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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与物、商品与资本等跨过国界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但国家之间的壁垒却随着竞争的加剧而日益森严。一方面，人类社会面临着共同的经济、政治、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强化了民族主义的国家却往往以邻为壑，无视共同的问题，甚至极力摆脱自己应负的责任。这为我们思考当前的国际问题带来了困境，我们既要顺着全球化的趋势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去考察全球性的自由流动，又不得不正视国家力量的增强及其对流动的限制。这种矛盾几乎出现在世界的各个区域，孟加拉湾周围表现得尤为明显。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于现实的忧虑，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尼尔·阿姆瑞斯的《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一书，从历史的维度追踪了孟加拉湾的人员流动和生态变迁，并且探讨了其当代命运的缘由。作者阿姆瑞斯成长于新加坡，在剑桥大学获得学位，目前是哈佛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为人员、思想、制度的跨区域流动，尤其侧重于对孟加拉湾的研究，兼及移民史、环境史、公众健康史。他的著作还包括《现代亚洲的移民和流散》（2011年）、《国际健康的去殖民化：南亚和东南亚，1930—1965年》（2006年）。他是《现代亚洲研究》《过去与现在》等著名学术刊物的编委会成员，也负责为哈佛大学出版社主编“亚洲的联结”系列丛书，同时还参与编写《新编剑桥印度洋史》第二卷。此外，其2018年的近著《难以控制的水域：雨水、河流、海岸、大洋如何形塑亚洲史》（ Unruly Waters: How Rains, Rivers, Coasts, and Seas Have Shaped Asia's History ），也是一部观点新颖、视角独特的著作。
《横渡孟加拉湾》获得2014年美国历史学会关于南亚历史的约翰·理查德奖（The John F. Richards Prize）。同时，该书也是作者对孟加拉湾周边环境变迁史研究的大型项目的初步成果。阿姆瑞斯的生长环境和求学经历促成了其独特视角的形成。剑桥大学多年来对新帝国史、全球史的研究，以及印度学界多年来流行的庶民视角，都使他非常重视底层民众，选择从边缘和底层的角度重述历史，而这些正是该书脱颖而出的基础。
从研究对象来看，《横渡孟加拉湾》这部作品属于区域史或者地区研究。然而，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史和地区研究又有很大的不同。从区域史的角度来看，对于印度洋的研究最早是由于受到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模式的启发而开始的。 (1) 但是，在最近若干年，由于地中海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生态史、环境史，因此也带动了印度洋研究的转向。 (2) 从地区研究的角度来看，以往的南亚研究和东南亚研究在研究阵营上是分开的，两者之间很少有交叉。但是在全球化日益迅速展开的当下，这种隔绝开始被突破，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流行的全球史越来越关注流动和联系 (3) ，而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流动和联系却一直以来很少被关注，或者说，它们一直都被掩盖在国家的阴影下。因此，《横渡孟加拉湾》一书适时地做出了突破，在区域与生态、地区与全球之间进行了综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独树一帜，具有很大的突破性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从内容上看，该书八个章节，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概述孟加拉湾流动的源起、发展和现状。
