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一篇题为“巴西主教团支持媒体民主化计划”的报道中，南美教会主办的一本杂志详细介绍了一项在制宪会议上饱受争议的提案，该提案“旨在开放巴西高度集中的强权媒体，使公民能够充分参与其中”。报道说，“巴西的天主教主教团是（这项）媒体民主化立法提案的主要倡导者”，并指出，“巴西的电视台被五大电视网控制，（同时）……八个大型多国集团和各种政府企业构成了全部传媒广告的主体”。这个提案“设想创立一个由公民和政府代表组成的国家传媒委员会……由其制定民主的传媒政策，发放电台和电视台经营许可证”。“巴西主教联席会议（Brazilian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一直反复强调传播媒介的重要性，并力主推动草根民众的参与。其1989年大斋节（Lenten）活动已选定‘传媒’为主题”，这是一项由主教联席会议发起的一年一度“反思某些社会话题的教区级活动”。
事实上，世界各地都在认真讨论巴西主教团提出的这些问题，对其深入的研究正在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之前已有众多关于“新世界信息秩序”的讨论，这个新秩序将使媒体准入多元化，并鼓励用其他方式取代西方工业权力支配的全球媒体系统。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关于其可行性的调查在美国引发了充满敌意的反应。美国声称担心新闻界的自由度。在继续这个话题的同时，我想问的是：这种担心有多大的必要性？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其背后的进一步问题与一项民主传媒政策有关：这个政策可能是什么？它真的是我们必需的吗？如果是，它能实现吗？更广泛地说，我们到底渴望怎样的民主秩序？
“媒体民主化”这个概念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没有实际意义。事实上，这个词本身自相矛盾甚或有些自我颠覆的意味。公民参与被认为是对新闻自由的侵犯、对媒体独立的打击，它将扭曲媒体所承担的无所畏惧、不偏不倚为大众传播信息的使命。这个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它背后的理念是，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下媒体实际如何运作和应该如何运作的问题，以及某些隐含的关于民主本质的概念。我们将依次探讨这些话题。
在一个决议中，格法因（Gurfein）大法官否决了政府对公开《五角大楼文件》（ Pentagon Papers ）的禁令，他指出，正常的媒体表现形式是：我们拥有“一个不断找碴儿的新闻界、一个顽固倔强的新闻界、一个无处不在的新闻界”，而且，“当权者必须容忍”这些人民的论坛，“从而保护言论自由的更大价值和人民的知情权”。《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的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在评论这份裁决时说，当时的新闻媒体并不总是像现在一样独立、警觉、敢于对抗政府，但在越战和水门事件时代，媒体无视外来压力、政府命令或私人权力，学会了如何行使“权力来深挖我们的国民生活，披露那些他们认为应该曝光的东西”。这也是人们普遍持有的一个信念。
当前已有众多关于媒体的争论，但其焦点并不是如何“使媒体民主化”或将它们从政府和私人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是质问媒体在摆脱这些束缚时是否已经越界，尤其是其好斗、任性的反抗权威的行为甚至威胁到民主机构的存在时。在1975年一份关于“民主可控性”的研究中，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评论说，媒体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国家权力的新来源”、一种“泛滥的民主”，导致国内“政府职权减弱”，并因此造成“国外民主影响力衰退”。委员会认为，这种普遍的“民主危机”源于之前被边缘化的大众阶层为整合、强调其诉求而采取的行动，其结果是过度的民主，反而阻碍了民主进程恰当地发挥作用。美国 报告员 ，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评论说，早些时候，“通过与为数不多的华尔街律师和银行家合作，杜鲁门已经能够掌控这个国家”。那时还没有出现民主危机，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民主危机已日趋严重。因此，这份研究敦促实行更多的“民主改良”来减轻民主泛滥，摆脱危机。
简而言之，如果民主要得以生存，普通大众就必须受到压制，回到传统的麻木、顺从状态，被排挤在政治论辩和政治行动之外。
