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留美学生

1977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出国留学，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行。

当时的工农兵学员都是包分配的，快毕业时就差不多知道我们将来的工作单位了，我的分配方案是去外交部。但外交部来南京大学要人时，学校并没有安排我去外交部，而是计划安排我留南京大学工作，可我很想去外交部，不愿意留校，所以我当时还与负责分配的老师“吵了一架”，年轻人好高骛远嘛，可以理解。后来负责分配的老师告诉我，外交部已经结束分配了，我没能去成外交部，学校计划安排我去中国远洋公司担任翻译。

到位于天津塘沽港的中国远洋公司工作，离家那么远，而且一年中有一半时间都漂在海上，母亲不同意。最后我只能选择了留校，在南京大学外事办（后来叫外事处，现在的名称是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做了一名普通的科员。现在看来，当时选择留校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这也为以后赴美留学打下了基础。

我总觉得一个年轻人应该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扫地、拖地、打开水这些小事，我总是抢着干。现在我教了不少的学生，我都会告诉他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南京大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就觉得不得了，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走向社会后一定要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那时候，出差到上海办事情，为了节省时间，我总是在夜里坐火车，早上天亮了到上海，在上海把事情办完就返回南京。

在外事办的工作主要是接待，跟外国人打交道，进行国际交流，经常坐小汽车，经常参加宴会，那时候觉得挺好的。我曾接待过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现在不一样了，不太喜欢参加宴会了。当时我在学校负责外事接待工作的同时，也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给学生上一门“语言、文化与沟通”课。其实，全部搞行政的工作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做行政接待工作多，可能就做不了教学工作。我的真实想法就是将来多培养一些人，尤其是后来读了博士之后，这样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那时候，我经常陪同校领导参加促进南京大学国际交流方面的活动。记得在1980年，美国加州波莫纳学院国际交流处主任卡尔·扎克里森（Carl Zachrison）博士到南京大学访问，我陪同一名副校长接待了他。当时，匡亚明先生是南京大学校长，范存忠教授、徐福基老师是副校长，我跟这些校领导接触比较多，由于校领导的英文讲稿也由我起草，他们对我印象比较深，也很认可我的工作。正好在1981年的时候，学校有两个到波莫纳学院做交流访问学者的机会，我就有幸成了其中的一个。

记得当时是从北京走的，那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飞了十几个小时，其他就没什么印象了。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中国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国内那时候都没什么飞机，美国机场的飞机却一架接着一架起飞；当时中国也没什么汽车，而在美国，我下飞机之后上高速路，看到的全是汽车。这些对我触动很大。

加州克莱蒙特大学于1925年正式成立，距离洛杉矶市中心仅35英里 。克莱蒙特城有5所本科院校：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1887年成立）、斯克利普斯学院（Scripps College）、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哈维·穆德学院（Harvey Mudd College）和匹泽学院（Pitzer College）；还包括两所研究生学院：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和克莱蒙特神学院（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还有一个综合性服务机构——克莱蒙特大学联盟。克莱蒙特大学不仅提供了大型学校所拥有的资源和机会，同时具备私立学校注重专业化和关注个人的特点。到了克莱蒙特城后，我发现这个城市很漂亮，简直就是一个大花园。克莱蒙特城只有三四万人，富人很多。一放假这里就只有老人，一到开学又全是年轻的大学生了。

出国前，我太太许晓梅已经有孕在身。当时通电话很不方便，那时的中国，普通人家里基本上没有私人电话，更不要谈互联网、电子邮箱了。我与太太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写信，一封信在路上需要走十多天。后来发现了一个打电话的方法，就是写信约好时间，让我太太到门房等公用电话。第一次通话，我们好不容易能直接在电话中交谈，可太太一直在电话那头哭，一句话也不讲。这样的经历，现在的留学生可能很难想象得到了。记得当时我是1981年3月1日去的美国，而同年9月1日女儿就出生了，等我回国第一次见她时，她已经两岁了。

那段日子太太为家庭付出很多，我不能陪伴在她身边，她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想起初次留学的经历，我对太太一直很是愧疚。

