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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绪呢？很难准确地称量。乡愁是轻的，轻如流水的声音，或者是麦田里的几声欢笑。而乡愁又是重的，沉重到一粒麦子便可以压垮一家人的身体。那些忙碌不堪的夏天并无多少诗意，苦难累积出来的收获，仅仅够喂饱我们的半个童年。那另外半个呢？正饥饿地在田野里奔跑，寻找野果子。
然而，乡愁就诞生在这种有些酸涩的语境里。那些汗水湿透了的日子，那些收割、播种，以及在泥土里埋下的种种幻想，被时间晒干，成为一些扁平的名词，变成了父母亲口中的“收秋时”和“夏忙时”，成为一种食物煮熟时的味道。
这些乡愁的分类分别是：泥、锄头、打磨、收割、堆积、炊烟、盛开、捡拾、成群结队的吼叫、劳作、不堪、欢喜、尘埃、戏剧、冰棍儿、露天电影、河流洗去的争执……还可以再列举下去，几乎，每一项劳作都是一节又一节教育课。
食物是乡愁的来源。每一次看到手工做的馒头，便会想到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影子。不论我在城市生活多久，这些乡村记忆都不会减少。它们像是被压制好了的标本，就储存在我记忆的某个抽屉里。
这样的抽屉里一定还存着一碗手工面条、一碗玉米糊。
当然，还有冬天的月光和夏天的狗叫声，有慢的一切，包括时间，包括流水的速度、鱼的样子以及我们永远也走不出的乡音。
故乡分配给每一个人的东西都是相似的。食物塑造了我们，也拘囿了我们。食物温暖了我们，也占有了我们。
每一个从乡村走到城市的人，首先要战胜的是乡村塞给我们胃部的记忆，这些记忆便是乡愁，它们顽固，而且充满了我们记忆的角落。这些乡愁，通过我们和食物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抵制着其他我们并不熟悉的食物，我们被这些乡愁捆绑着，我们依赖这样的乡愁，我们喜悦于这些熟悉的味道，就像依赖父母亲对我们的爱一样。
乡愁里有我的亲人，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以及我的哥哥。也有我的乡邻，无论离我多远，他们都在塑造我。
一想到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我的世界便被平均。我是由我的现在和我的过去组成。同样的道理，他们也是由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过去组成，我的过去和他们的过去是在一起的，这无法回避。我的过去和他们的过去像一团泥泞一样。可以说，我最为无知的童年是叙述的一种侧面，也掌握在他们的叙述里。这种像数学逻辑一样清晰的关系，佐证了我和我的故乡的关系。
有时候也会庆幸我对故乡的摆脱。是的，离家乡的距离越远，越能看清楚那种束缚。我曾经在很多篇文章里赞美过我的家乡。中间有几年的时间，我真想给过去的自己写一封信，收回某些赞美。尽管我知道，在过去的某个时刻，我的赞美也是真诚的。
我为什么想要收回我的赞美呢？其实，家乡并没有大的变化，那些世俗的、庞大的乡情，以及并不让人愉悦的势利，都在我的记忆里盘踞着。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又或者，即使我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但是，我还是会说服自己，去适应甚至包容这样的不堪。
又过去了这些年。这些不堪尽管在我的眼里已经非常清晰、量化，甚至增长扩大了触角和范围，我却没有再过度地去渲染它们仇恨它们。不是我变得混浊了，而是，我理解了我个人的来源。我的正确里也包含着我对自己的来源的认识。我所要批判的事实，并不是一个又一个百分之百的独立的错误，它们和熟人社会的各种规则融化在一起，我要批判的，是人性中的部分混沌且暧昧的东西，而不是全部。
厘清这些如同细胞一样的认识和判断，耗去了我无数的时光。我开始本能地亲近一切和故乡接近的食物。这些食物是没有人情世故的自然风物，它们负责教育我，让我在遥远的城市居住时念起故土人情的温暖。我不再是那个不懂事的年轻人了。
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我说出来的话才可信，我对故乡的想念才真挚。
去年深秋，带一群友人回我的老家，去一个亲戚的红薯地里。已经下了霜，红薯的叶子被霜打过，像是一群失恋了的鸟儿，沉默低调。
我的老宅里住着邻居，可是邻居去地里干活了，我们进不去宅院，那院子里有我全部的童年，进不了我就没有办法打开来给友人们看。
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有邻居过来用我的家乡话说了几句，由此，我彻底回到了我的村庄，不仅仅是语言，还有身体和思想。
我需要和邻居们说话，这样我身体的磁场才能借由他们的问话彻底摆脱城市的逻辑。我进入他们的关心里，和他们聊起相熟悉的人最近几年的变化，以及住在我们院子里的邻居今年种了什么庄稼、为什么这个时候去地里干活。
带着几个城市的朋友回到我的村庄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些住在村子里一辈子也不离开的乡邻妇孺，其实都是一株一株的庄稼。他们是故乡的证物和药引。
只有在这些乡邻面前，我才能真正地取到记忆的密码，回到我的旧时年华。而我与故乡的关系，正是由旧年月具体的食物、月光和路上遇到的猪马牛羊所构成。
