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第一章我提到媒体组织的三种模式：（1）集团垄断；（2）国家控制；（3）巴西主教团所倡议的民主的传媒政策。第一种模式完全排除民主的参与，就像其他商业集团原则上不受劳方或社团的公共制约一样。在国家控制的媒体模式中，民主的参与程度可能不尽相同，取决于政治制度如何运作；事实上，国家媒体基本被有权掌控国家的权力所制约，由无法脱离这些权力管辖的文化管理机构来执行。第三种模式实际上几乎没有实行过，正如一种允许民众大量参与的社会政治制度一样，仍然是人们对未来的关注：是憧憬还是忧虑，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估公众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
集团垄断的媒体模式是资本主义民主下的天生制度。自然，这种模式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已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在美国，媒体高度集权化，公共电台和电视台的范围被严格控制，激进民主模式的机构只能在边缘地带以听众资助的社区电台、非正式的或地区性媒体等形式存在，这些机构往往对其所惠及的社区中的社会文化、政治文化及赋权意识有明显的影响。在这方面，美国代表了资本主义民主所倾向的模式。相关的趋势包括：逐步取缔干涉私人权力的工会和其他公众组织，发展一种日趋于幕后操纵形态的选举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关系手段，废除诸如全民医疗保险等与特权利益冲突的福利措施，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塞勒斯·万斯和亨利·基辛格把美国描述为“一种模范民主”是合理的，这里民主可以理解为一种由商业集团控制政治和其他重要机构的制度。
其他西方民主总的来说在这方面要落后一些。他们大多数还没有形成像美国这样由交替的商业集团部门控制的两个派系构成的一党制度。他们仍保留着以劳动人民和穷人为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其利益的政党。但是这种制度正在衰落，一同衰落的还有支持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文化机构，以及为独立的个体提供渠道、使其能够脱离私人权力强行规定的框架来思考和活动的组织形式。
这是资本主义民主下事物的自然进程，其根源就是约书亚·科恩（Joshua Cohen）和乔尔·罗杰斯（Joel Rogers）所说的“资源控制”和“需求控制”。前者直截了当：资源的管理被严格集权化，这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可想而知。需求控制是一种更微妙的控制手段，在一个正常运转的资本主义民主中，如在美国，人们很难直接观察到其影响。但在某些地区，如拉丁美洲，其影响显而易见，这些地区的政治制度可能允许出现更大范围的政策选择，包括一些社会改革的活动。但结果众所周知：资本外逃、商业和投资者丧失信心，以及整个社会的衰退，因为那些“国家的掌权者”失去了执掌政权的能力——或者就是因为一场由拉美地区秩序和形式的保卫者支持的军事政变。对改革活动比较温和的反应则这样描述需求控制——满足那些实权掌握者的利益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简而言之，我们必须保证那些国家的掌权者开心，否则所有的人都要遭殃，因为他们控制投资，决定生产什么、如何分配、把怎样的小恩小惠施与那些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出卖给当权者的人。相对于街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们要优先保证住在豪宅里的人心满意足。考虑到制度许可的选择范围和它所强化的文化价值观，个人利益的短期最大化看来是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同时伴随着服从、恭顺和对公共领域的放弃。政治活动的范围也将相应地受到限制。一旦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确立，无论随之发生什么灾难，它们都坚不可摧——这是美国的决策者们早已了解的事实。
这种社会资源和决策权分配的一个普遍后果是政治阶层和文化管理者与控制私人经济的部门沆瀣一气：他们要么直接来自那些部门，要么渴望加入那些部门。17世纪英国革命中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坚信：“当骑士和绅士为我们制定着法律，这永远不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那些法律的选择是为了制造恐惧、压迫我们，完全不考虑人民的疾苦。除非我们成立由像我们一样的乡下人组成的、了解我们需求的议会，否则世界永远不会是我们的。”但是议会和布道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宣称：“当我们提到人民时，我们并不是指那些头脑不清的乌合之众。”随着民主主义者的彻底失败，剩下的问题，用平等派（Leveller）一份小册子上的话来说，就是“穷人是谁的奴隶”，是国王的还是议会的。
同样的冲突在美国革命初期也发生过。爱德华·康特利曼（Edward Countryman）评论称，“国家宪法的制定者一直坚称国民代表大会应该代表国家自己的人民”；他们反对由政治领导人构成的、与人民隔绝的一个“独立阶层”。但是联邦宪法又保证“国民代表、参议员和总统都知道他们这样的人群是例外”。在十三州联邦统治下，手工匠人、农民和其他普通百姓要求“他们同类的人”来代表他们。从以往的革命经验中，他们已明白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有能力来判断生活中哪里出现了问题，并自行组织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实并未如此发展。“美国独立革命固有精神的一丝残存气息，以及它对团体与合作的信任”，来自1786年谢司起义（Shay’s rebellion）中“马萨诸塞州的农民”。“他们的郡县委员会在起义前一两年各种决案和讲话中所说的话，与1776年所有人讲的话如出一辙。”农民起义的失败揭示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原来的方法行不通了”，而且，“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卑躬屈膝，哀求那些声称自己是人民公仆的统治者的原谅”。这种情况从此延续了下来。因此，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人民的代表不是来自劳动领域，也不会返回劳动领域，而是来自负责照管商业利益的律师事务所、权力部门和其他特权阶层。
