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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对冲基金行业越发繁荣，一片狂欢中，49岁的约翰·保尔森却独处一隅，旁观冷笑。保尔森出身世家，业绩不俗，在这场喧闹之后，他将脱颖而出。
保尔森生于1955年12月，他的祖先富有冒险精神，尽管有些冒险活动未能如愿。保尔森的祖父珀西·索恩·保尔森是挪威人，19世纪90年代末期的某年夏天，时为荷兰商船船长的他，在从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往南美海岸行驶的途中搁浅了，珀西和他的船员滞留了几个月以等船只修好。在此期间，他与港口城市里的流亡人士有了交往。在那里，他还遇上了法国领事馆大使的女儿，两人坠入爱河，结婚成家。1924年，第一个孙子阿尔弗雷德出生了，3年后，阿尔弗雷德的生母死于难产，难产生下的那个男孩子被送到了基多的一家德国寄宿学校。不久，阿尔弗雷德的父亲在一场网球赛后死于心脏病。
保尔森家族的这两个男孩就成了孤儿，跟他们的后妈生活在一起。但后妈也有自己的小孩要照顾，于是他们又被姑姑收留了。16岁的阿尔弗雷德和他15岁的弟弟艾伯特后来决定离开，他们跋涉3 500英里到了洛杉矶。阿尔弗雷德打了两年的零工，后来参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了伤。盟军占领期间，他一直待在欧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尔弗雷德改姓保尔森，回到洛杉矶，就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天在学校食堂里，他注意到一位迷人的姑娘，心理学专业的杰奎琳·柏克兰。他顿时坠入爱河，上前介绍了自己。
杰奎琳·柏克兰的祖父母于1900年前后，随着逃离立陶宛和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潮来到纽约下东区。1926年，杰奎琳出生。父亲亚瑟被聘为银行固定收益销售经理后，她们全家搬到曼哈顿上西区。他们在都灵大厦租了套公寓，位于中央公园西区93街，对面就是中央公园。那几年，杰奎琳一家生活安康，还有专职保姆照顾杰奎琳。
但在经济大萧条中，柏克兰先生失业了，从此家道中落。20世纪40年代，为了寻找工作机会，全家搬往洛杉矶。杰奎琳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阿尔弗雷德和杰奎琳结婚后，他受聘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纽约办事处。全家搬到了东河附近皇后区的白石镇。他们生了四个孩子，约翰·保尔森是老三，他从小在勒阿弗尔大厦长大。大厦共32层楼，1 021套公寓，占地27英亩，内带两个游泳池、一个俱乐部、一个健身房和三个网球场，这栋大厦是莱维特镇的创建人，房地产开发商威廉·莱维特的弟弟阿尔弗雷德·莱维特所建。之后，阿尔弗雷德全家在附近的比赫斯特买了套中等的房子。杰奎琳的父母也搬入相隔不远的杰克逊山庄，住在一居室公寓内。
1961年的某天，亚瑟·柏克兰去看他的外孙，带了包糖给他。第二天，约翰·保尔森就把这包糖卖给了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他跑回家向祖父汇报自己的“人生第一桶金”。他们清点完钱后，亚瑟带着小外孙去了当地超市，告诉他在哪里花8美分就可买到一大包糖，并向他灌输数字概念。约翰·保尔森把那包糖拆分开来，一粒糖果卖5美分。股神巴菲特小时候也用这种方法卖过口香糖。此后，保尔森开始在课后打各种零工来攒钱。
后来，约翰·保尔森回忆道：“当时我有个小猪储蓄罐，我的目标就是把它装满，我喜欢干活，喜欢口袋里有钱。”
阿尔弗雷德·保尔森的一个客户，公共关系专家大卫·菲恩，曾是佩里·科莫、杰克·莱蒙等这些社会名流的代理人。他很满意阿尔弗雷德的工作，邀请他到大卫名下的罗德公关公司担任金融部主管。两人成为互相信任的好朋友。两个家庭间也常常聚会，一起打打网球等。在菲恩的印象中，阿尔弗雷德和善可亲，乐观向上，为人又十分低调，他更喜欢待在家里，而不是在公司里成为万人瞩目的对象。球场上，阿尔弗雷德球技高超，却没什么竞技心理，只是享受打球的过程。