三边委员会的研究反映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自由精英以及卡特政府领导层的看法和价值观。右倾立场的看法是，民主受到了来自所谓“特殊利益者”有组织的行为的威胁。“特殊利益者”是一个当代政治话语概念，指工人、农民、妇女、年轻人、老年人、残疾人、少数族裔，等等——简而言之，就是普通大众。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总统竞选中，民主党被指控为这些特殊利益者的傀儡，从而危害了“国家利益”。而被默认能代表国家利益的，则是那些明显不属于特殊利益者的阶层：公司、财团和其他商业精英。
对民主党代表特殊利益者的指控难以成立。其实，民主党代表了“国家利益”的其他人群，在越战后的右倾走向中，他们心安理得地加入精英集团，扼杀了旨在保护穷人和受剥削者的为数不多的政府计划；将资源转移给富人；变本加厉地将政府变成服务于特权阶层的福利政府；通过军事系统扩大政府权力和受保障的政府经济部门——在国内，这成为一种强制民众扶持高科技产业的手段，并为其废弃产品提供了一个由政府保障的市场。右倾趋势的一个相关特点是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通过颠覆活动、国际恐怖主义和侵略来扩大美国权力：也就是被媒体定性为世界民主的强硬捍卫者的里根主义，尽管这种右倾观点有时也批判里根分子在这项崇高事业中的过激行为。总之，民主党的反对为里根政府的计划提供了可靠的支持，这些计划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卡特时期主张的延伸，正如民意调查明确指出的那样，其中几乎没有哪一项不遭到普通民众的强烈反对。
1988年7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记者们不断提到迈克·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认为他“过于自由”无法获胜。媒体监督组织——公平与准确报道（FAIR）对此表示质疑。他们引用的1987年《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民众支持政府关于全面就业、医疗保险、日托服务的承诺，在50%赞成变革的民众中，支持削减军费开支的人数与反对者的人数比例达到3比1。但是，民主党推选里根式人物作副总统的选择，仅仅赢来媒体对其实用主义的赞许，这种实用主义体现为抵制左翼极端人物，正是后者呼吁执行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政策。整个80年代，公众的态度渐渐发展为一种罗斯福新政（New Deal）风格的自由主义，而“自由”在政治话语中成为一个不能被提及的词。民意调查显示，将近一半的民众相信，美国宪法——一个神圣的文件，正是马克思那句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来源，这句名言看起来显然无比正确。
我们不应该被里根“压倒性”的大选胜利所误导。里根仅赢得了不到三分之一的选票；在投票的选民中，大多数人希望他的立法计划不会得以实施，而一半的民众仍然相信政府“被少数只关注自己利益的大集团”所掌控。如果有这样一个选择，一边是伴随着沙文主义的狂热爱国情绪、管它什么见鬼后果的凯恩斯增长的里根式计划，一边是民主党的财政保守主义和“我们赞同你的目标，但担心成本太高”的观点，那些费心纠结投票的人一定会倾向于前者——这丝毫不令人惊讶。精英集团肩负的任务就是厚起脸皮，吹捧我们制度的显赫成功：“一个模范的民主制度，一个为公民提供所需不遗余力的社会”，就如后里根时代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在概述“两党外交政策目标”时声称的那样。但是除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多数民众似乎认为政府只是超越公众影响和控制的权力机构；如果民众的感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看一看某些统计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的社会“为它的公民所需”提供的保证多么堂皇又无力。
事实上，里根现象可能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试行方向，即逐步取缔工会、独立媒体、政治组织，以及更常见的，取缔那些阻止个人集权统治国家的公共组织。在许多外人看来，里根是一个沉溺于“疯狂”行为的“古怪的牛仔领导”，其业绩包括纠集“一帮恶徒”攻打尼加拉瓜［引自多伦多《环球邮报》（ Globe and Mail ）社论］。但是在美国民众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国家统一的象征，就像国旗或英国女王。女王在英国议会开议大典上宣读施政纲领，但没人在乎她是否相信甚至理解这些东西。同样，美国民众似乎并不在意那些无法隐瞒的证据，即里根总统对于用他的名义制定的政策仅有一知半解；他们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实：当其幕僚不能妥善地执行这些政策时，里根就会时不时站出来发表一些词不达意甚至窘态百出的声明——如果真有人把这当回事的话。当选举甚至不能赋予民众在不同来源的方案之间做出选择的权利，而仅仅成为一个选择傀儡的行为时，阻碍公众参与重大事务的进程又前行了一步。因此，滑稽的是，美国政府基本上在没有首脑的情况下运作了八年。