谈到媒体，英国一份面向劳动阶层、拥有广泛受众的刊物一直活跃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市场运作最终被淘汰了。在1964年停刊之时，《每日先驱报》（ Daily Herald ）的读者数量是《泰晤士报》（ The Times ）的五倍，“是《泰晤士报》、《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和《卫报》（ Guardian ）的读者总量的两倍”。詹姆斯·库伦（James Curran）评论说，调查研究显示这份刊物的读者“只钟情于他们的这份报纸”，但是这份部分隶属于工会、主要面向劳动阶层读者的刊物“找错了对象”。同期倒闭的其他社会民主刊物也是如此，大部分原因是它们失去了“优质刊物”所获得的来自广告和私人资本的资本补贴。那些优质刊物“不仅反映其中产阶级读者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且“给他们提供有力、清晰和一致的报道”，“在扩大和重建权威性政治共识中扮演重要的意识形态角色”。
这种趋势影响深远。对媒体而言，库伦断言说，“与广告相关的社论明显增多”，而且“社论和广告内容日趋交融”，反映了“国家报刊管理机构对广告商”和整个商业集团的“特定需求的迁就”；新闻报道和相关解读可能也是如此。库伦继续评论说，对社会整体而言，“失去仅有的几份拥有大量关注时事的读者群的社会民主报纸”，包括“对于各种经济、政治事件还抱有明显激进态度的劳动阶层战线”，“日益侵蚀了战后英国的大众激进传统”，造成了“在工党运动中支持大众积极参与的文化基础”的崩溃，这种工党运动“作为一种民众运动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已不复存在”。由此带来的影响已经显而易见。随着对“选择和处理新闻”的限制，以及“有助于在劳动阶层中倡导一种社会民主亚文化、相对具体的政治评论和分析”的消失，人们除了面对这样一种世界局面别无他选——在这个世界，“劳动人民的从属地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也不会再有持续的呼声表示，劳动人民“确实应该享有更多的他们自己创造的财富，在财富分配中更多的发言权”。同样的趋势在其他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也非常明显。
因此，在国内自然会出现有利于控制“敌对领域”的一系列活动。同样，由美国精英在“二战”中和“二战”后所承担的全球规划假定，自由的国际主义政策将主要致力于满足人们说的“在一个美国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力的世界中美国的需求”。全球政策以“遏制”的名义推行。在国内，其相应的名称是制造共识。事实上，这两个政策相互盘根错节，因为国内的民众必须被发动起来为“遏制”付出可能很沉重的代价——无论在物质上还是道义上。
设计“遏制”这一说辞是为了给操纵全球的计划披上一层防护衣，从而也成为国内思想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考虑到它所回避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惊诧这个术语如此轻易地得到接纳。通过更密切的观察，我们发现这个概念掩盖了大量的问题。
这个概念潜在的假设是，有一个必须由美国来保卫的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的整体轮廓是美国的决策者在“二战”中和“二战”后设计的。认识到美国权力的巨大规模，他们倡导建立一个由美国统治的全球体系，在其中美国的商业利益能够繁荣发展。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地区要组成一个服从美国经济需求的所谓“大区”（Grand Area）。在这个大区中，其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被鼓励发展，但不能出现影响到美国特权的保护机制。尤其是，只有美国被允许主宰区域制度。美国提议对世界能源生产采取有效控制，并创立起一个世界体系，其中各个组成部分作为工业中心、原材料的市场或来源行使它们的功能，或作为附庸国，在由美国制定的“整体秩序框架”中追求它们的“地区利益”（就如后来亨利·基辛格所解释的那样）。
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将苏联视为这种既定国际秩序的重大威胁。一方面因为苏联本身是一个控制着帝国体系的庞大权力，而这个体系不可能被纳入大区；另一方面因为苏联不时试图扩张其权力统治范围，如入侵阿富汗，以及所谓的威胁侵略西欧——如果不是统治世界的话，这是一些更严肃的分析家在对外和对内的文件中常常预计的形势。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评估苏联的罪行，就有必要先了解我们在多大范围内构建了“防卫”这个概念。苏联如果支持与美国意图相左的人，便构成对世界秩序的威胁，例如，支持致力于“内部侵略”、抵抗无私的美国保卫者的南越人民（肯尼迪自由派如此解释），或不正当地抗击美国主导的“民主抵抗运动”侵略行为的尼加拉瓜人民。美国政客和评论家严肃地评论说，这些行为证明苏联领导人无意缓和国际政策，难以取信。《华盛顿邮报》的编辑解释说，因此，“尼加拉瓜将成为首选之地，来证明那个乐观的预测，即（戈尔巴乔夫）对第三世界的热情在降温”。同时，他们把美国入侵尼加拉瓜的责任推给了苏联人，并且警告要小心这个苏联的前哨先锋“压迫和恐吓”它的邻国。从这个角度看，当美国能够在世界各地自由行使其意志、不受苏联干涉时，美国就“赢得了冷战”。
尽管当美国在“二战”后真正成为一个世界霸权时，“遏制苏联”才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题，但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起，苏联就被视为一个不能容忍的对秩序的威胁。因此，它一直是独立媒体的敌人。
