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师说过箴言:“要想让一个人贫穷,就让他去写诗,譬如你。”
我周围大部分诗人都是协作出版,出版社怕出诗集赔钱。我做文学梦是二十二岁那一年,背着母亲,搭车到兰考印刷厂,私自印了一千本没有书号的非法诗集,卖了三十年还没卖完。
我的一位冯姓同宗,也是诗人,出书两本,属以下类型:一、暧昧不清的香港书号,自找印刷厂;二、有不知转手几次的“远方出版社”。远方在哪里?反正很远。爱情价更高,远方路更远。两种相同的一点是,都需要钱。
有一年省里研讨作协会员,我作为评委,犯了一点私心,把他执着文学的奋斗史夸张说给大家:这样的基层作家不鼓励,我们还能叫联系人民扎根人民吗?有位评委马上驳斥:文学不是救济。我说只当救济我啦。大家齐笑,说,只当听你说相声吧。
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省作家协会。
本是善心,哪知害了他,那年去他家,他妻子见我埋怨,自从你给他操办个啥作家证,他一喝罢汤就把那黑皮证放在桌上,看着傻笑,睡觉时放在枕头边,写诗劲头更大啦。你在省城门路广,就不能教你哥一点正经的致富门路?眼看大儿要结婚,院墙缺口还没垒,张着大嘴。
她手一指,院中有一段倒塌的墙。
我有点内疚,为自己开脱:“嫂子,我也是个书呆子,儿子也待业,我也不想求人,只会在字里横冲直撞。”我狡辩说:“看我哥就这点爱好,他又不外出洗脚按摩,吃喝嫖赌,笔下全是歌颂人民,哪儿找这良好习惯。”不说还好,一说她又上火:“你少打圆场。看看全县,哪个清亮的人在写诗?”
在县城以后的文艺日子里,他每出一本诗集都亲自送给我,题上“杰兄覆瓿”,说这还是跟你学的,古称,雅称。我说寄来就行了,搭车花费大。他说,我就想和你一同感受一下文学气氛。我便不敢再深入。我一细算,十年出了三本诗集,一本至少花一万元,加到一块儿也是个荒唐的数字。
他出第一本诗集时,妻子说,为了满足他,算是忍了。后来他又要借钱出诗集,妻子便恼火了,老婆孩子全家联合反对,议会不获通过。妻子说,知道你会写两行诗,出一本过过瘾就算了,哪知你不知好歹,把写诗当正事儿啦,钱都用到抒情上,念出来大家还听不懂,日子以后还过不?
劝架时我没敢说话,他妻子是一位农村妇女。
我刚调到郑州那年,他来找我。他说也姓冯,也写诗,和你一样也是北中原诗人。
自己有原名,改名冯筝,好风相送步步升高的意思,他说历史上姓冯的文人多,有冯延巳、冯梦龙,总书记在福建还到过冯梦龙当知县的寿宁;还有冯子材,打败法军;冯玉祥,将军诗人。越说越远。前面文学靠谱,后面历史牵强了。
刚说到艾青,如酒精点燃,他开始给我背自己的诗:“当大地的曙色来到人间,我满怀玫瑰色的理想。”历史上,两个诗人第一次见面就背诗是相信对方,诗很长,我记得头两句,好不容易听他背完,他说还要背诵第二首,我不好拒绝,他紧着问我,好听吗?
我说好听。
有一个例子,让我这专业作家也感动。那一年他为了南京大屠杀要写一部长篇叙事诗,名字叫《长夜,长夜》,一人买票搭车到南京,晚上为了省钱,在车上站了一夜,其他日子则是带一方凉席在立交桥下凑合一夜。
第二次来,他拿出两本诗集,问我如何开作品研讨会。我实话说怕伤他心,还是想打消他的念头。我说开研讨会分大中小三种,想弄大在北京,请相关评论家、媒体,发红包、车马费,报纸买版面,花销大;中等是在市里,我来组织人马,友情出场,中午大喝一场,让你听些花言巧语;小的你在县里,把你亲戚拉上,我作陪。我说,要是有人赞助玩一把更好。
他说,我背着老婆攒了一万块钱,够吧?
