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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仁义之道”和“权谋之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施政建议，刘表以晋文公的例子作类比，算得上面面俱到、左右逢源。
孙坚领兵北上了，但被他搅乱的荆州却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以“路中悍鬼”闻名的袁术横霸荆州北大门南阳，以苏代、贝羽为首的下级军官在长沙、华容等地自立门户，以宗族、乡里关系而组成的“宗贼”武装集团横行南部郡县。在朝廷眼中，这里俨然已经成了任谁都不想去触碰的法外之地和烫手山芋。议来议去，朝廷把这个烂摊子拽到了刘表头上。
与其他人相比，刘表的机会似乎来得晚了一些。
在风云激荡的汉末，刘表很早就是一个领袖群伦的人物。首先，他是名士中的名士。出生于山阳郡的他，年轻时与同郡的张隐等八人号为“八顾”，同时又与范滂、张俭等八人号为“八友”，也被称为“八俊”。“友”“俊”的意思好理解，稍微解释一下“顾”，这里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照顾、注意”，指能以德行引导他人之意。早在党锢之争时，刘表就因清正不阿、疾恶如仇而为人倾慕、名噪一时，相比于张邈、孔融、王朗、华歆那些占州据郡的名士，他的奋斗经历和辈分地位甩出他们好几条街。其次，刘表是名士中的宗室。作为汉鲁恭王刘余的后代，他与汉景帝有着直接的血脉联系，相比幽州刘虞、益州刘焉、扬州刘锺繇，他不仅毫不逊色，而且略胜一筹。然而，当这些名士和宗室陆续当上两千石的地方大员甚至异彩纷呈之时，四十九岁的刘表还只是京城中领着六百石俸禄的北军中候，相当于国家首都守备区的旅团级军官。
这次，千里之外的变乱给了刘表一个机会。也许是看中了他宗室加名士的双重身份，有着血缘和礼教的双重约束，相对比较放心，也许是根本没有人愿意去趟荆州这潭“浑水”，总而言之，董卓和朝廷把一个纸上的荆州交给了刘表。
接到任命，刘表毫不含糊，一个人、一匹马静悄悄进入了宜城（今湖北宜城南），目的只有一个：联合荆襄地方大族。两手空空的他，最好的依托就是地方豪强宗族的支持。
结果，刘表的这份胆识，不仅为惶恐的荆州带来些许安全感，而且赢得了荆襄大族的信赖和依附。对于荆襄大族来说，对比孙坚的轻狡暴戾和袁术的虎视眈眈，他们更愿意接受这样一位不善军事的异乡名士。荆州的大姓以蒯氏、蔡氏、庞氏为主，很快蒯氏的蒯良、蒯越，蔡氏的蔡瑁，庞氏的庞季就成了刘表的左膀右臂。
面对新组建起来的执政团队，外来户刘表谈出了自己的执政忧虑：“现在宗贼甚盛，民众不附，袁术趁火打劫，真是祸事不断！我希望采用征兵制，又恐怕没有人响应，不仅让政策打了水漂，而且还丧失了威信，大家有什么对策吗？”
面对新主公的考题，大家各抒己见。
蒯良回答：“民众不附是因为仁爱不足，民众依附却不能兴治是因为道义不足，如果仁义之道能够施行，那么百姓来归就像水势向下流一样自然，何必担忧民众不追随而要去探讨兴兵之策呢？”
显然，蒯良多少有些理想化了，仁义可以当水喝，但绝不能当饭吃。刘表虽然具有名士风度，但在重大执政考验面前，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随即，刘表又征询蒯越的意见。
面对询问，蒯越首先抛出了自己的论点：“盛世治平以仁义为先，浊世治乱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关键在于得人。”
随后，他又对形势进行了分析：“袁术为人勇而无断，苏代、贝羽这些叛乱者都是一介武夫，根本不足为虑；那些宗贼首领大多贪婪残暴没什么头脑，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他们那些人数众多、为所欲为的属下们。”
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随即，蒯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我身边有一帮素质过硬的勇士，如果派他们前去以利相诱，这帮宗贼首领必定率众而来。这时候，您就可以诛杀那些为非作歹的无道者，然后收服他们的部众。”
最后，蒯越对预期效果进行了描述：“这样，全州上下都将乐于留守此州，得知您的盛德，必定会扶老携弱前来依附。然后，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袁术等人就算前来进攻，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面对“仁义之道”与“权谋之术”两种截然不同的施政方略，刘表忍不住赞叹道：“子柔（蒯良字）之言，可以说是雍季之论；异度（蒯越字）之计，可以说是臼犯之谋。”
这是什么意思？刘表到底认同谁的观点？怎么又冒出雍季、臼犯两个人来？
这里，刘表拿春秋时期晋楚争霸的例子与此时的荆州局势作了一个类比。
