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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既可以聊过了一天天，也可能聊出了一片天。
作为一件比吃饭、睡觉频次还高的小事儿，聊天所能拉开的差距可能比饭菜的好坏、枕头的高矮、房间的敞狭要大得多。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与子贡等弟子们的那些聊天，我们今天还能否看到那片儒学的天空；如果没有一千八百年前诸葛亮与刘备、孙权的那些聊天，我们今天还能否看到那片三国的天空；如果没有一千四百年前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们的那些聊天，我们今天还能否看到那片贞观之治的天空。
孔子与弟子们的那些聊天记录后来结集成了儒学经典《论语》，唐太宗与大臣们的那些聊天记录后来结集成了政论史书《贞观政要》，而三国的那些聊天记录却如遗珠般散落在史书、小说和人们的口中，虽熠熠发光，但也七零八落，有些甚至人云亦云，面目全非。为此，有必要从《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进行一次相对系统的梳理，看看那时的人们是如何聊出一片天的。
一般而言，三国最著名的聊天是 “隆中对” ，寥寥数语就把此后五十年的江山格局给划定了。其次是 “榻上策” ，它仿佛 “隆中对” 的姊妹篇，酒酣耳热之际就谋定了孙吴政权划江而治的政治蓝图。然而，如果我们将三国时代有价值的近两百场聊天汇总到一起，就会发现三国精英们聊出来的那片天空中远不止 “隆中对” “榻上策” 这两朵云彩。
实际上，在三国的天空中，既有辟地开天的战略规划，也有义薄云天的忠心赤胆；既有别有洞天的奇计良谋，也有坐井观天的痴心妄想。而仅仅那些战略规划方面的聊天，就能带给我们足够的惊喜。围绕着变幻中的战略态势和时代话题，这些聊天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展现出了某种神奇的演进规律。
汉末三国的第一个焦点话题便是：未来。
当时，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已是人所共知的谶语，王纲解纽、雄豪并起也是人所共见的景象，代表 “苍天” 的大汉王朝似乎已经无力回天了，但谁是当立的 “黄天” 却还要交给 “明天” 来裁判。昔日，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如今，汉失其天，天下又将如何？
实际上，关于未来的第一场聊天是由袁绍发起的，相应地，关于未来的第一张战略蓝图也出自袁绍之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早在公元190年前后，当各路诸侯正随风而起、随波弄潮的时候，盟主袁绍就已经与自己儿时的玩伴曹操讨论起 “方面何所可据” 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了。
所谓 “方面何所可据” ，变成现代语言就是 “未来向何处去” ，再具体些说就是：根据地在哪里？纷纭之中，袁绍不仅理性地提出问题，而且冷静地给出了问题的答案。袁绍的答案是挺进黄河北岸，先在那里 “南据河，北阻燕、代” ，立住脚跟，然后再 “兼戎狄之众” ， “南向以争天下” 。最终，随着这一构想的实施，袁绍硬是在遍地狼烟的红海之中开拓出了一片扬帆起航的战略蓝海。
应该说，袁绍的眼光是独到的、长远的，但与聊友曹操相比，他还不够高远。当袁绍将目光聚焦在获得更广大、更优渥的地力资源的时候，他却忽略了自己原本可以拥有的更大资源：智力。结果，这一失误，让后来者曹操捡了个大便宜。
与袁绍关注 “方面何所据” 不同，曹操更关心的是如何 “任天下之智力” 的问题，变成现代语言就是 “何以向未来” 。对此，曹操认为，只要能够对智力资源 “以道御之” ，就能 “无所不可” 。同时，对自己为何不把地力放在优先位置，曹操也做出了解释： “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 ，就是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地力有限，智力无限；智力可以转化为地力，反之却未必。
后来，秉持 “任天下之智力” 这一战略理念的曹操，不仅从袁绍那里挖到了荀彧、郭嘉等智力资源，而且把袁绍苦心经营的冀、幽、青、并四个州的地力资源也统统收入囊中。说一千道一万，曹胜袁败的根子还在于战略理念。
汉末三国的第二个焦点话题是：黄河。
没错，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但是，人要活着就必须立足于脚下的土地。于是，不管是注重地力的袁绍还是注重智力的曹操，真正开启自己创业的征程时，都要找一块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地。
公元191年，作为冀州士族代表人物的沮授，在与袁绍的首次聊天中献上了 “河北策” （《后汉书·袁绍传》）。这一计策的核心只有一句话： “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 。就是说，在纷乱的格局中，袁绍首先应该谋求在黄河以北稳住阵脚，然后居高临下，逐鹿中原。对此，沮授在聊天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军事解决方案： “举军东向，则黄巾可扫；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公孙必禽（擒）；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 。沮授不仅献计，而且出力。不久，他就和田丰等人跟随袁绍踏上了 “合四州” 的征途。几年之后，一统河北的袁绍站到了人生的至高点。