菲恩说：“阿尔弗雷德并不在意输赢，也不在意赚钱多少，他才气过人，灵敏和善，知足常乐。”
阿尔弗雷德是个天生的和平使者，有时同事间发生争执，他只给双方一个温和的微笑，就顺利平息了这些办公室纷争。
杰奎琳是一位儿科心理医生，她比丈夫更有主见，在社交场合喜欢讨论各种政治经济话题，而阿尔弗雷德只是在边上旁听。杰奎琳很爱孩子，几乎溺爱，她按犹太人的方式养育孩子，长女后来去了以色列。阿尔弗雷德是个无神论者，但他也和家人一起去犹太人教堂。约翰·保尔森在12岁之前都不知道他父亲并不是犹太教徒。
约翰·保尔森在当地公立学校上学，他入选了一个天才儿童项目。8年级时，保尔森学习微积分、莎士比亚及其他高中课程。每年夏天，阿尔弗雷德会带全家人到国内外旅游。大二时，保尔森已和朋友玩遍了整个美国，大三时，他还去了趟欧洲。
约翰·保尔森在其他方面也显得异常独立，虽然保尔森一家是当地犹太教组织白石希伯来中心的成员，但高年级时，在他的学生手册的兴趣栏中，耶稣俱乐部和圣光俱乐部赫然在列。
1973年秋，保尔森考上了纽约大学。经济不景气，证券市场低迷，保尔森对金钱最早的兴趣渐渐淡去。作为一名新生，他学习创意写作，在电影制作公司打工。他选修了哲学课程，让喜欢艺术的母亲喜出望外。但他很快就对这门课失去了兴趣，学习成绩远远落后于同班同学。那时候，越南战争、尼克松总统、反战和人权抗议的报道充斥着新闻版面。
“我觉得很迷茫，”保尔森说，他当时头发长至肩膀，像小罗伯特·唐尼，“我都有点厌学了。”
大学一年级结束了，阿尔弗雷德觉得保尔森的生活得有所改变，建议他来场暑假出游，这是保尔森家庭特有的放松法。阿尔弗雷德为保尔森买了张到南美的机票。那年夏天，保尔森游遍了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决定去厄瓜多尔找他叔叔。保尔森的叔叔是钻石王老五，在萨利纳斯的海滨城市经营房地产。他把保尔森当作心腹及左膀右臂。保尔森帮他叔叔照看工地，留意工地是否有盗贼想要偷材料，在各个工地间监督移交、记录库存。
对于从小在皇后区长大的保尔森来讲，萨利纳斯简直就是天堂。他住在厄瓜多尔最高的一幢大楼的顶层，这是他叔叔的房产，还有专职厨师、园丁和管家。在那里，气候温暖，姑娘迷人，不远处就是沙滩。保尔森的叔叔是位美食家，十分懂得享受金钱带来的美好生活，魅力超凡，令保尔森十分崇拜。家族的另一种奢华生活，给保尔森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他推迟了返程时间，继续待在厄瓜多尔。
“这让我又重新燃起了对金钱的热爱。”保尔森后来回忆道。但是，他叔叔却思想保守，对开始向往独立生活的保尔森有着诸多限制。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保尔森不能跟女孩约会。所约会的女孩子必须门当户对，并且要经过叔叔的认可。
一天，保尔森在他工作的地点遇上一位可爱的16岁姑娘，她是萨利纳斯警察局局长的千金。他邀请她到家里共进晚餐，让厨师准备点儿吃的。厨师马上打电话向保尔森的叔叔报告。没多久，他叔叔的同事前来敲门赶人，保尔森生气地问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家不能有这样的人存在。”
那位年轻的女孩子冲出了房间，消失在夜色中。
保尔森渴望能独立自主，他搬到了首都基多，而后环游厄瓜多尔。很快他身上的钱就不够了，急需补充现金。他认识了一位服装商人，所生产的童装价廉物美。保尔森找他订了些样品，寄给住在纽约的父亲。他父亲把这些样品送至高档商店，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一下子就订了六打。保尔森一家喜出望外，开始售卖这些衣服。保尔森在厄瓜多尔雇了不少人打包装箱，大量生产，他开始学着经商。
订单越来越多，但有一回，保尔森无法如期交货给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对方取消了订单。保尔森手上一下子就积压了1 000件滞销的儿童衬衫，只得寄存在他父母的地下室里。几年里，每当保尔森需要点儿外快时，他就回到皇后区，拿几件衬衫出来，卖给纽约的几家零售商。