1920年，沃尔特·李普曼和查尔斯·默兹（Charles Merz）批判性地研究了《纽约时报》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报道，他们这样描述：“从专业新闻出版物的角度看，这无异于一场灾难。”怀有深刻敌意的社论政策“严重而粗暴地影响了它们的新闻专栏”。时报的记者编辑们“出于主观的原因，完全接受和相信”他们从美国政府以及“旧体制的代理人和追随者”那里听来的那套东西。他们无视苏联的和平提议，仅仅将其视为一个使布尔什维克人能够“集中精力复兴世界范围的革命”的手段，和即将进行的“对欧洲的红色侵略”。李普曼和默兹写道，布尔什维克人被描绘成“同时……既是历史僵尸又是世界性的威胁”，这个红色恐怖总是“在关键时刻阻碍东欧和亚洲重建和平，扰乱经济生活的恢复”。当威尔逊总统呼吁武力介入时，《纽约时报》积极响应，主张我们应当把“布尔什维克党人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驱逐出去。
改换几个名字和日期，我们就可以相当公正地评价国家媒体当年对印度支那和如今对中美洲的报道。当代的民主历史学家也在重申关于苏联的类似假定，他们把另一种社会模式的自身发展视为对他国事务不可容忍的一种干预形式，为保卫自己不受其威胁，西方国家完全有权利采取强硬手段进行反击，包括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对苏联进行军事干涉。在这些人们广泛坚信和重视的假定下，侵略轻而易举地变成了自我防卫。
回到“二战”后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上，我们自然不需要为自己编造理由，来反对苏联领导人对国内及其附属国的残酷统治，同时又欣然支持如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执政团或阿根廷的新纳粹将领这样的当代恶魔。但是，坦率的回顾会让我们看到：美国的头号敌人其实一直是大区内部被错误思想所蛊惑的本土人民。由是我们就有必要通过经济、意识形态、军事等方面的手段，或通过恐吓和颠覆等方式来制服这些异端。本土人民必须被召集到伟大事业中来，共同抵御“共产主义”。
这些是在国外对敌人实行遏制的基本因素，也是对国内进行遏制的相应要素。针对苏联，这些年来，这个概念已有两个形式。鸽派认可这样一种遏制，即可以由苏联控制在反希特勒战争中红军占领的大部分区域。鹰派的野心则大得多，就如1950年4月在朝鲜战争前夕NSC68号文件描述的“推回战略”（“rollback strategy”）所表达的那样。这份于1975年公开的重要文件，把遏制解释为试图“在苏联体制内部培养破坏的种子”，使美国有可能“就如何解决争端与苏联（或一个乃至几个继任国家）进行谈判”。在战后的最初几年，美国通过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这类人物的协助，支持由希特勒在乌克兰和东欧建立的武装部队。盖伦曾在东线领导军事情报部门，后来在中情局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联邦德国的间谍工作。他的指定任务是发展由党卫军构成的上千人的“秘密部队”，来配合在苏联内部的武装力量。这些事实与人们平常的认识相去甚远，以至于自由派的《波士顿环球报》（ Boston Globe ）上一位见识深远的外交事务专家在谴责美国暗中支持红色高棉时，用以下类比来描述事情的荒诞绝伦：“这就好比美国在1945年纵容纳粹游击活动窜扰苏联”——而美国在20世纪50代初确实是这样做的，而且不仅仅是纵容。
同样，我们认为再自然不过的是，苏联就应该被敌对势力包围，若无其事地面对那些导弹蓄势待发的北约（NATO）的主要基地，比如土耳其基地。而如果尼加拉瓜装备了飞机来保卫领空、阻止美军深入飞行，鸽派和鹰派都会认为，为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不受重大威胁，美国有充分的理由根据“遏制”政策采取军事行动。
在国外发展大区策略和在国内制造必要的幻觉不能仅仅靠市场的隐形手段。自由的国际主义必须借助定期的武力干涉手段来完善。在国内，政府经常动用武力压制不同的声音，当隐性的控制手段力量不足时，商业集团便频繁发起运动来控制“公共思想”，镇压对私人权力的挑战。从“一战”以来，除了偶尔的例外，“反共”这个意识形态始终服务于这样的目的。更早的时候，美国一直在抵御其他邪恶势力：德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加拿大的罗马天主教教徒，以及《独立宣言》宣称的“凶残的印第安蛮族”。但是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尤其是两级化权力格局在“二战”的废墟中出现以来，一个更加确凿无疑的敌人就是伺机颠覆我们伟大事业的“无情的、铁板一块的阴谋”——约翰·F·肯尼迪如此定义，罗纳德·里根则称之为“邪恶帝国”。
在冷战初期，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保罗·尼采（Paul Nitze）谋划“棒打‘政府高层’的大众思想”，就如艾奇逊在提到NSC68号文件时所说的那样。威廉·波顿（William Borden）在一份战后决策的研究中评论说，他们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威胁的骇人画面”，目的是“压制公众、商业和国会对和平、低税收和‘健全’的财政政策的渴望”，并发动大众支持全面重整军备。他们认为只有重整军备才能保障“战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扭转西方经济的脆弱状态”。朝鲜战争完美地适用于这个目的。导致战争发生的模糊复杂的相互作用完全被忽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更有利的克里姆林宫征服世界的画面。与此同时，迪安·艾奇逊评论说，朝鲜战争“为扰乱苏联的和平攻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个和平攻势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观点”。这些操纵手段决定了其后多年的政策结构，也为后来的行为提供了标准。
