齐划一的现代码头时，跟康拉德的小说《青春》的主角马罗（Marlowe）初见“东方”那种令人迷醉的回忆大异其趣：“我总是从一艘小船上看着它，清晨望去，远处是一道高耸的青山轮廓；中午像淡淡的薄雾；日落时分是一堵参差不齐的紫墙……然后我看到了海湾，一个辽阔的海湾，平滑如镜，光亮如冰，在黑暗中闪着微光。” ⁵⁵ 相比之下，当日本的“土佐丸”在1916年驶进港口时，站在甲板上的泰戈尔远眺仰光的天际线，看着冒烟的烟囱说：“缅甸看起来就像躺着抽雪茄。”行近仰光的码头时，泰戈尔说它们像是“许多丑陋又巨大的铁水蛭”。 ⁵⁶

博希（M.K.Bhasi）的叙述比较平淡无奇，他是一名教师，20世纪40年代末从马德拉斯前往新加坡追寻更好的生活。槟榔屿让他第一次瞥见了东南亚城市，他虽然只在当地短暂停留，但还是留下了一点印象。博希回忆道：“在槟榔屿的时候，我们只允许下船几个小时。我们只是搭出租车之类的，四处走走。”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不同种族”的人。这“在我以前的村子很罕见，甚至在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 ⁽¹²⁾ 或马德拉斯也看不到，它们没有这么世界主义”。 ⁵⁷ 横渡孟加拉湾后，他到了一个“多元社会”。

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写道：“大海是一样的，除了它的历史。” ⁵⁸ 印度洋远比大西洋更早全球化。商人一路从中国漫游到阿拉伯半岛，在沿岸的港口城市安顿下来，开设商店，与当地人通婚，把香料、珠宝、大象和马匹运到遥远的地方。共同的信仰让陌生人之间产生了信任；在信仰有争议的地方，则由其他仪式来巩固联结。第一次有人跨越大西洋之前的数个世纪，朝圣者已从印度尼西亚群岛和印度前往沙特阿拉伯西部的汉志，或是跟随佛教徒的脚步，从中国和日本前往印度和斯里兰卡，奴隶亦被迫穿越这片海洋。船员们对季风的掌握越来越精确。人们会说多种语言，有些语言打破了族群的藩篱，如阿拉伯语、马来语、斯瓦希里语。在最宏大的尺度上，印度洋把许多文明联系在一起，让它们不再壁垒分明；或许，这些文明从来不是那么纯粹且封闭的。 ⁵⁹

从21世纪初这个有利的时间来看，这个世界让人感觉莫名的熟悉，这是一个精通多国语言的商人和跨文化婚姻的世界，一个长距离旅行司空见惯的世界。印度洋的过去在一个“非常新但又非常古老的框架下”重塑了当代全球化。与此同时，这段过去也让人非常陌生，这也说明了为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关于印度洋世界的学术研究。印度洋的许多历史让人联想到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世界，进行着贸易和跨文化交流。故事通常结束在葡萄牙炮舰把暴力带进这片和平的海洋，瓦解了它自古以来的联结；或者说它的终点是民族主义的胜利，民族主义将政治归属根植于欧洲征服者所划定的疆域内。显然，印度洋殖民时代以前的历史很容易（有时也难免）被浪漫化，早期的暴力事件和昔日的掠夺行为被轻描淡写地带过，以维持一个平衡的世界。

后殖民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让整个地区之间的联结加速瓦解，哀痛地见证了20世纪晚期的后殖民世界中，愈发严重的宗教暴力和自相残杀的血腥战争的来龙去脉。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的《在远古的土地上》（ In An Antique Land ）有一个重要的场景，一位年轻的印度人类学家（高希自己）和一位埃及伊玛目陷入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最后变成在20世纪80年代两国军力强弱的讨论。高希写道：“伊玛目和我都参与了我们最终的失败，几个世纪来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对话走向了终点：我们证明了这种语言的胜利是不可逆转的，它已经篡夺了人们曾经讨论过他们分歧的所有其他语言。”高希在书的另一部分提到了这种早期的“对话”，通过讲述12世纪犹太商人亚伯拍罕·本·易尤（Abraham bin Yiju）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这种对话，他的信件详述了他在中世纪横渡印度洋世界的旅程。这些信件被保存在开罗藏经库。但或许这种“失败”从未真的发生。进入欧洲统治世界的时代之后，印度洋仍然是学者、朝圣者、商人和记者往来的通道，是一个有着自己的节奏、源源不断的思想的“跨区域舞台”。在印度洋的港口城市，亚洲人与欧洲人、穆斯林与传教士、佛教徒与理性主义者的相遇，孕育出一种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相互竞逐的普世性。 ⁶⁰

数个世纪以来，商业和文化为整个印度洋地区建立了一种“强烈的一体感”，对于那些以海洋贸易为生的人来说，远海的沿岸地区往往比他们自己的内陆地区更亲近，不管是在文化上、经济上，还是想象上。然而，印度洋东西部分（我们称之为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各自内部的整体性比整个印度洋更紧密。阿拉伯海的网络让西印度海岸与波斯湾、东非及南印度洋的岛屿更紧密连接；孟加拉湾的商业和移民网络，则连接起东印度和东南亚的大陆及岛屿。 ⁶¹

但令人意外的是，印度洋的历史大多没有提到孟加拉湾，只着重海洋的西部；这一点让人不解，因为相较于印度洋其他任何地区，孟加拉湾海岸之间的联结更紧密。孟加拉湾在广大印度洋海域中的特殊性，来自让其海岸联结在一起的规模庞大的移动。这种移动在19世纪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变化。横渡孟加拉湾的人数远多于印度洋其他任何地区。1840—1940年，近3000万人从印度海岸出发，除了其中的200万人，所有人只在东印度与锡兰、缅甸、马来亚之间往返。这完全是一种围绕孟加拉湾的来回迁移。劳工的迁移反过来让这个地区在经济上成为印度洋世界最具生态意义的重要部分。

孟加拉湾之所以被忽略的一种解释是，学者对伊斯兰如何将印度洋连为一体的兴趣，已把注意力转向关注南亚与中东之间的联结。不过，横跨印度洋东部的伊斯兰联结比起西部毫不逊色：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客商和教师，加深了伊斯兰在整个东南亚的影响力。在欧洲帝国的统治下，印度（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前仆后继横渡孟加拉湾。毫无疑问，伊斯兰提供了一种文化和仪式脉络的联结，让印度洋社会成为一个整体；但有数百万横渡印度洋的人并非穆斯林。这个地区在印度洋与中国海域之间也有非常多紧密的联结。孟加拉湾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起源于它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走廊，且在今天依然如此。19世纪和20世纪，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移民从印度横渡孟加拉湾时，他们遇到的不仅有东南亚人，还有富有而复杂的海外华人社会。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以及遍布其中的印度和华人的移民世界汇聚于马来半岛，那里是我们故事的东部舞台，许多活动在那里发生。横渡从来不是顺畅无阻的，文化交流会带来多么丰硕的成果，就会有多大的危险。在现代世界，印度洋的世界主义杂乱无章，且常因压力而分崩离析，它发展成一种住在异乡人世界所需的文化反应，它表现在世俗文化中、城市社交的不成文惯例中、风景的形态中，以及诗人和空想家的作品中。

海洋的历史势必会遇到海洋与陆地、淡水与咸水、构成大洋的不同海域之间的边界问题，从这个问题来看，“其他所有东西都是流动的”。 ⁶² 这些界线通常很模糊，而且随时在变。根根国际海洋学委员会的严格定义，孟加拉湾的南部边界位于尼科巴群岛的南端，与苏门答腊北缘交界。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书写孟加拉湾却不提马来半岛毫无意义。但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孟加拉湾的范围可能更大。布罗代尔曾写过全球化的地中海：16世纪时，它的“世界范围远至亚述群岛、新大陆、红海以及波斯湾”。同样，我们关心的是全球历史中的孟加拉湾。试举一个例子：20世纪20年代，马来亚是美国汽车工业所需的橡胶最主要的供应地，而大部分的橡胶是横渡这片海域的印度移民开发的；有一段时期，孟加拉湾在亨利·福特革命及渴求石油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不论在哪个阶段，孟加拉湾的生活都由其嵌入更广阔的印度洋、贸易和文化在洲际范围内的联系所塑造，由扩张到全球的帝国的权力和暴力来支撑。

那么这片海洋本身又如何呢？奥尔罕·帕慕克写道：“大多数小说家觉得，读一本小说的开头几页，就像是进入一幅风景画。” ⁶³ 大多数海洋史家一开始会先描绘一幅海景。布罗代尔坚称，这不只是一个背景。他提到，毕竟“船只航行于会随季节改变的真海上”。但在他的印度洋历史中，乔杜里引用布罗代尔的话说，海洋的历史是一部“一切改变都很缓慢的历史，不断重复、反复循环的历史”。如果这片海洋有历史，那就是一段“深沉且半静止”的历史。 ⁶⁴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这样描述布罗代尔的第一册史诗，这是一部“以地中海为英雄的地缘史学”。然而，这个主角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动的：人类的冒险都以这片一成不变的海为背景。利科写道：“此刻，这片水域，它们的沿海地区和岛屿，就在这里”，不过，“它们也因为人类和他们的航海活动进入了这段地缘史学之中”。 ⁶⁵

