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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史研究的新视野

拿到俊峰这本书的初稿时,我有些吃惊,吃惊于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如此勤奋且有所收获。我与他沟通过这个话题,他说这是多年来的兴趣和心愿,与功利的想法无关。这或许就是他心无旁骛坚持写下去的动力吧。如今,新书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确实值得祝贺。应俊峰邀请,我简单谈谈对这本书的印象。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教。

俊峰正在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文博人。之前,他做过十几年的记者。这算不上跨界了,而是真正的转行,但依我对他的了解,他转得是如此自然,甚至毫不费力。这得益于他从小学画且始终对艺术、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也得益于他的勤奋。在聊天中也能发现,他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工作之余,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阅读和学习上,日常关注的话题甚至是非常前沿的。但与那些长期浸淫于文博行业而形成某种思维惯性的人不同,职业生涯培养了他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他的思维是开放、发散的,文字是通透、畅达的。这是他的独特之处,也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

大家知道,收藏史研究一般依托于艺术史,而艺术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艺术品,通过爬梳艺术品的递藏信息来考察艺术史发展的脉络。俊峰显然不囿于此。收藏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其对象虽然是静默无语的物,但收藏主体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收藏史作为一个交叉性极强的领域,关涉历史中的人与事,与彼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文化艺术发展有着紧密联系。由此入手,便可以打开一扇观察历史风物、政治图景和文化风尚的窗。特别是宋代,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收藏的高峰,宋代收藏在收藏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这本书由物及人,再由对宋人收藏行为的剖析,提炼出了宋代收藏的特点,挖掘出了历史的丰富性,这是难能可贵的。

比如,书中涉及了宋代皇家收藏与政治话术之间的关系,例如宋太宗对典籍收藏的重视,宋代皇家复古理念在收藏领域的体现等;通过对苏轼收藏行为的梳理,揭示出了他的复杂性,一方面,苏轼提出了著名的“寓物”观,对另一位大收藏家兼好友王诜循循善诱;另一方面,他与王诜借助藏品进行了许多社交性、功利性交换,没能完全践行“寓物”观。俊峰还通过对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收藏行为的爬梳,来观察他心态的变化,并对提出“古画画意不画形”的欧阳修是否精于绘画鉴赏给出了新颖观点,对王诜、米芾的作伪做了心理学剖析。这些都反映在他巧设的章节当中,用意之深,颇有独到之处。凡此种种,所引史料并不鲜见,几乎是所有研究艺术史和收藏史的人都能够碰到的,但俊峰凡事多问个为什么,因此在一些地方写出了新意,也借由收藏活动写出了宋代皇家和士夫阶层的群体意识,写出了宋代收藏与后世收藏特别是晚明收藏的不同之处,体现了他广阔的阅读视野和独到的研究视角。

当然了,此书对上述问题还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诚如俊峰所言,有的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读起来还不那么过瘾。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比如,宋人收藏与艺术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对文房用品的兴趣、收藏的观念和相关著述等等,都可以借由这些话题来深入解读,希望俊峰今后能够不断挖掘和完善。

这本书,是我见到的第一本专门研究宋代收藏史的专著,可能会填补收藏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也是俊峰这些年不断积累、沉淀的结晶,为收藏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特别是他的研究才刚起步,在这个高起点上,我们有理由期待他给读者带来更多精彩。

学术研究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有之义。如今,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给予空前关注,博物馆里接踵的人流就是明证。在此,我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重视先人的馈赠、给予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更好地传承历史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我也很高兴看到,天津文博人能够代有传续,在学术研究等领域奉献更多精品,为我们的事业增辉。

是为序。

天津博物馆馆长 陈卓
2020年11月 GQqVYoO4AFK2HS4UHUMOCy+yCKaz9neXoIasrKHWb0P33ig1o1QWBCkfysX1J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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