在此之前，伍德罗·威尔逊的“红色恐慌”推翻了工会和其他持有异议的机构。当时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压制独立政治运动和自由言论，依据就是国家有权防止错误思想的出现和传播。威尔逊时期的克里尔委员会（Creel Commission）致力于在普遍持和平主义的大众中制造战争狂热，其活动充分说明由忠心的媒体和知识分子支持的有组织的宣传活动非常有效——这些机构和个人前赴后继投身于“历史工程”这一重任。“历史工程”这个概念由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帕克森（Frederic Paxson）提出。他和其他历史学家一起创立了国家历史事务总局（National Board for Historical Service）这一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其职能是“解释那些与我们最好打赢的战争相关的问题”。动用这一部门开展工作的当权者从中学到了很多经验。这种体制的两个持续后果之一是公共关系行业的兴起，这个领域的先驱之一，爱德华·伯内斯曾服务于战时宣传委员会；另一个后果则是联邦调查局（FBI）的成立，其实质就是国家政治警察，这也是他们始终承担的一个基本功能，如同20世纪60年代他们在阻挠日益上升的“民主危机”中的斑斑劣迹，以及20年后在中美洲监视、破坏大众反对美国侵略的活动中显示的那样。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命运生动体现了这种国家-集团宣传体制的功效。这个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起源于1886年5月的干草市场事件（Haymarket affair）——一场国际共同声援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罢工活动，之后几名无政府主义者被司法处决。在美国，这一切已被遗忘。“劳动节”变成了“法律日”，一个沙文主义者对我们“法律和自由200周年”的庆祝——罗纳德·里根在1984年指定“法律日”时如此宣称，并补充说，如果没有法律，只会出现“混乱和无序”。前一天，他宣布美国不会理会联合国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正在提起的对美国政府的诉讼，这些诉讼后来谴责美国政府“非法使用武力”以及违反国际条约进攻尼加拉瓜。里根还利用1985年5月1日的“法律日”这个时机，宣布对尼加拉瓜实行“禁运”，“作为对其政府在中美洲的侵略行为造成的紧张局势的回应”。这实际是宣称一种“国家紧急状态”，并从此每年升级，因为“尼加拉瓜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与之相伴的是来自国会、媒体和大多数知识分子团体的认可；或者，在某些场合，就是尴尬的沉默。
威尔逊的“红色恐慌”促成的社会对商业统治的服从在大萧条时期开始渐渐减弱。1938年，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的董事会，借用在商业集团内部记录和政府文件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描述了在“大众最近实现的政治权力”中“工业家们面临的危险”。他们警告说：“除非大众的思想被管制，否则我们一定会陷入困境。”威胁不亚于此的是劳工组织的兴起，将其视为一种劳工市场管理手段的工业家也为此提供了一定支持。但是太多了就是太多了，商业集团很快就联合起来抵御其威胁，利用“雇主动员大众”的手段镇压罢工，就如一份关于1937年约翰斯顿（Johnstown）钢铁工人罢工的学术研究的评论所言。这种令商业集团狂喜的“模式”，是“商业部门所期望、梦想和祈祷的”。与高压手段相结合的宣传活动在之后的几年被成功地用来镇压工人运动。这些宣传活动花费上百万美元“告知公众天下太平”，同时告知他们工会“提倡的改良措施中其实暗藏着重大危险”，参议院的公民自由委员会（La Follette Committee）在其关于商业宣传的研究中如是评论。
战后，这种公共关系运动力度加强，开始运用媒体和其他手段，证明所谓的自由企业——即由政府补贴、绝不冒犯管理者特权的私人利益集团——这种“美国方式”正受到颠覆分子的威胁。1954年，时任《财富》（ Fortune ）杂志编辑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这样写道：
在战后时期，工业界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改变大萧条带来的舆论气氛。这个“自由企业”的运动有两个主要目标：重新赢得已走向工会的工人的忠诚，以及制止悄然发展的社会主义。
这便是新政中温和改革者的资本主义。贝尔继续说，商业公共关系运动正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的广告和其他方式“蹒跚前行”。从立法限制工会活动、打击被扣上“麦卡锡主义”帽子的独立思想，以及削弱任何针对对商业统治的有力挑战的行动中，这个运动的效果已可见一斑。媒体和知识分子团体也热情地配合这项运动。大学尤其受到整顿，并持续如此，直到“民主危机”渐露端倪，学生和年轻的教职员开始提出不正确的问题。这引发了新一轮的虽然不那么有效的整顿。而在进一步利用“必要的幻觉”作为手段时，人们则认为，且也始终认为，大学完全被左翼的极权主义者掌控——这意味着正统的控制多少有些松懈了。
早在1947年，一位国务院的公共关系官员评论说：“精明的公共关系（已经）像它从前一样获得了成功，并且将再次成功。”大众观点“不是正在向右倾前进，而是已经——聪明地——走入了右倾路线”。“当世界其他国家正向左倾发展，吸纳劳工进入政府，通过自由主义的立法时，美国已进入反社会主义、反经济变革和反劳工阶段。”
