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西厢记》与《琵琶记》

元代杂剧和南戏各自产生了一部经典性的作品，一部是王实甫的《西厢记》，一部是高明的《琵琶记》，这两部作品成为后世长演不衰的作品。

一、王实甫的《西厢记》

如果说，元杂剧的现实性与激烈性以关汉卿的作品为代表，那么，其浪漫性与温情性的最集中体现就非王实甫的剧作莫属了。王实甫和关汉卿大约同时，生活在13世纪的由金入元时期。他以一部辉映千古的作品《西厢记》，取得了中国戏曲史上的显赫地位。元杂剧有了《西厢记》，才能够成为称雄一代的文体和剧体。

《西厢记》改编自传统题材，王实甫以抒情诗人般细腻、委婉的笔触，层层剥笋般绘声绘色地谱写出男女主人公崔莺莺和张生之间一幕又一幕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从而使这部剧作成为元杂剧中的经久传世之作。在王实甫笔下，莺莺、张生二人的爱情被刻画得那么自然和动人，那么发自天性、出乎心底，没有掺杂一点杂质。在普救寺香火院的佛殿之上，莺莺与张生无意间邂逅相见，两人便怦然心动、一见钟情，于是各自借吟诗向对方吐露心迹，爱情像春天的花朵一样自然萌发。张生成了“疯魔”，一天到晚神魂颠倒，希望能和莺莺亲近；莺莺则每日里春心荡漾，茶饭少进，但又不敢让人知道。突遇孙飞虎抢亲事件，赖张生之力，莺莺幸免于难，老夫人亲口许婚，二人欢天喜地。然而，老夫人临时又变卦，不承认许诺，使二人同时陷入痛苦当中。张生病倒在床，后得红娘之助，月夜操琴，私通款曲，感动莺莺之心。最终莺莺克服了自己的观念阻隔，投入张生的怀抱。

眉目传情，诗词酬和，隔墙听琴，月下私奔……看着莺莺与张生的每一次交往，读者都恍如置身于一种生命的泉流中，青春的执着、情愫的萌动、血液的激荡、情爱的热烈……这一幕幕充满诗情画意的场景，令多少人为之陶醉和歆动。让爱情得到尊重，让希望得以驰骋，“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就是剧作家倾注在这对年轻人身上的情感。这种情感像一汪清泉，汩汩地流泻在《西厢记》精巧的场面描写和细节刻画当中。

和元代其他剧作家不同，王实甫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关注的是爱情的命运，是爱情发生、发展、实现的过程。关汉卿也写儿女风情剧，但其基本框架，则是一对情人向阻碍他们结合的第三者进行反抗和斗争，至于男女双方之间的倾慕与爱恋则较少触及。王实甫借助于莺莺与张生的故事，在中国戏曲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提出了以“有情”作为婚姻基础的理想，把门第、财产、权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些支配了传统社会的婚姻形式几千年的标准都抛在了一边，重点描写了青年男女彼此间的天然吸引与心心相印，并对这种吸引所形成的冲决礼教藩篱的力量进行了由衷的讴歌。遍数前人爱情作品，还没有一个人能像王实甫那样全面、复杂、曲径通幽地写出爱情本身的美好与魅力所在。而《西厢记》因其语言优美、俏丽、高雅、隽永，并且形象生动，充满诗情画意，也成为后人景仰的典范。

《西厢记》问世后，获得了极大的普及率，表演于舞台上、传诵于老百姓口头上，也成为文人士子案头上的必备物。历代的改编、模仿和抄袭之作层出不穷，而封建卫道士们攻击它“诲淫诲盗”之声也喧嚣不绝。《西厢记》以它独特的风姿挺立在戏曲史的沃土里。

二、高明的《琵琶记》

《琵琶记》之前的南戏，基本上还没有超出村歌里咏的水准，无法与北杂剧相抗衡。高明（1297？—1359/1368）的《琵琶记》的诞生，将南戏历史推进到了一个划时代的阶段。从此，南戏创作进入文人的普遍视线，由此造成日后创作队伍的壮大、创作高潮的迭起。