回到媒体的话题上来，媒体被指控为“民主泛滥”煽风点火，而三边委员会评论说，“社会和政府更广泛的利益”要求，如果新闻记者不能遵从“职业规范”，“政府完全可以制定新的规章”，直至最终“恢复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平衡”。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执行总裁莱昂纳德·苏斯曼（Leonard Sussman）提出的问题反映了类似的顾虑，他问道：“难道自由机构因为支持某种自由而必须被推翻吗？”约翰逊政府时期的驻白宫知识分子约翰·罗切（John Roche）也做出回应，他呼吁国会调查在“反约翰逊行动”中大肆歪曲篡改记录的“这些私人政府的工作方式”。不过他担心国会因为过于“惧怕媒体”而不敢承担这项紧迫的任务。
以上是苏斯曼和罗切对彼得·布雷斯特拉普（Peter Braestrup）所做的两卷研究的评论。此项研究由自由之家资助，对媒体关于1968年越南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的报道进行了调查。这项研究被盛誉为划时代的成就，为这个“不容忽视的国家权力的新来源”的任性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罗切将其描述为“25年来最重要的调查报告之一，一流的学术成就”，一个“明察秋毫的专题研究，揭示了媒体即便没有恶意，也严重失职”。这项现代学术研究的典范宣称，它证明了在反映20世纪60年代“敌对文化”的偏颇、失职的报道中，媒体事实上输掉了越南战争，从而危害了民主和自由的进程，而美国正是为此而战却一无所获。自由之家的研究断言，这些失败说明，“由于管理者的鼓励或姑息，自60年代以来新闻界放任自由的特点已蔚然成风”。新式的新闻界带着“盲目的冲动，时刻准备着寻找冲突，总是从最坏的角度看待政府或当局。在此基础上，他们把任何事件的主角都分为‘好人’和‘坏人’”。“坏人”包括美国在越南的军队、“军工集团”、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整个美国政府；而“好人”，在媒体眼中，则是共产主义者。自由之家的研究称，共产主义者总是被过度赞美和保护。这项研究推断，“当前放任的作风会一直延续，必将导致这样一种不容乐观的可能性：如果管理者自身不采取行动，那么业界外的力量——法庭、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或国会——将试图采取他们的对策了”。
迄今，这是一个获得公认的事实，即“作为美国人，我们往往会因为各种我们不认可的政策和行为鞭挞自己”。而且，正如越战事件所显示的，“如此大规模的报道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对于推进战争的支持”，尤其是“电视上那些血淋淋的图像报道”。［兰德勒姆·博林（Landrum Bolling）在他主持的一个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真的“没有办法在这两者之间实现某种平衡：一方是能够控制或封锁战争中不利新闻的极权政府享有的优势，一方是自由社会允许公开报道所有战事造成的弊端”。］因调查报道而“导致总统下台”（安东尼·刘易斯）的水门事件强化了这样一种悲观景象——自由、独立、唱反调的媒体致使民主岌岌可危，就如伊朗军售丑闻的结果。如今不断出现的对新闻界自由的辩护，如格法因大法官和安东尼·刘易斯所做的，正是对政府企图控制媒体、强加给他们责任规范的一种回应。
有关媒体和民主的激辩产生了两类问题：关于事实的和关于价值观的。关于事实的基本问题是，媒体是否确实采取了一种敌对的姿态，可能还有点狂热过头；尤其是，通过“鞭挞我们自己”和当权者，他们是否破坏了战争对自由的保卫，威胁了自由组织机构的存在。如果是这样，我们也许接着要问，通过强加给媒体外来的限制以保证他们不越过责任的界限是否合适，或者我们是否应该采取霍尔姆斯（Holmes）大法官表达的原则，在一个典型的争议中，“对真相最好的检验就是通过观点之间的自由交流，让思想的力量在市场的竞争中得以接受”。
关于事实的问题鲜有讨论；人们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得以证实。然而，一些人坚持认为事实的前提其实是虚假的。让我们从最普遍的主张入手，研究一下思想自由市场的运行。本杰明·金斯伯格（Benjamin Ginsberg）在其关于利用大众观点推动政府权力的研究中强调：