那段时期，“世界其他国家”被置于同样的压力下。反映商业集团利益的杜鲁门政府采取激烈手段抑制欧洲、日本和其他地区的左倾趋势，方式从极端暴力到对急需食品的控制、外交压力和其他种种，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在今天很少得到理解，但是我在这儿不能深入讨论。在整个现代社会阶段，控制“大众思想”的这种手段一直被用来加强“自由市场”的固有压力，成为与美国干涉全球体系相应的国内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一直在谈论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但在世界贸易中保持竞争优势的美国两大经济部门——高科技工业和资本密集的农业——都严重依赖政府的补贴和政府保障的市场。像其他工业社会一样，美国的经济在早期也是通过保护手段得以发展的。在战后阶段，基于美国的投资者在任何竞争中都将所向披靡这一假设，美国大力宣扬自由主义政策。鉴于当时的经济状况，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预期，并在很多年里得到了实现。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在其霸权时期也曾是自由贸易的热情鼓吹者，但当无法抵抗来自日本的竞争时，他们放弃了这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伴随他们的学说和高尚说辞。在类似的竞争面前，美国正在重蹈覆辙。这些竞争在40年前完全不可想象，直到越战出现。越战超出预期的花费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同时加强了工业对手的力量，那些国家通过参与打击印度支那的战争纷纷壮大。韩国的经济腾飞要归功于这些机会。它们也刺激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就如朝鲜战争推动了日本的经济复苏，对欧洲的经济也做了极大贡献。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它在越战时期成为世界上人均战争物资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同时又对美国参战的不道德表示惋惜，而它自己正为这场战争积极出力。
国内思想控制的操纵通常都紧随着战争或其他危机进行。这种混乱状态容易激发特权精英们始终惧怕的“民主危机”，需要一些措施来调转对现有权力造成威胁的大众民主的矛头。“一战”后，威尔逊的“红色恐慌”就是效力于这个目的，当“二战”结束时这种模式被再次启用。不仅要压制发生在大萧条时期的民众躁动，而且要“使人民意识到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就像1947年杜鲁门主义发表时，总统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评论的那样：“（这场）战役打响了。”
20世纪60年代的越战和民众运动引发了同样的关注。在国内“敌占区”的居民已经被控制和镇压，目的是通过降低实际工资和福利待遇削弱工人阶级的组织，恢复美国集团公司在复杂的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尤其要让年轻人信服，在一个“自恋主义文化”中，他们就应该只关注自己的事。在内心，也许每个人都知道，对他们来说事实并非如此，但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个体身份和社会位置都不确定的年龄段，很容易接纳宣传制度所宣扬的那些准则。其他“特殊利益”群体新近动员起来的组织也必须受到限制或瓦解。这是一项有时需要一定程度的武力来达成的任务，就像联邦调查局利用煽动暴乱或直接武力参与，以及恐吓和骚扰等手段，对民族运动及不断出现的持有异见的文化分子所做的那些破坏工作。另一项任务是克服令人心悸的“越南综合征”，其阻碍了采用武力手段来控制附庸国。就像《评论》（ Commentary ）杂志主编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解释的那样，这项任务是压制“那些让人生厌的对动用武力的阻挠”，那些阻挠已发展成为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突起力量，成为一个他希望在格林纳达的光荣征服中获得解决的问题，当时6000人的精英部队战胜了数十人的古巴和格林纳达民兵，并因其英勇行为荣获了8000枚荣誉奖章。
为了克服越南综合征，我们有必要把美国展现为受害方，而越南是侵略者——对那些不熟悉控制公共思想，或至少控制其相关的关键因素的有效手段的人来讲，这看上去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到战争后期，就如民意调查所显示，普通大众已不受控制，其中大多数人认为战争是“完全错误和不道德的”，不仅仅是“一个失误”。相反，知识分子精英们却没有提出什么重大质疑。与那些现在强调自己是“最初的战争反对者”们塑造的必要的幻觉截然不同，事实上，在这些圈子里，除了对于成功的前景和日益增长的费用的关注，只有一些非常零散的反对战争的声音。即便是主流中最严厉的对战争的批评，也只是痛惜良好的意图出了点岔子。甚至在美国集团企业认定应该终止这项耗资巨大的事业后，这些批评依然没有上升到反对的高度，这是一个我在其他地方已经用文件证明了的事实。
这些手法创建了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历史版本，其他地方对它们已有论述，但是这里我再赘言几句，让我们看看其卓越的成功。到1977年，卡特得以在一次新闻会议上解释，美国人没有必要“道歉或严厉自我批评或采取赔罪的立场”，也并不“欠债”，因为我们的意图是“保卫南越人民的自由”（通过摧毁他们的国家和屠杀他们的人民），也因为“破坏是双向的”——就我所知，这是一个未受到任何指摘、明显被认为相当合理的声明。顺便说一下，这样的和谐观点并不局限于对人权充满激情的呼吁。它们经常出现，且没有引起任何指责。举一个最近的例子，美国军舰文森尼斯号（ Vincennes ）在伊朗水域击落一艘伊朗客机后，《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杜克大学和布鲁金斯研究院政治社会学家杰瑞·霍夫（Jerry Hough）的一个专栏，在其中霍夫解释说：
如果伊朗客机坠落这一灾难能够使这个国家摆脱对于象征性的核武器控制的执念，让它关注战争、军队的指挥和控制，以及对常规武器（当然包括舰队）的限制等问题，那么这290条生命就没有枉死。
——这个评论与KAL007客机被击落后媒体的炮轰似乎不大相同。几个月后，文森尼斯号返回母港，受到“锣鼓喧天彩旗飞扬的欢迎……伴有气球和演奏着欢快乐曲的海军乐队”，同时，军舰的“喇叭震耳欲聋地播放着电影《火战车》（ Chariots of Fire ）的主题曲”，“附近的海军舰艇则鸣炮致敬”。一名公共事务官员说，海军官员们不想让这艘战舰“悄悄溜回港口”。290条伊朗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闪烁其词地表达了对卡特总统有趣的道德观的反对。以“挥之不去的印度支那债务”为题，编辑们评论说，“我们不能任由谁亏欠谁多少的争论掩盖……我们所卷入的东南亚最恶劣的恐惧”，他们在这里指的是“那些众多”从共产主义猛兽的统治下“逃亡的人们所经历的恐惧”——而在当时，几十万人中的一小部分逃离了他们在亚洲的家园，其中包括1977年十多万逃出菲律宾的船民、成千上万逃离美国支持的帝汶岛恐怖活动的人，这还不算从美国支持的拉丁美洲恐怖国家逃亡的数万人，这些人当中没有谁受到媒体如此的关注，哪怕是在新闻专栏中被轻描淡写地提及。其他在印度支那的废墟中的恐惧压根不被提起，当然也不构成任何挥之不去的债务。
