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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拥有权力和财富，往往会成为最大的收藏家。古代皇家收藏早有传统，汉武帝创秘阁聚天下图书，隋炀帝置妙楷、宝迹二台存储法书名画，唐太宗雅好书画，更是将王羲之《兰亭集序》真本陪葬昭陵。皇家收藏历来承载了确立正统地位、彰显权力意志、教化天下臣民的重要政治功用，其更迭与演变，几乎就是一部权力交替的历史。宋代皇家收藏不止于此，彼时的皇帝大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提倡文治而非武功，同时也是艺术的热情实践者和推动者，尤以徽宗为代表。正因此，宋代的皇家收藏显得别有风貌。
观察整个宋代收藏史，皇家收藏暗含了两条基本并行却也经常交叉的线索：一是皇帝将其个人喜好推到极致，从宋初便开始留意艺术收藏，300多年中除短暂的战争外，几乎从未中断，官民书画收藏勃兴，极大地推动了宋代书画艺术的发展。二是崇古之风大兴，以金石收藏为代表，既满足皇帝好古嗜古的个人兴趣，又通过一系列强化正统地位的复古手段，体现“追风三代”的政治抱负，带动有宋一代发展为金石学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观察宋代的皇家收藏，会发现收藏行为已经深度介入政治事件、宫廷生活以及国家文化构建，甚至间接地影响了历史走向，显化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同时，宋代相对开明的治理策略，也让深藏秘府的大量藏品通过不同途径对外展示和利用，促进了公私收藏的交流和互动，这也是宋代成为收藏史上第一个盛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书画收藏领域，太宗赵光义为后世皇帝开了一个好头。他在太祖赵匡胤的基础上，通过民间搜集、臣民进献等手段，广揽天下艺术珍品，于端拱元年（988）在崇文院设立秘阁储藏法书名画。有赖于宋代印刷术的飞速进步，太宗于淳化三年（992）刊刻《淳化阁帖》，也引领了皇帝对收藏品进行整理研究的风气。太宗之后的100余年间，皇家不间断地收藏，至徽宗达到历史顶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即为此时刊刻。徽宗以其天赋异禀，成为宋代皇家书画收藏的集大成者。靖康之乱导致北宋皇家书画收藏散佚，南宋高宗赵构继位后重拾传统。有赖于南宋的富庶和安定，又经历孝宗、光宗、宁宗等帝的努力，皇家书画收藏再成规模，但再也回不到北宋晚期的历史高峰了。杨王休在《宋中兴馆阁储藏图画记》中记载的南宋书画作品数量，大略只有徽宗时《宣和画谱》的1/5。南宋亡后，宋代皇家收藏落下帷幕，深宫艺术品散佚。随着朝代的更迭，古代皇家收藏的另一个时代也再次开启。
在金石收藏领域，太祖建国之初便在全国颁行《三礼图》，拉开了“图学中兴”的帷幕，对后世帝王收藏、研究金石文物产生了深远影响。皇帝借此复原古礼的政治企图也初显端倪，并成为一种皇家传统。真宗时期，皇帝已开始对进献的古铜鼎进行考证。仁宗时期，金石等古器物的收藏研究开始兴起，皇帝通过造作新乐与校定古乐器、刊刻篆书《石经》、御篆功臣神道碑额、颁赐内府古器物铭文拓本等手段，带动和鼓励了金石收藏风气的兴起。仁宗朝大臣欧阳修撰写的《集古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徽宗时期，内府古器物收藏已成大观，《宣和博古图》著录宋代皇家收藏的商代至唐代青铜器839件。涉及金石的收藏、研究在官方倡导下，带动了宋代嗜古之风的兴起，皇帝甚至因为进献的古器物更改年号。靖康之乱导致内府所藏古器物被金人掳走或散落民间。高宗接续前朝，极力搜寻古器物，但金石收藏已大不如前，加之宋理宗对程朱理学的崇尚，尚实证的金石学研究逐渐式微。南宋亡后，宋代皇家金石古物收藏画上了历史的句号。
宋代皇家收藏在这两条主线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即典籍收藏，且对典籍的搜集、校勘和著录也卓有成效。此外，庞大的皇家收藏体系可谓“旁枝横逸”，比如真宗对祥瑞之物的收藏，以及徽宗对赏石的收藏，都成规模且引人关注。特别是徽宗营建的艮岳极一时繁华，成为屡被后人提及的“亡国之象”。这种风气由上而下传导到民间，也推动了宋代收藏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