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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举国同庆的国庆十周年节日，一转眼就是年底了。活了五十岁，有十年是在欢欣鼓舞的情绪中度过的。有人说我老了，头发又白又秃，我说不，才十岁呢，还不到成熟的年龄，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情绪很高，劲头很足，要多学习，多工作，愈干愈有劲，活得有意思，老这个字连想也没想过。
说劲头很足，不是空话，今年已经出了一本《投枪集》，是解放以前白色恐怖很厉害那几年写的一部分杂文。现在，这一本集子，主要是今年，国庆十周年写的，有几十篇短短长长的文字，曾经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新建设》《前线》《历史教学》《戏剧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其中，有三篇文章，《宋代两次均产运动》《明代的奴隶和奴变》和《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是解放以前写的，也都曾发表过，因为性质相同，也编在一起了。
此外，这十年来，也还写过一些杂七杂八的杂文，和这些文章性质不同，打算过些日子，再出一本集子。
其实，这本集子也就够杂了，就文章长短说，短的有几百字的，长的有超过万字的。就内容说，谈商业，谈农业，谈打仗，谈服装、称呼，谈学习，谈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谈三国戏，谈曹操、武则天、海瑞、谈迁，也杂得很。但是，尽管杂，也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谈的都是历史。其次，就谈历史而论，也清楚地画出一条界线，那就是解放以前这一批文章，都有点恨气，有根刺，总想朝什么地方戳它一下。今年写的一些，性质根本不同了，目的是想通过明白易晓的文字，提供一些历史知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主观意图确是如此，至于客观效果如何，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些文章校改了一遍。到末了，要起书名，难题又来了，想不出合适的书名，实在没办法，只好题名为《灯下集》，因为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在灯下写的，有的是在菜油灯下，那是解放前在昆明住在乡下的时候，回想当年，在豆点般的灯光下往往写到深夜。现在呢，大大不同了，不但有明亮的电灯，还有台灯呢，单从灯光这一件事情说，也不胜今昔之感。我看，假如还有人一定要说菜油灯光比电灯光要好，今不如昔的话，那也可以解决，把他家里的电线切断，让他仍旧去过点菜油灯的日子如何？
说是《灯下集》，也不可以以词害意。有一部分文章确是在灯下写的。但今年写的有一些却不是，这里面也有一个思想斗争在。原来多年来的习惯，白天总是上课，开会，办事，晚上比较清闲些，时间也完整些，这样，就逐渐养成了一种惰性，还把它美化，说只有晚上才能写东西，白天是不行的。自己这样想，也这样原谅自己。结果呢，过去这些年，白天也并不总是忙，有些间断的空闲的时间，在这种借口之下，就莫名其妙地混过去了。今年，想通了，什么时候有时间就写，不管白天黑夜，这样，白天也写出来了，而且，写得还不少。这一条经验，充分证明习惯是可以改的，只要下决心便行。
今年写的一些东西，有一些是用笔名的，一个叫刘勉之，一个叫赵彦。刘勉之是解放前的笔名，《人民日报》编者要我写读书札记，随便选了这一个，并没有什么深意。不料问题出来了，其一是这个名字也有人在用，有抄袭之嫌；其二是有一次和朋友谈话，鼓励大家多写作，有人批评是好事，不是坏事。当时有人就说，那么，你为什么用笔名呢？不是怕批评吗？糟了，当场被将军，下不了台。只好承认取消笔名，以便接受批评。从此以后，我就不再用笔名了，趁此交代一笔，顺便也向那位同名的朋友表示歉意。
话说回来，谈谈对写文章的看法。
一年来，因为多写了一些，碰见人时有时候也谈到写文章。有人说，你读的书真多呀，真博呀，记性真好呀，等等。这个问题倒得弄清楚，要不然，会害人上当。
坦白地说，我喜欢读书是真的，读的却并不够多。自己明白知识很贫乏，要同愚昧作斗争，办法之一是多读书。不管怎样，多读一些书，总会增长一些知识。特别是理论书，读得还很少。这个大缺点今后必须克服。
说博，一点也不。我的知识领域很窄，除了历史、文学的书稍为多读一点以外，其他方面的知识是贫乏得惊人的。至于文章中引用了一些书，一些材料，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办法说穿了很平常，除了多读之外，便是多抄，平时读书把自己认为有用的材料抄下来，记上书名、作者和卷数、篇名，把性质相同的放在一起。年月久了，积累的材料多了，再以此为起点，有意识地有系统地读一些有关的书，搜集一些未见的材料。再经过组织、综合、分析、研究，写成一篇文章。如此而已，并没有什么奥妙，更说不上博学。