几年之后，用《时报》一个新闻标题的话说，担忧上升到了“印度支那之债正掏空我们的国库”，这里指的是因我们“在印度支那站在了失败的一方”而带来的“道德债务”。基于同样的逻辑，如果俄国人打赢了阿富汗战争，他们就没有任何道德债务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债务已完全“偿清了”，一位国务院官员如是解释。通过接收那些逃离了被我们蹂躏的土地的越南难民，我们已经解决了道德债务的问题。用美国难民委员会（U.S. Committee for Refugees）主席罗杰·温特（Roger Winter）的话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最壮观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一”。但是“尽管我们很自豪”，《时报》外交记者伯纳德·格沃茨曼（Bernard Gwertzman）继续说，“里根政府和国会的一些声音还在问战争的债务是否已偿还完毕”。
难以想象当权者会承认我们可能对大屠杀和破坏负有责任，或愧对上百万的伤残者、孤儿，和那些死于美军遗留下来的爆炸武器的农民。而在被问到是否有办法清除老挝石缸平原上仍在不断炸死儿童的几十万破片杀伤小型炸弹时，五角大楼极具建设性地回答：“人们不应该居住在那些地方，他们了解这个问题。”美国政府甚至拒绝将它的埋雷地图交给印度支那半岛的民间排雷组织。1989年前往越南帮助排除他们当年所布下的地雷的前海军陆战队报告说，许多地雷位于当地人打算耕种和植树的区域。他们了解到，直到1989年1月仍然有人因此受伤和死亡。这些事件没有一个得到过评论或关注。
当我们转向谈论阿富汗时，情形自然大不相同——顺便提一下，在那里，苏联建立的政权 已经 公开了它的排雷地图。在报道阿富汗时，新闻头条说，“苏联人留给阿富汗致命馈赠”，“地雷置返回的阿富汗人于险地”，“美国就阿富汗排雷问题谴责苏联”，“美国协助培训难民清除阿富汗地雷”，“苏联遗留地雷重残阿富汗人民”，等等。与上文中的情况不同的是，这些是苏联的地雷，因此美国理所应当呼吁“国际努力为难民提供培训和装备来排除或销毁”它们，并谴责苏联在这项高尚的事业中不予合作。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威廉姆森（Richard Williamson）不无遗憾地评论：“苏联人不会承认他们制造的问题或积极解决问题，我们对此非常失望。”新闻界则对此回应以一贯的选择性的人道主义热情。
媒体对于将重大的战争罪责一笔抹杀的“相互破坏”的说法并不满意。相反，罪责的重担必须被转嫁给受害者。以“力图友善的越南，任重道远”为题，《时报》亚洲记者芭芭拉·克劳塞特（Barbara Crossette）引用国际人权拥护组织（Human Rights Advocates International）查尔斯·普林茨（Charles Printz）的话说，“现在是越南表示善意的时候了”。普林茨指的是关于美亚混血儿童的谈判，他们只是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中的受害群体的一小部分。克劳塞特补充说，在处理美国士兵遗骸的问题上，越南至今仍未给予积极协助，尽管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善：“寻找失踪的美国人一事，纵然缓慢，但有所进步。”但是，越南人仍未偿清他们欠我们的债，因此战争遗留的人道主义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回到同样的问题上，克劳塞特解释说，除了这些仍未解决的道德问题——尤其是越南人“自战争结束以来在失踪的美国军人一事上”的消极态度，越南人不明白对美国人来说，他们“无足轻重”。克劳塞特无视越南人对于美国无意改善关系的“哀叹”，并引用一名“亚洲官员”的话说：“如果河内领导人重视国家建设的话，越南人就不得不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她还引述五角大楼一位官员的发言，表示希望河内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人道主义问题”，即在北越被邪恶的共产党射杀的美国士兵的遗体问题——显然，当我们谈到致使印度支那几百万人死亡、三个国家沦为废墟的这场战争的遗产时，这是我们唯一在意的人道主义问题。另一份报告则痛惜越南人“在关键的人道主义领域”拒绝合作，并引用了自由主义的国会议员们的话，谴责河内“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指出河内对于人道主义问题——即“在越南战争中失踪，至今仍无音讯”的美国军人的问题——仍然没有进展负有责任。河内的固执给痛苦的美国人民“带来了越南人仍旧能够唤起的伤心的回忆”。
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越战老兵）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引用了一些数据来说明我们对“解决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战争失踪（MIAs）的美国军人的人道主义问题”的关注的性质：
法国在印度支那仍然有两万战争失踪人员，越南人的失踪人数则有二十多万。而且，美国在“二战”中有八万战争失踪人员，在朝鲜战争有八千人，分别占这些战争中已证实的死亡人数的20%和15%；而在越战中，这个比例是4%。
安德森评论说，法国已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就像美国与德国和日本那样。他补充说：“当然，我们在1945年打赢了，所以战争失踪人员的问题只有在美国打输的时候才显得重要。对于（里根）政府来说真正‘崇高的事业’不是这场战争，而是为了找回‘一切能找到的遗骸’而进行的煽情、艰巨的讨伐。”更确切地说，“崇高的事业”就是利用个人悲剧来达到政治目的：治愈国内的越南综合征，以及“敲诈越南”。
