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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和讨论展开后，学术界在探讨《红楼梦》这部作品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注意到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这是十分可喜的事。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历史上有关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文章都根据若干史料提出一些看法，但是所提供的史料的时间性都很不肯定。从八世纪，十世纪到十六、十七世纪都有。那么，到底什么时候算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呢？《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时期怎么会有这样长呢？固然，后一时期的某些史料可以说明前一时期的情况，但如果生硬地把后一时期的一些局部情况当作普遍性的例子来说明前一时期所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那就会发生错误。因之研究这一问题要从大量搜集材料，调查研究工作入手，要花时间，付出力量，分工合作，从各方面来综合分析，然后才有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至于我自己，也还没有来得及抽出时间进行充分而仔细的研究，只能根据二十年前接触过的一些资料，给大家提供几点参考性质的意见。在这里仅仅提出问题，并要求把问题局限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所发生的主要事件上面，特别是十六世纪中叶这个明朝人自己感觉到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着重提出那些在这时期以前历史上所没有发生过，或发生过而不很显著，这个时期以后成为比较普遍、显著的一些问题。
我在1936年《清华周刊》四十五卷第五期《十四世纪时之纺织工厂》一文中曾举出元末明初学者徐一夔在《始丰稿》的《织工对》中叙述到钱塘相安里的手工业纺织工场的情况。工场主自备纺机，雇工多人生产。工人领取计日工资，作为家庭生活费用。手艺高的熟练工人，还可获得加倍的工资，并为工场主争着雇用。工场技术改进，成品质量不断提高，很受市场的欢迎。同样情况的记载，在这以前的历史书中尚未见到。
关于手工业工场问题，我认为应该按照当时行业系统，从纺织、制瓷、冶铁、木材、造纸等方面大量搜集材料，进行深入的综合的研究。
许多文章笼统地提到明代有南京、北京、苏州、松江等三十三个新的商业城市。这个数字是不错的，但是时间有问题。因为并不是整个明代都是这样情况。事实上从明成祖以后，运河南北畅通，到宣宗时沿运河的某些城市才繁荣起来。那时，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贸易市场扩大了。另一面为了保持钞法流通，沿长江、运河及各布政司所在地，建立了三十三个钞关。据《明宣宗实录》卷五十所载，这是宣德年间的事情。在此以前，没有钞关，在此以后的二百年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新的商业城市兴起。以此，不标明确切的时间，以一个时期的情况来概括整个明朝，是不符合当时存在的客观事实的。
关于明代商业城市的兴起、发展和变化和市民阶级的形成，我们还应该认真作专门的研究。
元末倭寇侵略朝鲜，明初转而侵略山东、江苏、浙江沿海地区，到嘉靖时（十六世纪中叶）大肆骚扰东南沿海江苏、福建等地。当时的倭患对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起很大破坏作用。除倭寇外，欧洲人也到东方来了。主要的是葡萄牙海盗，明代称为佛郎机的，在沿海通商、做买卖，买卖做不好，就进行武装抢劫。中国沿海商人，因为政府禁止对外贸易，也往往和倭寇、葡萄牙人结合进行通商和海盗活动。
明朝政府最初是允许与外人通商的，在沿海几个重要地区广州、宁波等地设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由于倭患严重，明朝政府认为通商是它的祸源，于是撤废市舶司，禁止与外人通商。这问题引起很大的争论。沿海地主把资本转移到对外贸易的，主张通商；内地地主则反对通商，主张完全禁止海上贸易。这一争论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发展到最高峰。
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三十一《福建按察司副使辛公（访）墓志铭》中提道：“奉敕巡视海道，濒海大姓私造海舰，岁出诸番市易，因相剽杀。”徐学聚《世庙识余录》卷十一说：“钦州知州林希元……居乡，专通番舶。”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和《明史》卷一百三十九《朱纨传》中也都讲到十五、十六世纪时沿海地主官僚私造海舰的情形。尽管明太祖时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海船的大小也有一定限制，但是到十五、十六世纪时，官僚政府的法令并不能阻压东南沿海地区人民对外通商的要求了。