以周期性生命来说，孟加拉湾比地中海更富戏剧性，每个月的变化都比上个月更大。每个季风季节，孟加拉湾东北岸靠近吉大港的海平面会出现平均4英尺的上下波动，这是“世界上波动最大的纪录”。 ⁶⁶ 孟加拉湾每一年、每一季都变动剧烈，但变化不只是季节性的。海洋——它的洋流、海岸线——在上千年时间里慢慢改变：洪水侵蚀着海岸；随着红树林区范围的扩大，沙洲也位移了。这类改变在20世纪发生得越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速。人类干预所造成的影响，在20世纪变得如此显著又意义重大，以至于它们开始重新塑造海洋，打破了孟加拉湾“不断重复”和“反复循环”的局面。 ⁶⁷ 海岸线的地貌首先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大幅地改变。帝国时代的大量移民把热带的东南亚变成了商品的洪流：马来亚的森林被由横渡孟加拉湾而来的泰米尔工人清理并重新种植，渡南海而来的中国劳工开采锡矿。有一段时间，南印度的山谷似乎直接通往东南亚的边界，劳工汇成了一条大河，流入孟加拉湾。一直到20世纪，陆地上的改变对于海洋几乎还没有什么影响。20世纪50年代开始（更大的力量则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片海洋显现出人类活动的影响，它堆积了大量垃圾，渔获减少，温度升高导致海平面上升。孟加拉湾不再是原来的孟加拉湾了。

海洋的这些转变是移民、帝国扩张和技术变革的历史所造成的结果，这是意料之外的，也是不可预料的，这些转变让孟加拉湾沿岸地区联结在一起，然后又把它们分开。孟加拉湾的自然史与它的人类历史密不可分；在20世纪，环境史与移民史紧紧相扣。

环境史学家明确警告我们要提防“腹语”：想要为海洋发声或为鱼类发声，却只是把人类的理解或幻想投射在它们身上。 ⁶⁸ 本书不是想让孟加拉湾“说话”；只是不想把这片海洋看作不过是一个被横渡的空白空间。 ⁶⁹ 孟加拉湾是有生命的。这片海洋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以及这一历史对海洋造成的后果，值得人们比现在更认真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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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荷兰人类学家，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著有《孟加拉史》《孟加拉的边疆：超越东南亚的国家与民族》等。

(2) 著名的印度裔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专攻南亚和印度洋研究，著有《一百条地平线：全球帝国时代的印度洋》《现代南亚：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等。

(3) 智利当代著名诗人，1927年起在外交界供职，先后任驻科伦坡、雅加达、新加坡的领事或总领事。

(4) 一种多橹轻快帆船。

(5) 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白鲸》是其代表作。

(6) 美国夏威夷大学东南亚史教授，著有《马来西亚史》《马六甲海峡的贸易与族群》等。

(7) 指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

(8) 今金奈，坐落于孟加拉湾沿岸，是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府。

(9) 今雅加达，印度尼西亚首都。

(10) 今缅甸若开邦首府实兑。

(11) 今印度尼西亚南苏门答腊省首府。

(12) 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首府。 5H2XdP6DK5hGOThLtQTj9FEsDXMMsWmYDP4Zsl97yh2T+Pop9r1gor9VMZko5AUw

第二章
辽阔海洋的商业中心

从印度的本地治里开车往南几个小时，会抵达一个不起眼的小镇纳格尔（Nagore）。这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印度出现了新的繁荣。泰米尔纳德邦海岸受到孟加拉湾冲刷，2004年印度洋发生海啸时，这里是受创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我4年后造访该地时，看到了许多那场灾难的遗迹，主干道两旁仍进行着修复工程。这也提醒了我们更加遥远的过去。《孟加拉湾领航员》是这么描述纳格尔的：“从海上便可以看出这个小镇的位置，因为它有5座名闻遐迩的清真寺塔楼，早在它们附近的低海岸出现之前，就能看见那些白塔”；一个世纪后，那些宣礼塔还是地平线上最突出的风景。 ¹ 这座“名闻遐迩的清真寺”是圣人沙乌哈密（Shahul Hamid）的圣陵（Dargah），建于17世纪。

圣陵的建筑群好像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小镇。通往第一个庭院的通道两旁都是摊位，出售CD、念珠、垫子、布料、橡皮球、玩具、风筝、糖果和饮料，还有一些上面印了图案的金箔片，受伤的腿代表康复，船则象征一路平安。这座圣陵的访客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他们来自附近地区，也可能远从中亚而来。居住在圣陵里的人群让我印象深刻。有些人负担不起出租的简陋房间，就这么躺在地板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根本动弹不了，显然身体虚弱。这座圣陵仍然是个疗愈之地，庭院中的植物以其疗效而闻名。当我和负责接待的亲切的管理人员走过院子时，他告诉我这座“穆斯林”圣陵中有多少印度教徒在此做礼拜。听到商店的扩音器播放着印度教的祈祷歌时，他告诉我：“你在这里听到的音乐，在其他任何清真寺都听不到。”他向我展示了信徒捐赠的部分建筑群，包括两座宣礼塔和一扇通往内殿的金色大门。纳格尔圣陵一直以来是跨区域宗教群体的摇篮，它也成了纳格尔与东南亚之间有着长久联结的纪念。 ²

数个世纪以来，当地的商人已经将科罗曼德尔海岸与东南亚连接在一起。来自印度切蒂亚尔、信德和古吉拉特的经商者，和纳格尔及纳加帕蒂南的泰米尔穆斯林商人一起，旅居在马来世界的港口城市。欧洲的贸易公司受到孟加拉湾的商机吸引，从15世纪开始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欧洲人前往和横渡孟加拉湾的路线，沿着在他们之前的印度、马来、阿拉伯和中国船只的路线。欧洲人带来新的领土、法律和宗教使命的观念，他们对于人类的差异（包括“种族”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看法，管理这种差异的方式也不同。他们对于土地提出了新的需求。为了追求利润并巩固垄断地位，欧洲贸易公司用利诱或武力的方式来扩大和提升生产。他们对于地球资源的胃口越来越大、毫无节制，包括香料、木材、养活工人的食物，以及为船只提供动力的煤炭。

孟加拉湾沿岸的土地不是欧洲新来者按照自己意愿来改造的白纸。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孟加拉湾地区已经交通繁忙，聚集着家族企业和商业关系。欧洲人在亚洲商业世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贸易层，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进入19世纪时，英国成为第一个称霸孟加拉湾的强国。但即使是英国的控制，也必须依赖亚洲长久以来建立的、相对独立的贸易网络。直到19世纪后半期的“帝国主义巅峰”年代之前，都不应该夸大英国的统治地位。尽管英国试图迫使当地航运商无以为业，离纳格尔不过几英里远的纳加帕蒂南还是保有“与新加坡、槟榔屿、仰光和毛淡棉（Moulmein） ⁽¹⁾ 相当程度的贸易”，而且“当地150吨—700吨级的船只，每年都会载运超过3000名乘客到缅甸和新加坡的港口”。英国的观察者发现，纳格尔的穆斯林商人“与槟榔屿、苏门答腊海岸、毛淡棉和仰光进行着大量贸易，从那些地方进口柚木来修复船只”。 ³ 在这些港口，亚洲商业的旧世界与扩张中的欧洲帝国世界相遇了。它们通过孟加拉湾的路径是交叉的，有时还会在税金、垄断、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上发生冲突。 ⁴

伊斯兰教横渡孟加拉湾的路径有许多种。到了公元8世纪，阿拉伯经商者已经沿着科罗曼德尔海岸定居，并带来了他们的信仰。南印度和其他地方一样，苏菲神秘主义者将伊斯兰教传到内陆。 ⁵ 伊斯兰教徒在南部海岸的贸易城镇建立了据点，包括凯埃拉卡赖（Kilakkarai）、卡耶尔帕蒂纳姆（Kayalpatnam）、纳格尔、纳加帕蒂南、波多诺伏（Porto Novo）、开利开尔（Karaikal）和布利格德（Pulicat）。13世纪晚期开始，伊斯兰教在海湾对岸扩大势力范围：它的第一个据点是苏门答腊北部的巴赛王国（Kingdom of Pasai）。14世纪，在马来半岛北部、爪哇岛东部和菲律宾群岛南部的部分地区也相继出现，这些拓居地形成了一个由信仰和商业联结起来的世界。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扎根的转折点出现在15世纪初，这个地区最主要的贸易中心马六甲在1419年皈依。1400—1650年，见证了东南亚“伊斯兰教最大的成功”。 ⁶

研究东南亚的欧洲学者热衷于寻找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的“起源”。刚开始认为是阿拉伯经商者和移居者把伊斯兰教带来的，但后来人们推测他们与孟加拉湾有直接联系。没有一个单一的起源可以解释伊斯兰教何以能在东南亚这样多元化的区域传播。伊斯兰教从许多不同的来源来到这个地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华人，并通过四处游历的学者、有感召力的神秘主义者、勇敢无畏的商人，在海湾和阿拉伯海传播开来。宗教变革的推动者通常是东南亚人，他们与中东做生意或前往当地，然后带着新思想回国。 ⁷ 近代早期的南亚和东南亚形成了一个共通世界的一部分，借由神圣的经文、引文和译本的传播联结在一起——也通过阿拉伯语联结在一起。里奇（Ronit Ricci）通过研究伊斯兰重要经典《一千个问题》（ Book of One Thousand Questions ） ⁽²⁾ 的泰米尔语、马来语和爪哇语译本发现，共同的文献衔接起孟加拉湾的“阿拉伯国际都市”。这一文化领域随着特色鲜明的伊斯兰地方文化的发展而扩大，独特的阿拉伯文字和词汇在当地扎根。 ⁸