我没有办法向我的友人介绍这些乡邻，因为他们并不关心这些邻居在我成长过程中的细节。我也没有办法向我的友人介绍我们村子里的树和牛羊，因为，树大多已经不是我幼年生活时所看到的树了，牛羊更是。我能向他们介绍什么呢？
食物。
一碗面。一碗不同形状的面，不同食材的面。一碗面里装着我的过去，也装着这片土地上的审美。一碗面是法律，也是文明，是秩序，也是欢娱。
还有红薯，还有花生、大豆，还有呢，还有泥土里长出来的一切。这个世界用食物的形状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我们最终所看到所享用的东西，都是对世界的再次理解。
进入城市以后，我被各种各样的新闻、面孔、事故以及食物拓展，我成为我自己的陌生人，我变成了两倍的自己、三倍的自己、四倍的自己、五倍的自己、六倍的自己、七倍的自己、八倍的自己、九倍的自己……这些积累多和判断、见识有关。然而在食物的选择上，不论我多么标榜自己是一个喜欢吃各种食物的人，只要有馒头这个选项，我就会立即放弃米饭，只要有面条，我都想尝试一下。
我是在每一个馒头里找寻我自己，也是在每一根面条里找寻我自己。
如果我们离开故土，那么，许多恒定的东西都会被外在的世界要么印证，要么打破，要么扩充，要么就直接被否定。那些起源于故乡的价值判断，总会遇到陌生的事与人，让我们不知所措，该如何扩展自己呢？我们自然会想起在故乡时的做法。这就是一个人一生不断地回到故乡的原因。不是我们的身体，而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认识。
故乡用食物绑架了我们的身体记忆。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有些食物牢牢地占据着内心里对世间所有味道的判断。
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把这些食物归结为我们对母亲的依赖。
后来，我有了更多地域的行走，吃了更多类型的菜肴和汤水。我把这种对故土食物的依赖归结到生理的惯性，以及血液的根本。最开始，在我们的身体运行的生命本源时，吃到了什么，什么便是我们身体的密码。
再后来，我放弃了探究我与故乡的暧昧关系，我甚至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元素中，最初的那些记忆都是种子。我们注定与其他人不同，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一开始便有了细微的区别。有了这样的妥协，我基本上不再纠结故乡食物对我们成长和认知的阻碍。是的，不论我们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赋予我们生命最初形态的食物并没有错。
错的是什么呢？是故土的狭隘。食物不会强迫我们表态，食物不会主动要求我们必须要热爱故乡的食物，是故乡的人，是故乡的一种自卑的同理心在这样要求。
我见过无数个痛恨自己故乡的人，他逃离故乡，拒绝食用故乡的食物。事实上，他们痛恨的是一种单一的食物造成的侵害。故乡的食物有很多，他痛恨的是在他需要食用的时候，因为短缺而只能选择特定食物的情形。比如我的母亲，自从我记事以来，从未见她吃过红薯。在她成长的某段时间里只能吃红薯，这样的饮食记忆伤害了她。而在这样的语境下，食物其实是无辜的。
我也曾经痛恨过一些故乡的食物。比如，我曾经很反感红薯叶子，因为母亲在煮面条的时候经常用红薯的叶子代替青菜。那时候，我们家的猪羊和我们一样，也是吃红薯叶子。虽然当时并没有比较意识，但是在我的幼年记忆里，总觉得每天和猪羊吃一样的红薯叶子不是什么骄傲的事。
故乡还意味着疼痛与抚摸。那些浓稠的黑夜，那些重复的鸟叫，那些让人无法忘记的饥饿与寒冷，都是故乡刻在我们身体里的刀痕。
一度，故乡的主角是母亲，或者说，是母亲的食物。后来，随着父母亲离开家乡，故乡逐渐变得模糊，模糊成地图上的一个圆点，模糊成填写籍贯时的地名。
每一个成年人，在说起故乡时大多指向自己的记忆，只有在其他几个有共同记忆的人面前，对故乡的描述才足够可信。然而当向城市里的友人们描述故乡时，我常常觉得一片空茫。是的，参照丢失了。我的故乡那么庞大，它们储存在我的味觉里、听觉里以及我的内心里。该如何简化故乡？又该如何准确地将这些内容剥离、挑拣，最后成为几个光亮的词语？
我并不喜欢简化，我总觉得，准确，一定意味着驳杂。
我的故乡仿佛和我的现在没有关系。在我的意识里，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个成年人的身体游走于各个地方。故乡只停在了早年的记忆里。
故乡只属于童年，成年以后，人只有精神的故乡，没有身体的故乡。因为成年以后，人的身体便有了多面性，可以接纳故乡以外的所有地域。
我的故乡其实就是幼年时的村庄，是村庄的万事万物，是村庄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条路。
我的故乡不止是节日和庄稼，还有一个又一个院落里冒出来的炊烟，以及炊烟里传出来的每家每户的饭菜的味道。
故乡总会从热闹的生活现场回到厨房，回到食物，回到一碗面条里。
有时候，我会用想象描绘我少年时的村庄。如果烧火做饭，那么全村的人都差不多同时进行。如果说在中午的时候吃面条，那么进入村里任何一家，都能看到母亲在案板上擀面条。
