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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孙武这句话，其大意是：弱小军队如果集中力量坚守，就会成为强大军队的俘虏。
孙子虽然十分强调谋的意义，但是他也决不忽视具体用兵的方法。在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孙子对每一战的胜负利害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珍视每一战的胜利而反对进行无利甚至赔本的战斗。
孙子认为，战争意义重大，一定要慎重。在作战中，要灵活应战，切莫不顾现实条件的一味死守，那样只会自取败果。
西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春，大将军卫青领兵从定襄（郡名，治所在成乐，即今天的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的土城子，辖境相当今内蒙古长城以北的卓资、和林格尔、清水河一带）出发，征伐匈奴，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他们都归大将军管属。汉军出征后，斩了数千匈奴人的首级就胜利返回了。
过了一个多月后，这支汉军再次从定襄全部出发，继续征伐匈奴，杀死、俘虏敌人一万多人。苏建、赵信一同率领三千多骑兵，作为主力军队的一翼行动，偏偏他们碰上了匈奴单于的精锐军队，双方展开激战，持续了一天一夜多，汉军人少势寡，伤亡极大，几乎没有多少战斗力了。赵信本来就是匈奴人，他投降汉军后被封为翕侯，他看到局势危机，再加上匈奴人引诱，遂带领剩下的八百骑兵投降了匈奴单于。苏建在这种形势下就失掉了他的全部军队，仅仅一个人逃了出来，回到大将军卫青的军营。
卫青向军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询问，对苏建战败失军的过失，按军法应当如何处理。周霸说：“自从大将军出兵以来，还没有斩杀过裨将，现在苏建丢弃了军队，可以斩杀，以此表明将军的威严。”军正闳、长史安却不同意，说：“不应斩。《兵法》上说：‘弱小的军队即使战斗力不差，也会成为强大军队的俘虏。’现在苏建用数千的兵力对单于的数万军队，力战一天多，都不敢有背叛之心。苏建自己归来而被斩首，这是叫以后的人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不应当有生还归来的意思。苏建不当斩。”卫青说：“我侥幸以姐姐的关系来到军队中效力，我不害怕没有威信，而周霸要求我斩苏建以明军威，这很不合我的心意。况且假使我的职权能够斩杀将官，以我为臣子现在的尊荣、宠信，却不敢妄自有专杀大权于境外，将苏建交给天子，让天子自己处理这事，就此用来说明为人臣子的不敢专权，这样不是也可以的吗？”各位军官都一致同意称善，卫青遂将苏建囚禁起来。
苏建在与单于的作战中，由于人少，仅三千骑兵与匈奴数万人激战一天多，所以虽然他们作战勇敢，却也伤亡严重，几乎到了死伤殆尽的地步。孙子所谓“小敌之坚，大敌之擒”，这一战恰是一个例证。
在国外的战争中，孙子的谋略往往也闪耀着智慧的光辉。特拉西梅诺湖之战、坎尼之战，就是很好的例证。
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迦太基军事统帅汉尼拔率领步、骑兵6万人、战象数十头进军意大利。在汉尼拔的精心策划下，迦太基远征军翻越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于同年10月抵达意大利波河平原。在随后的几次交战中，汉尼拔连连挫败罗马军团，逼近罗马城。
公元前217年6月，在特拉西梅诺湖附近设伏全歼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等15000多人。面对汉尼拔咄咄逼人的攻势，罗马城中乱成了一团，一方面加强都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推举出费边担任独裁官，统一指挥军事行动。费边上任后，一反过去与迦太基人正面交锋的做法，采取迁延战术，尾追在汉尼拔军队的后面，伺机骚扰，断其补给，消耗敌人的实力。但这样做的结果使意大利的农村受到严重破坏，又不能很快打败汉尼拔，所以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几个月后，费边不再担任独裁官，新任罗马执政官遂决定改变战略，与汉尼拔决战。公元前216年8月，双方在意大利东南部的坎尼地区举行会战。会战中，汉尼拔发挥了骑兵优势，以5万人全歼罗马军团86000人，取得坎尼大捷，兵势更盛。而罗马军初遭重创，士气低落，诸多同盟者纷纷倒戈。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总结经验教训，重新采用“费边战术”，一面休养生息，重整旗鼓，一面出兵讨伐倒向汉尼拔的昔日盟友，切断汉尼拔的补给，消耗迦太基军的实力。
这样过了5年，罗马实力得到恢复，开始将战火引向境外。公元前210年，西庇阿率罗马军进攻西班牙，对汉尼拔军队的后方进行攻击，切断了他的补给源，使远在意大利的汉尼拔处境日益艰难，最后不得不退守意大利南端，罗马城长达数年之久的危险局面终于解除了。
在强敌面前不敢正面对阵，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样做就如同“胆小鬼”一般。然而，孙子的观点则是：战争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不是一时的争强好胜，因此，必须运用智谋，灵活应战。
事实也证明，苏建单于之战、特拉西梅诺湖之战、坎尼之战都应了孙子的“小敌之坚，大敌之擒”这句兵法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