说我记性好，那更是诚惶诚恐了。相反，我的记性很坏，最近还闹了笑话，写给田汉同志的家里地名错了两个字，写给他别一条街名，害他找了好半天。正因为记性不好，才下决心勤抄、多抄呢。
也有人问我写文章的窍门，我说没有。我自己的经验是越不写，越不会写。这八九年来，原谅自己多了一些，写得就很少。结果，真要写的时候，举笔有千钧之重，用字遣词，非常吃力。这一年，大家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想，除了岗位工作以外，这支笔也得使上啊，不会开机器，不会耪地，难道写点文章也不行，那么不成器？甘居下游？一下决心，越写得多，也就越好写了。要说有窍门，也行，两个字，多写。
当然，还要多改。一篇文章多改几次，可说可不说的话不说，可用可不用的字不用，就会简练一些，有力量一些。
也有人问，你那么忙，还写得这么多，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上面已经答复了，那就是一有空闲就写，今天写一点，明天写一点，这会儿写一段，那会儿写一段，只要抓紧时间，总可以写出东西来。过去，那么些年，我就吃了主观想法的苦头，那些年总想找个比较长的完整的时间写东西，例如一整天，一整星期，一整个月之类，在这期间，什么事也不做，光写文章，这个不现实的主观想法，害苦了自己，老是在等，总等不来，可以利用的时间也就轻易地滑溜过去了。如今，不这样想了，一有时间就写，化零为整，许多零碎时间妥善地利用起来，不就是一个大整数？这笔账过去不会算，自己想想，真是蠢得可以！
要问我的经验吗？不做清谈家，爱惜时间，老老实实读点好书，写点东西，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当然，首先得做好岗位工作。
还有，一年来也有不少出版社和刊物、报纸的青年同志来要稿子，除此以外，总还要问有什么意见。
意见每次都谈，但是，谈了，也就忘了。现在回想，大概谈过这么些问题。
我有两个孩子，大的五岁多了，她两三岁时就爱听故事，而且记性很好，有时候会把听过的许多故事编在一起，反过来讲给我听。每天每晚都吵着要讲。先是我自己编，后来买儿童读物给她看、讲，事先自己先看一下，发现有许多东西是不大合适的，个别的甚至不很好。画的图有些是好的，但有好一些并不好。随着小孩年龄的增长，知识领域的扩大，她对故事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标准也越来越高了。有了孩子的督促，我深切感到我们需要大量的政治要求和艺术要求都高的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通过这些课外读物，培养下一代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一件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事情。但是，很可惜，第一，这样的读物并不多，第二，编写这样读物的作家也似乎并不多。一两年来，我为这个当爸爸的任务很着急，也曾多次和朋友们，特别是作家们谈起过，虽然出了些书，也还不够多，满足不了当父母的和小孩的要求。
同样，青少年的读物也是很缺乏的。他（她）们的求知欲很强，对好的读物要求也很迫切。因为这样的读物不很多，便只好挑大本书，一厚本一厚本啃，其中有一些书的内容，和他（她）们的年龄是不适合的。也因为书厚，课余的时间看不完，但又要赶着看完，弄到在光线不好的地方看，在床上看，在电车上、公共汽车上看，把目力损害了。这两年来，许多学校都出现了一批近视眼的青少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还有，数量极大的机关干部，都迫切要求提高，要学点理论，学点历史，学点科学，学点文学，要多读点书，继承古代的优良文化遗产，读些什么呢？
这些问题都必须很好很快地解决。
他们诉苦说，有困难，写的人少。
我说，有办法，写的人很多。
第一，是不是可以提出要求，理论家们，文学家们，科学家们，艺术家们，各种各样的专家们，除了你们的岗位工作、专门著作以外，是不是都可以抽一点时间，为你们的儿童们、你们的青少年们、你们的干部们，写一点通俗普及的东西呢？我看不必另起炉灶，只就你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所写的专门著作，用明白易晓的文字，扼要讲清楚就行了。这样做，一年可以出几千种、几万种，可以把理论、文化、科学、艺术、历史知识普及到儿童、青少年、干部、工人、农民中去。大家动手，我看，这样做，才叫作普及，才叫作百花齐放，也才能掀起文化高潮，行不行呢？我想，一定可以。我以两个小孩的父亲的名义提出这个庄严的请求。
第二，组稿的范围是不是可以扩大一些，作家们当然要多写一些，我想，非作家也可以写。作家不是天生的，任何人只要肯写，多写，多改，写得不好再写，总归可以写得较好一些。像我这样的有二十年教龄的老教师，从来不是什么作家，不是也在经常写点什么吗？不但从来没有人说过你这号人不该写，相反，还经常受到鼓励，组稿的同志们经常来电话，来信，当面催。发表出来的东西也还有人看，有人谈论呢。
我看，机关干部、教授、教师、研究工作者、工人、农民，都可以写，都是组稿的对象。这个队伍你看有多大！
这样做，用不了多少时间，一定可以出来无量数的真正作家，这样做是发现、培养作家的最有效的手段。