人口的流动就像经文的传播一样，为整个孟加拉湾建立起伊斯兰教的联结。15世纪和16世纪，这个地区散居着波斯商人、文士、诗人和行政官员，他们控制着印度默苏利珀德姆（Masulipatam）的贸易，担任泰国阿瑜陀耶（Ayutthaya）和缅甸阿拉干的宫廷顾问，引入波斯语作为孟加拉湾两岸政治中的行政语言。来自哈德拉毛（位于也门）的阿拉伯离散社群甚至走得更远，500年间，哈德拉毛人形成了跨越印度洋的商人和宗教学者的克里奥尔（Creole）离散社群。杜克大学教授何盈兴（Engseng Ho）写道：“哈德拉毛人和他们的后裔成了斯瓦希里人、古吉拉特人、马拉巴尔人、马来人、布吉人、爪哇人和菲律宾人，他们成为各地的原住民。”朝圣之旅和家世谱系让他们与哈德拉毛的家乡产生联系，也与各地的哈德拉毛人有了联结。何盈兴写道，一个“网络的串联”让哈德拉毛离散社群“把迄今四散分居的人们聚集在单一家族和单一宗教中”。这些网络是“不对称的”：虽然哈德拉毛人的儿子会走遍印度洋与当地女子结婚，哈德拉毛人的女儿却无法离开家乡。 ⁹

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泰米尔穆斯林也在印度洋周边建立了一个持久的文化和商业网络。与其他任何群体相较，他们都更集中于孟加拉湾周围地区，他们在那里的网络最深、最广。这个社群的中坚分子被称为玛拉依喀雅尔（Maraikkayar），得名自泰米尔语 marakkalam ，意思是“船”，代表他们的航海传统。沿海的玛拉依喀雅尔社群因为与西亚进行马匹贸易而兴盛，他们控制了科罗曼德尔海岸和锡兰的珍珠及贝壳水产业，在那里的势力堪与葡萄牙人匹敌（而且往往超越他们）。他们接着转向纺织品贸易和航运。比玛拉依喀雅尔人地位稍低的是被称为勒巴依人（ lebbai ）的泰米尔穆斯林。许多观察者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群（甚至是种姓），但最近一位仔细研究泰米尔穆斯林社会的学者提出，勒巴依只是宗教称谓，指的是“下级学者或受过教育的一般信徒”。 ¹⁰ 精英穆斯林和一般穆斯林之间存在着互惠但不对等的关系：作为赞助者和客户、雇主和雇员以及横渡孟加拉湾的同行者。

几个世纪以来，玛拉依喀雅尔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根植于泰米尔语，同时拥抱一个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里奇写道，泰米尔穆斯林“对泰米尔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突破了既有题材的限制，并引进新颖的组合和崭新的模式”。17世纪著名的泰米尔穆斯林诗人普拉法（Umaru Pulavar）的作品《先知的生平》（ Cirappuranam ），概括了这种文化多样性。普拉法的作品属于“印度教形式的穆斯林创作”，他的创作受到希达喀尔迪（Sidakaddi）的资助，并受著名学者沙达喀尔杜拉荷教长（Sheikh Sadaqatullah）的指导。希达喀尔迪是数一数二的玛拉依喀雅尔商人，与印度的拉姆纳德（Ramnad） ⁽³⁾ 宫廷走得很近。它将阿拉伯的先知传和印度史诗结合在一起，用泰米尔的文学传统来讲述先知的生平。他的诗作也受到康潘（Kampan）创作的泰米尔版《罗摩衍那》的影响。在结构上，它属于诗——抒情诗连接在一起的叙事。 ¹¹ 用混合的形式和词汇来描述融合在一起的神圣景观。《先知的生平》开篇描写了泰米尔乡间的水稻景观，取代了阿拉伯的沙漠风景：

成群结队在田间工作的人们聚在一起歌颂大地。
他们的右手摇晃着发芽的种子并把它们撒满了土地。
它们如金色的雨般洒落在地上。 ¹²

随着科罗曼德尔海岸泰米尔穆斯林的旅行，他们的神圣之地扩张到印度洋的东部和西部。

泰米尔穆斯林定居在吉打、亚齐和爪哇，他们的贸易范围遍及广袤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他们的旅程留下了一些文字碎片。马来编年史常常提到南印度的穆斯林教师、经商者和圣人。《马来纪年》（ Sejarah Melayu ）是16世纪马来半岛统治者的家谱（根据马六甲早期编写的一部编年史写成），详述巴赛人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一位来自马巴尔（Ma’abar） ⁽⁴⁾ 的印度特使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密谋于马六甲宫廷的一起决定性事件中，一位叫穆达利尔的泰米尔穆斯林参与其中，他掌管港口，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穆达利尔和国王的顾问本达哈拉是死对头，两人发生金钱争执后，本达哈拉对穆达利尔说：“就知道不懂规矩的（泰米尔）吉宁人（Kling）会做出这种事！”在一个叫基杜尔的羯陵伽国人的帮助下，穆达利尔说服苏丹处死本达哈拉。事后苏丹得知了这场诡计，下令赐死穆达利尔。 ¹³ 这种结合神话与编年史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泰米尔穆斯林在马六甲宫廷中是多么举足轻重，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其他港口政治中多半也占据着同样重要的政治地位。

1511年，阿尔布克尔克率领葡萄牙军队进攻马六甲，他们攻克了亚洲商业中心的一个港口城市。药剂师皮雷斯在1512年抵达马六甲，当时他担任贸易货栈的抄写员、会计以及药品管理人；他变得很有钱，“简直超乎你的想象”。 ¹⁴ 在皮雷斯的旅行记述《东方志》（ Suma Oriental ）中，他统计马六甲街头和市场上至少出现了84种语言。他列出了所遇见的民族——名字、出生地（……人）、族群和宗教信仰的术语，其文字版图从中国延伸到中东。

来自开罗、麦加、亚丁的摩尔人，阿比西尼亚人，基卢瓦人，马林迪人，霍尔木兹人，帕西人，罗姆人，突厥人，土库曼人，亚美尼亚基督徒，古吉拉特人，乔儿人，达波尔人，果阿人，德干王国人，马拉巴尔人与吉宁人，来自奥里萨、锡兰、孟加拉、阿拉干、勃固的商人，暹罗人，吉打人，马来人，彭亨人，北大年人，柬埔寨人，占婆人，交趾支那人，华人，琉球人，文莱人，吕宋人，丹戎布拉人，劳厄人，班卡人，林加人（他们有上千个岛屿）、马鲁古人，班达人，比马人，帝汶人，马都拉人，爪哇人，巽他人，巨港人，占碑人，东卡尔人，因德拉吉里人，卡帕塔人，米南佳保人，锡国人，阿尔库阿人，阿鲁人，巴塔人，托米阿诺人，帕赛人，陂堤里人，马尔代夫人。 ¹⁵

来自亚洲各地的贸易离散社群散布在东南亚沿海地区的港口城镇。在13世纪中叶几乎同时崩溃之前，东南亚的主要城市一直是内陆的农业定居点，其中最大的城市当属吴哥、蒲甘和素可泰。它们坐落于水稻集约耕种地区的河口三角洲，通常离海洋很远，而且是王朝权力的中心；水利工程的复杂规划，有助于它们的繁荣。如同法国远东学院前院长隆巴德（Denys Lombard）所言，城市的中心在15世纪让位于沿海地区。港口政治相继出现，每一个都建立在转口贸易的基础上；对许多这类城市来说，海洋关系比与他们自己腹地的联系更加意义重大。缅甸的权力核心从蒲甘转移到沿海的勃固。在马来半岛西海岸，马六甲成为这个区域最大的港口。统治马六甲的家族在1419年的皈依，强化了伊斯兰教、贸易和环印度洋港口政治之间的关系；拥有穆斯林统治者的港口城市会对来自亚洲各地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商人非常友好。爪哇北部海岸的锦石、厨闽、淡目和万丹都在15世纪声名鹊起。16世纪和17世纪，德那第、希图、文莱、亚齐、望加锡和马尼拉变得繁荣——马尼拉被伊比利亚人征服之前，处于当地苏丹王国统治之下。 ¹⁶

东南亚的港口城市逐步形成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并通过被欧洲征服得以继续存在；可以说，其轮廓至今仍依稀可见。 ¹⁷ 内陆城市依赖农业基础，而新的港口政治则以鼓励贸易为主要目的。旧日的中心城市架构完全反映出皇室的宇宙观，新的港口政治布局则证明了其居民的多元性。在许多的东南亚政治中，仅次于统治者的最重要的政治职位是港口长官，通常由外国人担任。港口长官的主要任务是使贸易顺利进行，让来访和常驻的商人相信价格合理，税率公道，协议得到遵守，争议会被体面地解决。较大的群体——古吉拉特人、南印度人和福建人——都有一名被提名的代表（新来的葡萄牙人称他们为甲必丹），他们有决策发言权。港口城市的居住结构也很特别。每个地方都是族群聚居的组合体，各具特色又相互重叠。这就是葡萄牙武装商船所向披靡的世界，这是他们的探险家、经商者和药剂师试图征服的世界。

