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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春天，我们遇到了一场灾难，其影响之广之深，在我们的预判之外。
和灾难不可分割的，是面向灾难的文学叙事。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多元的文学回应。
向着真相、向着公共管理的深度迈进，不少作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此做出了努力。向奉献者致敬，向爱致敬，则构成了灾难写作的另一个方向。还有一些写作，不同于以上两种，仍然将目光投向了日常的非灾难的生活现场。
在我看来，三种写作都是良性的写作，在灾难现场的内外，在生活价值的近期、中期与远期的省察与生长中各有贡献。
把迎击灾难看成一场战争是不过分的。战争中我们需要现场鼓舞的力量，需要反思纠错的力量，同时需要确认，日常生活的合法性也是一股可贵的力量。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受到了威胁，而判明战争结束的标志也往往是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但我还是看见，有些写作者，因为面对灾难的不同回应而相互指责。
疫情也许会催生一个新的随笔时代。
我不倾向于把随笔泛滥的时代称“随笔时代”。虽然这非常残酷，但不能不说，新冠肺炎疫情在督促我们重新看待写作，特别是随笔的写作——当然，疫情同样也会督促我们重新看待诗歌与小说的写作，但毕竟，随笔，仍是人们袒露自我见证历史最方便的文学门径。
生活方式、思想的路径依赖，被重新打量，被复观，是需要历史契机的。我们也许不愿意遇上这样的契机，但我们终究遇上了。
我所言的新的随笔时代，着眼于随笔质地的总体提升，而不是指向针对公共管理的简单发声，甚至也不指向再造一回“伤痕文学”。
我所言的新的随笔时代，需要写作者认真思考三个老问题，以及这三个老问题如何作用于写作者，而写作者又如何回应。一是传统与个人觉悟，即如何借用隐约的规定性开掘丰富性与开放性；二是市场与个人觉悟，即如何在志趣孤寂与利益狂欢中找到心安之所；三是国家与个人觉悟，即如何在群体安全与个体自主间摆脱单向对抗或依附，在致良知的路途上相互滋养。
让时间去演绎真理。这是典型的中国叙事智慧。造就这一智慧的，我想，大概就是我们连绵不断的悠久的并被记载的文化史、政治史与生活史。一时看不清的，让时间去慢慢见证。在中国虚构类长篇作品中，让真理与见识在有时间跨度的故事中浮现，这很普遍，也很好理解。这一叙事偏好，同样作用于随笔写作——这不是说一篇随笔必须要写几十年或者必须要写有时间跨度的故事，而是说，这一叙事结构已经广泛嵌入写作者与接受者的文化心理中，他们会自觉把当前生活与历史相联结，并由此生成对生活的提炼与隐喻。
干预现实与性情自养。杂文与闲情小赋是随笔写作中最常见的两个品类。横议中见道义，自养里着性情，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人生故事，也是中国文章的方便门径。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这样的门径分野中，入世/出世，非我/自我，达/穷，成/败，这些对立概念在吞噬着我们：我们很容易在画地为牢的江湖师承文化中获取满足感，我们视简陋为简明，我们视粗暴为淋漓。不是不可以在方便门径上走下去，而是说，我们要放出另一个自己，回到汉语文学分工尚不精细的年代，去看看苏轼韩愈，去看看诸子及史传，看看他们如何将世界与自我捶打成整一的大块。
是的，我相信这样整理后的借用，并不妨碍写作者落脚此处，而其地下之根脉，则伸向我们无法命名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