《东西洋考》中提到，福建沿海人多地少，失业者纷纷下海，“半年生计在田，半年生计在海”，沿海官僚地主也参加活动。“富者出资，贫者出力懋迁居利”。明朝中叶十六世纪前期，通商热潮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高涨。平民乃至官僚要求打破海禁，恢复市舶司，和反对派形成政治斗争。内地官僚地主的代表人物朱纨（长洲人）等人主张禁止海上对外通商，以军事力量控制海口，断绝对外关系。在这方针下，朱纨以“都御史总督闽浙军务”（这是新官衔，专防倭寇）前往闽浙，采取严厉手段，用武力镇压。当时葡萄牙人及沿海海盗活动中心地区是浙江的双屿和福建漳州的月港，葡萄牙海盗入侵漳州，朱纨派兵迎击，擒获后处死了九十余人。朱纨向政府报告中提出，“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沿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所谓“衣冠之盗”就是指支持、组织沿海巨商的浙闽官僚地主。朱纨等人和这些人发生利害冲突，检举了其中的福建官僚地主专通番舶的林希元。被检举的人也联结了一批有共同利益的通商派（多为福建人）结成力量进行斗争。浙闽的在朝官僚弹劾朱纨，说朱纨所捕杀的九十多人是良民，是滥杀。闽籍在朝官员周亮、叶镗、陈九德等合力攻击朱纨，朱纨被取消“总督”名号，改为“巡视”，解除兵权。明朝政府并派兵科给事中杜汝桢处理这案件，于是主张禁海的都不敢说话了，朱纨被迫自杀。这一斗争说明了主张通商派和反对通商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达到高潮，结果是反对通商派的失败。
这种性质的斗争，在过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汉、唐、宋、元以来都曾进行对外通商，而且有些时候还很繁盛，但是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形成政治上的新兴力量——商业资本家和代表内地农业封建地主利益的保守派形成两个敌对的派别，进行拼死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还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这种情况则是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这是由于国内市场的扩大，商业资本的发展，他们在政府里的代表，代表沿海通商派地主和一部分人民的利益，提出坚决的要求，和进行顽强的斗争。从这个斗争的实例说明了商业地主的代表出现于政治舞台上的历史意义。
不仅沿海官僚地主，甚至内地某些官僚地主也在进行商业活动和经营手工业工场。
著名的正德皇帝开设许多皇店，这是十六世纪初期的事情。嘉靖时贵族如郭勋（翊国公）（印行过《三国演义》）在京城开设店舍多至千余区；外戚周瑛于河西务设肆邀商贾，周寿出使多挟商艘。例子很多。
在地方上，原来明朝制度规定四品以上官员禁止做买卖，与民争利，但这一条始终行不通。事实上是官愈大，做买卖愈多愈大。例如苏州黄省曾《吴风录》中说：“自刘氏毛氏创起利端，为鼓铸囤房，王氏债典，而大村名镇，必张开百货之肆，以榷管其利，而村镇之负担者俱困，由是累金百万，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由此可见一斑。
过去官僚固然也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但在明初以武官居多，到明朝中叶，这种情况改变了，文官也经商了，并且还开设手工业工场。于慎行的《穀山笔麈》记载吴中退休官僚乃至在朝者都经营工商业。华亭徐阶做宰相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十六世纪中期的这种现象，也是过去所没有过的。过去的官僚认为做买卖有失身份，社会上看不起商人。十六世纪以后，这种看法改变了，不止武官，连皇帝、贵族、大官僚都抢着做买卖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改变了。
上面所指出的这种变化，明朝人自己看得很清楚，有不少人就各方面变化的情况作出他自己的总结：
首先，从风俗方面说，明朝人认为嘉靖前后是两个显著不同的时代。顾起元《客座赘语》中证述南京风俗在正德嘉靖前后的变化：妇女服装由朴素而华丽，宴会由菜四碗、六碗到菜八碗、十二碗甚至十六碗等等。山东《郓城县志》（崇祯七年刻本）说正德嘉靖前百姓老实，易于治理，其后生活竞尚奢侈，例如：“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服，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槌牛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溢衢巷，货杂水陆，淫巧姿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槌击健讼，武断雄行。胥棣之徒，亦以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博平县志》说：“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过去乡社村保中无酒肆，亦无游民。由嘉靖中叶以至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棣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不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当时人好起别号，皇帝有，官僚有，在博平县甚至别号“下延于乞丐”。关于当时风俗的记载，我们还可以在范濂的《云间据目钞》、郎瑛的《七修类稿》、陶奭龄的《小柴桑喃喃录》和余永麟的《北窗琐语》、周玄
的《泾林续记》中看到很多。