第一次出国是因公出国，我本来可以早点回来。但是，当时国内大学已经准备招研究生了。如果仅仅是为了镀金回来，已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之前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已经不吃香了。经过与太太和父母、岳父母反复沟通后，我决定在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就这样，有着坚定的目标，经过严格考试，我被录取了，并获得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全额奖学金。我非常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整整一年时间我没有参与任何娱乐活动，整天都在学习。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获得硕士学位。

1983年，我获得硕士学位回到了南京大学。在当时的校园里，这也曾轰动一时。我是办公室里唯一的硕士，工资也从一个月42元涨到68元，这在当时也是不小的数字。而且当时我不仅完全脱掉了工农兵学员的帽子，还拥有了个洋硕士学位。我继续留在南京大学外事部门工作，从副科长、科长到副处长主持工作，一路得到提拔与重用。

不过没过多久，拿到洋硕士学位这种新鲜劲儿过去了，优越感也没有了，因为有些人已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中国开启了城市改革，计划经济的寒冰逐渐消融，苏南的乡镇企业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改变是必然的，不跟着时代潮流前进，就将成为落伍者。根据当时我所观察到的中国发展趋势，以及我所了解到的美国发展状况，尤其是美国管理学研究的成熟与发展，我逐渐意识到，将西方管理学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引入中国，研究如何提高中国企业管理水平极为重要。

这时，一个愿望在脑海里形成，且越来越强烈，那就是重赴美国，回到以管理学研究闻名于世的美国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攻读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学博士学位。

我们这批20世纪80年代初出国的留学生，大都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要知道，那时中国和西方已完全隔绝了30年，和苏联、东欧也断绝来往20多年了。“留学报国”成为那一代留学生的共同理想。改革开放初期，外派留学生的专业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这主要是考虑到要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需要。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始有更多的留学生选择经济学和管理学等专业。我在1981年、1987年两度赴美留学，学的分别是教育学与管理学专业，也可以算得上适应潮流了。

因为我在南京大学外事办工作干得还不错，校领导并不同意我抛下工作去读博士。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替换我的人选，安排好工作相关事宜后，于1987年，我选择自费公派方式再度赴美，又一次踏上了留学之路。

1981年我赴美进修时，美国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的校长曾让我考虑读管理学专业，但我没有过多犹豫就拒绝了，理由就是想当然地认为“学了管理也不一定会当上管理者”。因为那时，中国虽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仍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在南京大学做着行政工作，也教过一门课，自然就想到了攻读教育学专业。但这一次，我主动选择了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学专业，其理由也相当充分，因为“这个专业对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人是可以塑造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怎样引导和塑造人”。

第二次出国，居然能把太太、女儿一块带出去，这在当时来说也是破天荒的事情，因为没有先例。按照当时的有关政策，一般是要自己先出国，半年以后她们才可以申请出去探亲。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先去美国驻上海总领馆申请办理出国签证手续，第二天太太带着女儿去办签证，很快获得批准，我们全家都很开心，总算我们可以一起在美国生活，不用分开了。现在看来，在那个年代办下陪读的手续，也是新中国较为特殊的例子。后来我们到了美国，中国的留学生们看到我们都很惊讶，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一起出来的。

一开始商量出去读博士的时候，我太太心里其实很难受，心想又要分开了。没想到这回一家人都能出去，那股高兴劲儿真的无法形容！不过，还没想着用什么方式庆祝，就开始愁机票了。

这一次，我在美国待了四年，攻读博士学位花了整整三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又到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商学院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专门研究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攻读博士学位又是一场硬仗，后来我归之为有三只拦路虎：专业基础薄弱、生活费拮据、学习时间紧张。我不能有丝毫退缩，只能朝着目标奋力前行。现在想来，我很多时候都没有退路，在不得不竭尽全力时，才能见到曙光。不管是高中毕业回乡做个小干部，还是作为英语系学生拼尽全力摆脱垫底的尴尬境地，包括这次为了拿下博士学位背水一战，都是困难重重，但这些既是对意志的一种磨炼，也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过程。现在回想起自己有这样一段人生历程，我很庆幸，也很满足。