在厄瓜多尔的两年间，有一次，保尔森在商店里看上了一种木质地板。他顺藤摸瓜找到了当地生产商，希望能以10%的佣金代理他们在美国的销售权，生产商同意了。保尔森又给他父亲寄了包木板样品，阿尔弗雷德把样品展示给新泽西的地板经销商。经销商们觉得这种木板在全美性价比很高。阿尔弗雷德当时已经离开罗德公关公司，经营自己的公司，但他还是挤出时间来帮自己的儿子。父子俩齐心协力，木地板卖了25万美元。阿尔弗雷德把这笔钱全部给了保尔森。保尔森在厄瓜多尔时，父子俩每天都会通电话或写信，十分亲近。这是约翰·保尔森赚到的第一桶金，他激动万分，更加有冲劲再接再厉。
“这非常有意思，我喜欢口袋里有钱的那种感觉。”保尔森回忆道。
保尔森很快意识到，只有上大学才能保证今后赚更多的钱，于是，1976年他又回到了纽约大学，重新振作，精力充沛地学习。那时，他的朋友都上大四了，高他两个年级，他得迎头赶上，压力很大。他干劲十足，花了19个月就把所有学分都修完，还额外上了几门课和暑期班，学习成绩都是优等。
保尔森在同学中赫赫有名，因为他能把很复杂的内容用简单的语言归纳出来。学完了统计学、高等金融这类高难度课程后，不少同学都来找保尔森答疑解惑。
同学布鲁斯·古德曼说起保尔森来总是赞不绝口：“约翰绝对是我们班上最聪明的。”
有一次，高盛主席约翰·怀特海德到学校做投资银行讲座，保尔森听了备受启发。为了这次客座演讲，怀特海德还请了当时高盛的几位明星人物，比如后来成为克林顿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以及后来成为高盛主席的史蒂芬·弗里德曼。当听到鲁宾讲述对企业兼并的风险套利，以及弗里德曼剖析并购领域中的交易时，保尔森简直惊呆了。
保尔森和他父亲一样，都热爱网球运动。有时候，保尔森会邀请朋友一起到纽约福里斯特希尔斯西岸网球俱乐部打网球。他父亲是该俱乐部的会员，全美网球公开赛就在这里举行。打完球后，保尔森很少邀请朋友到家里，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在皇后区长大的。多年来，保尔森只说自己住在纽约。
同学布鲁斯·古德曼给保尔森起了个外号“J.P.”，这是保尔森名字的首字母缩写，又暗指J.P.摩根这一银行界的传奇人物。这个外号伴随了保尔森一生，充分展现了他的过人能力、雄心壮志以及力争上游的心愿。每当听到这个语带双关的外号时，保尔森总是颔首微笑。
保尔森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纽约大学毕业，拿到了金融学位。在工商与公共管理学院代表毕业生致辞时，保尔森做了以企业责任为主题的演讲。学校的一位系主任建议他申请哈佛商学院，当时，保尔森年仅22岁，没有太多的商业经验，但他把在厄尔多尔的经验写进入学申请后，他不仅被录取了，还获得西德尼·J.温伯格/高盛奖学金。
在哈佛商学院读书时，有一次，同学在前往参加哈佛投资俱乐部会议的路上遇见保尔森，说：“科尔伯格的演讲值得一听，你去听听看。”杰瑞·科尔伯格是科尔伯格-克拉维斯投资公司（Kohlberg Kravis Roberts&Co., KKR）的创始人，保尔森之前都没听说过此人，但他还是跟着去了，来听讲座的寥寥十几人。科尔伯格是做融资收购的先行者，他还带了两名银行家前来演讲，他们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如何用少量现金，通过借款来收购公司。科尔伯格用他的公司现身说法，细述他们怎么用50万美元，通过借贷3 600万美元买下了某家公司，并在6个月后卖出，轻松赢得1 700万美元。
对保尔森来说，这次讲座改变了他的命运，就好像他第一次见到披头士乐队一样。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通过大笔投资来获得巨额收益。保尔森暗自计算，怀特海德和鲁宾这些高盛合伙人当年赚了50万美元，但跟KKR公司的收入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杰瑞·科尔伯格一次交易就可以赚到1 700万美元！保尔森简直惊呆了。