西方政府一直使用市场机制来规范大众的观点和见解。建立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市场”有效地传播了上层阶级的信仰和观点，同时颠覆了下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独立性。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市场，西方政府打造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持久有力的联系，从而使上层阶级能够利用其中一个强化另一个……尤其在美国，上层和中上层阶级控制思想市场的能力使得这些阶层可以塑造整个社会对政治现实的看法，以及现实的政治、社会可能性的范围。西方人通常把市场等同于观念的自由，而事实上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几乎与政府的铁腕一样，都是有力的控制工具。
对于一个没有特别争议、有导向的自由市场的运作，金斯伯格的论断有一定的说服力。那些能够触及大量受众的媒体机构都是重要的大公司，而且它们与更大的集团融为一体。像其他商业一样，它们把产品卖给消费者。它们的市场是广告商，“产品”则是受众，尤其是那些够提高广告费率的有钱受众。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自由党也评论说，市场会推广那些“被广告大众所青睐”的杂志；如今，在提到一个左翼新杂志的停刊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温和地评论说它理应落得这样的下场：“市场从开始拒绝认购其所有发行资本的那一刻起，就宣布了对它的准确判决。”显然，没有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会对市场代表了大众的意愿这一点持有怀疑。
简而言之，主要媒体——尤其是制定其他媒体遵循的言论议程的精英媒体——把特权受众“贩卖”给其他商业的大集团。毫不意外，他们代表的世界观反映了卖家、买家和产品的观点和利益。媒体的所有权被高度集中并不断强化。而且，那些在媒体管理层身居要职或作为评论家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的人，都属于同样的特权精英团体，他们应当与其同盟持有共同的观点、愿望和态度，同时也反映他们自己阶层的利益。进入这种体制的记者，除非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些价值观进而屈服于这些意识形态的压力，否则不可能成功；心口不一并不容易做到，因此那些不顺从的人往往被大家心知肚明的机制清除出局。
广告商的影响有时则直接得多。伦敦《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评论称，“不利于商业集团资助商的项目往往会中途夭折”，并指出，“电视台早已学会支持那些大集团公司最用心支持的利益”。这份杂志引用了美国公共电视台13频道（WNET）的例子，该电视台“因为一部名为‘利润之渴’的纪录片失去了来自海湾西方公司（Gulf & Western）的资金承诺，该片记录了跨国集团在第三世界购买大片土地的事实”。海湾西方公司的总裁给电视台写信说，这些行为“不应该是朋友所为”，并补充说这个纪录片“如果不是反美，也是恶毒反企业的”。《经济学人》断言，“大多数人相信13频道如今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别人也不会了。这种警告无须明示。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导致了媒体对这些国家-集团组合体需求的服从。与权力对抗无比艰辛、代价沉重，还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和有力的辩论。而批判性的分析，显然不会被那些处于竭力反击的位置、有权决定奖惩名单的权力集团所接受。相反，遵从一个“爱国议程”则无需这样的代价。指控官方的敌人几乎不需要证据；而且，这些指控还免受指摘——那些指摘会被当作对敌人的辩护或见木不见林的短浅见识而遭到驳回。我们的制度用义愤保护自己，从而在服务于权势时不受到对其欺诈权利的挑战。让意识形态体系受到理性的质询这个想法本身就引发了不解和愤怒，尽管这个想法经常改头换面以其他名目出现。一个认为美国政府拥有至善意图，可能同时又痛惜其失败和无能的人，对这个立场会全盘接受，就像我们质疑为什么在中东和中美洲“成功总是与我们擦身而过”，为什么“一个拥有如此大量财富、权力和善意的国家（不能）更迅速、更有效地实现它的目标”（兰德勒姆·博林）。而“善意”并不是政府的特性，并且，像任何一个过去或现在的国家一样，美国推行的政策反映了通过国内权力掌控国家的统治者的利益，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标准就截然不同了。这些人人皆知的真理在主流社会几乎不被公开提起，就像这个事实本身一样让人惊诧。
