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公元960年，后周将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宋朝建立。有宋一朝，共历18位皇帝，至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延续319年。陈寅恪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建立后，赵匡胤由一介武夫变为尊儒重文之君王。此后，历代帝王接续传统，崇尚“抑武扬文”的治国理念，形成“文官政治”与“书卷气象”。士夫阶层的空前壮大，政治环境的相对清明，为宋代文学艺术发展乃至收藏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有赖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保障，宋代收藏行为活跃，形成我国收藏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宋代文学艺术取得极高成就，书法、绘画、诗词等均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斗茶等文人雅趣成为社会时尚。文学艺术的繁荣、社会对艺术品的需求以及文人群体的壮大，促进了收藏的兴盛，而收藏又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和借鉴样本，相互生发，蔚为大观。

大体上，宋代收藏可分为两个群体或类别：以皇家为代表的官方收藏群体和以士夫为代表的民间收藏群体，也可以简称为官藏体系与私藏体系。在这两个群体中，嗜好收藏的各级官员较为独特。相对于民间而言，他们可以归类为官方收藏；但相对于皇家而言，他们也属于民间收藏。本书将其定义为士夫收藏，作为皇家之外的一个收藏群体进行单独阐述，主要是因为这类人大多兼有文化人身份，形成了鲜明的群体性特征，是宋代收藏文化最为显著的代表，与一般的商贾、市民收藏区别明显。无论是皇家收藏还是士夫收藏，均带有浓重的贵族化、精英化特征，这也是宋代收藏的重要特点之一。宋之后，民间商贾凭借雄厚资财深度介入收藏领域，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地“拥抱”市场，精英化特质逐渐弱化，市场化特征则明显增强。

宋代重农抑商思想相对松动，商品经济活跃，城市发展迅速，与收藏相关的交换、交易、唱和等文化活动非常频繁。收藏市场已经形成，较唐代有质的发展，但尚未沾染浓郁的商业气息，没有构成明代江南地区的繁荣局面，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特征。

这是我们考察宋代收藏的三个维度，即：皇家收藏作为最大的收藏体系，承载了文化延续的重任，在历朝历代，国家层面的收藏都是最大的收藏行为，当代也不例外；士夫阶层空前壮大，收藏行为从皇家传导到民间，士夫的文化趣味成为社会主导并带动了收藏的普遍繁荣，收藏获得了文化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创造出以金石学为代表的文化现象；收藏行为活跃，人们开始从单纯的物质拥有向研究收藏的历史、意义等转变，艺术品的市场属性逐渐显露，收藏的文化自觉业已形成。

从时间线梳理，可以把两宋收藏大致概括为发展期、繁荣期、鼎盛期、衰落期。太祖、太宗时期，开启了宋代收藏的历史，至仁宗之前，为发展期。其间，太宗对收藏尤为重视，民间进献活跃，为后世皇家收藏奠定了基础。仁宗至徽宗时期为繁荣期，涌现出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庞大收藏家群体，仁宗朝金石学也开始兴起。徽宗朝为鼎盛期，以宣和系列书谱、画谱、博古图的刊行为显著时代标志，两宋收藏达到历史高峰。南渡之际，皇家与民间收藏均遭战火影响，开始走下坡路。虽然南渡后高宗极力倡导，收藏尚能维持局面，但已不复昔日辉煌。在这个大致的分期中，皇家收藏与士夫收藏的脉络基本重合，士夫收藏虽然比不上皇家收藏的规模和体系，但收藏群体更庞杂、社会基础更雄厚，更具抵御外力的韧性，比如南宋末期皇家收藏已走向衰落，但依然出现了贾似道这样的大收藏家。据此，整个宋代收藏的鼎盛期为北宋晚期。

宋代收藏思想也日趋成熟，以三种类型最具代表性，笔者将其概括为：以“追风三代”为追求的政治集藏观，宋代皇家收藏多秉持此观点而追求复古；以“正经补史”为目的的史家收藏观，宋代金石学家欧阳修、吕大临等将金石古物收藏用于补正史阙；以“寓意于物”为宗旨的艺术收藏观，苏轼正式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观点，并与文学艺术创作、文人生活深度融合，影响深远。

本书基本上不以时间作为梳理的脉络，而是从宋人的收藏行为入手，以两宋皇家和士夫的收藏活动为主，分别考察皇家与士夫的藏品搜集、保存、整理以及由此生发的政治功用、文化活动、社会现象乃至历史事件等。各章节所述，通常从小话题切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同时，又围绕宋人的收藏活动，在收藏的行为逻辑上串联成线，试图勾勒出宋代收藏的图景。

本书导言部分并非正文的总结和提示，而是从宏观角度对宋代收藏史以及皇家收藏、士夫收藏进行简要概述，作为正文的必要补充，方便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