保尔森的世界观日渐成熟，他认为拥有巨额财富可以理所当然得到众人的仰慕。不管是约翰·怀特海德还是杰瑞·科尔伯格，他们都遵守游戏规则，用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光明正大地赚钱。对保尔森而言，他们所要的高额利润天经地义。进入商学院的第二年，保尔森就着手研究，如何确定融资收购的主力买家。毕业后，保尔森决定前往华尔街。
1980年，保尔森从商学院毕业，成绩名列班级前5%，荣获乔治·F.贝克学者称号。各大企业开始到学校招聘应届毕业生，有家咨询公司给出的起薪很高，引起了保尔森的注意。当时的华尔街还沉浸在不景气的熊市中，所以保尔森来到波士顿这家咨询公司就职，该公司在当地颇有名气，只招收精英学校的学生。
保尔森最初的工作，是协助高级房地产研究员杰弗里·利伯特，向《华盛顿邮报》提供房地产投资建议。保尔森一开始是看好房地产市场的，因为他家在比赫斯特的房产在近20年内价格高涨，房地产是项不错的投资。
利伯特与保尔森同龄，也是在纽约长大，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给保尔森一张图表，图上显示了近几十年来房价的上涨情况。如果扣除物价上升的因素，每年房产的收益率只有区区1.5%。利伯特认为，除非能以低于重置成本的价格找到便宜的房子或者建筑，否则，投资房地产并不见得明智。
“我当时听了很惊讶，”保尔森说，“那时的我还不懂得投资的概念，但我对房地产的实际收益率如此之低却印象深刻。”
保尔森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做的是深度研究，这是他所擅长的。公司气氛活跃，他为人健谈，有时还跟秘书开开玩笑。公司里的人都喜欢保尔森，觉得他比其他同事好接近。但很快保尔森意识到，他进入这家公司是个错误的决定。他其实并没有能够如愿地做投资交易，只是给其他公司做咨询，按小时收费而已。在公司的其他高管看来，保尔森显得有点不在状态。
“约翰老是说，‘大家无非是在提供咨询服务，但这样我怎么能赚到钱呢？’”利伯特回忆说，“在波士顿咨询公司里，说白了就是比谁的点子多，保尔森有点不耐烦了，他一心只想赚钱。”
比方说，保尔森就很喜欢查理·艾伦的故事：艾伦高中辍学后开了家投资公司，并在20世纪上半期做大做强，成了华尔街最低调的富翁。他的家人乘坐劳斯莱斯这样的高档汽车，并有专职司机，而艾伦自己却打车出行。1973年，艾伦的公司接手因会计丑闻而没落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9年后，把它卖给了可口可乐公司以换取该公司股份。后来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价上升，艾伦一下子获利10亿美元。（即使在多年后，保尔森对这场交易的细节还是津津乐道，如同讲起自己最喜爱的棒球选手的击球率一样。）
保尔森想进军华尔街，但他发现，自己的咨询工作经验在申请工作时一点儿用都没有。他又不想像大学毕业生一样从底层做起，因此高不成低不就。在当地的一次网球公开赛上，他在看台上遇到了科尔伯格，他上前告诉这位融资并购专家，当年是如何崇拜地听科尔伯格的讲座的。科尔伯格邀请这位年轻人参观他在纽约的办公室。
几天后，他们又见面了，这回，保尔森对科尔伯格坦承自己入错行了，希望科尔伯格能帮助他在华尔街谋得一席之地。
科尔伯格的KKR公司并没有空缺的工作岗位。保尔森请他帮忙引荐给其他的收购公司的大佬，比如奥本海默公司的里昂·列维。科尔伯格帮他打了电话，约好了会谈时间。
几星期后，保尔森走进了列维在派克大街的豪宅内，他一下子蒙了，屋子里陈列着他从没见过的各种古董和艺术收藏品。保尔森呆呆地看着，分不清这些东西是来自古罗马、古希腊还是他所不知道的国家。他生怕一不小心就碰坏了这些无价之宝，断送了他的前程。他喝着精美瓷杯里的咖啡，小心翼翼地坐着与列维交谈。恰好列维的公司正在扩张，需要聪明的年轻人加盟。那天结束后，保尔森终于找到了工作。
保尔森急于离开原来的咨询公司，他问都没问所加入公司的具体情况。实际上，他的雇主是奥本海默公司，这家公司是列维和杰克·纳什合伙经营的经纪投资公司。当保尔森打开办公室的门，他看见另一位主管彼得·索罗斯正坐在他的位子上。
“你在我的办公室里做什么？”保尔森质问他。
“那你又来我的办公室做什么？”索罗斯回答。
他们谁也不肯离开房间，互相怒目而视。