在第一章中，作者介绍了孟加拉湾的自然环境，并且追溯了早期历史的发展及其作为这个区域整体性的基础。显然，这是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模式和整体史观的影响，将孟加拉湾视作一个类似地中海的自成一体的区域。这个区域的国家有一些共同的自然因素，譬如季风；也有一些共同的历史背景，譬如6—8世纪帕拉瓦（Pallava）王朝的寺庙建筑和雕塑影响到整个东南亚，9—13世纪朱罗（Chola）帝国借助其强大的商人集团纵横东南亚，成为横跨孟加拉湾的大帝国，并且与孟加拉湾对面的室利佛逝（Srivijaya）帝国以及爪哇的马塔兰（Mataram）王国长期竞争、角逐。在孟加拉湾对岸，还有位于今日缅甸的勃固，它南通锡兰，北接中国云南。另一方面，宋代中国也发展起强大的海外贸易，势力远及孟加拉湾。孟加拉湾的商业活力在公元1000年前后开始的温暖期达到了巅峰。13世纪以后，温暖期结束，亚洲经历了内亚游牧民族的新一波征服。突厥人在北印度建立德里苏丹国，并不断向南扩张，中国也出现了宋元易代。然而，伊斯兰文化在印度的扩展并没有阻碍南印度的泰米尔商人在孟加拉湾的流动。
此外，作者利用印度的神话和中国东晋僧人法显的记载，以及近现代的传说等，展现了孟加拉湾作为早期印度世界的东部边疆的险恶环境。从16世纪起，欧洲人来到这里，进行权力和利益的角逐。同时期也出现了交通方式的变迁。早期的船只航行受季风等条件的约束，但是随着蒸汽船的应用，人们可以逐渐摆脱自然条件的束缚，而20世纪航空和定期航班的开始，更是改善了运输状况。一般人认为前殖民时期的海洋是开放的，而后便被殖民者控制，并被其划定了的边界所阻碍。作者认为这是浪漫化的想法，忽视了以往巨大的海上危险。在作者看来，19世纪以后的殖民时代的确是孟加拉湾人员流动的高潮时期。作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通道，这里有印度教徒、穆斯林、中国人、马来人往来穿梭，其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前现代时期。
在第二章中，作者探讨了近代早期孟加拉湾作为印度洋商业中心的地位。他指出，在欧洲人携带着新的领土、法律、宗教观念到来之前，这里就已经存在一张繁忙的商业网络了，尤其是南印度泰米尔地区的许多地方都与孟加拉湾对岸有着密切的商品和人员流动。而孟加拉湾的两岸也先后经历了伊斯兰化，波斯人、哈德拉毛人在这里有着广泛的流动和分布，泰米尔的穆斯林也在这里到处经商。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15世纪，这个区域内部的商业化导致城市从内陆转向沿海，兴起了一批沿海城市，从吴哥、蒲甘、素可泰等内陆稻作集中地和王权中心转向勃固、马六甲、淡目，港口城市成为重要的新兴力量。从16世纪起，葡萄牙、荷兰、英国先后在这里经营，但是它们都不得不重视这里原先存在的商业习惯和秩序。
除了沿海城市，这里区域性的政治结构也为欧洲人的到来提供了条件。16—17世纪，中世纪的帝国纷纷解体，政治分裂造成各种地方势力自成一体，主要王朝和权力中心并未在空间上彻底完成对后来意义上的国家的统一，还只是处于对边疆的开发和征服过程中。如莫卧儿帝国直到17世纪才进入南印度，彻底征服孟加拉，但仍然面临着许多独立性很强的地方势力。这里的离心势力试图与欧洲人合作，但也招致了权力中心对这些独立政权和港口城邦的兼并潮流。也正是在与欧洲人的竞争中，孟加拉湾的早期现代国家成型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品形式上，相对于马拉巴尔海岸盛产的大宗商品香料，印度环孟加拉湾沿岸的科罗曼德尔海岸的主要商品是棉布，用来换取东南亚的香料。然而，当欧洲人携带白银来到孟加拉湾时，棉布便取代香料成为运往欧洲的大宗商品。此外，印度的大米也是向东南亚出口的大宗商品。
在第三章中，作者探讨了欧洲人到来以后孟加拉湾的变化。18—19世纪，欧洲人在孟加拉湾的东部将其作为“边疆”进行开发，对人力的需求带动了南印度的劳工向孟加拉湾东部的迁移。这种流动主要在槟榔屿、新加坡、锡兰之间进行，有警察、罪犯、工人，也有中国劳工。此外，作者认为城市中的神庙建筑可以表现移民的流动情况，信仰是随之迁移的。当然，在宗教的仪式方面也出现了混杂性，伊斯兰教、印度教、中国宗教之间都互有杂糅，占用共同的空间。由此可以看出，迁移来的劳工之间虽然经常出现分歧，但是他们在某个共同区域居住，相互联系增强，这使其属地性超过了族裔性，共同性超过了差异性。但是，殖民政府却在移民中制造隔阂，将其分成不同的种族（race），如印度人、马来人、华人等，以便管理，从而使原来不分彼此的杂糅关系变成了存在差异性的族裔群体。同这种对人群的划分一道，欧洲人还对空间进行划分，即制造边界。例如，1824年英国与荷兰划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边界时，就丝毫没有顾及两者的历史和文化。从此，位于边界两边说相同语言的人群也开始将对方视作外国人，而原本语言和宗教都不同的人群则彼此成为拥有同一个祖国的同胞。这些正是被欧洲人的到来所改变的。