据《左传》《吕氏春秋》等记载，在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曾针对敌众我寡的战争形势，征询谋士们的对敌之策。大臣臼犯建议运用“诈术”取胜，雍季则认为使诈是“涸泽而渔”，虽可能赢在当下却会输了长远。结果，晋文公采用“退避三舍”的诈术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进而奠定了晋国的霸主地位。然而，在论功行赏时，晋文公却把雍季排在了臼犯的前面。面对众人的不解，晋文公解释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就是说，臼犯的话可以解一时之急，而雍季的话则能够得百世之利，因此雍季要排在前面。刘表发出此叹，既肯定了蒯越，但也没有否定蒯良，可谓以古喻今，左右逢源。
那么，面对当下的局势，刘表采纳了谁的意见呢？
当然是蒯越的。
没有一时，哪有百世？
主题：仁义与权谋
聊友：刘表+蒯良+蒯越
时间：公元190年
语录：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
影响：刘表在荆州站稳了脚跟。
启示：所谓领导艺术，在于打左灯向右转。
出处：《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随着蒯越手下人的出使，各地宗贼首领纷纷前来赴宴，据《三国志》记载，一下子就来了五十五位（《后汉书》记载为十五人）。不过，也有没上钩的，贼首张虎和陈生非但没来，甚至还据守襄阳进行抵抗。收尾工作倒也好办，蒯越与庞季两人骑马过去了一趟，这伙宗贼就投降了。荆州原来的各个郡守县长听说刘表威名，也大多都解下印绶逃走了。三下五除二，刘表轻松控制了除南阳之外的荆州七郡。
经过这件事情，刘表更加认识到地方大族的重要性，也逐渐形成了治理荆州的路线方针，那就是：依靠大族，恩威并施，该打的打，该拉的拉。
实践这一政治路线的第一步就是将荆州治所从长江边上的江陵迁到宜城附近的襄阳，一是为了更好地依托荆襄大族，二是为了加强北部地区的防御。同时，刘表向袁术示好，上表推荐袁术任南阳太守，以保持外部环境的安定。随之，完整的战略布局渐次展开。
政治上，刘表与荆襄士族深度结盟。蒯良、蒯越、蔡瑁、庞季、张允、黄祖、文聘等大族豪强进入荆州政权的核心层，是刘表依靠的主要力量；韩嵩、宋忠、刘允、邓羲等荆楚名士，成为刘表的心腹智囊，是刘表的辅助力量；为了拉近距离，刘表还娶了蔡瑁的姐姐为继室，使自己成了荆襄人的女婿。
军事上，刘表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荆州的威胁主要来自东面的袁术和北面的中原诸侯，为此，刘表坐镇襄阳，以黄祖为江夏太守，防卫荆州东大门；以南阳人文聘镇守汉水一带，护卫荆州北大门；为了增强机动性，不仅骑兵大幅扩充，水军也组建起来，蒙冲斗舰，数以千计。
这些举措，可谓两手抓，两手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刘表的这一政治路线经受住了来自内外部的多次考验。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刘表派黄祖迎战孙坚的进攻，在襄阳郊外的岘山将孙坚射死。面对部属桓阶不忘孙坚旧恩，前往奔丧的请求，刘表慨然答应。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骠骑将军张济自关中出走南阳，攻打刘表治下的穰城（今河南省邓州市），中飞矢而死。面对部下的祝贺，刘表不喜反忧：“张济因穷途末路而来，我作为主人却如此无礼，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接受吊唁而不接受祝贺。”为此，张济的部属纷纷归属刘表，张济的侄子张绣也屯兵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与刘表联合，成为刘表在北方的屏障。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南征，张绣先降后叛，再次与刘表联盟，多次击败曹操的进攻。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发动叛乱，刘表遣兵持续攻围，收复三郡。
通过数年里里外外、又拉又打的政治军事举措，刘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牢牢掌握了荆州的统治权，逐步成为坐拥数千里疆域、统帅十余万甲兵的一方诸侯，正如王粲所说，刘表有了“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的资本。
原文节选：
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与谋。
表曰：“宗贼甚盛，而众不附，袁术因之，祸今至矣！吾欲征兵，恐不集，其策安出？”
良曰：“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
表顾问越，越曰：“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武人，不足虑。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术等虽至，无能为也。”
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江南遂悉平。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