富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众议员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写道：“在越战结束近15年后，对美国而言，东南亚依然是一个需要在人道主义、战略和经济等方面加以关注的重要地区。”人道主义的关注来自两方面：（1）“在印度支那有将近2400名士兵下落不明”；（2）“一百多万柬埔寨人死于波尔布特（Pol Pot）领导下的红色高棉的残酷统治”。而更多的死于华盛顿残酷入侵的印度支那人和仍然在为此送命的人，则不被提起了。汉密尔顿继续说，尽管我们不打算放弃我们的人道主义关注，但“应该重新评估与越南的来往”以及寻求一种“新的关系”：“这可能是一个恰当的推行我们政策的时机，在寻找失踪士兵进展方面将持续施压和奖励相结合，并在柬埔寨实行外交让步。”在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一个和平基金会项目——的杂志上，这个运动中的左倾自由派，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位资深会员呼吁与越南和解，他极力主张我们放下“越战的痛苦”和“过去的创伤”，克服越南人带给我们的“憎恨、愤怒和沮丧”，尽管我们不应该忘记“战争遗留下来的人道主义问题”：战争失踪人员、那些有资格移民到美国的人，和那些仍在劳教营的犯人们。主导这个道德社会的人道主义冲动如此强烈，甚至连右翼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都在呼吁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他说他对于越南“没有憎恨”，尽管他是一个“在河内希尔顿酒店很不情愿地客居了五年半的前海军飞行员”。《波士顿环球报》编辑戴维·格林韦（David Greenway）补充说：“如果麦凯恩能够放下他的痛苦，那么我们也能够。”格林韦非常了解越南，作为随军记者他在那里汇编了大量的记录。但在这个道德感盛行的大气候中，对于敦促我们克服越南的所作所为带来的悲愤的这个呼吁，他的知识分子听众不会引以为奇。
弗朗西斯·詹宁斯（Francis Jennings）评论说：“在历史上，穿着荷叶边衬衫、金色蕾丝马甲的人指挥双手污浊的下等人去杀人，而他们自己总能设法远远躲开被谋害者的鲜血。”
这些例子形象地描绘了制度权力如何制造必要的幻觉，至少在那些成为主要宣传对象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宣传的散布者中是这样。人们很难想象谁能成功地脱离这种教化机制的影响，该手段把美国描述为越南的无辜受害者，同时就这个国家过度的自我鞭挞进行深思。
但是，免受这种影响和不听命于此的记者们看到的是另一幅画面。在以色列一份发行甚广的日报中，阿姆农·卡佩柳克（Amnon Kapeliouk）发表了一系列关于1988年访越的文章，充满忧虑和同情。其中一篇题为“成千上万越南人仍在因美国遗留的化学武器身亡”。他的报道估计在南越有25万受害者，再加上死于未爆武器的数千人——自1975年以来，仅在岘港一地就有3700人。卡佩柳克描述了在南部医院的“恐怖”场景，那里有身患癌症和有着可怕的先天缺陷的濒死儿童。报道同时表示，当然，化学武器的目标是南越而不是北越；在北越，则看不到这样的后果。越南的医生说，他们担心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都不会有改善的希望，因为这种影响会一直萦绕在这片“丧亲国家”南部的绝望区域，那里有上百万的死者以及更多的遗孀、鳏夫和孤儿；在那里人们经常听到受害者“毛骨悚然的故事，让我想起在审判艾希曼和德米扬纽克时听说的事情”。不同寻常的是，那些受害者却“没有表现出对美国人民的憎恶”。当然，在这个例子中，行凶者并没有受到审判，而是因为其罪行在文明的西方世界受到尊崇。
同样，也有一些人开始关注在南越，以及更多的在老挝、缅甸等地的一块如马萨诸塞州那么大的区域上，那些几百万加仑甚至更多的橙色战剂和其他有毒化学武器的影响。格雷斯·齐耶姆（Grace Ziem）博士，一位在马里兰大学医学院任教、研究化学暴露和化学性疾病的专家，在两周的访越后就这个话题发表了言论，她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那里作为医生工作过。她还描述了在南部医院的访问经历。在那里，她看到密封在透明容器中的有可怕先天缺陷的婴儿遗体，以及来自严重喷洒地区的患者：患有极其罕见的恶性肿瘤的妇女、极度不正常的先天畸形的儿童。但是她的讲述显然不被主流接受，当报道最终得以呈现，故事已完全改换了角色和立场。因此，在一篇关于日本人如何试图掩藏他们“二战”罪行的文章中，我们读到一名日本辩护者指责美国军队用直升机散布有毒物质，记者解释说：“大概，他指的是橙色战剂——一种被怀疑导致越南人和美国士兵的孩子出生缺陷的脱叶剂。”这篇报道没有体现更多的反思。并且，我们会读到“化学公司18亿美元赔偿橙色战剂受害者”这样的文章——当然，受害者是美国士兵，而不是遭受更大苦难的越南人民。而且不管如何，这些事件很少上升为像1988年针对所谓的利比亚发展化学武器的计划那样激昂的义愤。
在卡特政府后期和里根时期，提议的政策往往在两党的共识下被执行和发展，这期间精英中的右倾走向在政治上也初见端倪。但是，就如里根政府的决策者意识到的那样，“越南综合征”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政府随之被国内的敌人逼到地下，秘密活动不断上升。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不得不正视里根的军事凯恩斯政策的开销，包括庞大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及外债。不难推断，权威也确实如此预测的是，“邪恶帝国”的威胁将减弱，国际恐怖主义的瘟疫也会消退。这并非因为世界变化迅速，而是因为政府管理层面临的新问题。几年之后，结果显现。那些刚刚还在激昂指责苏联蛮族及其走狗，将其斥为难以铲除的恶魔的思想家认为，政客般的手段是目前必需的，还需要高层会议和武器协商。但是根本的长期问题在当前和未来仍然需要重视。
在美国称霸全球的整个时期，如果美国精英的利益受到秘密文件所称的“民族主义政权”的威胁，我们会撇开高尚的言辞，毫不手软地动用武力。这个“民族主义政权”积极回应公众“提高大众生活水平”、改善内需供应的要求，并一直设法掌握他们自己的资源。为抵御这些威胁，高层起草的文件解释道，美国必须鼓励“一个有助于国外和国内资本私人投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并且创造“机会盈利，如果是国外资本的话，要能够赚回合理的回报”。文件开诚布公地解释说，这个手段最终一定是武力，因为这些政策无法获得广泛的大众支持，并且一直受到所谓的“共产主义”颠覆分子的威胁。