第四章论述了19世纪起欧洲人对孟加拉湾的彻底改变。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开始在稻作区以外的边疆森林地带进行开发，这带动了非自由劳工的更大规模的迁移。作者认为，这类似于同时期欧洲人往美国新大陆的迁移。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从1870年起，大量印度南部的人口开始迁往孟加拉湾东岸的马来亚和缅甸。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更是大大拉近了孟加拉湾与欧洲的距离，而电报、铁路、轮船的发展则促进了交通。在这种外因的便利条件下，种植业的发展更是促进了移民的流动。尤其是咖啡、茶叶、糖蔗、橡胶等种植业，推动了对劳工的需求。
譬如，马来亚引进南美的三叶胶，非常成功地培育了新的橡胶品种，因此也需要更多的劳工。19世纪80年代起，孟加拉湾内部劳工的迁移成为一种产业，尤其是南印度的泰米尔地区，成为主要的劳工输出地。这些劳工或被贫穷所迫，或是被集体地引进，成为种植园中的契约劳工，其更多的还是非自由的迁徙。在这种迁徙中，工头与种植园主合作，将大量移民带往孟加拉湾对岸。也有大量南印度和孟加拉地区的劳工前往缅甸，但这里不是以种植园经济为主，因此他们会散落在各个行业。基本而言，南印度的泰米尔人会前往锡兰和马来亚，稍北边的泰卢固人和孟加拉人会前往缅甸，他们基本是在同一纬度的范围内进行迁徙。
第五章介绍了移民的生活状况及其身份的变化。在仰光，印度移民占多数，在槟榔屿、新加坡，则是华人占多数，这里成为印度和中国的“城市边疆”。作者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移民在仰光的生活做了细致的描绘，如他们的职业分布、卫生状况、家庭情况等，尤其对处于底层的妓女的辛酸生活和移民家庭的悲惨遭遇花了较多篇幅。作者对以往的宏观研究有一定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将移民抽象成为数据，只谈论网络和流动，却忽视了那么多个体的、鲜活的生命。
20世纪30年代，马来亚的橡胶业极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对东南亚本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诸如交通方式、消费模式、人口构成、族裔分布、阶级情况等。因此，本土原有的以种植园为主的经济面貌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汽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被广泛使用，移民的居住方式、相互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这之上，是移民认同和身份的变化。如马来亚的泰米尔人开始感受到日益增强的印度民族国家的情感，但是他们发现其他族群也在逐渐增强民族主义，马来人开始排斥外来移民，这激发了这些泰米尔移民去寻求公民权。因此，这一认同与他们对印度国家的认同产生了冲突，从而导致认同的断裂，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归属问题。他们面临一个新的任务，那就是必须选择一种身份，并且成为其国家的公民。
在第六章中，作者讲述了孟加拉湾自由流动的结束和国家边界的划定。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危机和萧条之后，孟加拉湾的东部开始对移民持排斥态度，这与同时期的欧洲有相似之处，希特勒正是在这时候反对外来移民。而这与正在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又联系在一起，新兴国家缅甸和马来亚想要通过团结移民反对印度（英殖民政府）的介入，譬如缅甸对印度移民不分族裔和信仰地进行团结，就是为了抵制印度的影响。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发展，强化了对领土的归属意识，而不再是鼓励海洋上展开的自由流动。新兴民族国家极力控制人口的流动，并将人们转换成俯首帖耳的国民，这恰恰与以前的自由流动相反。有意思的是，在疆界关闭的同时，却出现了其他方面的开放性，如劳工不分国别地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然而，民族国家的号召性也在加强，譬如缅甸出现的印度国民军，就在日本占领时期同曾经的殖民者英国决裂并斗争，他们认同印度，将自己的认同建立在母国身上。