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的高明的《琵琶记》，讲汉代文人蔡伯喈的故事。蔡伯喈娶妻赵五娘，夫妻和睦，父母康宁。朝廷开科考试，蔡伯喈被父亲逼迫赴京应考，一举得中状元，被牛丞相硬招为女婿。从此，蔡伯喈在丞相府享尽荣华富贵，家乡的赵五娘却在大灾之年勉力供养公婆，不久公婆双双病饿而死，五娘剪掉头发换钱，又得邻居张大公帮助，买棺材将公婆安葬，然后进京寻夫，被牛小姐引与蔡伯喈相见，悲喜交集中，一夫二妻团圆。

《琵琶记》的题材取自前人传说，宋代南戏里已经有《赵贞女蔡二郎》的剧目。在前人作品里，蔡伯喈是被谴责的对象，他最后的结局是被暴雷劈死。高明《琵琶记》改变了前人的主题，按照生活逻辑真实地构设了人物的生存环境及其变化，并在这种典型的氛围里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蔡伯喈的内心矛盾和痛苦，这就使剧本因为符合世俗情理而具有了极大的可信度，它之所以感人至深、成为后世最为流行的剧目，原因就在这里。

在高明的剧本里，家庭悲剧的主要成因不再归于蔡伯喈的个人品质，社会意志成为拨弄人们命运的强制力量，尽管蔡伯喈尽力想摆脱命运的摆布，但他无力与之抗争。从这种认识基点出发，高明为蔡伯喈设计了“三不从”的情节：首先是辞试不从。蔡伯喈本心不想离开年老力衰的父母和新婚妻子去考试，但父亲却想让他光宗耀祖，因此不许他推辞。其次是辞婚不从。蔡伯喈告知牛丞相自己家中有结发之妻，不愿与牛府结亲，牛丞相却倚仗官势而不允，强迫他与牛小姐成亲。再次是辞官不从。蔡伯喈考中状元之后，本想辞官不做，立即回家侍奉双亲并与妻子团聚，皇帝却不许他回家。这“三不从”反映着中国传统社会里三种政治制度对于人的压迫力：“辞试不从”的阻力来自科举制度，“辞婚不从”的阻力来自婚姻制度，“辞官不从”的阻力来自君权制度。高明通过他的举动，不自觉地向人们揭示了扭曲的社会政治制度对于个体生命的压迫和摧残。高明的成功在于：他把人物置于这种“三不从”的困难背景之下，使之行动维艰，从而深刻揭示了人性的矛盾和冲突、抗争与软弱，表现了赵五娘对传统道德的忠实信奉与身体力行，因而使作品产生了动人的力量。

历来《琵琶记》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在于关目设计上的双线结构。其整个剧情，是沿着两条线索发展的，一条是蔡伯喈赴京、高中、入赘、做官、享受容华富贵的整个过程，另一条是赵五娘在家乡灾荒的苦难岁月中一步步辗转挣扎的悲惨遭遇，两条线索穿插写来，在舞台场景中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既引起观者强烈的感情投入，也有效地调剂了冷热场子，带来剧作完美的演出效果。观众眼中，一方面是赵五娘赈粮被劫、痛不欲生，一方面是蔡伯喈入赘相府的盛大婚礼和洞房花烛；一方面是赵五娘在赤地千里的陈留郡糟糠自咽，一方面是蔡伯喈与新婚妻子在荷花池畔饮酒消夏；一方面是赵五娘在断发买葬、罗裙包土埋葬公婆，一方面是丞相府中蔡伯喈夫妇的中秋赏月……一哀一乐，一悲一喜，一贱一贵，一贫一富，反差强烈，对比鲜明，时空跨度广，社会内容丰富，不仅使演出场面显得生动、丰富，而且也使戏剧冲突更为突出、激烈，悲剧气氛更为浓郁。最后，两条平行的线索再有机地联结到一起，带来戏剧的高潮。这种对比手法虽然在早期南戏《张协状元》中就已出现，一定程度上它是南戏普遍的特点，但只有到了高明这里才运用得如此娴熟成功。《琵琶记》的语言也达到极高的艺术成就，刻画人物、摹写世情都委曲必尽，尤其长于人物的心理描写。特别是“糟糠自咽”、“代尝汤药”、“断发买葬”、“描容上路”等出，曲词都从人物的心里自然流出，传情达意的效果极强。

高明写作《琵琶记》的宗旨“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奠定了明清传奇“载道”的思想基础，而该剧对于戏文声韵格律的整饬运用则成为后世传奇的法本，《琵琶记》由此得到“词曲之祖”的声誉。一部《琵琶记》，就是一部树立传统伦理楷模的教科书。《琵琶记》问世以后，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有其内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