在谴责苏联进攻阿富汗、支持波兰的武装镇压时，人们不需要任何证据；转而谈论美国入侵印度支那，或这么多年一直极力阻挠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政治和解时，就另当别论了。这些事件虽然轻而易举就能用文件证明，但不受欢迎，也就不是事实。对伊朗或利比亚政府支持恐怖主义的谴责无须争议；对于美国及其附庸国在制造及传播现代社会瘟疫中扮演的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统治性的——角色的讨论，却只会引发对这个观点的恐慌或不屑，那些支持性证据，不管多么有力，都被认为是不相关的而遭到驳回。理所当然的，媒体和知识分子杂志要么会赞誉美国政府投身于尼加拉瓜的民主建设，要么批评政府在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时采取的手段不当，但绝口不提其实这就是政策的目的。在主流媒体中，对于爱国主义假设的潜在质疑基本不可能存在。即使被允许公开表述，且有充足的证据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这并非难事——这种质疑也会被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和荒谬遭到驳回。
在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中，我们发现，顺从是最容易的方法，是通往特权和声誉的途径；持有异议会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甚至在一个没有诸如暗杀小组、精神病监狱或灭绝营这些控制手段的社会当中也是如此。媒体结构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诱导对既定观念的顺从。在广告之间三分钟的间隙，或在700字的文章中，你很难举出让人信服的观点和证据来表达新鲜的思想或惊人的结论，而顺从地重复那些受欢迎的老生常谈则容易得多。
基于毫无争议的前提，不出所料的前景是，整体而言，主要媒体和其他意识形态机构将反映既定权威的观点和利益。至于这种预期是否已实现，众多分析家观点不一。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和我分别以及联合出版了大量文献，来证明一个与主流观点迥异的、关于媒体如何运作的设想。基于前面回顾的理由，这个模型具有先验说服力——此模型认为媒体服务于国家和集团权力的利益，两者相互勾结，通过一种支持既定特权、限制争议讨论的手段来约束报道和评论。我们研究了大量的案例，包括那些对这个模型提出最严峻挑战的案例，即批评者拿来作为强硬证据、声称是媒体反社会的过激行为的例子：关于印度支那战争的报道、水门事件，和其他来自某个时期人们认为媒体已摆脱过去的顺从状态、承担了先驱角色的例子。为公允地考察这个模型，我们系统地挑选了一些历史尽可能允许的彼此对应的例证：归咎于官方敌人的罪行与美国及其附庸国应承担责任的罪行；官方敌人所做的好事，特别是他们进行的选举与美国及其附庸国的同样行为。我们还使用了其他一些方法，得出了进一步的证明。
迄今，已有几千页的文献支持这个宣传模型的结论。按照社会科学的标准，这个模型已经得到完全证实，而且事实经常超越了其预测。就我所知，对这个结论还没有任何值得认真对待的质疑。甚至当这个话题偶尔被主流讨论时，那些反对它的论据的本质，也表明了这个模型确实非常健全有力。人们高度肯定自由之家所做的研究，认为它有力地证明了媒体的敌对特性及其对民主构成的威胁，但分析表明这个研究完全站不住脚。当其中无数的谬见和失实的陈述被纠正，这个研究便看起来一文不名，充其量不过是对于媒体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过于悲观的抱怨；我还不知道有哪个研究在这方面能与之相媲美。
当然，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了像媒体这般复杂的社会机构的运行，人们也能发现不符合这个宣传模型所预测的普遍规律的特例。然而，各种证据表明，这个模型首次提出了近乎完整的预测，它更概括地抓住了媒体和知识分子文化最核心的特点。
这个模型的一个预测是事实上它不会被广泛讨论，因为它质疑了一个最符合既定权力利益的事实性观点：即媒体是敌对的、爱找碴儿的，或许还有些过头。因此，无论这个模型可能多么证据确凿，它都不会被认可。而且，该模型预测，它最好不涉足有关媒体的争论。这个结论也完全被事实证明了。我们要看到这个模型的一个尴尬的特点。简单来说，它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如果不正确，人们可能会对其置之不理；如果正确，它将一定被置之不理。就如18世纪关于诽谤政府罪的认定原则的例子显示的那样，事实无法成为辩护证据，相反，它彰显了被告败坏当局名誉的滔天罪行。