葡萄牙人凭着坚固金属铸造的大炮这样的优势军备，以及性能优良、配备高效航行设备的帆船进入印度洋；他们的先行部队是狂热的基督徒，为了传说中著名的亚洲财富而来。西南欧小国葡萄牙在一个世纪前就展开了海上的扩张，1415年征服摩洛哥的休达，接着将触角伸向大西洋，沿着非洲西海岸探险航行。他们蚕食鲸吞，在15世纪占领了加那利群岛，为新大陆带来了最早的农业“开垦地”；奴隶，包括非洲人和当地的关切人（Guanches），与签订契约的欧洲人及“自由”探险家一起工作，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15世纪末，伊比利亚人的扩张正处于世界历史变革的开端。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横渡印度洋的那个年代，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君主的支持下向西驶向新大陆，达·伽马的同胞迪亚士则于1497—1498年绕行好望角，为欧洲到亚洲的海上运输铺平了道路。

穆斯林的势力控制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葡萄牙人被排除在欧洲十分有利可图的香料市场之外，因此他们开辟了一条通往富裕世界的海上航线。受到“十字军东征”精神的影响，他们向印度洋上的穆斯林势力开战。他们远征的结果比原先的计划更加混乱又不尽完美：葡萄牙变成了众多势力中的一个。残酷的是，他们的势力集中在具有战略地位的沿海要塞上；脆弱的是，它从未深入内地。1500—1515年，阿尔布克尔克扩张了葡萄牙在亚洲海域的势力，他们以1510年建立的果阿要塞为中心，向东和向西扩张。1511年，阿尔布克尔克占领马六甲，“辽阔海洋的商业中心”，孟加拉湾就是在那里与南中国海交汇；1513年，葡萄牙军队未能夺得亚丁，但在两年后，他们拿下了通往阿拉伯海的门户霍尔木兹。 ¹⁸

对财富的追求让葡萄牙在孟加拉湾周围的扩张比他们在西印度洋的扩张更为明确。葡萄牙的探险家和私人商船在孟加拉湾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离果阿的权力越远，他们就有越大的自治权。葡萄牙文化研究者路易斯·菲利浦·托马斯认为：“除了锡兰，即孟加拉湾，群岛海域和远东地区，葡萄牙企业比较接近几内亚模式：首先，没有那么多要塞，连商馆也隔得很远；其次，主要的贸易类型是沿海季节性的。” ¹⁹ 到16世纪中叶，孟加拉湾的海岸散布着葡萄牙的前哨基地，纳加帕蒂南有一个小型的要塞，以及古老的纺织生产中心圣多美（麦拉坡）的一个平民定居点。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德·卡梅斯（Luís de Camões）写道：“因着这座名城麦拉坡，孟加拉湾开始了它的兴衰”，接着就是葡萄牙探险家接手了。 ²⁰ 到16世纪40年代，他们活跃于孟加拉湾北部，那里是“恒河入海的地方”。在号称富庶的孟加拉地区，他们在吉大港和沙提冈（Satgaon）建立了一个据点，抵达了阿拉干海岸。葡萄牙当局在孟加拉湾周边的港口之间设立皇家路线（carreira），对它们加以保护。

但在当权者控制不到的地方，私人贸易发展兴盛。被称为哈马德人的葡萄牙移居者极尽掠夺之能事，即使在20世纪的孟加拉民谣中，都还会提到他们的劫掠。一位住在默苏利珀德姆的英国居民写道：“许多葡萄牙人捣毁了他们的种植园，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频繁往返此处，（在孟加拉地区）过着富裕的生活，但就像是流放之人或法外之徒，无法无天。” ²¹ 葡萄牙的雇佣兵聚集在阿拉干国王身边效力。其中，德布里托尼可帖（Filipe de Brito e Nicote，缅甸语为Nga Zinga）在1602年取得勃固的“王位”，并统治着与仰光隔河对望的沙廉港（Syriam），作为其私人王国。德布里托尼可帖对当地人民很残暴，还洗劫佛教寺庙，恶名昭彰。他既为了自己谋利，也为了葡萄牙国王的利益，他从果阿为葡萄牙帝国寻求援军以占领孟加拉湾东海岸。最终，他在1613年被阿瓦的国王擒获并处以极刑。 ²² 在孟加拉湾的北缘，哈马德人与阿拉干的原住民马吉人突击队有过短暂的结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进行着奴隶贸易。

葡萄牙炮舰把暴力带进了和平又国际性的印度洋：这个说法既有事实的部分，也有某种程度的夸大。 ²³ 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印度洋就已经到处是掠夺和抢劫。不过，新来的欧洲特许公司靠着背后有国家和海军的支持，宣称对陆地和海洋拥有专属的主权。葡萄牙引进的通行证（cartaz）制度，象征了这种新秩序。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想象自己是全世界基督徒的统治者、“海洋之王”。葡萄牙人从未在陆地上挑战亚洲各大帝国的霸权；到16世纪晚期，那些对手威胁到了他们在孟加拉湾的地位。在阿克巴皇帝（1556—1605年在位）的统治下，莫卧儿帝国的势力往东推进到孟加拉地区，在1575—1576年将孟加拉地区确定为莫卧儿帝国的一个省。如此一来，莫卧儿人便可经由皮皮利港（Pipili）和沙提冈港直接进入东印度洋。17世纪初，葡萄牙人在海上遇到了新的挑战。

在遥远的西欧一角所发生的冲突，改变了孟加拉湾的历史进程。1579年，荷兰的精英分子奋起反抗西班牙统治者，开启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战争。荷兰的叛乱由狂热的新教徒发起，他们认为官方天主教信仰带来了压迫，于是挺身反抗，再加上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沉重赋税引发民怨，使得事态恶化。 ²⁴ 随着荷兰商人从里斯本与安特卫普之间繁荣的香料交易中被赶出来，阿姆斯特丹成了西北欧主要的金融中心。货主和投资者、保险经纪人和投机者在阿姆斯特丹的股市相遇，他们在那里交换世界各地的价格、市场和机会的信息。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开始“吸引来自欧洲各地对游资和信贷的供需”。 ²⁵ 英国人也被排除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市场之外，这是为了报复他们在大西洋上袭击私掠西班牙的船只。荷兰和英国商人打破了葡萄牙对香料贸易的垄断，寻求直接进入印度尼西亚远东的香料群岛。英国和荷兰在16世纪90年代第一次驶向香料群岛，结果并没有让赞助者满意，不过他们的行动预示着特许贸易公司的兴起，这将改变世界。

1581年，第一家特许公司英国利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成立，目的是与奥斯曼帝国进行贸易；1599年，东印度公司成立，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1600年授予皇家特许状。两年后，前往东方的独立荷兰贸易先锋被并入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地区商业团体组成的联盟，包括阿姆斯特丹、荷恩（Hoorn）、恩克赫伊森（Enkhuizen）、米德尔堡（Middelburg）、鹿特丹和台夫特，反映出联合省的联邦结构。荷兰政府授予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的权力，准其开战，建立要塞以及与外国缔结条约。荷兰东印度公司积累了军事资源，使其“在内部消化吸收保护贸易的成本”。 ²⁶ 一种新的结构让贸易公司的运行彻底被改变：成立股份制公司，融资达到空前规模，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资本的所有权与日常运营相分离。荷兰东印度公司避开了葡萄牙控制的地区，逐渐开始在亚洲取得掌控权。但欧洲的冲突——葡萄牙人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两国联合对抗荷兰——扩及亚洲水域，荷兰拒绝承认葡萄牙对这片海域的主权。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海上公路以孟加拉湾为中心，成为一条冲突的走廊。 ²⁷

1603年2月25日，航海家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尔克指挥的3艘荷兰船只，在新加坡附近海域查获一艘150吨的葡萄牙武装商船“圣卡塔琳娜号”（ Santa Catarina ）。当时“圣卡塔琳娜号”正从澳门驶向马六甲，船上满载着中国和日本的货物，其中包括1000多包生丝和价值不菲的麝香。激战进行了一整天，直到傍晚，葡萄牙人投降了。荷兰人出售了“圣卡塔琳娜号”上的货物，它带来了两倍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现有资本的收入。海事法庭认为那是合法的“战利品”。为了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有效运用年轻法律学者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才能。格劳秀斯在1608年出版了《海洋自由论》，虽然这其实是一部规模更大的著作《捕获法》的一部分。格劳秀斯的主张构成了现代国际法的基础之一，捍卫了荷兰对葡萄牙在东方垄断主张使用武力的权利。格劳秀斯写道：“葡萄牙并不是荷兰船只航向的东印度群岛那些地方——爪哇、锡兰和马鲁古群岛的大部的主权所有者。”他认为贸易的自由根源于自然法：“被上帝用来包围所有陆地的四通八达的海洋，以及有规律和无规律的风……不足以证明，自然赋予了所有人接触其他所有人的权利？”财产来自占有，但是，谁都不能占据海洋，“航行过海面的船只不会留下任何合法权利，就像它不会留下一条航迹一样”。由于葡萄牙人违反了自然法的这些规定，因此荷兰船长为了捍卫海洋的自由而攻击他们是合法的（虽然实际上是为了主张他们拥有垄断权）。为了满足他的资助者，格劳秀斯容许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说法，他设想对“领海”水域实行部分形式的主权，如同荷兰在香料群岛周围的做法。 ²⁸