“那次会面很不愉快。”彼得·索罗斯事后回忆道，他是乔治·索罗斯的侄子，奥本海默公司的另一位执行董事聘用了他，而保尔森不知道这些。后来他们俩却不打不成交，成为好朋友。
几天后，奥本海默公司散伙了。列维和纳什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奥德赛合伙公司，他们鼓动保尔森加入他们，开出了令人羡慕的条件——可以跟在列维和纳什身边实习。列维和纳什当时凭借着一串骄人的投资成绩，成为华尔街传奇人物。后来，他们为鸥翼门跑车总裁约翰·德罗恩筹集了4 000万美元，而这只是他们其中一项高利润交易而已。
在奥德赛公司，列维让保尔森寻找有长期巨额回报的融资买入机会，这正是列维的专长。他和合伙人有次花了不到5 000万美元，买入大熊百货这家当地百货商，然后要求现金分红，数额等同于他们全部投资的费用，马上就收回了成本，此后他们通过激励管理，改善运作方式，最终赚了1.6亿美元。
保尔森致力于寻找价值被低估的潜力公司。他们买入环球公司的股票，虽然环球公司的业绩被旗下环球航空公司的经营不善拖垮，但环球公司旗下还有希尔顿酒店、21世纪等其他利润可观的业务。列维和保罗认为只要他们把航空公司分拆出去，投资者就会注意到其他有盈利的部分，该公司股票就会上升。因此，奥德赛公司收购了环球公司的大量股票。但是环球公司不愿意分家并进行反击，引发了一场声名狼藉的争夺战。虽然最后奥德赛公司还是从此次收购中获了利，但保尔森也从中意识到了收购业务之不易。
几年后，列维和纳什都意识到保尔森经验不足，保尔森也认为应做些改变。保尔森聪明、善于表达自己，但他没学过收购交易所需的相关基础金融知识，他在企业界人脉也不广，没法取得有效资源。
“虽说我和列维相互认可，但他们确实需要更有经验的人。”保尔森说道。
保尔森又得重新再找工作了，而他商学院的同班同学们早已有了四年的工作经验。一些投资银行能提供的只是底层职位，得像应届毕业生一样从头干起，他难以接受。贝尔斯登投资银行向保尔森抛来了不错的橄榄枝，这家银行在投行中不算顶级，它没法给银行家提供庞大的数据库等资源，来增强其竞争优势。银行业甚至不是贝尔斯登的主业，几个主要高管在不同的投资领域发挥出色，迪克·哈里顿做清算业务，通过出售客户的股票来发财，鲍比·斯坦伯格运作顶级风险套利，阿兰·格林柏格则在交易场上创造奇迹。
实事求是地讲，贝尔斯登拥有一群聪明的、像保尔森一样对金钱充满渴望的投资家，它有望在同行中脱颖而出。保尔森觉得这家银行很适合自己，对它喜欢至极。
1984年，28岁的保尔森进入贝尔斯登工作。他努力工作，晋升很快。他在兼并收购业务上每周都要花近百个小时，四年后，他当上了总经理，在他的同班同学中算是佼佼者。不少银行家喜欢夸夸其谈，力争用自己高超的交易技艺来打动客户，而保尔森则不紧不慢地先从艺术、戏剧谈起，再简单地聊起业务。虽然下属犯错时他也会直接指责，但在大多数同事的印象中，保尔森为人开朗，性格沉稳。
“80年代并购业很抢手，银行家大多是硕士毕业，但保尔森从没把自己太当回事，他喜欢开开玩笑。”罗伯特·哈特维尔德回忆道，他当时是公司的初级业务经理，时常跟保尔森聚会。“很多人一到社交场所，就说他们是做兼并收购的，以期得到姑娘的青睐。保尔森却不大吹嘘自己，他温文尔雅，更喜欢殷勤地照顾女性。”
保尔森很佩服迈克尔·塔诺波尔。此人绰号“米奇”，是个资深的银行家，英俊潇洒，乐观开朗。塔诺波尔为公司做了不少大单子，声名在外。他常在派克大街布里奇汉普顿的豪宅中举行盛大的派对，马球也打得很好，他与高中女友恋爱结婚，忠贞不贰，令人艳羡。
有一回，一个对公司来讲很重要的秘书想要离开公司去加利福尼亚州，无论保尔森和其他人怎么劝说，她去意已决，但是塔诺波尔却成功地说服她放弃原有计划，这让保尔森大吃一惊。
对此，塔诺波尔是这样回答的：“当顾客说‘不’时，正是销售员开展工作之机。”这句话保尔森牢记在心。
塔诺波尔为保尔森打开了通往华尔街的大门，把他引荐给投资领域的许多关键人物。塔诺波尔自己没有儿子，对保尔森而言，他就像父亲一样。据一位朋友所言，塔诺波尔的家族聚会中都有保尔森，他们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上一起打马球，在塔诺波尔的格林威治别墅共度周末。保尔森不是忙着安定下来，认真地向经验丰富的银行家学习，而是发展出一项新的兴趣，爱上了纽约的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