在第三世界，我们必须保证“对我们原材料的保护”［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言］，鼓励面向出口的生产，维持一个自由的国际主义框架——至少要尽力去做，因为这些都服务于美国投资者的需求。在国际上，像在国内一样，自由市场是一个要被大力颂扬的社会理想，只要其结果符合国内权力和特权阶层能感受到的需要。如果不符合，则必须有效地动用国家权力对市场加以引导。
如果媒体和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团体要服务于他们的“社会目标”，刚才这些话题必须被控制在一定范围，远离大众的视线，有文字记录的大量证据和相关历史必须被束之高阁，成为尘封的档案或边缘出版物。我们可以在回顾历史时使用这些说辞：疏忽、误解、夸大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对国家安全的错误评估、个人失职，甚至是误入歧途的领导人的腐败和欺诈；但是对社会机构的研究以及它们的运作方式必须被谨慎地忽略，除非它们只是一些肤浅研究或语焉不详的学术文献。这些结果已经令人满意地实现了。
在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民主中，情形大抵也是如此。例如，哥斯达黎加被正确地看作拉丁美洲的民主模范。在那里，新闻界被牢牢控制在极右势力手中，因此无须担心新闻界的自由，没有什么能被报道出来。在这个例子中，成功不是通过武力获取的，而是通过以立法手段来控制“共产主义者”，从而确保自由的市场；此外，20世纪60年代北美的资本流入似乎也起了作用。
在一些区域，用这些手段不足以推行既定形式的民主和新闻界自由，我们则使用其他显然正确适宜的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在过去10年中，萨尔瓦多是一个形象的例子。在20世纪70年代，“公共组织”快速扩大，其中许多是由教会资助的，包括农民协会、自助团体、工会，等等。随之而来的反应是由美国组织、两党撑腰和大部分媒体支持的国家恐怖行为的猛烈爆发。在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示范性选举”结束后，残余的疑惧才彻底消失。与此同时，里根政府下令，在确认了民众已被充分震慑的情况下，要减少显著的暴行，他们担心，关于酷刑、谋杀、肢解和失踪的报道可能会影响资金流入，危及对仍然有必要的较低程度的国家恐怖的支持。
萨尔瓦多以前有一个独立的新闻界——两份小的报纸，《人民纪事报》（ La Crónica del Pueblo ）和《独立报》（ El Independiente ）。两家报社都在1980年至1981年间遭到安全部队的破坏。在一系列的爆炸事件后，《纪事报》的一位编辑和摄影师被人从圣萨尔瓦多的一家咖啡馆劫持，用砍刀剁成了碎块；他们的办公室被暗杀小组抄查、炸毁，在大火中夷为平地；发行人则逃到了美国。《独立报》的发行人豪尔赫·平托（Jorge Pinto）在他的报社被部队袭击、设备被捣毁后逃到了墨西哥。在美国，这些事件引发了如此的担忧，以至于《纽约时报》栏目对此只字未提，没有任何社论评论报社被毁的事件，之后数年都始终没有片言只语，尽管平托被允许在“观点”一版发表声明，在其中他谴责“杜阿尔特（Duarte）执政团”已经“成功地消灭了持不同政见的声音”，并宣称他相信所谓的暗杀小组“确确实实就是军队自己”——这是一个得到了教会和国际人权监督机构支持的结论。
在《独立报》被最后摧毁的前几年，其办公室被炸弹袭击过两次，在印刷车间和平托的汽车被机关枪扫射时，一个办公室职员因此丧命。平托还遭到两次其他袭击，在报社被彻底摧毁的两天前，一支乘坐坦克和装甲车的部队到办公室搜寻他。这些事件我们从未听闻。在《纪事报》被最后摧毁之前，报社在六个月中经历了四次炸弹袭击；其中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在《纽约时报》得到了40个词的报道。
这不是因为美国媒体对中美洲新闻界的自由漠不关心。与对萨尔瓦多两家报纸事件集体噤声截然相反的是对尼加拉瓜反对派报刊《新闻报》（ La Prensa ）的反应。媒体批评家弗朗西斯科·戈德曼（Francisco Goldman）统计发现，《纽约时报》上四年里有263处提及这份报纸的艰辛发展。这其中区别性的标准并不难理解：萨尔瓦多的报纸是被美国附庸国的谋杀性暴力所制止的独立声音；而《新闻报》是美国阵营打算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媒介，因此是一个“有价值的受害者”，它受到的迫害会激起痛苦和愤怒。我们再回头看看更多的证据，它们证明这确实是实际的操作标准。
在《纪事报》被摧毁的几个月前，其发行人拿破仑·冈萨雷斯（Napoleón Gonzales）访问纽约，恳请国际压力“阻止恐怖分子对报纸的破坏”。他指出了右翼的威胁，以及，《时报》在它贤明的评论中所说的“他的报纸指称的政府的镇压”。拿破仑还报告说，他受到来自“显然由军队支持的”暗杀小组的威胁，他在家中发现两枚炸弹，报社办公室被机枪扫射、纵火焚烧，他的住处也被士兵包围。他说，这些问题都始于当他的报纸“开始要求土地所有权改革”，此举激怒了“统治阶级”。没有任何国际压力关注此事，安全部队从而最终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在这前后几年中，萨尔瓦多的教会电台不断被炸，部队占领了大主教管区的建筑，摧毁了电台，洗劫了报社办公室。同样地，这些事件都没有引发任何媒体反应。
在媒体热情报道萨尔瓦多1982年和1984年的“自由选举”时，这些事件仍未浮出水面。之后，我们不断听到《时报》美洲记者詹姆斯·勒莫因（James LeMoyne）的报道，称这个国家拥有比敌人尼加拉瓜更大的自由。而在尼加拉瓜，没有任何能与萨尔瓦多暴行匹敌的事件发生，由美国政府资助、公然支持其袭击尼加拉瓜的反对派领导人和媒体经常诉苦被当局骚扰，但没有恐怖行为和暗杀。《时报》中美洲的记者们不会报道从萨尔瓦多逃离的教会领袖们［包括被暗杀的大主教罗梅罗（Romero）的一位亲密同事］、知名的萨尔瓦多作家们，和其他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政治活动家，但被《时报》记者熟知的人们，因恐惧于暗杀，不能返回这个受到媒体赞誉和保护的暗杀小组民主国家。《时报》的编辑们呼吁里根政府“以和平与多元化的名义，对尼加拉瓜施压”。在这个国家，政府因“骚扰敢于发表……自由言论的人们”而闻名，而且这里从未有过“自由的竞选”。这样的谴责从未见于萨尔瓦多。
用这种方式，自由的新闻界一直不遗余力地为遏制民主的敌人培植必要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