1600—1663年，葡属印度惨败于荷兰人手中。到了17世纪后半叶，英国又给荷兰带来越来越大的威胁。 ²⁹ 荷兰和英国公司采用了葡萄牙的商馆模式：在沿海拓居地构筑防御工事，集中权力，进行贸易。过了不久，他们就与地方权力和地方政治产生了更深层次的纠葛，一连串的要塞沿着海岸线分布；彼此之间靠着船只、信件和账本联系在一起。荷兰最早（1605年）在马鲁古群岛的安汶（Amboina）建立了一座商馆，从此在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站稳了脚跟，接着他们又在布利格德和默苏利珀德姆建立了商馆。1619年，荷兰决定把巴达维亚作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据点，那里成了他们亚洲帝国的核心。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军队已经占有葡萄牙的主要领地：马六甲（1641年）、科伦坡（1656年）和科钦 ⁽⁵⁾ （1663年）。接着，荷兰以纳加帕蒂南为基地，把势力进一步扩张至南印度。到17世纪8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是荷兰最大的雇主，甚至可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雇主。162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国内外员工是7700人，1688年增长到2.19万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默苏利珀德姆（1611年）、佩塔埔力（1611年）和马德拉斯（1639年）设有商馆，其在印度西海岸的根据地是苏拉特（1615年）和孟买岛，这是1668年从葡萄牙手中取得的。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胡格利河流域的一个小村庄建立了另一座商馆，那就是加尔各答。

欧洲的新来者不能忽视孟加拉湾的主要政治秩序，就如同欧洲的个体经商者不能忽视他们之前的亚洲商业网络。孟加拉湾是伊斯兰陆上帝国的东部范围，这些帝国统治着第二个千禧年中叶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包括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及莫卧儿帝国。它也是海上的主要通道，和陆上丝绸之路一样，可以通往另一个伟大的亚洲帝国——中国。欧洲人在孟加拉湾沿海地区扩充势力时，莫卧儿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确立了统治。在阿克巴皇帝（1556—1605年在位）及其继任者贾汉吉尔、沙贾汗和奥朗则布的统治下，莫卧儿帝国的领土扩大到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多达1亿。1583年，莫卧儿帝国征服孟加拉地区，使领土延伸到了海岸，虽然他们还要花35年的时间去平息孟加拉东部地区的抵抗，真正统治这个地区。孟加拉的惊人财富让同时代的欧洲人印象深刻。梅斯沃德在17世纪20年代写道：“该地的物产如此丰足，堪称东方最富裕之地。”这种繁荣是莫卧儿帝国的征服、拓居和土地开垦而相对较晚出现的产物。孟加拉湾不只是一个政治边疆，也是生态和宗教边疆。在莫卧儿政权鼓励开垦未耕作、未开发的森林的情况下，穆斯林教长 （shaikh） 带来一批批的移居者，率先将孟加拉东部地区转变成一个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区。 ³⁰

17世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君主国和小王国的联盟不断改变。随着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在16世纪后半叶日渐式微，许多势力在竞逐南印度。在继之而起的王国中，戈尔孔达（Golconda）的库特卜沙希王朝（Qutb Shahi dynasty）成功地在17世纪40年代巩固了其在沿海地区的领导地位。戈尔孔达是一个什叶派王国，与伊朗的萨法维王国关系紧密。在戈尔孔达主要港口默苏利珀德姆（可以说是沿岸地区最著名的市场）的贸易中，波斯商人发挥着主导作用，默苏利珀德姆与印度洋的东西部势力都有密切往来。一位17世纪早期住在默苏利珀德姆的荷兰居民说：“每年都有船只航行到孟加拉、阿拉干、勃固和丹那沙林 ⁽⁶⁾ 的海岸，带来各种棉布、玻璃、铁器、棉纱（红色和白色）、烟草和一些贝类，用来代替孟加拉地区和阿拉干使用的货币。”商人们不断输入“大米、奶油、油、芝麻、糖、各种织布、精致的绣花被、红宝石、蓝宝石、虫胶、安息香、茯苓、黄金、锡、沉香木和苏木”。梅斯沃德提到了中国贸易的重要性：从默苏利珀德姆来的货物被运到丹那沙林，“从那里到暹国（Syam），要走陆路14天；他们从那里带上各种中国商品，运送到其他地方”。 ³¹ 国力不及戈尔孔达的比贾布尔王国（Kingdom of Bijapur）控制了古达罗尔（Cuddalore）、波多诺伏和本地治里等南部的重要港口。再往南去，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瓦解之后，之前臣服的军事统治者和小苏丹们得以兴起：马德拉斯南部、坦贾武尔的军事统治者、拉姆纳德的德瓦尔人（thevar）和马都拉的军事统治者，都宣称继承了毗奢耶那伽罗王朝。

当地的统治者是欧洲贸易公司的地主。戈尔孔达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英国人在马德拉斯的土地、英国人和荷兰人在默苏利珀德姆的土地、荷兰人在布利格德的土地，以及葡萄牙人在圣多美的土地，都由戈尔孔达拥有。1664年，戈尔孔达在荷兰人的支持下把葡萄牙人逐出圣多美。欧洲人不会放过每一个干涉地方冲突的机会，例如，持续的纷争和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为他们争取了更好的条件。邻近的国家互相竞争，争取欧洲贸易进入它们的港口。欧洲人由此享有优惠条件，包括较低的关税和通行税。借由在冲突中以武力和资本支持其中一方，欧洲人得以在他们的客户间取得影响力。

莫卧儿帝国的势力在17世纪70年代扩张到南印度，造成政治秩序的重大改变。戈尔孔达在1687年向莫卧儿政权屈服，使得莫卧儿帝国可以直接进入科罗曼德尔海岸。莫卧儿的入侵，破坏了南印度地方政治的基础，造成社会动荡。战争造成了经济动荡，再加上干旱，酿成了1685—1686年的饥荒和霍乱流行。莫卧儿的扩张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挑战，包括流亡金吉的马拉塔国王、马德拉斯北方的泰卢固战士，以及奥朗则布皇帝的儿子巴赫什试图在海得拉巴建立德干王国。南印度的政治骚乱吸引了欧洲人，他们已经准备好动用海军的力量，就像荷兰人在17世纪80年代因债务纷争封锁默苏利珀德姆港时所做的那样。一位研究印度洋贸易的杰出历史学家认为：“17世纪时，对每一个在东方的欧洲贸易强国而言，科罗曼德尔海岸都是竞争商业利益的主要地区。”17世纪末，莫卧儿帝国的入侵削弱了地方势力，导致区域内部的冲突日增，这为欧洲的扩张带来了绝佳契机。 ³² 港口之间的竞争、拼凑而成的司法管辖区、数个政权、与东南亚的紧密贸易联系——科罗曼德尔海岸在近代早期的这些特征，塑造了孟加拉湾直到19世纪的历史。但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英国人掌握的权力加速整合，使得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权力调整。

孟加拉湾东部沿海地区的政治秩序在1600年前后变得相当不稳定：从缅甸一直延伸到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范围被中央集权国家、海上贸易港口和较小的公国瓜分。孟加拉湾东北海岸是仍然维持独立地位的阿拉干王国，首都妙乌（Mrauk-U）在1540—1640年十分繁荣。定期的侵略从东孟加拉地区带走数千名奴隶，直到莫卧儿帝国于1665年征服吉大港才结束。在内陆地区，东吁王朝（Toungoo dynasty）统治了上缅甸、清迈和阿瑜陀耶的大部分地区，直到它在16世纪末瓦解。再往南，马六甲被葡萄牙人征服后，随着亚洲商人摆脱葡萄牙的控制，其他许多港口国家繁荣起来，尤其是北大年、柔佛、彭亨、万丹和亚齐。在苏丹欧卡哈（1539—1571年在位）的统治下，班达亚齐成为“马六甲海峡最重要的穆斯林转口港”。 ³³ 东南亚和科罗曼德尔海岸一样，在17世纪发生了重要的政治变革以及政治统一。来自欧洲贸易公司及其地区竞争对手的压力，使得东南亚国家扩大了王室对贸易的垄断，发展出自己的重商主义。泰国国王那莱（1656—1688年在位）推动了皇家贸易体制，让暹罗王室的船只开始竞争科罗曼德尔航线。亚齐的“专制主义者”慕达苏丹（1607—1636年在位）也想在对外贸易上取得独占地位：1622年起，英国人和荷兰人被排除在亚齐的贸易之外，慕达苏丹每年都会派自己的“巨轮”驶往科罗曼德尔海岸。 ³⁴

欧洲贸易公司扩张到亚洲水域的时期，正是小冰期。以最广义的小冰期定义来说，全球气候史上的这一时期从14世纪一直持续到19世纪，对欧洲、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带来了经济、生态和政治上的影响，虽然我们还不太清楚这些变化是否在全球同步发生。 ³⁵ 中世纪温暖期过渡到小冰期，导致了长达500年的热带辐合带南移以及亚洲季风的减弱。季风波动的强度似乎在1450年之后减弱了，但17世纪季风的多次减弱，造成海湾地区长期干旱。这个地区相互关联的气候体系与商业扩张和外交野心交织在一起，颠覆了当时的政治秩序。 ³⁶