我一阵沉默。这钱在郑州还买不到一平方米房子。我说先给你家院墙垒一下。
送他时,穿过大厅一面杜甫青铜浮雕,面带铜色的老人家正行走在唐朝的秋风里,题识是刚去世的书法家陈天然书迹:“月是故乡明”。
一年后传来消息,诗人死了。
我想起来那一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他在县城的院子,院墙张着大口,远远看到院里一棵樱桃树。满树樱桃,两只伯劳在偷吃,诗人一来,便像两个句子一样惊飞了。
我们逃学后开始做一种历史上的对比。村里谁咳嗽声最响,说明谁的辈分就大。村东最大的老爷咳嗽声就大。
王卫东比王卫彪的咳嗽声大。
马天礼比马三强咳嗽声大。前者是爹。
我二大爷比我爸咳嗽声要响亮一些。
村里学问大的人咳嗽声还带着一种“飞白”,譬如胡半仙。
那几个光棍从来就不习惯大声咳嗽。
两个村的孩子在村头相遇,就在黑暗里开始比咳嗽,比到最后就不比声音了,因为咳嗽声音达到极致,需要动拳头开打。有时在黑暗里咳嗽不几声就达到乡村高潮,在有距离的冲突里,只有动用砖头、坷垃。“坷垃仗”一般多在白天开打,能看到砖头在天空纵横的弧线。但夜间开“坷垃仗”往往有神来之笔,让你预测不到明天谁会中弹包脸裹头。村里后来大孩子分派别,也是根据全村的咳嗽声而定。黑暗里能分清咳嗽的颜色。
孙好斗娶了本村孙好缨的表妹,结婚后,有一天心血来潮,孙好斗问媳妇,你相中我啥?
媳妇说:就是当年你咳嗽声最大。
说得孙好斗有点泄气。
媳妇补充说:你咳嗽声像李书记。
李书记除了好吃鹌鹑,就好咳嗽,开一场会要咳嗽几十声,没有咳嗽声的会议是不成功的会议。李书记从早晨开始咳嗽第一声,到睡觉收尾,子夜时分不咳嗽。他的咳嗽声响起,一村司晨的公鸡都不再叫。到中午,下蛋的母鸡也不敢叫了。
我爸一向把最高的东西都爱形容为“红头文件”。
我总结了,李书记的咳嗽声是红色的。因为他在开会前必须咳嗽三声,再接着宣读红头文件。
有一次正在打牌,我学了一下李书记的咳嗽声,牌显得慌乱。我没有学像,大家都笑,却得到我爸的赏识:看看,这货,这货。
我爸一直期待我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也当一个书记,也在人群里发出红色的咳嗽。
【1】上水
黄河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一说。
从青藏高原一路撞下来,它软硬兼施,浩荡东流,经过中原桃花峪成为中下游,到兰考东坝头,它不歇气,拐头北上,直奔大海。长垣兰考两岸属这块“豆腐腰”里的一段软腰,这是九曲黄河的最后一道弯,一条五千多公里长的大河,数此地两岸河床最宽,易把控不住决堤泛滥。多少年里,在这块“豆腐腰”上蔓延过苍老的白云和鲜绿的草滩。
我生活在黄河西岸。西岸是封丘、长垣。东岸是兰考、东明。黄河每年要发水,两岸叫作“上水”,含有一丝恭敬之意,上水不同于上酒上茶,上水预示着房倒屋塌,是度荒开始。
黄河滩里的同学田振河说,上水时,俺家夜里听到房塌声,扑通扑通,响得几十年后还胆战心惊。
【2】大爷
两岸乡村,经常碰到要饭者,多以老人妇女为主,有的女人拖带着小孩子,一路擦着鼻涕。其中不乏有艺术细胞者,会打一段“莲花落”,乒乒啪啪,把气氛也打热了,竹板增加了喜剧效果。我母亲每当听到门外竹板声响,不劳那人开唱赶紧把热馍送上。
要饭者都挎着柳条编的长篮,篮子小舟的形状,大得似乎要张口吞下一个饥饿的村庄。
在东岸兰考,人们问要饭者,哪儿的?