在生态环境方面，这时期缅甸和东南亚作为生态的边疆被大规模地开发，日本统治时也利用大量劳工血汗修成泰缅铁路。这里成为向英属印度供应粮食的重要地带，稻米成为联结孟加拉湾周边各地的重要物品。尤其是缅甸和泰国，成为重要的稻米出口国。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出现歉收饥荒时，这里却没有及时地进行粮食支援，尤其是日本控制的缅甸，没有向印度输出粮食，这使孟加拉地区受害深重。这也与这里数个世纪以来人口增加、生态环境恶化、民族国家的划地为界和以邻为壑有关。边疆地带成为印度腹地的粮食供应地，但这里一旦失守，就无法保证腹地的安全了。孟加拉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第七章中，作者探讨了解体之后的孟加拉湾开始出现对公民权的追求。二战以后，新兴国家缅甸和马来亚开始限制外来移民，它们确定边界，发放护照，颁布公民法案，并且防止外来移民扰乱本国的人口，这样就从边界和身份上为本国公民定了性。而印度也限制本国公民的任意离开。这是经历了帝国主义撤离后的新兴民族国家对政治颠覆、非法移民、外来影响的担忧所导致的。随着边界的确定和公民身份的定性，也出现了少数族裔的问题。这些被视作“帝国的孤儿”的人群曾经在前现代的大流动时代往来于孟加拉湾两岸，但是在民族国家化的时代却成为被抛弃的人群。如吉大港的阿拉干佛教徒社群、缅甸若开邦的孟加拉穆斯林社群、锡兰的泰米尔人，都成为一直延续至今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族裔问题，他们仍然在为争取公民权而同民族国家斗争。至于那些仍然留在孟加拉湾东岸的印度人，则逐渐地融入所在国。这些离散社群成为所在国的组成部分。然而，泰米尔人、华人的公民地位仍然是新兴国家需要解决的内部问题，从而带动了战后的社会运动，少数族裔为提高其社会地位而努力。而他们与原先的母国也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联系，作者认为，这类似于大西洋两岸的迁移和美洲的欧洲人社群建设。
自20世纪中叶起，孟加拉湾也出现了生态上的变化。马来亚的油棕榈种植取代了之前的橡胶种植，因为天然橡胶的市场出现了萎缩，大量欧洲人的橡胶种植用地被转手给华人。这导致大量以前依靠橡胶种植业为生的泰米尔劳工失业和陷入困顿，也使他们无法获取公民权。因此，英帝国撤离后的孟加拉湾被民族国家所包围，国家建构成为当时的主要潮流。虽然当时也出现了突破民族国家、实现区域联盟的潮流，但是在冷战的总体环境下，这些努力都流产了。而且，美国非常强调孟加拉湾的战略地位，因此推动了这里的地区研究，即要挣脱大印度和大中国的影响，从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出发，用其过去为其现在的合法性论证。笔者认为，这也是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历史研究上的投射和反映。
另外，这一时期随着世界范围内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粮食的自给自足，孟加拉湾东岸已经摆脱了主要粮食出口地的身份，开始转向以本国的民族国家为框架的生态发展。譬如20世纪后半叶马来西亚开始的新一波森林开发，就是为了发展木材和棕榈油，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同时也开始了对海洋的开发，只是这时出现的不再是跨孟加拉湾的贸易，而是转向经营国家附近海域的资源。新的港口也开始建立，逐渐取代了殖民时期的港口城市，那些曾经为跨孟加拉湾流动而建造的港口逐渐衰落，作者称其为孟加拉湾的“死亡”。由此也可以看出，民族国家化对于这个曾经自成一体的区域影响巨大。
第八章对当代的孟加拉湾做了现实层面的探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从印度到中国的区域成为重要的战略地带，再次得到各国的重视。中国的工业革命急需能源，而其运输因过度依赖马六甲海峡而产生了“马六甲困境”，因此，摆脱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打开从中国到印度洋的海路。为此，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发展这种策略的口号和历史依据。中国在印度洋上投资了很多港口，尤其是在缅甸的孟加拉湾沿岸，通过实兑港、皎漂港、吉大港，将其与中国西南的云南、贵州直接连起来。从地缘政治上看，这正是要加入孟加拉湾的经济世界中来。同样，印度也在加强对孟加拉湾的控制，在这里增强军事部署和经济往来。