技术上的创新和国家生产力的提升，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变得比较不容易受气候波动的影响”；然而，欧洲、中国、南亚和东南亚在17世纪“一再发生的政治危机”，“在某种不确定的程度上反映出小冰期时代降温的影响”。在多重政治危机的交互作用下，孟加拉湾以及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新的帝国秩序。小冰期对孟加拉湾的影响仍然很难估量，不过某些大范围的影响模式是清楚的。1629—1635年（可能直到1640年），“整个孟加拉湾地区出现了可怕的干旱和干旱导致的饥荒”，使得东印度洋的奴隶人数大增。1660年和1661年是科罗曼德尔海岸有史以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是“超级”厄尔尼诺时期。 ³⁷

气候对政治秩序的影响不是机械性的——政治危机不是因为地球变冷而发生的。根据历史学家利伯曼和气候学家巴克利（Brendan Buckley）的看法，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气候，但要避免气候决定论”。 ³⁸ 气候变迁对于农业和拓居地的影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关系的强化和新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出现，出现了如此多的危机，而且联系越来越紧密。孟加拉湾一个地区的季风中断，会通过其他地区的稻米运输反映出来，而许多生命依赖稻米为生。另外，也会通过人口流动反映出来，17世纪时人口流动的范围扩大到更广大的区域。气候变迁带来的有形压力包罗万象，这些压力与新的国家形式、不断变化的财产关系、新的思想体系（包括重商主义的变化）有关，创造了一个政治动荡的环境。

香料为印度洋的历史增添了冒险传奇——欧洲人原本就是为了香料而来。早在10世纪，开罗的犹太商人就对东方异国的香料感兴趣，但一直到14世纪末，香料在欧洲的价格都高得吓人。随后，欧洲对香料的需求激增，这些香料是通过一条连接印度尼西亚群岛东部与地中海的海上和沙漠商路抵达威尼斯市场的。18世纪晚期之前，高质量的香料，如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皮等，是马鲁古群岛独有的，而肉桂只有锡兰有。荷兰牧师法连丹在17世纪末写道：“岛上最重要的树就是肉桂树。” ³⁹

胡椒的传布更广，从原产地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一直传播到东南亚。14世纪中叶，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描述了门格洛尔 ⁽⁷⁾ 兴旺的香料市场，说胡椒树“很像葡萄藤；它们种在椰子树旁，像藤本植物一样顺着椰子树往上爬”。他观察到，“秋天时”，人们“就把胡椒收集在一起，放在席子上晒，就像为了获得葡萄干而把葡萄拿去晒”。 ⁴⁰ 到1400年，胡椒的种植已经传播到苏门答腊岛，这条传播路径可能直接来自印度，也可能经由爪哇。1500年，在欧洲和中东买到的胡椒，大部分是马拉巴尔供应的；半个世纪之后，苏门答腊的胡椒出口量与印度相当，甚至超越了印度。

在印度洋的大量贸易中，香料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它们是主要的利润来源，胡椒又是其中最大的一块。葡萄牙人攻占印度洋的目的，除了扩大基督教版图之外，便是要独占香料贸易，让它从地中海贸易和穆斯林商人的控制中转移出来。他们一开始是成功的。1501年，威尼斯的日记作者普里乌利悲叹道：“如今，由于葡萄牙国王的这条新航路，所有经开罗运来的香料皆受葡萄牙控制，因为它们是用轻快帆船从印度、加尔各答和其他地方运来的……而且威尼斯商人着实遇上了麻烦，他们认为航海会使他们陷入贫穷。” ⁴¹ 葡萄牙的统治地位没有持续很久，到16世纪中叶，经由红海或陆路沙漠商队路线前往阿勒颇（Aleppo）和开罗，再度有“大量香料运抵地中海”。“葡萄牙在东南亚的主要商业和军事对手”亚齐的独立，确保了胡椒的另一个供应来源：亚齐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使得通过孟加拉湾和印度洋的其他路线得以恢复，包括从亚齐经由马尔代夫到阿拉伯海的南向路线。直到荷兰掌控印度尼西亚东部之后，他们才获得了利润丰厚的香料垄断地位，并用野蛮的军事力量加以巩固。17世纪20年代开始，绕过好望角的海上路线取得了胜利。布罗代尔的结论是，这个“印度洋上的第二个欧洲时代，对利凡特（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及岛屿）来说，比葡萄牙人不完全的霸权更具灾难性”。 ⁴²

香料贸易仰赖孟加拉湾的布料贸易。甚至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印度纺织品就已是这个地区的贸易关键，它们的流通将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与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地中海联系起来。印度的布料开启了东南亚的长途贸易。东南亚的特产，如香料、芳香植物、药草、锡和黄金等，源源不断地流入海湾和更远的地方。在16世纪的“商业时代”，来自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地区的棉花在东南亚各地进行交易，如勃固和丹那沙林、马六甲、苏门答腊和爪哇。 ⁴³ 药剂师皮雷斯调查马六甲的香料市场时，看到胡椒、豆蔻、可食用樟脑和安息香都被拿到市场上来，准备交换印度纺织品。皮雷斯观察到，中国式平底帆船每年都会从孟加拉到马六甲一次，有时是两次。孟加拉地区的船只带来“5种布、7种 sinabafos 、3种 chautares 、 beatilhas 、 beirames ，以及其他丰富的衣料。他们会带来多达20种”。在他们的货舱里，还有“很华丽的床篷，有各种颜色、美丽非凡的裁剪布料”，以及“壁挂式的挂毯”。皮雷斯总结道：“孟加拉国的布料可以在马六甲卖得好价钱，因为它是一种全东方的商品。”相应地，印度商人从马六甲出口“大量的樟脑和胡椒，还有丁香、肉豆蔻皮、肉豆蔻、檀香、丝绸，大量的小粒珍珠、铜、锡、铅、水银、琉球的绿色大瓷器、亚丁的鸦片……白色和绿色的锦缎，来自中国的编织品，鲜红纹理的罩子和地毯，从爪哇来的长短剑也大受欢迎”。一个世纪之后，荷兰人斯多佩特证实了印度织品“在整个东方”广受欢迎，他在1602年调查印度的班达市场时，发现共有21种科罗曼德尔布料。 ⁴⁴

文字传达出印度棉花帝国的影响力，孟加拉湾的每一种语言和通用语都对印度布料有详细的描述。船上的货品清单有一种迷人的魅力，这来自它们无穷无尽的纺织品术语：长布、沙朗布、莫里希、方格布、粗布、几内亚布、开古龙。印度织工的产品针对不同的市场，他们的织法、图样、颜色和设计都契合当地人的喜好。 ⁴⁵

因为欧洲没有什么等值的货品可以提供给亚洲市场，所以欧洲经商者用贵金属支付购买费用，然后期望亚洲内部贸易所得的利润为他们的事业提供资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科恩在1617年写道：“为了确保有足够的纺织品及时供应万丹和马鲁古，供给科罗曼德尔的货币和货物必须充足。”布罗代尔坚信，追溯香料贸易的“世界脉络”非常重要，“从美洲的银矿到马鲁古”。他描述道：“各式各样的金币和银币源源不断地从西方流到东方，循着地球的自转……而在相反的方向上，丰富多样的商品和珍贵的货物从东方流到西方”。贸易在17世纪的繁荣是由当时世界上的两大银矿推动的：西属秘鲁（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日本的银矿，它们使得可供应的白银突然大增。新的开采技术让这两个地方几乎同时增加了白银供给。中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吸收了日本所供应的大部分白银，直到17世纪80年代被禁止出口；其他欧洲贸易公司多半使用南美的白银，用于购买印度土布。17世纪前半叶，西班牙的银雷亚尔成为东南亚最广泛接受的货币。

印度布料出口到东南亚换取香料的情况，在17世纪中叶达到高峰。1620—1655年间，东南亚每年进口的布料价值达40吨白银；在那之后，这个数字急剧下降。越来越多的科罗曼德尔、孟加拉和古吉拉特的纺织品进入欧洲。胡椒价格猛跌降低了东南亚顾客的购买力，加上欧洲人需求的扩大，使得印度布料的价格上涨达45%。 ⁴⁶ 到18世纪初，中国的贸易为欧洲经商者提供了最大份额的利润，欧洲人找到新的方法来为他们在中国的购买提供资金，因为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学家警告贵金属将面临“枯竭”，无法再维持供应。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在广东设立的商馆，扩大对中国茶叶的进口，从1700年的2万磅增加到6年之后的10万磅，增长了5倍之多，到1760年甚至达到每年500万磅。18世纪前半叶，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其中许多是经由印度而来，成为购买这些茶叶的资金。这些白银大多是墨西哥比索，其中超过10亿是在18世纪铸造的，它们的银含量是有保证的，广受信赖。最终，中国的白银市场饱和了，随着中国银的相对价值下降，为了满足对茶叶的无尽需求，另一种交易媒介开始出现，这个替代物就是印度的鸦片。 ⁴⁷

物种交换早于欧洲人的入侵：胡椒的种植在14世纪左右从印度传播到东南亚。东南亚的香料市场是如此庞大，想要交换印度布料的需求也不容忽视，因此印度尼西亚东部的一些岛屿早就开始从事出口生产。皮雷斯在16世纪早期注意到，“班达群岛几乎没有任何粮食，食物由附近的岛屿运来”。 ⁴⁸ 商业化让孟加拉湾周围的经济愈发相互依赖，更加专业化，而且越来越脆弱。

