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先生对我的影响

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因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的影响力而声名远扬，1987年，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的管理学院更名为德鲁克管理学院。德鲁克先生从1971年开始执教于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一直到2005年11月11日病逝。我1981年第一次在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求学时并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周围有这样一位伟人。1987年我在该校攻读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时，除了选修著名高等教育管理专家杰克·舒斯特教授、著名领导学专家吉恩·李普曼–布卢门教授等讲授的课程外，我还认真阅读了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听他的讲座，开始认识和了解德鲁克教授。随着接触越来越多，我与他也慢慢开始熟悉，打交道也就多起来了。中国人特别不习惯直呼别人的名字，所以我就喊他Professor Drucker。他有一次抱怨说：“你怎么不叫我Peter呢？”后来我就直接喊他Peter了。1991年回国以后，基本上每年到美国讲学时，我都会抽出时间去拜访他。学生毕业后与老师保持联系，这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尊师爱教的优良传统吧。

30多年前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常常聆听德鲁克先生的教诲，多次读过先生的著作，受益良多。尔后，每每碰到新问题，我都会再次研读他的著作，重温他的教诲。令人惊奇的是，随着阅历的增长、知识的丰富，每每重读他的著作，重温他的教诲，我都会有新的启发，受到新的教益。一本优秀的著作就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宝藏，它可以陪伴你的一生，让你受益终身。这样的著作一旦诞生，就已经独立于作者，独立于时代，成为每一个读者一生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德鲁克教授是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也是管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特殊的家庭背景、传奇式的经历、渊博的学识及睿智的才思，使他在政治、法律、社会、管理、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都留下了精辟的见解和耐人寻味的启示。管理学是他一生耕耘的主要学术园地，在此领域，他成就卓著。他是推动管理学发展成为一门严肃科学的先驱，是现代“管理丛林”中经验主义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他的论著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成为全世界管理者、学者奉为圭臬的经典。

德鲁克先生对未来管理学的发展做了许多大胆的预测，但他并不喜欢人们称他为预言家，而自称是一位“社会旁观者”。年轻的时候，他曾尝试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曾经用经济计量工具分析纽约股市，并且预测纽约股市未来将不断繁荣。但一个月后，纽约股市即发生大崩盘。德鲁克先生说：“这是我所做的最后一次市场预测。”他说，任何人都无法预测未来，他唯一能做的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已经发生并对未来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他意识到经济学家只对商品的行为有兴趣，而他关心的重点则在于人的行为。从表面来看，管理似乎离不开商品的范畴；然而在德鲁克先生的眼中，“人”才是管理的全部内容。德鲁克先生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最终致使他决心以管理顾问和管理学家为终身职业。

德鲁克先生具有不断学习的精神、广博的知识基础、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使他能够达到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德鲁克先生坚持每两三年就要学习一门新的学科，使得他涉猎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政治理论、历史及哲学等众多的知识领域。在此基础上，他运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从社会、历史的高度，冷峻地俯瞰和分析组织及组织管理的变迁。这一独特的视角使其避免了一叶蔽目的狭隘，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准确地把握和预测组织的发展和管理的变化。

我们很多人只是从著作中认识了德鲁克先生，并没有见到过他本人，因而想当然地认为世界著名的管理大师一定是一个严肃、超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得道高人”。而当我初次见到先生的时候，顾虑立刻就消除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材高瘦，因年事已高而微微驼背、前额微秃、平易近人的长者。在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总是充满着慈祥的笑容。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为了使你能够更容易明白他的观点，他习惯用很重的口音加强语气。总之，在他身上，你更容易看到一个行为保守、知识渊博、循循善诱的老者形象。他保留了传统欧洲“旧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德鲁克先生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测到了计算机对管理的重大影响，但是他本人却一直拒绝使用计算机。数十年来，德鲁克先生一直坚持用一台老式的电动打字机完成数百万字的著作。我问他：“为什么不换成现代化的电脑呢？”他说：“我不喜欢用电脑，因为它总让我觉得写文章好像是在咬文嚼字。”试想，一个如此保守的人怎么会提出自我管理、知识社会等激进的管理思想呢？先生生活上如此保守，但思想上却又如此激进，这始终让我感到匪夷所思。

