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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全样本价值创造额构成占比（剔除金融业）
对价值创造额按股东、政府、员工和债权人所得占比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各类主体的分配格局及变化趋势，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收入分配和税收等政策提供参考。从图2-3中我们可以看到，股东、政府和员工三类主体在2007—2019年的价值创造额占比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变动，而债权人利息所得占比总体比较平稳。
员工薪酬所得占比自2007年以来基本保持持续上升趋势，尤其在2010年之后，上升速度进一步加快， 2015—2017年稳定在35%上下，但随后又继续增长， 2019年升至39. 49%上下。此外， 2016年之后员工薪酬所得占比超过政府税收所得占比，在四类主体所得占比中排名第一，这表明2010年以后用工荒问题严峻，人力成本居高不下，企业成本大幅攀升。
政府税收所得占比在2008年之后持续下降，尤其是2016—2017年下降速度明显加快，由2015年占比37. 11%降至2017年的32. 93%，降幅达4个百分点， 2018年与2017年基本持平， 2019年进一步下降至30. 77%，这与全年减税降费数额超过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的数据相符，减税降费政策效果凸显。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目的是降低企业成本，焕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稳增长、调结构。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政府减税降费力度不断加大，与此同时，政府也不断加强政策评估，优化纳税服务，加强监督检查，加强财政收支预算管理，研究实施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支持和配套的举措频频出台，减税降费政策得到落地生根，为企业实现盈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员工薪酬所得占比的变化趋势相反，股东获利所得占比在2010年后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在2015年达到历史低值19. 88%， 2016—2017年出现恢复性上涨，表明这两年随着货币政策放宽，企业盈利水平有所提升，股东获得的回报额提高。然而自2018年以来，股东获利所得占比再次走低，与股东获利指数在2018—2019年连续两年波动下滑密切相关，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去杠杆政策，实体经济融资收紧、投资不振，同时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调整期，整体经济增长放缓，再加上持续反复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企业盈利能力有所降低。按照2018年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提示，近两年部分上市公司计提了巨额商誉减值准备，造成净利润大幅下跌甚至为负。
以上分析说明，企业盈利能力受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政府减税降费政策的大力实施为企业减轻了负担，但企业面临的劳动力成本较高的问题仍未得到明显改善。
综合以上分析，为进一步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促进价值创造额在四类分配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我们认为应优化企业发展环境，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经营成本，优化企业运营模式，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保证财政收入的合理增加；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健全科学的劳动报酬和工资水平的合理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降低企业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