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有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长距离大宗生活必需品的交易日益增长，尤其是稻米。水稻的种植，让孟加拉湾周围区域之间产生一种文化和生态的联结，也让所有这些区域与南中国海沿岸地区产生联系。稻米是这片广大区域的主食，也是生计、互惠和好运的有力象征，“稻米文化的主要信条是，稻米是神赐予人类的神圣食物，以其他食物无法比拟的独有方式维持人类的身体”。 ⁴⁹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区域都有稻米贸易。早期的欧洲经商者有充分的理由将印度东部的港口称为“稻米港口”。这个区域间的稻米贸易伴随着体量较小的奢侈品的流动，而到17世纪时，这两种贸易都有了大规模的增长。

孟加拉湾周围的城镇不断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亦增。稻米会从过剩的地区运到不足的地区，贸易模式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战争频仍（欧洲扩张的原因和后果）影响到收成，于是越来越仰赖从可以提供粮食的地方进口。科罗曼德尔北方的港口贝埃穆尼帕特纳姆（Bimilipatnam）和甘贾姆（Ganjam）有丰饶的腹地，在丰收之年，将稻米出口到南印度和东南亚；科罗曼德尔南方的港口则从北部进口稻米，而且收成好的年份，还可以把过剩的稻米运到亚齐、马六甲、锡兰和马拉巴尔。17世纪20年代，巴达维亚的荷兰当局多次“不计成本”地要求科罗曼德尔或阿拉干提供稻米，尽管没有削减布料的订单”。由于东南亚的港口城市专注于长途贸易，因此越来越依赖食物的进口。博利厄在1620年到亚齐买胡椒时，观察到亚齐的主要城镇所种植的作物不够养活居民，以至于有很大一部分稻米来自海外——马来半岛和科罗曼德尔海岸。为了满足对稻米的需求，水稻种植突破了新的边界。在湄公河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国家支持的农业殖民运动扩大了生产。到了19世纪末，这两个地区和暹罗（泰国）的湄南河三角洲，成了整个孟加拉湾地区的“稻米之乡”。 ⁵⁰

香料和稻米流经孟加拉湾。劳动力是另一种有需求的商品。在亚齐当地种植稻米的，便是来自印度的奴隶。印度洋西部的奴隶贸易向来比孟加拉湾更盛，也更为人所知。不过，帝国之间的竞争，也刺激了被迫横渡孟加拉湾的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在19世纪达到高峰。横渡孟加拉湾的现代移民史，是从奴隶和商人开始的。

巴达维亚的荷兰当局一度幻想未来的世界充满奴隶。1622年，科恩写信给默苏利珀德姆的同事时，声称“巴达维亚、安汶和班达需要很多来自亚洲各地的男孩女孩来当奴隶”。他确信，“就算有数十万这样的人也会受到欢迎”。他觉得荷兰应该向“葡萄牙前辈”学习，甚至从“摩尔人如何扩大他们对亚洲的统治中吸取教训”。科恩下达指示：“科罗曼德尔、锡兰和孟加拉地区的所有地方，都要尽可能买进奴隶。”同一天，科恩写信给他在苏拉特的副手，重申其观点：“不管有多少奴隶，尤其是年轻人，都可以被送到巴达维亚。即使有10万人，荷兰的领土面积和生产力，也足以容纳他们。” ⁵¹

其实，不可能招募到这么多奴隶的。冯·乌菲伦从默苏利珀德姆捎来的回复是：“巴达维亚对奴隶供应问题感到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除非是在饥荒之年，否则科罗曼德尔无法再增加供应。”于是荷兰当局转而求助于私人贸易商。自由民（free burgher）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把奴隶从印度运回东印度群岛，尽管他们禁止用布料交易。俘虏们用奴隶换取他们的自由。默苏利珀德姆有一名叫作马查米特的葡萄牙快艇驾驶员，他被荷兰人抓住，为了赎回自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允许他回到科罗曼德尔海岸，招募奴隶卖到巴达维亚，而且“准许他用公司的船运送奴隶，多少都可以”。英国人戈麦斯的情况也一样，“他从小就和葡萄牙人在一起，还在澳门结了婚”。 ⁵²

到了17世纪20年代，孟加拉和阿拉干的边境已经成为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奴隶市场。东吁宫廷支持阿拉干的马吉人攻入孟加拉东部地区，这类行动通常有葡萄牙的哈马德人参与其中，这些袭击行动会虏获数千名奴隶。但大量俘虏在被卖掉或运走之前，就死亡了。满怀希望的荷兰人看到的报告是，1625年的一场袭击行动虏获了超过1万人，但在他们抵达阿拉干的首都妙乌之前，有将近一半的人死于流行病。荷兰船只“梅登布尔克号”和“雅格号”运送了544名幸存者，最后只有130人活着抵达科罗曼德尔海岸。回到巴达维亚担任第二任总督的科恩，重新考虑了他对奴隶的热切渴望。他指示在印度的代理人：“老迈、不适合、无用处的可以排除。” ⁵³ 荷兰的记录中粗略提到了横渡孟加拉湾途中死亡的奴隶人数，信件中平淡无奇地叙述这个残酷的事实，其中一则写道：“这些船也载了400名奴隶，其中100名已经死了。”另一封信提到，“前往巴达维亚的奴隶中又有93人死于途中，这提高了科罗曼德尔奴隶居高不下的死亡率”，还哀叹这增加了“存活奴隶的单位成本”。 ⁵⁴ 对于这种不人道的奴隶贸易计算方式，众所周知的是发生在大西洋西岸，事实上，它也存在于孟加拉湾，只是规模比较小。

历史学家终于打破了笼罩着印度洋东部奴隶贸易的沉默。 ⁵⁵ 17世纪20—60年代，印度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帝国的主要奴隶供应来源，其中包括科罗曼德尔海岸、阿拉干和孟加拉地区。东印度公司和私人贸易商每年平均运送150—400名奴隶。这些奴隶被送到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岛屿和锡兰，他们在码头工作，当家庭用人，成为矿工、建筑工人、渔民和耕作者。农荒使得蓄奴风气大盛，而战争则是另一个推力：如果农作物歉收和冲突事件同时发生，则将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这解释了为什么17世纪20年代早期、1646年、1659—1661年、17世纪70年代和1688年都有大量奴隶从科罗曼德尔涌入。17世纪20年代开始，阿拉干成为更稳定的奴隶来源，直到莫卧儿帝国在1666年征服吉大港，才中断奴隶贸易。到了17世纪60年代，东南亚的奴隶劫掠路线为荷兰人提供了大量奴隶，巴厘岛和望加锡附近的奴隶贸易量大增。

英国在马德拉斯殖民地进行的奴隶贸易也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位英国的编年史家提到，“马德拉斯一向认可家庭用途的奴隶”，虽然“为出口而拐骗儿童这种罪大恶极的做法是违法的”。公司当权者对于罪恶行径范围的认定经常改变。1687年，他们解除了早先禁止把奴隶输出海外的禁令，奴隶贸易“在监管下得到了批准”。海关办公室的记录显示，1687年9月，输出665名奴隶；不过第二年，“考虑到莫卧儿政权对这种贸易的反感”，重新恢复了禁令。发生在圣乔治堡的争论开了一个先例。不同形式的奴役之间的区别、对“拐骗儿童”的关切，以及“监管”会减轻奴隶制罪恶的信念，这些基本假设在20世纪之前构成了英国对孟加拉湾周边移民的监管。

孟加拉湾和亚洲所有地方一样，奴隶制对于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奴隶的跨地区流动有助于把南亚、中亚及印度洋沿岸的人民、经济和文化整合起来。”19世纪之前的东南亚亦是如此，“俘虏和奴隶的流动也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来源”。19世纪之前，东南亚城市的居民多半是奴隶或俘虏。对于香料的喜好，触发了整个东南亚的生态转型；为了满足投资者对劳动力的需求，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自由。 ⁵⁶

欧洲公司凭借海军实力，在亚洲沿海地区获得了拓居地、特许权、商馆、要塞和殖民地。但在17世纪末，他们的据点也即将不保。 ⁵⁷ 欧洲公司在西方面临的是奥斯曼帝国复兴的海军力量，莫卧儿帝国的势力也扩张到孟加拉湾西岸；缅甸和阿拉干的一些强大王国，巩固了他们对孟加拉湾东部沿海地区的控制，亚齐王国也雄踞在这个区域的边缘。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欧洲人的利润依赖于亚洲商人。

17世纪末，英国商人托马斯·鲍里写下一篇关于他“在东印度的19年间致力于在那些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从事航海和贸易”的记述。他的叙述描绘出一个转型中的世界，一个力量和利益相当均衡的世界。两个世纪后，谭宝爵士（Sir Richard Carnac Temple）发现并编辑了这份未出版的手稿，将之命名为《孟加拉湾周边国家的地理描述》 （A Geographical Account of the Countries Round the Bay of Bengal） 。鲍里在1669年左右抵达印度，我们对他在此之前的生平所知甚少，但在那之后，他的文字成了一扇窗户，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商业联系，以及欧洲人在这整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鲍里从南印度前往中国台湾、棉兰老岛、爪哇、新加坡和丹那沙林。