人是可以变的，可以改造的，同样，非作家是可以成为作家的。
问题是在善于组织，善于帮助，通过实践，逐步提高。
这点粗浅的意见，口头上说过多少次了，重新写出来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得到注意，空话不算数，要做了才算。
这点意见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从去年起，我们搞了个中国历史小丛书，到现在已经出了几十本了，还要继续出下去。写这些为青少年服务的书的人们，都不是作家（其中也许有，恕我就大体而论），是北京市的中学教师，教历史的、语文的、政治的、地理的、艺术的教师，也有的是外地的来稿。有的是个人写，大家讨论，有的是教研组写，有的是几个教研组写，有的是整个学校的教师写，总之，有个人的努力，更多的是集体的努力。各个学校的党组织都很重视，积极领导和给以支持。编委分工审稿，提出意见，有的稿子，编委和作者谈了多少次，改了五六次才定稿。最后，还经过编委会讨论通过才发稿。这样做，书出来了，当然，质量还不够高，需要继续努力改进，但是，毕竟有了书了。其次，作者通过史实的钻研，写作的实践，理论和业务水平也相应提高了。尽管花了不少时间，因为是和岗位工作结合的，不但没有妨碍工作，反而提高了教学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实践，还养成了集体劳动的良好风气，好处是说不完的。
我想，北京可以这样做，其他省、市也可以这样做。为青少年而写的历史小丛书可以这样做，理论的、文艺的、科学的、古典文献的等等也可以这样做。
古人说：“敝帚自珍”，这个话不对。我要说这是条好经验呀，请大家参考。
当然，目的是普及，要做到明白易晓，通俗，可读，还要做到使读者喜欢读。
一篇文章、一本书的出版，不光是为自己看的，主要是为了给别人看，要让人看懂。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可惜，并没有都这样做。上面说过，我是爱读书的，也经常吃苦头，有些书、有些文章实在不容易读，读了也不容易懂，好容易读懂了，也不知道懂得对不对。慢慢读得多了，摸清了门路，找到一条小线索，那就是碰到这样的熟人，这样的书，第一是不理，第二是不买，第三是即使送来了，也不看，坚决不看。
想一想，好容易写了文章，出了书，人家都不理、不买、不看，糟蹋了纸张、印刷力量，岂不是浪费！万一人家真看了，而又看不懂，糟蹋数不清的时间，岂不造成更大的浪费！
以此，要做普及的工作，还必须深入浅出，道理要讲透，文字要让人尽可能地读懂。要化艰深的道理为日常说话，谁都听得进去，不要把简单的事物说得使人莫测高深。还要照顾到读者的年龄特征，对儿童，对青少年，对干部，对刚摘了文盲帽子的工人、农民，都要区别对待，动笔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给谁读的，怎样写才能使读者更容易接受。在写作中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我看，必须这样做。要多快好省，也必须这样做。
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学习，在写作时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写，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但是，也不是说文章里引用了马克思列宁的话，这篇文章就真的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了。也不是说文章里有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就算立场端正了。要郑重声明，我并不是反对引经据典，当然，在必要的场合必须引经据典。但是，问题在这里，引了经据了典之后，是不是说明了解决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不是正确地引经据典。最近知道有一篇尚钺同志写的文章，也是满纸马恩列斯的，没有注意，因为作者思想混乱，经常歪曲经典著作，胡乱引用历史材料，文章既长而又难懂，看了半天还是莫名其妙，是我一向所害怕的。后来看了有关这篇文章的批判，才知道文章的实质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于此，我又得了一个严重的教训，好文章好书要读，坏文章坏书也得读，对好文章好书要宣传、推荐，对坏文章坏书呢，切不可以和平共处，要面对面地驳斥、批判，要进行斗争，要有效地帮助作者，也要经过努力，使读者不要中他的毒。
杂谈谈得没个边了，就此打住。
还要附带说几句，一年来多写了一些东西，也常出错。例如《宋明间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等篇都有错误的地方。北京的几个朋友和上海、福建的朋友们，都在百忙中来信指教，除了改正错误和道谢以外，也在这里再一次重申谢意。
1959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