然而，同各个国家的战略图景不同的是，这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出现越来越大的变化，越来越呈现出不稳定的面貌。人类对这个海域的影响日益增强，对海洋的利用和改造步伐也在加快，这些都导致了沿海的景观变化，带来的是整个区域的生态变迁。捕鱼业、城市化、农药使用、石油开采等，都在破坏着环境。每年都会有大量垃圾从陆地排入孟加拉湾的海水中。随着森林砍伐，大量树木消失，尤其是海边能够抵御海水侵蚀的红树林，让位于养虾场等工业场所。河流大坝的建造，也对河流入海口的区域造成了破坏，使到达这里的沉积物逐年减少，从而造成越来越大的生态危机。而且，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也正在给孟加拉湾周边地区造成损害。特别是与该区域的季风结合起来，更是带来了大灾难。这也将产生“气候移民”，为民族国家的安全带来难题。虽然这种迁移在历史上也存在，但是20世纪中叶划定的民族国家边界将严重阻碍这种迁移。尤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之间的壁垒将变得前所未有的森严。此时，那些曾经正常流动的移民被贴上了“非法移民”的标签。
同时，历史上存在过的联系又复活了。当前，泰米尔劳工再次大量进入马来西亚、新加坡务工，但是他们的工资低廉、社会地位低下，都是没有权利的底层劳工，这构成了跨国界的社会问题。但是，对于这些有血有肉的个人而言，成为迁移的劳工又是他们自我实现的途径。由于家庭的少量土地和微薄收入受到环境恶化的影响，于是他们决心通过借贷远赴海外赚钱，如果失败的话，会更进一步加剧其家庭的艰难处境。这与一个世纪以前的劳工状况有很大的相似性，也是当今孟加拉湾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该书通过八个章节，依次论述了孟加拉湾从近代早期经由殖民时代再到当下的发展历程。作者的跨区域视野和对底层的关怀使本书有着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其特色有如下几点：
首先，全书紧扣边疆，从边疆出发，跳出了民族国家的框架，突破了这个框架中的线性历史叙述模式，在更广阔、流动性更强的空间中考察孟加拉湾这个区域，尤其注重这个空间中的各种联系。
“边疆”概念最早来自美国的边疆理论，被应用于研究美国向西部的拓展。作者强调了生态意义上的边疆，也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文明意义上的边疆。长期以来，孟加拉湾东部区域是东亚和南亚移民的目的地，也是西方殖民者到来以后进行森林砍伐和引进植物后形成的特殊区域，这里虽有别于印度和中国的核心地带，但也与这两者的边缘地带交接，并且产生频繁的联系。 (4) 在作者看来，孟加拉湾东部于19世纪下半叶成为东南亚的“森林边疆”，有大量农民在这个区域流动，成为契约劳工。如泰米尔劳工在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工作，为美国的汽车产业提供原料，这里成为英帝国眼中最有价值的地方；缅甸成为世界最大的稻米输出国，接收了大量的印度移民作为劳工。据作者统计，1840—1940年，有2800万人穿越孟加拉湾，使这里成为最大规模而又最鲜为人知的移民区域。
在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编织的话语和宏大叙事当中，我们只知道孟加拉湾两岸的帝国和国家的历史，如公元1000年前后出现的印度南部的朱罗帝国、中南半岛南部的室利佛逝帝国，以及中世纪晚期分别出现的毗奢耶那迦罗和满者伯夷，还有两者之间的锡兰、马六甲等小国；我们也了解它们的兴衰及其相互之间的征伐，但是对它们之间的交流却所知甚少。到20世纪，民族国家更强地界定自己的边界和身份，并且在特定的边界内建构其悠久的历史，从而证明或增强其合法性。但是，对于跨界流动的区域更难以阐明其归属，譬如印度南部的大量泰米尔劳工穿过孟加拉湾到马来亚，他们与印度的民族国家又构成了矛盾，形成个人、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张力。作者将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凸显这里起联系作用的船只、航道、电缆、家族和邮件等构成的网络，还有网络中的货币、神庙等，这些都是构成孟加拉湾整体性的基础。因此，对流动的关注使作者突破了民族国家的框架，而这种突破也使他注意到边疆的重要性，正是在边疆，跨越民族国家的流动性才更强。 (5)
