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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书要讲究版本，要求刻的书错字少一些，刊行的时代早一些，更近于原来面貌一些，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片面地讲究孤本，机械地追求版本，其目的不是为了求真，而是为了“孤”，为了“古”，对于书的内容，倒不十分在意。古代有个“买椟还珠”的故事，我看，这类人倒很像。
读书，是读书的形式，读书的版本，还是读书的内容呢？
宋版，元版，讲版本的人很重视，不得已而求其次，明版也将就。明朝人刻文集最多，也很喜欢刻丛书。
也就是在明朝，有个唐顺之，他也有部文集，叫《荆川文集》。这个人很有趣，有趣在立下遗嘱叫后人不要给他刻文集，而后人偏给他刻文集，这部文集还留传到现在。
下面是他的两封信，都是大骂特骂刻文集的：
我常常想起，天地间有那么几件事情，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的，一件是有些卖酒杀猪的市井细人，有一碗饭吃，死后必定有一篇墓志。一件是达官贵人，中过举人进士、稍有名目的，死后也必然有一部诗文刻集。好像是活着必得喝水吃饭，死去必得有衣衾棺椁，一样不能缺那样。这种情况，不但三代以前没有，汉、唐以前也绝不是这样。
幸亏还好，这些墓志也罢，诗文集也罢，不久就都泯灭了。
不过，尽管毁灭了很多，剩下的还是满屋子。假如不毁掉一些，都留着，即使以天地作书架子，也安顿不下。这种文字，假如家家收藏，用秦始皇办法，作用一番，代替柴火，南山的煤炭竹木，不是都可减价了。可笑，可笑。
我平常以为刻文集是无廉耻的行为。我死后有闲人作此业障，我不敢保险。至于自家子弟，则必须有遗嘱说破此意，不让他们作这业障。
在另一封信里又说：
今世所谓文集，到处都是，多得很。其实一字无用。作者原来是想靠这个不朽的，结果相反，只会暴露自己的“陋”，给人取笑，这不叫作木灾吗？
说得很痛快。虽然也有些过火，例如卖酒杀猪的有些人有这么篇把墓志，也不一定不可以，有些人刻的文集内容也不见得都是一字无用，刻文集也不能一概而论都是无廉耻之类。虽然也有的地方不对头，例如三代以前根本没有印刷术，怎么有可能大刻其文集，汉、唐这两代也是这样。但是，毕竟说出明代这时期的风气，胡乱刻书，刻的书很有些是要不得的。
至于明人刻的丛书，改头换面，偷工减料，东抄西袭，胡拼瞎凑，毛病多得很。虽然也有不少是好的，的确保存着许多有用的东西，给人方便，功劳不少。但是，留传下来的不尽都是好的。
为什么这个时代会有这样胡乱刻书的风气呢？
一个理由是经济的，十世纪以后，印刷术发达了，元、明之间许多城市都成了刻书中心，木头、纸张、刻工都方便，只要舍得钱，就可刻书。特别是做地方官的人，可以利用职权，或者通过修地方志的方便，附带刻自己的诗文。即使不是现任地方官，只要做过京官，有过功名的，也可以通过有什么“年谊”“世谊”的地方官来办。不信，请查查现存的明人文集，能找出几个不是做过官，或是有过功名的。另一个是政治的，清蒋超伯《南漘楛语》：
明代官场，行贿风气很盛。按规矩送钱时一定要配以书，特别是新刻的书。闹得到处刻书，连校对也来不及了。如陈埴《木钟集》，是弘治时温州知府邓淮重刻的，都穆的《南濠诗话》是和州知州黄桓所刻的，序文上都说是捐俸绣梓，用广流传，像这样的不一而足。
行贿用书陪衬，显得雅一些，有个专门名词叫书帕。明人徐树丕《识小录》四说：
往时书帕，惟重两衙门，最多也不过三四十两银子。外舅作翰林时，外官送书帕，少的不过三四两银子，那时也不过作为往来交际常事，不大引起注意。后来朝廷严厉禁止，结果，白的不送了，换成黄的金子，又嫌累赘，索性换成圆的白的发光的珠子了。近年来外官和京官相见，往往一面作揖寒暄，两手就作交易。
这就是明代后期的政治风气，也就是明代刻书特别多、特别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