同样是公元191年，作为曹操好友加追随者的鲍信，在一次聊天中向曹操献上了 “河南策” （《三国志·魏书·鲍勋传》注引王沈《魏书》）。这一计策的核心也只有一句话： “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 。就是说，在乱世的丛林中，曹操首先应该谋求在黄河以南稳住阵脚，然后静观其变，等待时机。鲍信不仅献计，而且出力。不久，他就和陈宫等人拥立曹操成为兖州的主人。如此， “略不世出” 的曹操算是与袁绍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无论是 “河南策” 还是 “河北策” ，都绕不开一个关键因素：黄河。为什么要 “规大河之南” 或 “横大河之北” 呢？很简单，因为大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至少能够减少某一个方向上的防守压力。另外，曹操与袁绍还是盟友，彼此心照不宣地划定势力范围，喝着自己的井水，总是要省心得多。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大浪淘沙之中，我们看到了黄河南北两大势力的崛起。
汉末三国的第三个焦点话题是：天子。
围绕黄河的战略规划，袁绍可谓捷足先登，占尽先机；曹操虽然慢了半拍，但也并未掉队。于是，接下来双方的目光又落在了一个叫作 “天子” 的 “奇货” 上面。
当初，沮授献上 “河北策” 的时候就提出 “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 这一可能选项，以此实现 “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 的远景目标。公元196年，看到汉献帝东归洛阳，沮授又主动找袁绍聊天，向他提出了 “挟天子策” （《三国志·袁绍传》）。具体来说，就是 “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沮授这次建议的内容与上次大体一致，唯有一处不同：之前是让皇帝回到雒阳旧都，现在是把皇帝弄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河南安阳北郊）新都，这样就可以牢牢地把皇帝攥在手中了，同时也使原本偏处北端的河北变成了整个帝国的中心。
这是一个把 “河北策” 变成 “天下策” 的大好机会，可惜却偏偏遇到了一个优柔寡断的主公。在袁绍眼中， “迎大驾” 这件事情太麻烦，稍有怠慢就会引起皇帝的不满，引发内部的动荡，而且还会给其他诸侯以口实，搞不好就会像董卓那样成为群雄围攻的箭靶。这种内外都不安全的事，干不得！再说，自己现在已经手握重兵，名重天下，再去给自己找个主公，犯不着！于是，天子与河北擦肩而过。
河北不迎，河南迎。
如果说袁绍在河北住的是一所宽敞的高宅大院的话，那么曹操则在河南与吕布、陶谦、刘备、杨奉等各路诸侯窝在逼仄的危房荒院中，大家为了尺寸之地常常争得不可开交，再加上时不时过来踹门的袁术、马腾等人，曹操虽说有了点家底，但始终伸展不开手脚。情急之下，备受煎熬的曹操甚至一度动过依附袁绍的念头，要不是程昱劝他死扛，估计现在已经住到袁府的门房里了。
好在曹操遇到了毛玠。虽说是首次聊天，但一听到毛玠 “奉天子以令不臣” 的建议（《三国志·魏书·毛玠传》），曹操就眼前一亮。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说， “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有了天子也就有了天下，这等 “奇货” 怎能不赶快下手？
曹操与毛玠名为 “奉天子策” 的那场聊天是明确而具体的： “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但真正实现起来还需要再加两场聊天。
一次是曹操与荀彧等人的群聊（《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聊天中，荀彧系统规划了天子这一老旧 “产品” 的全新价值和市场定位： “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 。随后，曹操果断出手，迎到了天子，也逐渐赢到了民望、雄杰和英俊。
另一次是曹操与董昭的私聊（《三国志·魏书·董昭传》）。聊天中，董昭认为，天子如果继续待在雒阳，那曹操必然受到诸多掣肘，要想控股朝廷而非参股朝廷，那就 “惟有移驾幸许” ，把天子弄到许县去。于是，天子就到了许县，许县就变成了许都， “河南策” 就变成了 “天下策” 。
接下来的情况，就不多说了。后悔不迭的袁绍，先是亡羊补牢地劝曹操把皇帝迁到离自己不远的鄄城，计划落空后，又索性亲自率军进攻许都。结果，一场官渡之战使河南、河北都变成了曹操的地盘。
汉末三国的第四个焦点话题是：长江。
当黄河流域已经没有任何悬念时，所有的想法就集中到了长江流域。
最早打长江主意的是张纮。早在公元194年，也就是孙策计划起兵的时候，张纮就在二人的聊天中提出了 “荆扬策”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历》）。这一策略具体包括三个步骤：首先， “收兵吴会” ，占据长江下游；然后， “荆、扬可一” ，占据长江中游和下游；最后， “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 ，占领整个长江流域，以实现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业。沿着 “荆扬策” 的规划，孙策挥师渡江，首先在江东地区站稳了脚跟。