第二，正是源于对边疆和流动的深入考察，作者提出了自己对民族国家理论的反思，尤其是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共同体”的理论 (6) 进行了反思，并试图通过跨区域研究的方法对其进行补充。
作者以孟加拉湾为个案，比照安德森的印度尼西亚模式。他认为，安德森的理论在孟加拉湾地区并不成立，因为这里有很多不同族裔和语言的报纸，以新加坡为例，有泰米尔语、华文等，它们相互之间并不排斥。因此，想象的共同体应该是复数的，它们在20世纪初对东南亚的民族国家建构也产生了影响。此外，由于这里的移民社会特征，归属感并不仅仅为民族国家所有，也为特定的族裔社群所有。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印度民族国家思潮和运动的风起云涌，孟加拉湾周边的移民与其原来的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难以为继，对国家的归属感确定在了特定的土地上，而非海外的离散社群。因此，离散社群的归属感被大大削弱，但母国的意象却依然在海外的居民中间流行。可以看出，离散社群对安德森的民族国家理论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
对于流动性的考察始终贯穿于该书。流动性往往体现在陆地上，这也体现于近年来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赞米亚”（Zomia）理论中 (7) 。而本书则展现了一幅海洋上流动的画面，对斯科特的理论有一定的补充意义。无论是高山还是海洋上的流动，都可以看作是对国家控制的反思。斯科特认为被称作“赞米亚”的高山地带，是对以平原为中心的国家控制的逃离，而孟加拉湾周边的海域上的流动，则成为本书所探讨的主题。当移民到达新的居住地以后，仍然面临着对国家的想象和认知，这将决定他们认可哪一个民族国家，而离散性是对特定地方、民族和区域空间之内的民族国家想象的冲击，甚至可以将其颠覆。 (8) 因此，在作者看来，国家会控制海洋和构建历史话语，曾经的流动会消失在国家边界封闭之后。但是，历史上的流动仍然会给新建构的民族国家产生很深的印记。譬如，今日缅甸西部长期未能解决的罗兴亚人问题，这正是国家边界关闭和遏制流动性的结果。
因此，对于区域研究必须有新的认识。作者一开始便说道，在20世纪中期民族国家边界日益清晰的浪潮中，孟加拉湾被遗忘，而在战后兴起的地区研究被分成了南亚研究和东南亚研究两个阵营时，这个区域恰好处于分界线，又无法被归类。作者强调区域研究对这一区域的割裂性，譬如，关于马来西亚和缅甸的研究仅仅被局限在东南亚研究圈子，与印度毫无联系，这种画地为牢的做法是美国区域研究导致的。正是有鉴于此，该书体现出创新性和突破性。因此，作者研究的既是区域史，也是一种跨区域的历史。也可以说，只有通过跨区域的方法，才能更充分地认识区域史。
第三，对民族国家框架的突破也是长期以来区域史研究发展的结果，这使得该书特别关注生态和环境。
当前这个区域周边聚集着世界1/4的人口，却面临着极其敏感脆弱的生态环境，这都使作者想要揭示出其根本原因。此前，印度洋史的研究者乔杜里（K. N. Chaudhuri）等学者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特别关注经济活动和长时段方面的地理、环境变迁 (9) 。近年来，环境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也受到关注。 (10) 作者认为孟加拉湾并非静止、被动的，而是时刻在变化着，早期有影响这里的季风、水位、洋流、植被，到20世纪，人类对这里的干涉越来越多，试图重塑海洋，出现了海岸线的变化、森林植被的改变、锡矿的开发，等等，这打破了孟加拉湾自成一体的系统。到20世纪后半叶，人类活动对这里的改造速度更快，由于移民活动、国家开发、技术进步，孟加拉湾经受着“联合或撕裂”，这个区域已经与人类历史密不可分了，移民与环境的关系更是如此，这也是作者的关怀所在。因此，他关注和描述的海洋是动态的，是与人类活动、自然变迁息息相关的。
第四，该书从边缘和底层的角度重述历史，注重底层民众，同情作为弱者的移民劳工。