这一次的求学，一点不比攻读硕士学位轻松。生活方面，太太与女儿一起来到了美国，她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比如，她们要学习英语，学习各种人际交往之道，女儿还要选学校，她要学着如何与当地的小孩融洽相处。因为是自费留学，昂贵的学费令我一筹莫展，但我很幸运，攻读博士学位三年都获得了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的奖学金，基本上解决了学费问题。我还兼任克莱蒙特六所学院校长联合委员会轮值主席秘书，能够获得部分收入。我太太许晓梅除了自己在匹泽学院学习英语课程外，还要打工来赚生活费。在处理好这些事务和关系的同时，拿到博士学位是我当时的重中之重，因为这是放弃国内较为舒适的生活、再次赴美的根本诉求。

读博士是艰苦的。每周要看好几本书，每一本书都要写一篇点评文章，而且都要求打印出来，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看完书、写完文章后，老师在课堂上还会提问，如果回答不好，平时成绩就会受影响。当时没有买电脑，我写文章都要到学校电脑打字房去打字。我从早晨背着书包出去，一直到晚上才回来。一般情况下，我会带两顿饭量的面包，有时候带一顿饭，或者中午回来吃饭，晚上不回来就带点三明治。打字房晚上12点钟关门，我基本上都是到11点半以后才回来，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包括周末。

上完所有博士学位课程后，还要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美国博士学位资格考试有两种：一种是周五下午5点去拿题目，回去考试，叫take-home exam，下周五下午5点前交回去；另一种是周六早晨9点至下午5点到学院考试，这种叫闭卷考试，中午自带中饭。1989年年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我到老师那拿了四个论文题目，每一个题目要写20多页纸，一个星期内完成。经过一周的挑灯夜战，我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博士资格考试通过后，我开始着手准备博士论文大纲，却突然累倒了。一天，我忽然感到天旋地转，不能动，一坐起来就吐，一睁开眼睛就感觉房子在旋转，后来得知是眩晕症，在家整整躺了三天，可把我太太吓坏了。

还有更伤心的事，那时候我已买了个旧电脑，论文初稿和相关论文资料都输在电脑里，输着输着电脑坏了，所有的资料不见了踪影，我那时异常沮丧。后来找人来修理，总算找回了一部分，心里多少才好受了些，这也算是留学期间最痛心疾首的一件事情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每天睡眠时间很少有超过5个小时的，那个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如今，我每天的睡觉时间一般也不会超过5个小时，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习惯。只不过现在是主动的安排，不同于过去那样不得不做拼命三郎了。

1990年5月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应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商学院院长斯丹利·希利（Stanley J.Hille）教授的邀请，到该院从事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博士后研究。在1990年和1991年，南京大学老校长曲钦岳院士和商学院老院长周三多教授分别到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商学院来看望我们一家，希望我回南京大学并到商学院工作。1991年9月，结束博士后研究后，我谢绝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回到培养我的祖国和母校，开始我一直向往的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的生涯。我1991年回国时，周三多教授担任商学院院长，我担任副院长。1995年周三多教授卸任，学校任命洪银兴教授担任商学院院长。由于他要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做访问教授一年，所以在1995年8月，学校任命我担任了代院长，后来我一直担任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至2011年7月。

在我从美国回到南京大学工作的30多年来，我努力工作，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获得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也获得了诸多荣誉，如“南京大学先进工作者”“2005年中国十大教育英才”“2006年江苏省先进工作者”“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管理大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世界杰出人力资源管理专家”“美国斯顿·霍尔大学管理学名誉博士学位”“美国密苏里大学校长最高特别奖章”“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江苏社科名家”、南京大学“师德先进”奖等。

后来我总结，人是可以塑造的，有时要善于“自找苦吃”，不断超越自己。很多人一不小心掉进自己的舒适陷阱不肯爬上来，几年或者十几年过去之后，猛然发现与身边人相差甚远，这时后悔晚矣。 8DA0xB+4S7XdtpodyVMqtaabUzX+upWgxDBjUnOclNxKzT7pwLrVXg589tu+89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