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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上，大家推李老开笔，他年长于在座诸位。就是那些按捺不住的，也得等他开笔后再龙蛇翻卷。李老平生最爱楷书，即便是笔会这样有时间限制的场合，他也是慢腾腾——把格子折好，四端用自制的铜镇纸压实，解开躺在笔帘里的笔，挑一支，濡墨，沉思片刻。他开始写了，一字一格，墨色渐渐占领了格子，由少而多。两个多小时后，苏东坡的《赤壁怀古》准确地装入了所有的格子。有人见完成了，给李老一杯香茶。李老没接，换一支小狼毫，收拾那些他认为没写好的字——人不是流水线，不可能每个字都毫厘不爽。现在我们阅读古人手笔，就是那些庙堂之作，也没有用笔、结体都全然周全的——人用手来写就是这样。李老多年来一直如此，这里修修，那里补补，反复拾掇，终了修饰得如八面观音色相俱足。这也是他写一幅字慢得出奇的原因——动作太多了。正常的书写一挥而就，落款揿章，然后坐下来喝茶、吃水果。在大家眼里，李老这些多余的举动，并没有增加什么美感，反而显得小家子气，是书写的弊端。没想到李老如此迷恋，犹如他已经蹒跚的步子。
我是强调写罢就放手，笔调简劲流畅，手下有些破绽也很自然，没有破绽才是不正常。补笔是把破绽修饰了，自然却没有了。其实自然会更有意思，信手而为，不假思索，翛然以游，行笔间简直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这个绿树掩映下的小剃头店是我不时要去的地方。别的店纷纷改名扩展业务了，它还是以剃头店自称，朴素直白，就像许多大学都把中文系改成文学院，不改的使人觉得还是老式气味。可以想见它的经营一直重复着既往那样的简单和直接。剃头师傅的过人之处在于功夫麻利，我看了时间，大约四分钟剃一个头，有时还更短——他只管剃头，各自回家去洗——这样除了快，也更符合卫生的要求。来他这里的人都对发型无甚要求，剃短即可，最多要求顶上体现出三七分的发式。剃头师傅以快赢得了大家的热爱——这些对自己头发没有装饰要求的人，和这样的师傅成了默契的搭档。尤其是剃头动作迅疾，见头发一片片飘落，头顶马上轻松起来，像是拨云睹日，一时疏朗清旷。由于节奏快，有时排队的人多，也很快会轮到自己。师傅是往迅疾这个方向发展的，像练短跑，越跑越快，越快越短，直到最后一个剃头者离开，他才挪个凳子坐下来，吸一支烟。我注意到这位剃头师傅最后的几个动作，分明是剃好了，顾客也露出了笑容，准备掏出手机付钱。这时他说，别动。又拿起剪子，或者剃刀，在头顶上巡回两下，又眯着一只眼瞄一下，好像是极其慎重地处理了几茎高出毫厘的发茬儿——其实刀剪什么也没有碰到。这几个巡回动作是做给顾客看的。顾客因为这几个动作生出好感，心生赞叹。轮到我了，剃头师傅如法炮制，眼前闪过的都是一些烂熟透顶的动作，快手过处，不再重复。我总是敛眉任他发挥，这些真实的动作，头皮还是可以感受得到的。直到最后，他的假动作才出现，那是作用于我的心理的，尽管我看不到头顶的动向，但从我此前对他的观察，这时又是故伎重演。故伎让人感到温暖，觉得头剃好了，还意外得到了一些超出剃头的福利。
在我们无数的动作里，真要细分就是真动作与假动作。假动作总要占动作的一些比例。假动作往往美观、有花样，有一点穿行在真动作中，犹如锦上添花。如果假动作过多，就像不多的酒掺了不少的水，让人觉得虚的太多，甚至怀疑酒瓮里全是水而没有酒了。