随后把长江纳入战略视野的是鲁肃。公元200年，鲁肃在与孙权的首次密聊中，向孙权提出了 “榻上策”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榻上策” 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 “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 ；第二步， “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 ；第三步， “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应该说， “榻上策” 与 “荆扬策” 在步骤规划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目标更为高远宏阔，一下子将霸业升级成了帝业，而实现帝业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蚕食荆州。后来，正是有了帝业目标的鼓舞，孙权才毅然决然地打了那场赤壁之战，而围绕荆州的控制权，孙权及其手下将领也没少花工夫。
第三个以长江为基点进行战略设计的就是诸葛亮了。公元207年，诸葛亮在茅庐之中与刘备进行了那场著名的 “隆中对”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与 “荆扬策” 和 “榻上策” 把重点放在长江中下游不同， “隆中对” 把战略重心放在了长江中上游，具体而言就是先 “跨有荆、益” ，然后 “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一旦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如果上述政治、军事、内政、外交各项措施顺利达成， “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后来，遵循这一对策，刘备变成了汉昭烈皇帝。
第四个提出长江战略的是甘宁。公元208年，在与孙权的初次面聊中，巴郡人甘宁提出了 “西进策” （《三国志·吴书·甘宁传》）。聊天中，甘宁不仅劝说孙权进攻黄祖，而且认为 “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与 “荆扬策” 和 “榻上策” 不同， “西进策” 不仅推动了消灭黄祖的进程，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纳入未来的势力范围，如此，东吴集团关于长江的完整拼图逐步成型。随后，孙权积极推进这一策略，不仅一鼓作气消灭了黄祖，而且为之后的赤壁争雄赢得了空间。
第五个觊觎长江上下的是周瑜。赤壁之战后的公元210年，周瑜专程从江陵来到京口，向孙权提出了 “取蜀策”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聊天中，周瑜提出自己与孙奋一起， “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在周瑜的战略规划中，他既将长江变成了一条延长线，从中游延伸到了上游；也将长江变成了一个扩展面，向北一直拓展到了汉水的上下游。若非周瑜英年早逝，这一计划说不定会部分变成现实。
如此看来，惦记长江上、中、下游的人的确很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隆中对” 并不是石破天惊的创想，只不过是其中系统性和预见性最强的一个。上述这些长江战略设想的提出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因而对长江的价值和地位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也更能把长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和谋划。
事实上，也正是有了这些人的谋划，才有了长江上游的蜀汉和长江下游的孙吴，才有了 “黄河力量” 与 “长江力量” 的赤壁对决，长江才能在三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中第一次展现出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的独特光彩。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在聊天聊出来的这番大格局之中也并非没有大困局。公元190年，当袁绍专注于 “横大河之北” 的时候，无形之中就画地为牢地把自己锁定在了黄河北岸，十年之后，当一统河北的袁绍准备 “南向以争天下” 时，却发现黄河以南早已换了天地。公元196年，当曹操借壳上市、 “奉天子以令不臣” 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要想破壳而出、代汉自立是那么纠结与艰难。公元208年，当诸葛亮与刘备倾力于 “跨有荆、益” “信大义于天下” 的时候，他们似乎并没有太多关注荆益与大义本身就存在悖论。建安初年，当孙吴集团摩拳擦掌地要实现 “荆、扬可一” “竟长江所极” 等版图野心的时候，他们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些规划与 “隆中对” 中 “跨有荆、益” 的现实冲突。没错，这就是历史，让人可心如意又忧心如焚的历史。
看过了以上四组聊天记录，粗略感受了三国时人们聊出来的那片天后，我们似乎可以作以下小结：
一、 “聊赖” 一词，某种程度上讲，可以理解为以聊为赖，人不能百无聊赖，历史也不能无所聊赖。
二、以聊天为标准，历史可以划分为两类：有聊头的历史和无聊头的历史。
三、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场聊天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来两场。
四、聊天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聊天是万万不能的，因此有事没事多聊聊。
五、如果不知道怎么聊天，或者聊了半天也聊不出一片天，不妨读读这套书，听听高手们都是怎么聊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