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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乡村再多干几年，农民就有可能成为我的终生职业，上河工之类的农活也许会成为我的永久性工作，但不久转机来了。1974年，我有幸成为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被推举到南京大学深造。
1974年春，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消息传来，我报考了“江苏农学院”，经过推荐和考试，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出乎意料的是，我被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选中，最后拿到南京大学入学通知书时，却被录取到了英语专业。当时，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成绩排在最后。
工农兵学员，从1970年的第一届到1976年的最后一届，整整7年，再加上之前高等教育停顿了4年，总共11年，中国没有正规的高等教育，后来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工农兵学员才被国家承认为普通大学学历。
从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陈才宇教授的新浪博客中，我重新了解到了工农兵学员这个名称的来历。陈才宇出生于1952年12月，同样也是一名工农兵学员。他在一篇有关工农兵学员的博客文章中引述了毛泽东主席办大学那段话的原文：“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的大学，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大概就是工农兵学员这个名称的来历吧。
《南都周刊》在2006年8月曾做了“探访中国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的一组报道，文中提到了知名作家梁晓声、贾平凹、中国第一位研究性学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等，他们都是工农兵学员。王石于1951年出生于广西柳州一军人世家，1974年被推荐到兰州铁道学院（现更名为兰州交通大学）给排水专业，他也是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后来他成了中国企业家的标杆人物，万科集团的董事长。
工农兵学员后来遇到了一些困难，在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群体里有股先天的弱势。从1977年开始上大学的学生，都是经过高考挑选出来的，他们被认为是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天之骄子，属于精英。而当时，工农兵学员被认为是在不公平的环境中上大学的。当时我本人的心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冲击。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中国即将恢复研究生考试，在太太许晓梅的鼓励下，我发扬吃苦精神，经过严格的考试，获得学校的全额奖学金，拿到硕士学位。再之后，我发现做学术研究仍需继续深造，所以又重新赴美攻下博士学位。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我被推荐上大学，当时所在的整个永新大队，甚至章郭人民公社都为我感到高兴，为我庆祝。还记得决定要上大学时的感人一幕：得知上级领导希望我上大学深造，愿意让我考大学时，老支书流下了热泪。当时中共海安县委、县政府准备提拔我担任章郭人民公社半脱产的党委副书记，老支书也把我看作当时公社副书记接班人的不二人选，他不愿看到我这个他亲手提携的后辈兼工作伙伴离他而去。他感慨道：“你离开之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当时信誓旦旦地说：“肯定能回来，因为我报考了农业大学，我还想在学成之后回乡继续为这片我热爱的土地奉献自己好像永远使不完的力气。”
没想到我来到了南京大学，更没想到我学的竟然是英语专业，这也就意味着我再也不可能回到老支书身边跟他一起工作了。命运更为戏剧性的是，我在南京大学度过了艰辛求学的3年之后，跟南京大学竟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用了近50年的岁月在这里打造自己的事业，南京大学成了我一生中更重要的一个发展平台和学术事业的归宿。
自古人生多磨难。在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农民兄弟们喝酒共同庆祝我成为大学生之后，我走进了南京大学校园重拾书本，这时我才发觉另一份挑战等在前方，这是一种远比高中毕业之后回乡务农要艰辛得多的挑战。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能标准发音的人却以英语为专业，要从A、B、C开始学习，这对我来说是名副其实的零起步。生产大队里的风云人物却要在大学班级里作为垫底儿的学生，这种滋味可不好受。
挑战没有尽头，还好我已经掌握了吃苦的本领。后来我才知道，相信自己只要多花工夫就一定会学有所成，这种信念就是自信。当时我就不信有过不去的坎儿，不相信在生产大队凭借自己的实力能赢得尊敬，在新的环境中却因为遇到这样一些困难而败下阵来。
自信心有，勇气也不缺乏，当年“上河工”、干农活时练就的吃苦精神派上了用场。我有自己的“笨”方法：每天默写20个单词。晚上9点半学校宿舍统一熄灯，只有厕所有灯，我就到厕所去读，常常坚持到夜里一两点钟才上床睡觉。当时真没想到读书也这么苦，和上河工的体力活一样，自己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有许多次，同学深夜上厕所，听到昏暗的厕所里有叽里咕噜的声音，吃惊之后才发现是我在读英语！后来与同学沙卫平聊起这些时，还会常常想起那段磨难重重却也壮志昂扬的青春岁月。
1974年到南京大学学习
当年南京大学英语系招的学生共有45名，统称英语班，下面分三个小班。沙卫平在二班，我在三班。沙卫平和我同年，都是1952年生人，一开始，我们都不是大班的班干部。刚进校时，班干部主要由老师指定，男生一个召集人，女生一个召集人。一年后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表现，我们先后当了大班的干部，这也说明老师认可了一年来我们的能力和学习成绩。大学二年级开始，我是大班班长，沙卫平是校学生会主席，有时我们相互取笑时还说，当时我们还都是不小的干部呢。我是江苏海安人，沙卫平是江苏如皋人，都算是江苏南通地区的人，所以我们相互以老乡称呼。
当时南京大学从全国招生，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背景各异。有工人，有农民，有从机关来的，还有从部队来的。入校后，通过交流我们知道了各自的背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和沙卫平是室友。当时的学生宿舍一个房间住8人，我和他整整住了三年。毕业后各奔前程，没想到后来沙卫平回到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我成了他的导师。一晃40多年过去了，可又好像昨天还跟他在一起上课呢。
与曾经的大学同学在一起
我留给沙卫平等同学的印象，和我做海安县派到花庄公社的工作队员留给吴瑞祥的印象一样，就是特别能吃苦，很勤奋。因为英语基础较差，我不得不比别人花上更多的时间才能赶上其他同学。沙卫平当时上的是县城里的中学，多少还学了一些外语，我是从零起步，而且我的普通话还有比较重的乡音，所以不得不努力。如果是一门心思学习倒也罢了，当时我们是工农兵学员，要求又红又专，只顾埋头学习那是要受批评的，所以政治上还要有积极表现。在很多同学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也要捧着马列书籍、毛主席语录，在这方面的成绩也不能落后。
要想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光靠上课是不行的，必须比别人下更多的功夫。经常是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洗完脸就到外面读书。为了把功课复习好，我经常大声地朗读英语文章，有时因声音太大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躲在树林里一个人大声朗读。晚上也要学到很晚才回来。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我怕影响别人，回来时动作尽量轻，以免吵醒他们。
大学期间，总体来讲我不善言谈。沙卫平提起我时，认为我属于那种厚积薄发的人。他评价我说：“不苟言笑，也不太爱开玩笑，除了读书、做些公益活动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我虽然相对内向，但和谁都能处得来。
很多大学同学都能成为一辈子的朋友，我和沙卫平就是这种能处一辈子的朋友。从1974年读大学开始，到现在47年过去了，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管是在学业上还是工作上，大学时的情谊一直延续至今。
还有个小故事，当时我在大学宿舍床头上挂着一双草鞋，同宿舍的人都比较惊讶，不解地问我：“你为什么带双草鞋来啊，到城市了还穿得上吗？”我告诉他们，这是父亲送给我的，为了让我勤恳求学、踏实上进。父亲一直提醒我，到了大城市一定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
父亲用这双草鞋来提醒我不能忘本，要勤学上进。读大学时，父亲传授的理发技能也成为我拉近同学之间感情的有效工具。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申请助学金的较多，我因为能免费帮同学们理发，还受到不少同学的感激及拥戴。
没想到留学美国时，我在南京大学学习时所用的种种方法还要用上。真是学无止境，吃苦的磨炼也没有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