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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聊出来的那片天

聊天,既可以聊过了一天天,也可能聊出了一片天。

作为一件比吃饭、睡觉频次还高的小事儿,聊天所能拉开的差距可能比饭菜的好坏、枕头的高矮、房间的敞狭要大得多。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与子贡等弟子们的那些聊天,我们今天还能否看到那片儒学的天空;如果没有一千八百年前诸葛亮与刘备、孙权的那些聊天,我们今天还能否看到那片三国的天空;如果没有一千四百年前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们的那些聊天,我们今天还能否看到那片贞观之治的天空。

孔子与弟子们的那些聊天记录后来结集成了儒学经典《论语》,唐太宗与大臣们的那些聊天记录后来结集成了政论史书《贞观政要》,而三国的那些聊天记录却如遗珠般散落在史书、小说和人们的口中,虽熠熠发光,但也七零八落,有些甚至人云亦云,面目全非。为此,有必要从《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进行一次相对系统的梳理,看看那时的人们是如何聊出一片天的。

一般而言,三国最著名的聊天是 “隆中对” ,寥寥数语就把此后五十年的江山格局给划定了。其次是 “榻上策” ,它仿佛 “隆中对” 的姊妹篇,酒酣耳热之际就谋定了孙吴政权划江而治的政治蓝图。然而,如果我们将三国时代有价值的近两百场聊天汇总到一起,就会发现三国精英们聊出来的那片天空中远不止 “隆中对” “榻上策” 这两朵云彩。

实际上,在三国的天空中,既有辟地开天的战略规划,也有义薄云天的忠心赤胆;既有别有洞天的奇计良谋,也有坐井观天的痴心妄想。而仅仅那些战略规划方面的聊天,就能带给我们足够的惊喜。围绕着变幻中的战略态势和时代话题,这些聊天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展现出了某种神奇的演进规律。

战略1.0:未来向何处去PK何以向未来

汉末三国的第一个焦点话题便是:未来。

当时,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已是人所共知的谶语,王纲解纽、雄豪并起也是人所共见的景象,代表 “苍天” 的大汉王朝似乎已经无力回天了,但谁是当立的 “黄天” 却还要交给 “明天” 来裁判。昔日,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如今,汉失其天,天下又将如何?

实际上,关于未来的第一场聊天是由袁绍发起的,相应地,关于未来的第一张战略蓝图也出自袁绍之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早在公元190年前后,当各路诸侯正随风而起、随波弄潮的时候,盟主袁绍就已经与自己儿时的玩伴曹操讨论起 “方面何所可据” 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了。

所谓 “方面何所可据” ,变成现代语言就是 “未来向何处去” ,再具体些说就是:根据地在哪里?纷纭之中,袁绍不仅理性地提出问题,而且冷静地给出了问题的答案。袁绍的答案是挺进黄河北岸,先在那里 “南据河,北阻燕、代” ,立住脚跟,然后再 “兼戎狄之众” “南向以争天下” 。最终,随着这一构想的实施,袁绍硬是在遍地狼烟的红海之中开拓出了一片扬帆起航的战略蓝海。

应该说,袁绍的眼光是独到的、长远的,但与聊友曹操相比,他还不够高远。当袁绍将目光聚焦在获得更广大、更优渥的地力资源的时候,他却忽略了自己原本可以拥有的更大资源:智力。结果,这一失误,让后来者曹操捡了个大便宜。

与袁绍关注 “方面何所据” 不同,曹操更关心的是如何 “任天下之智力” 的问题,变成现代语言就是 “何以向未来” 。对此,曹操认为,只要能够对智力资源 “以道御之” ,就能 “无所不可” 。同时,对自己为何不把地力放在优先位置,曹操也做出了解释: “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 ,就是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地力有限,智力无限;智力可以转化为地力,反之却未必。

后来,秉持 “任天下之智力” 这一战略理念的曹操,不仅从袁绍那里挖到了荀彧、郭嘉等智力资源,而且把袁绍苦心经营的冀、幽、青、并四个州的地力资源也统统收入囊中。说一千道一万,曹胜袁败的根子还在于战略理念。

战略2.0:横大河之北PK规大河之南

汉末三国的第二个焦点话题是:黄河。

没错,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但是,人要活着就必须立足于脚下的土地。于是,不管是注重地力的袁绍还是注重智力的曹操,真正开启自己创业的征程时,都要找一块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地。

公元191年,作为冀州士族代表人物的沮授,在与袁绍的首次聊天中献上了 “河北策” (《后汉书·袁绍传》)。这一计策的核心只有一句话: “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 。就是说,在纷乱的格局中,袁绍首先应该谋求在黄河以北稳住阵脚,然后居高临下,逐鹿中原。对此,沮授在聊天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军事解决方案: “举军东向,则黄巾可扫;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公孙必禽(擒);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 。沮授不仅献计,而且出力。不久,他就和田丰等人跟随袁绍踏上了 “合四州” 的征途。几年之后,一统河北的袁绍站到了人生的至高点。