有个人问我，丁乙是不是我的研究生，我说没这个人。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不像本科生人多，只能记住少数，有个性的，长得漂亮的，做了出格的事的，常和老师讨论的，余下大都忘记了。他接着说丁乙是以前的名字，现在叫某某了，我说是有这么个学生。比较两个名字，还是前一个名字适宜，从形声义三方面来考量都如此，弄不清为何要改，真是多此一举。后来又遇到一个邻居，生逢一个动荡的大时代，名字也就及时地靠了上去，取名“东彪”。他的姓可以视为一个极有捍护意义的动词，即汉大臣卫青之“卫”。当时让四邻觉得真把名取绝了，居然如此契合时代的走向。过了好多年我回老家遇上，叫他。他有些茫然，旁边的人说他不叫这个名字了，名字缩水，“彪”不要了，乡亲都叫他“阿东”，或者“东啊”。当然，这样更明快，也更正确。改名是一个需要时间办理的事，到改名机关排队、交证件、填表，这些动作和不改名的人相比，是多出来的。改名是深思之后的结果，肯定是原先这个名不适用了，或者对未来有所囿。就像一个人一生不能只穿一种鞋，脚渐渐大起来，鞋码也要更新。改名是很个人的事，改不胜改，其实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个外表和内里。如果一个人改名了就和过去的自己告别了，说起来就很虚假，没有人会相信。东啊出生，取名“东彪”时，正是我家父母也在筹划给我们兄弟改名的时候。兄妹里只有妹妹的名字不须改，这个名字用几辈子都是合时宜的。而我们几个的名字在当时都有更改的必要。有积极分子已经向我父亲提出，积极分子狗一样的嗅觉使他如此要求我们。那时听一个读书人说，名字就是一个人的符号——他用了“符号”这个词，我吓了一跳，觉得很有学问的人才能这样表达。不过符号是最不能随便的，它让人敏感之至，小心翼翼地运用。父亲没事就想新的名字，想到几个应景的，只等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有关部门把这事办了。我自己也想了一个名字，父亲没通过——大人总是认为自己会想得远一些，保险一些，还是以大人的想法实行。但那段时间父母整日开会，也就顾不上办理改名的事。这几个名字邻里也很容易想到，到那时这一带出现好几个同名的人就搞笑了。往往你想到了，别人也想到了；你没想到的，别人也想到了，而且下手更快——在一个风行草偃其势必然的时间段里，人人都在想着如何表现得应景一些，不要落后。落后就被动了，那就不动最好。形势很快又有变化，不必那么热衷改名了，人生总算少做了一件麻烦事。而今我行不改姓，坐不更名，一以贯之。只是在书法作品落款时，常不写姓，仅以名行。
卢二搬了几次家，从早先的一间房到三室一厅，空间功能明显扩大了不少。在他的房间，总有一个适合的位置是用来供养神灵的，这和他体弱有关。尽管每隔一段就到单位医院开一些药，可以无虞，但医药只能养身，养心还待神灵。神灵看不到，缘于看不到而灵。这使他这辈子比我多了一些动作——上香，默念，合十拜拜。小区有个福德正神小庙，管理小区土地上的众生，但真要关照自己，还是自家神灵，须一以贯之诚心待之，不可一日忘过。搬新家时有人劝他，换个地方了就不必如此，信与不信唯其心也。他觉得这样的想法太可怕，弄不好害了自己——始敬终弃，那才是把神灵彻底得罪了，内心如何能安下来。他的小区边上是一个公园，草木丰茂，聚集了一群被主人遗弃的猫狗，它们看人的眼神都流露出仇恨，好像随时要扑过来。看得见的猫狗可以躲避，使人不安的是看不见的、玄虚的、神秘的、与自己若即若离的。可以想象他积成习惯的动作如此自然——这些多出来的礼拜的动作维持了内部的安稳，这份安稳使他寻常日子开心舒展。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卫生、护生的方法、举动，其间的差异性很大，各自坚守。汉人曾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之说，让人很是琢磨。不满百岁的人忧虑到个人生命十倍之遥的时间和空间，那是个人无法抵达的，难道不知道不切实际吗？似乎这种遐思就是与生俱来的一种附着，空想、想空，远忧、忧远，不着边际。在北朝众多的造像记里，常见到普沾法雨、常与佛会的句子，在入世的沉重里期待出世的轻松。为了这一点，他们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人都辛苦，多了无数面对坚石开凿的劳累。不如此奉献体力，不敬造一躯佛，不供养一躯佛，每个北朝人都会生出不安。
后人不再大兴开凿洞窟、兴造佛陀之风了——这里一定是悟到了什么，省下无数敲凿镌刻的手上功夫，并不影响对于佛陀的敬畏。人的行为，可以这么解释，也可以那么解释，解释是随时随势的。