鲍里声称，亚洲“拥有许多广大又丰饶的岛屿，物产丰富，适宜人居”。在这个异乡人的世界里，翻译至关重要。鲍里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作品是他的《英语与马来语字典》 （Dictionary of English and Malayo, 1701年） ，这是他结束亚洲旅居生活，返回英格兰家乡的漫长旅程中凭记忆所写的。与鲍里的手稿一起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是一张作者不详的散页，上面写着“中国的罗盘方位、阳历半月的名称、序数（术语和俗名），以及只有中国商人使用的个人记数”。与他的手稿一起被发现的另一个片段带领我们从亚洲来到北美：《哈德逊湾印第安语字典》 （A Dictionary of the Hudson Bay Indian Language） ——这是鲍里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我们不得而知。

鲍里的世界充满危险与暴力。他写了抢劫或谋杀、袭击和屠杀、奴隶和狱卒。他亲身经历过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遭遇的突如其来的命运翻转。1687年，鲍里苦恼地写信给东印度公司在波多诺伏的官员，告诉他们他与当地商人艾哈迈德·玛拉依喀雅尔发生争执后被囚禁。后者委托鲍里所拥有的船只运送一批货物，并有一位代理人随行。船只未依计划驶向吉打和亚齐，而是停在均克锡兰（普吉岛），在那里把货卖了。艾哈迈德主张那项买卖是在“无利可图的市场”进行的，拿到亚齐可以卖得更好的价钱，于是他扣留了代理人以鲍里名义所买的一批布作为补偿。在接下来发生的争执中，鲍里对艾哈迈德的一位助手施暴；对方为了报复，就让他被当地长官拘留。那位官员“把我关了三天，用脚镣锁着我，还把我关在提供士兵伙食的地方”。鲍里面临着进一步的责任。他的船上运载了另一名当地商人米尔·扬·玛拉依喀雅尔的100名奴隶，但没有支付应有的海关费用给波多诺伏的戈尔孔达统治者。奴隶主不见了踪影，所以鲍里必须承担他的债务。这一事件说明了欧洲商人与亚洲商人在孟加拉湾的关系多么紧密，而关系恶化的速度又是多么快。鲍里写道：“我祈愿上帝让我从阿玛德·马卡尔那里拿到赔偿，因为他让我身陷囹圄。”亚洲各地在航海时代都有管辖权的问题，这促使欧洲侵略者积极介入，这点在这个案例中显而易见：波多诺伏的东印度公司官员不承认当地政府“有权力处罚我们国民的违法行为”。

鲍里在世界的天涯海角寻找财富，通常是通过船只在亚洲商人的经商范围内游走。他从圣乔治堡（马德拉斯）的贸易中观察到，“大量货物被运输和贩卖到印度、波斯、阿拉伯、中国和南海的许多地方，特别是马尼拉”。在孟加拉湾的另一边，亚齐港里“肯定有英国人、丹麦人、葡萄牙人、摩尔人、西班牙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人的船只”。 ⁵⁸

像鲍里这样的欧洲旅行者也提到了东南亚的泰米尔穆斯林商人的财富。关于泰米尔穆斯林，他写道，“朱罗人（Chulyars）是分布在亚洲所有王国和国家的民族”，“他们分布广泛”，玛拉依喀雅尔人“学会了书写和说数种东方语言”。鲍里始终对他们怀有敌意，普吉岛一桩地方冲突演变成对泰米尔商人的攻击之后，他写道：“我对这场屠杀丝毫不觉得遗憾。”嫉妒之情引发鲍里的敌意。他承认：“只要有这些讨人厌的家伙在，我们就没办法卖任何东西给当地人。” ⁵⁹ 蒲柏（John Adolphus Pope）曾在18世纪80年代游历孟加拉湾，他的日记中提到了泰米尔穆斯林在东南亚社会中的重要性。他当时只是个14岁的小伙子，不像鲍里受到那么多偏见的影响。蒲柏在1786年4月抵达吉打，他写道：“那里住着马来人、朱罗人（Chulia）、科罗曼德尔土著和华人”；地位最高的商人是一位泰米尔穆斯林。他发现吉打的大城亚罗士打（Alor Setar）的“商店几乎都是朱罗人和华人在经营”。蒲柏周游马来世界的过程中，依靠“朱罗”翻译和中介，而且和其中许多人成为朋友。他在亚齐发现有“无数的朱罗人”，且在他停靠的每个小港口，都有朱罗人的定居点和高官。 ⁶⁰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发生在孟加拉湾的名称变化：玛拉依喀雅尔（Maraikkayar）变成马卡尔（Marcar）或梅利肯（Merican）——一种至今仍在马来西亚使用的名称。早期欧洲人一直到20世纪都用来指称泰米尔穆斯林的词汇，后来甚至成为泰米尔穆斯林的自称：朱罗人和吉宁人。这两个词分别源于古代的印度王国——注辇国和羯陵伽国。这些术语在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的街道和社区名称上都留下了印记，甘榜吉宁（Kampung Kling）、甲必丹吉宁（Kapitan Keling）、牛干冬街（Chulia Street），都显示了它们的来源。久而久之，“朱罗人”一词专指泰米尔穆斯林商人，“吉宁人”则是一个更普遍的术语，带有贬义色彩。随着19世纪70年代来自南印度的大量移民的到来，“泰米尔人”才成为一个涵盖范围最广的类别，用来描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而且那时穆斯林还是少数。

从很多方面来说，欧洲人推进到亚洲水域依赖于亚洲的网络和亚洲的贸易。欧洲的新来者会介入地区经济，而这些地区在生态上的显著差异，已成了可获利的专门领域。印度的纺织品、东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陶器，已经在全世界流动交易；欧洲人一开始（幸运地）掌控了新大陆的白银，这让他们得以顺利进入其几乎没有什可提供的市场。欧洲人想要控制孟加拉湾的商业网络，但他们无法垄断。然而，他们确实为印度洋东部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各国之间一种不寻常的竞争体制，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厮杀冲突，充满了惨烈的宗教战争，还带来关于财产和所有权的不同观念以及毁灭性的武器，军事化的欧洲贸易公司使主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到17世纪末，从南印度、锡兰到马六甲，孟加拉湾沿岸各处已经散布着欧洲的商馆。欧洲这150年来的扩张不是连续的，他们的势力并不均衡；他们的要塞通常无力掌控海岸以外的地区。探险家在果阿建立的关系并不稳定，这迫使葡萄牙人率先建立他们的据点。当荷兰的反抗蔓延到东方海域，荷兰东印度公司取代了孟加拉湾周围的葡萄牙人，英国东印度公司也紧随其后。北欧人自认为不同于虚张声势的葡萄牙人：他们更井然有序、更理性、更开明。许多20世纪的帝国历史学家支持这个对比。不过，欧洲列强之间还是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为了亚洲的香料和纺织品的财富而来，同样也依赖亚洲内部的贸易，他们竭力在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间取得平衡。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的鼎盛时期，把商业主义和军国主义结合起来，造成了毁灭性的结果。荷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国家力量、商业利益和新的制度形式的融合。荷兰的成功引来了模仿，尤其是在波罗的海，不管荷兰的商业网络分布得多么广泛，其成功还是有赖于这个至关重要且邻近的区域市场。最终，互相竞争的重商主义一起削弱了荷兰的实力，英国的重商主义则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⁶¹ 在发展的鼎盛期，荷兰利用原本存在的网络，从亚洲内部的贸易中获利，但他们也运用手中的武力以及异常残暴的手段，以取得对马鲁古群岛的控制。他们靠着既有的奴隶市场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从中扩大了奴隶贸易的规模，让地区性的贸易走向全球化：荷兰帝国把俘虏带到了世界尽头，这一点毫不夸张。

欧洲列强带来了新的统治意识形态，以及新的人权观念。从亚洲的角度来看，大肆宣扬荷兰共和国的“人权诞生”看起来的确很奇怪。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追溯这些新观念的发展，它们在孟加拉湾周围的传播经历了许多转变和反复，产生了无法预测、意想不到的结果。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它们或许得以发挥出来；在其他时刻、其他地方，对那些失势的人来说，它们又没有什么力量。自由这种说法常常被用来——有时是真心的，有时是讽刺的——为掠夺辩护。英国人很可能是所有国家中最善于把道德主义与利己主义结合起来的。

宾州大学历史学家里希特（Daniel K. Richter）在其探讨美国早期历史的著作中指出，了解“分层化的过去”是很重要的。里希特说自己的工作接近于地质学的成果，北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早期地层”已被湮没，种植园主、帝国主义者和革命者相继宣称对其拥有主权。不过，“这些古老的世界仍隐藏在表面之下”，它们影响了后续的发展，并且留下了痕迹。 ⁶² 现代世界早期横渡孟加拉湾的商人、劳工、奴隶和士兵，塑造了海岸线周围的海洋范围。19世纪，现代帝国的力量将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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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为缅甸孟邦首府，位于安达曼海的莫塔马湾东岸。

(2) 伊斯兰经典著作，原文为阿拉伯语，16世纪以后翻译成爪哇语、马来语、泰米尔语等，对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文明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印度南部泰米尔地区的地方政权。

(4) 阿拉伯语中对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称呼。

(5) 今称柯枝。

(6) 今缅甸德林达依省，位于缅甸最南部，克拉地狭以南的狭长地带。

(7) 《郑和航海图》中名为“莽葛奴儿”。 5H2XdP6DK5hGOThLtQTj9FEsDXMMsWmYDP4Zsl97yh2T+Pop9r1gor9VMZko5AU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