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跑到对门的赵四家里，赵四的妈妈水生嫂子正在下面条。我又去了西边的邻居桥子哥家，他的母亲菏泽大娘也在下面条。
而我的母亲自然也在厨房里下面条。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父亲差不多同时从南地里锄草回来，甚至，他们回到家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也都差不多。
这样的人间烟火，既重复，又充满了确定性。这样的记忆一点一点地绘出了我的故乡的单调与丰富。故乡那么思路明晰，它们在每天的面条里，在每天的欢喜与悲伤里。
每一次在文字里写下“故乡”这两个字，接下来，我一定会写到面条。每一次在文字里写到面条，那么，接下来，我一定会写到母亲。
我无法改变这些，就像我无法改变我的出生地一样。
我想，我需要重新阐释一下乡愁如何从我的满腹心事简化成了一碗面食。
正如雷平阳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
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
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
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
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
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爱如果越来越狭窄，那么只能说明，我们的爱越来越深。
青春期的爱，泛滥，并不执着。那时的我们，热爱眼睛看到的一切，一切颜色、一切声音、一切热烈、一切陶醉。青春的热爱总像是虚拟的，这些欢喜也好，热爱也好，并不落地，停在纸上。词语可以透支，感情随着租住的地址而变化不定。有时候，一场大雪便将之前的愁情烦绪覆盖，诗稿被烟灰烧破，就此散场。
我更信任借助于食物表达的乡愁。所以，乡愁必然会停泊在一些事物上。鸟叫声是靠不住的，因为，在深夜的时候，我们只听流行音乐。
如果一开始，故乡是一个村庄的名字，那么后来，便成为一个乡镇的名字，再后来，是县城的名字，再后来，是城市的名字，再后来，我的故乡成了一个省份。
这种变化和我距离家乡的远近相关。在海南岛生活的几年里，我的身份一直是“大陆人”。连“河南”这样一个省份也被省略了。
相反的是，当我的故乡范围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我想念的事物却越来越少。
当我在小镇上念高中的时候，我的故乡是一个村庄，是一本丰富的地理书，是我的大多数人生内容。到了海南，我的故乡变成母亲的一个电话号码，变成春节时的一张机票，甚至变成了春节后返回海南岛时体重的变化。
故乡的丢失和一个人内心的变化有关。如果一个人的精神成长速度过慢，那么，故乡便不会丢失。故乡会占据他的内心很久。一个长期依赖故土的信息对世界进行判断的人，说到底是一个精神的保守者。不好判断这样的保守对一个人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
但是，世界是变化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扩大自己的认知范围，如果非要用家乡的一切词语来表达千里之外的世事，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语病。
不只是经纬度的变化，温度、海拔、自然风物以及民俗，还有历史的不同。故乡的历史是黄河流过那些土地后书写的历史；我所在的海南，又或者你所在的东北，再或者他所在的西部，这些地域的差异，差不多将故乡的词语全都否定。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描述乡愁？
我们只能将自己的故乡和他者进行比较，进行梳理，进行交集分析。那些我们最为关切的内容最后剩下来，成为乡愁的重要内容。
首先被抛弃的乡愁是家乡的戏曲。
其次被抛弃的乡愁是对家乡方言的敏感。
再次被抛弃的乡愁部分是方向感。
随着时间的叠加，一个远离故乡的人，渐渐丢掉的乡愁内容分别是衣物的色泽、庄稼的生长细节、嫁出去的亲戚的音讯、晚生的孩子的名字、乡村新修的道路的样子以及有了机器以后的食物味道的变化。
乡愁里剩余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还剩下母亲用缝纫机匝的花纹好看的鞋垫，鞋垫破了以后呢，便只剩下母亲做的手工面条的味道。
母亲的那碗面条，从我们记忆深处出发，一岁一岁地长大，永远不会改变。那一碗面，不只是麦子的成长、面粉和水的混合，而是爱的全部，是我们身体最初的记忆，也是最后的记忆。
每一次在文字里写下“故乡”这两个字，接下来，我一定会写到面条。每一次在文字里写到面条，那么，接下来，我一定会写到母亲。
我无法改变这些，就像我无法改变我的出生地一样。
这不是我的重复叙述，而是说，作为一个北方人，关于面食的记忆，它一定来源于母亲，它只能来源于慈悲，来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寻找和停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