同样是公元191年,作为曹操好友加追随者的鲍信,在一次聊天中向曹操献上了 “河南策” (《三国志·魏书·鲍勋传》注引王沈《魏书》)。这一计策的核心也只有一句话: “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 。就是说,在乱世的丛林中,曹操首先应该谋求在黄河以南稳住阵脚,然后静观其变,等待时机。鲍信不仅献计,而且出力。不久,他就和陈宫等人拥立曹操成为兖州的主人。如此, “略不世出” 的曹操算是与袁绍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无论是 “河南策” 还是 “河北策” ,都绕不开一个关键因素:黄河。为什么要 “规大河之南” “横大河之北” 呢?很简单,因为大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至少能够减少某一个方向上的防守压力。另外,曹操与袁绍还是盟友,彼此心照不宣地划定势力范围,喝着自己的井水,总是要省心得多。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大浪淘沙之中,我们看到了黄河南北两大势力的崛起。

战略3.0:挟天子以令诸侯PK奉天子以令不臣

汉末三国的第三个焦点话题是:天子。

围绕黄河的战略规划,袁绍可谓捷足先登,占尽先机;曹操虽然慢了半拍,但也并未掉队。于是,接下来双方的目光又落在了一个叫作 “天子” “奇货” 上面。

当初,沮授献上 “河北策” 的时候就提出 “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 这一可能选项,以此实现 “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 的远景目标。公元196年,看到汉献帝东归洛阳,沮授又主动找袁绍聊天,向他提出了 “挟天子策” (《三国志·袁绍传》)。具体来说,就是 “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沮授这次建议的内容与上次大体一致,唯有一处不同:之前是让皇帝回到雒阳旧都,现在是把皇帝弄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河南安阳北郊)新都,这样就可以牢牢地把皇帝攥在手中了,同时也使原本偏处北端的河北变成了整个帝国的中心。

这是一个把 “河北策” 变成 “天下策” 的大好机会,可惜却偏偏遇到了一个优柔寡断的主公。在袁绍眼中, “迎大驾” 这件事情太麻烦,稍有怠慢就会引起皇帝的不满,引发内部的动荡,而且还会给其他诸侯以口实,搞不好就会像董卓那样成为群雄围攻的箭靶。这种内外都不安全的事,干不得!再说,自己现在已经手握重兵,名重天下,再去给自己找个主公,犯不着!于是,天子与河北擦肩而过。

河北不迎,河南迎。

如果说袁绍在河北住的是一所宽敞的高宅大院的话,那么曹操则在河南与吕布、陶谦、刘备、杨奉等各路诸侯窝在逼仄的危房荒院中,大家为了尺寸之地常常争得不可开交,再加上时不时过来踹门的袁术、马腾等人,曹操虽说有了点家底,但始终伸展不开手脚。情急之下,备受煎熬的曹操甚至一度动过依附袁绍的念头,要不是程昱劝他死扛,估计现在已经住到袁府的门房里了。

好在曹操遇到了毛玠。虽说是首次聊天,但一听到毛玠 “奉天子以令不臣” 的建议(《三国志·魏书·毛玠传》),曹操就眼前一亮。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说, “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有了天子也就有了天下,这等 “奇货” 怎能不赶快下手?

曹操与毛玠名为 “奉天子策” 的那场聊天是明确而具体的: “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但真正实现起来还需要再加两场聊天。

一次是曹操与荀彧等人的群聊(《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聊天中,荀彧系统规划了天子这一老旧 “产品” 的全新价值和市场定位: “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 。随后,曹操果断出手,迎到了天子,也逐渐赢到了民望、雄杰和英俊。

另一次是曹操与董昭的私聊(《三国志·魏书·董昭传》)。聊天中,董昭认为,天子如果继续待在雒阳,那曹操必然受到诸多掣肘,要想控股朝廷而非参股朝廷,那就 “惟有移驾幸许” ,把天子弄到许县去。于是,天子就到了许县,许县就变成了许都, “河南策” 就变成了 “天下策”

接下来的情况,就不多说了。后悔不迭的袁绍,先是亡羊补牢地劝曹操把皇帝迁到离自己不远的鄄城,计划落空后,又索性亲自率军进攻许都。结果,一场官渡之战使河南、河北都变成了曹操的地盘。