在严寒的冬日里，我和学生一起去欣赏石门十三品。这里边最著名的几方汉代刻石，喜爱书法的人都不会略过，有着悉心临写的经历，现在远道而来，算得上他乡遇故知了。为了更感性一些，学生特地请了一位讲解员。她的讲解熟稔流畅，让我们这个专业的人感到亲切。她讲十三品的历史、地理、艺术特色，说着说着就把《石门颂》里边的句子拈出几句来佐证，似乎是不经意脱口而出，让我们惊异。她讲解完把大家的耳麦收了，说你们自己慢慢看哦，就快步走了。我们还真得慢看一会儿——这些旧时风物都是需要慢看细品的。刻石上的气息、韵味和平日案头上的纸本美感不同。纸本是裁割若干的片断，这里是浑然大气的整体，尤其石色黝黑深沉，反而使凹下去的字有了立体感，古朴拙厚。如果有时间，应该成为这里的常客。至于讲解员，我觉得这是一种职业，印象中的不少讲解员都如此，讲啊讲啊，讲得很溜，但谈不上兴致。是长久的时日，使她们把教科书般的解说词记牢背熟，也通过考核并且合格。当然，让一个喜爱《石门颂》《石门铭》的人把碑文背诵一段，能做到的恐怕不多，但他们却是如此痴迷，爱到骨子里去。面对一个器物，情调绝不相同，有的为了生计，没有谁会嘲笑为稻粱谋者，谁不为稻粱谋呢？只有这一点保证了，才有可能言及信念、理想这些远大求索。不少人每日所进行的工作，并不是自己真心喜欢的，只是一份糊口的保障。长年如此重复，娴熟之至却从来没有贴近，更不消说心系于此。此前有个同学分配在图书馆，给我的方便就是能借到一些级别比较高的书。近百万册的图书，他闭着眼睛也大致可知在哪个方向的哪个架子上，很快给我找来。但他自己不看，他看管他那一摊，不出事就好。我在馆里看到他都是坐着靠着，无事一般，或者到角落偷偷吸一支烟。他有他喜欢的事，但没有办法实现。做一个娴熟的图书管理员，对他来说是无奈，为了过日子，权且委屈自己。
如果一个人的兴致和自己从事的工作融为一体，达到两不厌，真可谓幸运之至。
子虚在少年时就喜欢书法，比我大一点，聪慧却大得多，学什么都容易上手。当时长辈对这些孩童日后的期待，他是第一人。聪慧是娘胎里带来的，谁也没办法，加上他后天也用功，就超出同龄人一大截，驰骋康庄，取途千里万里。这样的人有一个曼妙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一时声誉皆归之。我与他相比是守成，守住一摊，有如僧人守庙，不愿随处住锡。书法家常称自己博采百家，这样的话我是不能说的，因为做不到，至多就是稍稍拓宽略变古法，这已经是很耗精神的了。此时子虚已五体俱全并尝试融汇，一幅字里几分草法几分篆意，几分隶味几分楷形，有点像唐人杨炯说的“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甚是热闹。他是个爱闹腾的人，也花了许多心机在书写上面，再后来干脆抛开古人碑帖任情性而为，笔墨纵横自喜。很多年后我读到子虚的墨迹，已是满纸的毡裘气，离书法远了。本来——本来不应该如此。他比同龄人都善用心思，指腕勤快，尝试这么变那么变，心思多出来了，动作多出来了，却没能助他上到更高的境界。实际上每个人的兴致就是一个摊子，这一摊不必大，也不必全，只往精工上做。如赵孟頫这样摊子大货又全，像是成佛做主——千万不要和这样的人比，真去比，那就害死自己了。
搬到这个有花园的院子已经有三年多了。这三年多比住在单元房里多动了许多手脚——锄地、拔草、捉虫、驱鸟、捕鼠，还要不断地种树，柠檬树、龙眼树、柚子树、桂花树……有的没成活，接着还种，朋友精于培植，一直鼓励我多种树。香樟的叶子总是在仲春纷如雨下，落了厚厚一层，再过些日子，瓜豆苗就呼呼往上蹿了，这些都使人更触到节气和生机，譬如，去弄一大捆竹子，搭个瓜架吧。这些事定期找人来做当然可以，但由自己来手作，触碰一下湿润的泥土，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通常会从楼上书斋走下来，趁上午十点钟的太阳照着，蹲下来拔去花丛中的草。大凡草滋生起来的地方，土壤就看不到了，看到的是土壤上的生机。