其次，在文化娱乐方面，沈德符的《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中提到正德以前流行的歌曲主要是北曲，举曲牌名如琐南枝、傍妆台、山坡羊等；此后流行的则是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等；嘉靖后则流行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银纽丝等关于男女生活淫昵情态的歌曲。官僚贵族的园亭建筑，正德、嘉靖以后，南京园亭有一百多所，苏州有好几十所。盖花园、筑假山，一时成为风气。明代前期禁止官吏嫖妓女，正德、嘉靖后禁令成为虚文了。文人捧妓女成为风气，甚至选妓女为状元、探花。《儒林外史》所写的也就是当时风气的反映。戏剧方面，男戏之外，又有了女戏，南曲盛行，士大夫多蓄戏班，写剧本。后期盛行赌博，官吏、士人至以不会赌博打纸牌为耻。
再从政治方面来看，《明史·循吏传序》提到明初休养生息、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嘉靖、隆庆以后做官讲资格，吏治既以日偷，民生由之日蹙。私人记载如明末陈邦彦的《陈岩野先生集》卷一《中兴政要书·保民篇》第三称嘉靖、隆庆前，士大夫敦尚名节，游宦归来，问他赚得多少钱，他要生气；此后则自大吏以下做官等于做买卖，商较赚钱多寡，公开不讳。放官到富饶地区，群相酒宴庆贺。贪污少者，回家时人们都加以耻笑。念书为了做官，做官为了发财，成为当然的事。升官主要靠行贿，时称“送礼”。所谓送上黄米、白米若干担，即指送黄金、白银若干两。后来改称送书若干册，叫作“书帕”，送书时附上金银。因此，到地方做官上任先刻书，书刻得很烂、很粗糙，有很多书都是乱抄一气，没有什么道理的。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化，即手工业、农业、商业的发展，影响到了各个方面。大地主把一部分从土地剥削所得的银子投资于工商业，因之过去遭受鄙视的商人，地位也提高了。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也都逐末营利，经商成为风气了。商人的奢侈浪费的生活，造成社会上的繁荣现象。封建礼法和秩序开始受到冲击了。从而文学歌曲方面也出现了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的作品。
在明代以前，白银已部分使用。元朝曾用钞，明初铸铜钱，社会上已习惯用钞，反而不习惯用铜钱，只好仍然用宝钞。不久由于钞币发行无限制，通货膨胀，钞价贬值，由一贯钞值银一两贬至只值一两个钱。钞法失败，铜钱又不便于大量和远地的交易，于是白银日渐流通于市场，社会对于白银的需要日趋迫切。
明初赋税收实物粮食。每年北运四百万石至北京，运费都由农民负担，运费数倍于粮食。每石粮食由浙江运到南京，运费二三石，由北京至北边边境运费三四石。至英宗时有些地方税收开始改折“金花银”，四石粮食折交一两银子，所收银两用作赏赐戍边官兵费用。这样在实际上大大节省了一笔运费，对地主和人民大有好处。
由于国内市场扩大和税收折银的结果，银两不敷使用。出现了采银高潮，政府征发许多人夫，到处开银矿，苛征勒索，引起各地农民的反抗。
通过对外贸易的出超，大量白银输入了。西班牙人从墨西哥运白银至吕宋，由吕宋转运中国，换取丝织品和瓷器。到后期墨西哥银元也大量流入中国。
经过长时期的采银和对外贸易的收入，到万历初年，将田赋改为一条鞭法：赋役合一。大部分地区赋税和徭役改折银两。
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远距离的大量的交易需要共同的货币做媒介，白银普遍地应用起来了。这种情况，也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
唐宋传奇小说的主角主要是官僚、士大夫、文人等等，写市井人物的很少。到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以市井人物为主人翁的作品。例如白蛇的故事，在《西湖三塔记》（《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三怪是：乌鸡、水獭、白蛇，男主角是将门之后——奚宣赞（岳飞手下将官奚统制之子）；而《洛阳三怪记》（《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三怪是：赤斑蛇、白猫精、白鸡精，男主角却是开金银铺的老板——潘松了。流传到现在的《白蛇传》，只剩下二怪，白蛇和青蛇，男主角则是开生药铺的许仙。故事的主角从将门之后的奚宣赞转换为开金银铺的老板，到开生药铺的许仙，这一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又如《金瓶梅》，是万历二十二年以后的作品，写嘉靖、万历年间的事。主角西门庆也是开生药铺的。与西门庆来往的篾片、清客都是官僚地主的后人，原来地位比西门庆为高，后来没落了，成为西门庆的门客。“三言”“两拍”中，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倒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也都是当时社会现实在文艺作品中的具体反映。研究资本主义萌芽，还必须从文学作品中发掘这一类的材料。
总的说来，上述这些问题，是明代以前所没有发生过或者发生过而不很显著的。当时人也明显地感觉到正德、嘉靖前后所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关于这一类材料，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是应该考虑到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组织更多的人力进行艰苦的劳动，搜集和整理出更丰富的材料，进行认真严肃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以上的意见不很成熟，只供参考。
1955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