战略4.0:荆扬可一PK跨有荆益

汉末三国的第四个焦点话题是:长江。

当黄河流域已经没有任何悬念时,所有的想法就集中到了长江流域。

最早打长江主意的是张纮。早在公元194年,也就是孙策计划起兵的时候,张纮就在二人的聊天中提出了 “荆扬策”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历》)。这一策略具体包括三个步骤:首先, “收兵吴会” ,占据长江下游;然后, “荆、扬可一” ,占据长江中游和下游;最后, “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 ,占领整个长江流域,以实现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业。沿着 “荆扬策” 的规划,孙策挥师渡江,首先在江东地区站稳了脚跟。

随后把长江纳入战略视野的是鲁肃。公元200年,鲁肃在与孙权的首次密聊中,向孙权提出了 “榻上策”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榻上策” 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 “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 ;第二步, “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 ;第三步, “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应该说, “榻上策” “荆扬策” 在步骤规划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目标更为高远宏阔,一下子将霸业升级成了帝业,而实现帝业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蚕食荆州。后来,正是有了帝业目标的鼓舞,孙权才毅然决然地打了那场赤壁之战,而围绕荆州的控制权,孙权及其手下将领也没少花工夫。

第三个以长江为基点进行战略设计的就是诸葛亮了。公元207年,诸葛亮在茅庐之中与刘备进行了那场著名的 “隆中对”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与 “荆扬策” “榻上策” 把重点放在长江中下游不同, “隆中对” 把战略重心放在了长江中上游,具体而言就是先 “跨有荆、益” ,然后 “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一旦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如果上述政治、军事、内政、外交各项措施顺利达成, “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后来,遵循这一对策,刘备变成了汉昭烈皇帝。

第四个提出长江战略的是甘宁。公元208年,在与孙权的初次面聊中,巴郡人甘宁提出了 “西进策” (《三国志·吴书·甘宁传》)。聊天中,甘宁不仅劝说孙权进攻黄祖,而且认为 “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与 “荆扬策” “榻上策” 不同, “西进策” 不仅推动了消灭黄祖的进程,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纳入未来的势力范围,如此,东吴集团关于长江的完整拼图逐步成型。随后,孙权积极推进这一策略,不仅一鼓作气消灭了黄祖,而且为之后的赤壁争雄赢得了空间。

第五个觊觎长江上下的是周瑜。赤壁之战后的公元210年,周瑜专程从江陵来到京口,向孙权提出了 “取蜀策”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聊天中,周瑜提出自己与孙奋一起, “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在周瑜的战略规划中,他既将长江变成了一条延长线,从中游延伸到了上游;也将长江变成了一个扩展面,向北一直拓展到了汉水的上下游。若非周瑜英年早逝,这一计划说不定会部分变成现实。

如此看来,惦记长江上、中、下游的人的确很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隆中对” 并不是石破天惊的创想,只不过是其中系统性和预见性最强的一个。上述这些长江战略设想的提出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因而对长江的价值和地位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也更能把长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和谋划。

事实上,也正是有了这些人的谋划,才有了长江上游的蜀汉和长江下游的孙吴,才有了 “黄河力量” “长江力量” 的赤壁对决,长江才能在三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中第一次展现出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的独特光彩。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在聊天聊出来的这番大格局之中也并非没有大困局。公元190年,当袁绍专注于 “横大河之北” 的时候,无形之中就画地为牢地把自己锁定在了黄河北岸,十年之后,当一统河北的袁绍准备 “南向以争天下” 时,却发现黄河以南早已换了天地。公元196年,当曹操借壳上市、 “奉天子以令不臣” 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要想破壳而出、代汉自立是那么纠结与艰难。公元208年,当诸葛亮与刘备倾力于 “跨有荆、益” “信大义于天下” 的时候,他们似乎并没有太多关注荆益与大义本身就存在悖论。建安初年,当孙吴集团摩拳擦掌地要实现 “荆、扬可一” “竟长江所极” 等版图野心的时候,他们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些规划与 “隆中对” “跨有荆、益” 的现实冲突。没错,这就是历史,让人可心如意又忧心如焚的历史。

看过了以上四组聊天记录,粗略感受了三国时人们聊出来的那片天后,我们似乎可以作以下小结:

一、 “聊赖” 一词,某种程度上讲,可以理解为以聊为赖,人不能百无聊赖,历史也不能无所聊赖。

二、以聊天为标准,历史可以划分为两类:有聊头的历史和无聊头的历史。

三、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场聊天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来两场。

四、聊天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聊天是万万不能的,因此有事没事多聊聊。

五、如果不知道怎么聊天,或者聊了半天也聊不出一片天,不妨读读这套书,听听高手们都是怎么聊天的。 fdU0TJoizoyf1mq0ri8/NI/FCACnCQMBHcygo6i64OsX/71roQd1feGM18SJL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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