买来的草皮还没长好，杂草就都伸展上来，多种多样，有的缀着星点小花，却叫不出名字。一个人绝对不要有把杂草拔尽的想法，就是天天拔，拔到老，院子里的草还是一茬茬地钻了出来。我想这就是有限和无限的差别——一个人没必要以有限对付无限，感到有乐趣就做一做，乐趣尽了站起身来洗洗手，不做了。这和王徽之访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是一个理。黄庭坚曾说“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的不可能，硬去追就累了。就像草是无限的，在空气清新里，拔出来的草叶上充满了青青的、生生的味道。至于做多少，也可多也可少，不必有一定之规。想想陶渊明当年清高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后未必心绪就好。他曾经在饥饿里向人乞贷，面子不要紧了，肚皮要紧。常常清晨出门理荒秽，月上东山才荷锄返回，还是饥肠辘辘，眼见桑麻慢慢长起来了，又惊恐霜霰下来打得稀烂。真为衣食谋，那是没什么情趣可言的，以前从陶诗里好像听到的都是田园的笑声，有点阅历了才知道，常常是苦笑。真有情趣还是像宋人罗大经：“随意读《国易》《国风》……”“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如果一个人有任务感，想着要拔多少草，要干到夜里，否则草盛豆苗稀，日子就过不好，这就是实用了。罗大经这种情调的人素来无多，让我常想：这个人是怎么做到的，与生俱来的？后天使如此？但我不会想起陶渊明。
屏幕的诞生让我们坐着就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无数的动作——如果屏幕里没有动作，不是死机了，就是关闭了。科技的发展使动作远远超出一个人所能，成为超人的动作。《水浒传》在屏幕上出现时，动作就有些夸饰了，夸饰的动作可以满足屏幕前人们的期待，认为这些惹不起的豪杰们手脚功夫理应如此。到了《新水浒传》问世，除了情节添加，动作也升级，不是人的手脚，而是科技的手脚，这就是假。至于屏幕上把人当作神，演出神剧，又放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就更让人难以相信了。动作出了问题，首先是心态出了问题。如果一直这么继续下去的话，写实就不存在了。玄虚充满，让观者内心满是怀疑，世事权当儿戏观，呵呵。动如兔静如树，大家都乐意当兔而不当树，只有如脱兔那般才能得到关注的目光——科技的发明，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动态拍下来，让他人欣赏，而不是不动。“动静”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好像说的是动和静两个方面，实际上在意的只是动，像一只兔子满世界欢蹦乱跳，快活之至。做一棵树的艰难在于兀立不移。许多树是没人管的，荒郊野地，崖壁石隙，因为不移，还是长起来了。树是以不动为法的，如果一棵树不时挪动，挪这里，挪那里，一直没有下根的机会，终了就是一截木桩。如果一个人的心性如树，就有定力可言，独立不迁，当风有声。一树长成，鸟雀云集其间，又何曾招摇。人与树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之初始。这么多年过去，树犹如此，而人是越发惊动了。
在《谍海风云》的末了，美国海军情报局的特工保罗·索米斯说：“这个世界变了，再也回不到从前……在不同的城市，用着不同的名字，直到黎明来临。”揣度他的意思，黎明到来时，动作将回复到正常，就不必勤快地以假名来伪装自己了。
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坦然地对人说：请叫我——保罗·索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