长垣的大爷。
在西岸长垣,人们问要饭者,哪儿的?
兰考的大爷。
答话里有停顿和紧凑的妙处。中原人苦时也自找苦乐。尽管两位落魄者都是要饭的“大爷”,幽默里不乏苦涩。
阳光下,许许多多的大爷在黄河滩像蚂蚱一样蹦跶。
我有一个五大爷要过饭,最远跨河要到菏泽,积累有宝贵的行乞经验:要饭要选择范围,不要在自己村里要,更不在自家门口要,碰到亲戚熟人会拉到家里,面子上过不去;要行云流水远走他乡,既磨开脸面又自由自在,话也好说“圆番”。
两岸形成了“河西人到河东要,河东人到河西要”的规律。接近两岸人才交流。
【3】要饭
要着要着,便要成了一种“自由职业”。五大爷说:要饭让人生懒,能要三年饭,给个县长也不换。
多年后,我才看到苏东坡讲的那个穷汉言志的故事。
我在电影《焦裕禄》里看到一个片段:在中原寒冷的冬夜,焦裕禄来到兰考火车站,站在弥漫的大雪里,他面对着的是一个逃亡的兰考:那些站着的、蹲着的、依靠拐杖立着的,黑压压一地,来自全县各村,携家带口,一个个要扒火车外出要饭,他们在大雪里静默。
我看时眼睛湿润,如鲠在喉。人生落魄时没有上策下策选择,只有听天由命。
【4】口音
小代是一位八零后,在郑州创业,拥有好几家门店,去年回乡当支书,他母亲为此事至今不愿理他,骂道:好不容易跳出穷坑,咋能又折回?
年轻的代支书对我说,自己一家和要饭也有关联,他爷要过饭,是当年兰考要饭大军里的一员,还有一位大伯要饭,一路要到豫西,被一户人家看中,当了倒插门女婿,近几年才搭上线来往。
从 1964 年焦裕禄去世到如今,半世纪里,“兰考”几乎是贫困的代名词,像一片桐叶包裹着苦涩。
我对兰考人的口音熟悉,无论在郑州或其他地方,听口音就能判断出。有意思的是,兰考人在外地从来不说自己是兰考的,都说是开封的,再问顶多说开封东。甚至两个陌生兰考人相见,都不会说自己是兰考的,一说出来“兰考”二字马上低半截,会被人瞧不起。
小代对我说,连自己说是兰考人都没底气。
要饭的名声像粘身的皮袄,兰考人一直穿着,揭不掉。
【5】村事
他当村支书第一件事是改善街道,在村里修了十一条路,村里道路原先四米宽,办红白喜事根本过不去车,现在八米宽,最宽十四米。他把道理讲透后,家家通情达理,有的人家让出四分地,他给三家补修了小门楼,墙上雕着花。
街道名起得很“形势”:田园路、如意路、文明路、幸福路,放到郑州也能跟上形势。
全县都种蜜瓜,他有自己的主意,不“随大溜”。产业多样化,种植葡萄、苹果,培植草坪,因地制宜,只种能让老百姓立竿见影放心的。
今年增加水产养殖,在冬天要举办村里“第一届捕捞节”。
临走时他对我说:到时来捞一把吧,捞住捞不住都让你吃鱼。
【6】化石
有一天,我在郑州堵车,听到挖沟的一个民工问一个骑摩托车送外卖的:哪儿的这么气势?小伙子大声回答“兰考的”。语气带着底气。
我想到多年前那个关于两岸大爷的话题。
大河两岸,“要饭”一词以后会成为一个语言化石,需要语言学家加上历史学家注释,后人才能懂得。
那次我在兰考焦裕禄纪念馆,除了看到那把符号般的藤椅,看到了熟悉的农具、箩头、簸箕、笆斗,竟看到一只用柳条编的篮子。熟悉的面孔,上面肯定也沾过饭汤、鼻涕、眼泪和一段莲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