虽然传统的经济社会史也强调日常生活，但是对底层和边缘的重视还是来自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尤其是福柯对边缘人群的重视，带动了对边缘群体的重新认识。印度流行的后殖民主义对庶民的关注，也是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将其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了普罗大众。作者也在书中引用了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等学者的庶民研究来讨论孟加拉湾的底层移民问题。此外，作者在方法上大量使用人类学方法，走访了大部分地区，并且与当地人有深入互动，了解到当前这些劳工也会运用法律武器为其自由而战。这种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也使其书充满了浓重的人文关怀。
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浪潮与民族主义情绪并起，工业时代遗产与生态文明冲突的时代，该书勾勒了孟加拉湾历史上的移民和反移民，也述说了其从跨国流动到民族国家封闭边境的转变，再到新的迁移问题出现的长时段变迁。与迁移同时进行的，是环境的变化及其对该地区的反作用。这不由得令人联想到当前地中海和欧洲这个正在被移民所困扰的区域，以及其他正在被全球化和本地化所撕裂的地区。可以说，《横渡孟加拉湾》一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经验和教训。
朱 明
2020年5月
(1) 朱明：《建构和争论中的印度洋历史——书写亚洲海洋史的尝试》，《全球史评论》2015年第7期，第85—99页；朱明：《印度洋史书写的新趋势》，《光明日报》2019年2月25日第14版。
(2) 参见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著，吕厚量译：《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和迈克尔·皮尔逊著、朱明译：《印度洋史》（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中的环境史转向。
(3) 参见Merry E. Wiesner-Hanks,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 7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中译本；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刘风译：《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4) Willem van Schendel, The Bengal Borderland: Beyond State and Nation in South Asia, London: Anthem Press, 2005.
(5) 当前关于印度洋地区的研究特别注重联系，参见Engseng Ho, The Graves of Tarim: Genealogy and Mobil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Eric Tagliacozzo, Helen F. Siu, and Peter C. Perdue, eds., Asia Inside Out: Connected Places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 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8) 阿帕杜莱著、刘冉译：《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4页。
(9) K.N.Chaudhuri, Asia before Europe: Economy and Civilis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 参见K. Sivaramakrishnan and Gunnel Cederlöf, eds., Ecological Nationalism: Nature, Livelihoods, and Identities in South Asia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