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吃苦的回乡青年

1952年12月，我出生于江苏省海安市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以种地和理发为业。当年我和所有农家孩子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父亲教我学会了理发。我16岁时，一边要学习，一边要干农活，一边还要学习理发，那是我最早较为深刻感受到的忙碌和艰辛。那时，父亲的想法很简单，让我多读点书，多做点事，多学点本事，他总说：“农村孩子不能吃苦咋行？”吃苦能磨炼人的意志，对适应将来有好处。正是父亲的影响，让我养成了不怕吃苦的精神，练就了坚强的意志。

在那个年代，父亲表现出了异于他人的见识与判断力，他选择了让我上学，而不是继承他的“头上功夫”，这就足以让我感激一生了。我学会理发之后，给我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在美国的留学生同学等都免费理过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今天所取得的一些成绩都是父亲给的。

我的家乡海安市位于江苏省东部的苏中地区，在南通、盐城、泰州三市交界处，东临黄海，南望长江，是江苏水陆交通要塞，属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为上海辐射地带，是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最早的对外开放县，下辖10个区镇，拥有国家级开发区、省级高新区、省级滨海新区、省级商贸物流园区、省级粮食物流园区、中国和意大利国际合作园区各1家。海安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河道成网、物产丰富，是鱼米之乡，总面积约1180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00万。202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221.63亿元，在全国县域经济竞争百强榜列第24位；自2006年统计至2018年，海安在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榜的排名从第45位跃升至第28位。海安的教育比较有名，曾任县委书记的单晓鸣除了重视党的工作，以及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等工作外，还非常重视教育工作。从她本人的经历来看，她早年在如东县工作时，既担任常务副县长，又兼任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她非常重视学习，在工作的同时还报考了南京大学商学院在职MBA硕士学位项目，是我们商学院2001级的MBA优秀毕业生。单晓鸣后来担任南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等职务。

海安市有两所赫赫有名的学府：一是海安高级中学，二是海安实验小学。据资料介绍，海安高级中学的前身是私立紫石中学，它是海安名人韩国钧（字紫石）先生创办的。韩先生是前清举人，民国时期曾任江苏省省长。抗战期间，因他坚持抗日，宁死不事伪职，抗日民主政府为表彰他的民族气节，以他的字命名，成立紫石县，紫石县后来改称为海安县（现已撤销海安县，设立县级海安市），私立紫石中学也更名为“海安县中学”。海安县中学连续10多年高考高分段人数名列全省第一，1997年8月，学校更名为“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1999年4月，海安高级中学被江苏省教委正式确认为“国家级示范高中”。

海安人以海安高级中学为骄傲，我没上过这所中学，我高中读的是海安双楼职业中学。1970年我从这里高中毕业即回乡务农，当了一名拖拉机手。海安的教育有名，不仅是海安实验小学和海安县中学的缘故，和我1970年毕业的海安双楼职业中学也有些渊源。双楼职业中学是由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于1958年倡导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农村职业中学，曾被评为“新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的第一面红旗”。记得我们在双楼职业中学读高中时，所睡的双层床是当时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先生赠送的，而且他亲临学校指导工作。1996年，双楼职业中学被审批认定为首批国家级重点职业高级中学，2010年6月更名为双楼中专，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培养出了不少人才。

1973年，海安县派了两个工作队深入农村，进行生产调查、思想宣讲等工作。我被海安县委、县政府选调到工作队，分配到花庄公社工作。两个工作队共有十多人，与我共事的工作队中有一个领导叫吴瑞祥，他比我年长11岁，后来做了20年海安县教育局局长，之后又到海安高级中学做了10年校长。在一同工作的工作队同事中，我跟吴瑞祥一直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吴瑞祥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给他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在吴瑞祥看来，我比较勤奋、能干，是个“小老虎”。他说，当时我带领七大队做出了两大成绩。第一个成绩，每块土地我都测量了pH值，在测定酸碱度后，我开始有目的地指导农民怎么施肥，怎样最有效地利用好肥料；第二个成绩，我搞出了一个土地规划图，对哪块土地适宜种植什么农作物进行了规划。

我对这些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不过吴瑞祥说，我在工作队时常帮人理发，这是事实，因为学了父亲的手艺，我会时不时露一手。16岁的小伙能理发，在当时招来不少好人缘。

“小老虎”的称号是否贴切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如今弟弟赵曙凌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初在生产队“大干特干”的场景时，能记起的是我每天回家筋疲力尽的模样，有时还会抱怨晚饭又是一碗稀粥。我们经常稀汤灌大肚，但这就是那时候的生活水平。

不过，如果说我是一个能吃苦的回乡青年，我当之无愧。

我从双楼职业中学学到的物理机械方面的知识在村里派上了用场。作为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和文化人，我得到了生产队支部书记陈松高先生的青睐。当时我所在的“永新大队”（现在叫“戚湾村”）被评上“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获得县里奖励的一台最先进的机械——“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拥有最高学历的我自然被选中从事当时在乡村看来最时髦的工作——开拖拉机。那时，在农村的土路上开拖拉机颠簸异常，刺耳的噪声、难闻的烟气、飞溅的泥土，一天下来，满脸烟痕，满身泥迹，骨头也像散了架似的。但在当时，当一名拖拉机手就是一种荣耀，就如同当时被人家称为“同志”一样。与我一起上山下乡的那些知识青年好多都说自己曾梦想成为一名拖拉机手。当时还有一首关于“女拖拉机手”的歌曲非常流行：“看／我们的拖拉机／身上带着铁犁／耕起了草原万里／我们是生产的动力／开哟，开哟／开遍了祖国的大地……”这首刊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歌曲，曾风靡全国，拨动了千万个立志垦荒的女青年的心弦。记得这首歌曲的“领唱人”叫梁军，是1962年我国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中的壹元人民币图案上的那个女拖拉机手。梁军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1950年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曾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可见在当时的农村，做一名拖拉机手是无限光荣的事。所以我对这份工作非常珍惜，现在回想起来，还能依稀记得自己神采飞扬、干劲十足的样子。

因为能吃苦、干劲足，我赢得了村民的夸奖与信赖，第二年就担任了生产大队团支部书记，之后被选为生产队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当然，我被重用与提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我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松高不可缺少的“秘书”，因为他不识字，也不会写字，很多材料都是我写的。

“干部干部，先行一步”，当了“官”更要带头干。老支书从20世纪50年代互助组、合作社期间就开始担任干部，资格很老，即使他不干活也有绝对权威，可我一个小青年肯定就不行了，所以我得事事抢着干、带头干，不能落后于人。我后来这样总结：要带领农民兄弟一块儿干活，要让他们听你指挥，唯一妙招就是带头干，还要比他们干得快、干得多。除了养猪、挑大粪，最苦的是每年冬天兴修水利“上河工”，我都不能比其他人干得少，一点儿都不能偷懒。大块儿的河泥要挑到十几米高的河堤上，午饭只能就着大白菜汤吃胡萝卜饭。后来与我的学生聊起这些时，我有时还会开玩笑说：之所以现在个子不高，就是那时挑担子压的。要知道，那个时候我能挑200斤重的东西！现在可能连100斤都挑不动了。 pI73Gm0+qcfOkNi0F1RIzAaqFxcTT1DOn9ouZKKMy8PJ9ON/cdug6a4/BcwA0U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