许多年前，德鲁克先生回绝了哈佛商学院聘请他担任研究所教授的邀请，主要原因就是学校要他教的对象几乎全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先生强调：“没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学生，是不会从我这里学到任何东西的。我从他们身上也学不到任何东西。”管理是一种责任和实践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德鲁克先生的所有著作中，它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现在回想起来，不管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农村的农业管理，还是城市的城市管理、企业的企业管理，抑或是学校的教育管理、医院的医疗管理，管理的基本原理都是相通的，但将管理知识运用于不同的组织，其过程却迥然不同。千万不能用一个模式去管理不同的组织，也不能完全效仿别人的做法，因为那是完全行不通的。管理一个新生代农民工跟管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或一个CEO肯定不一样，所以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无论是学习还是研究管理学，都必须高度重视管理实践活动。

德鲁克先生的多产、智慧及其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很容易让人产生他是一位天生英才的感慨，殊不知先生付出的努力远远超过了常人。正是由于先生对事业的无比热爱、对完美的不懈追求超乎常人，才铸成了先生的伟大成就。先生经常对我讲起对他的人生有很大影响的一件事情。先生毕生喜欢看歌剧，在他18岁那年，有一天晚上，他到汉堡歌剧院看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福斯塔夫》，并且完全被它所折服。但后来，他惊奇地发现，这样一部充满热情、活力四射的轻歌剧竟然是威尔第在80岁时创作的。别人问威尔第：“你是19世纪最重要的歌剧家，为什么在如此高龄还要继续从事创作，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威尔第回答道：“我的一生就是作为音乐家为完美而奋斗的一生。完美永远躲着我，我当然有义务去追求完美。”这件事对德鲁克先生影响很大。他下定决心，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无论到了什么年纪，他都要追求完美，决不放弃。因此，当有人问德鲁克先生“您认为您的哪一本书最好”时，他总是微笑着回答“下一本”。

在长达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德鲁克先生总共出版了40本著作，平均下来，不到两年就有一本书问世。德鲁克先生在他94岁高龄的时候还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30多篇论文，并且有6篇获得了麦肯锡最佳论文奖。这一成果足以令当今最杰出的管理学家叹为观止。德鲁克先生经常告诫经理人：“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如何利用时间的。”

他本人就是有效利用时间的典范。在克莱蒙特校园里面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如果你写信邀请德鲁克先生发表一场演讲或写一篇书评，你将会收到他本人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背面写着：“非常感激您诚挚的邀请，但我无法做下列各项事情：撰写前言、替手稿或新书写书评、参与专题讨论会、参加委员会或任何形式的会议、接受问卷调查或访问、上电视或上广播电台。”我问德鲁克先生：“您是如何打发工作以外的休闲时间的？”德鲁克先生反问我：“什么是休闲时间？”德鲁克先生的高产再次验证，一个人再有天赋，也要有目标和愿景，也需要对目标的不懈追求。我从德鲁克先生身上学到了对工作的态度、对人生的追求、对学习的热情，这不仅是一个学者成功的基础，同时也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成功的基础，而这远胜于任何管理方法和技巧。即便是德鲁克先生这样的伟大学者，也需要刻苦的追求、坚持不懈的努力，更何况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呢？

2005年11月12日，我在澳大利亚讲学期间，突然收到时任我的母校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校长Robert Klitgaard教授写的电子邮件，他告知我德鲁克先生已去世的消息。当时我异常震惊。在我的印象中，德鲁克先生正如他的思想一样是永远年轻、不会逝去的。现在回想，2005年8月我参加完世界管理学大会，转道回母校拜见老师德鲁克教授，竟然就是我与先生的永别。在那个夏天的见面中，先生告诉我，自从2002年癌症动过手术以后，他的身体就远不如从前，只能依靠轮椅走路，依靠助听器来与人进行交流，甚至连他最喜欢的游泳也不能进行了。但他依然坚持写作和研究，只不过写作的速度减缓了很多，以前两周可以完成一篇论文，现在两三个月才能够完成。我一直以为德鲁克先生会活到100岁。现在想来，写作就如他的生命一样。先生停止写作的那天就是离开我们的那天。但当看到书架上摆放着先生的一本又一本著作，我又逐渐释怀：先生虽然走了，但是其作品、精神和思想将永远陪伴着我们，仿佛先生就在我们身边一样。

德鲁克先生去世后，每年夏天我都会利用在美国讲课的机会，和家人一起去拜访师母多丽斯·德鲁克（Doris Drucker）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