如果从这个宣传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媒体对抗性立场的批评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要求，就是媒体甚至不应该报道精英统治者之间有关策略问题的争论，而应该仅服务于那些刚好在某个时期管理国家的部门，并且对那些——所谓崇高的——事业怀有得体的热情和乐观。即便是乔治·奥威尔都不会对此感到惊讶，这就是一个自称为“自由之家”的组织批评媒体时所表达的含义。
记者们在工作中通常能达到一个很高的职业标准，展现出勇气、正直和冒险精神，包括许多为符合这个宣传模型预测的媒体工作的记者也是如此。此处并无矛盾。我们讨论的不是媒体发表的观点的诚实性或那些寻求真相的人的正义感，而是媒体选择什么话题和突出报道什么事件，以及允许表达的观点的范畴、指导报道和评论的不容置疑的前提，和反映某一种世界观的准则。顺便说一下，我们不需要浏览类似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赫然出现在《新共和》（ New Republic ）封面上的如下叙述：“你在报纸和新闻杂志上读到的关于黎巴嫩战争的报道——甚至你在电视上看到或听到的新闻——完全不是真的。”这样的行为可以被存入为其他友邦的罪行进行辩护的不光彩的档案中。
我将举例来描述宣传模型的运行方式，但在此之前，我先假定基本的事实已经得到众多出版资料的有力证实。这个模型已经激起了许多愤怒并遭到篡改（赫尔曼和我在《制造共识》一书中和其他地方对其中的一些做出了评论），也带来了困惑和误解。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就我们的评论或其他类似的批评做出正式的回应。事实上，它们就是被完全忽视了，正如宣传模型预测的那样。尤其是，关于媒体在主流社会的表现的争论中，有许多针对媒体对抗性立场的批评和媒体辩护者对此做出的回应，但是没有批评指出媒体符合这个宣传模型的预测，或承认这其实是一个能想象得到的立场。以印度支那战争为例，美国公共电视台在1985年播出了一个回顾系列节目，随之而来的是右翼媒体监督机构——精确媒体组织（Accuracy in Media）的指责，和对这个系列节目及它的支持者所谓过激敌对行为的一边倒的批评声音。没有人评论说这个系列节目与宣传模型的预期一致——它的确如此。我们之前提到的关于第三世界冲突的媒体报道的研究也遵循类似的模式，这些研究一贯如此，尽管大众认为媒体过于顺从。
媒体总是欣然发表对自己的谴责，如“让人吃惊地不够冷静甚至缺乏公正的表现”，和“时下固执己见的新闻界的不幸和危险”。但就如这个例子显示的，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当批评者谴责“媒体精英”被“政治上的自由观点和人性所奴役”时，或指出“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显然不愿使用‘独裁’这个词来描述左翼最明目张胆的独裁主义”时；当然，人们永远不会看到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被主流媒体描述成一个独裁者，主流媒体对共产主义总是过于温和，并喜欢自我批判。这些恶评甚至连最基本的证据都算不上；上述指责就是暗指那个被认为可能是事实的事件，即《纽约时报》涉嫌篡改统计数据“来掩盖罗纳德·里根第一个任期中利率的下降”，好像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报道似的。类似这般的指责往往并非不受欢迎，因为，首先，对它们的反应要么轻描淡写要么无足轻重；其次，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有助于树立这样一种信念：媒体要么是独立客观的，有很高的职业诚信标准，接受任何合理的观点，要么偏向于当下流行的嘲讽当局的左倾态度。无论是哪种结论，现有的权力和特权集团都乐于接受——甚至媒体精英自己亦如此，他们并不反对这样的指责：在固执地、不断找碴儿地挑战正统和权力的路上，他们走得太远了。这些讨论范畴反映了宣传模型所做的预测，即谴责“不加约束的偏见”和为此进行辩护，但不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不加约束的偏见”可能只是狭隘的国家-集团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就如被证明的那样——一个特别有用的形式，其中隐含了这样的信息：到此为止，不要得寸进尺。
让我们回到巴西主教团的提议上，这些议案如果出现在我们的政治环境中，会显得多余或愚蠢，一个原因是我们认为媒体即便不是竭力地独立于当权者，也是尽心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媒体扮演着恰当的社会角色，就如最高法院鲍威尔（Powell）法官的解释——安东尼·刘易斯在他为新闻界自由的辩护中引用了这些话——“没有任何个体能够自己获得理智地履行政治责任所需的信息……通过为公众提供途径，使其能够对政治进程施加有意义的控制，新闻界在实现第一修正法案（First Amendment）的社会目标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另一种我相信更为有力的观点，则认为媒体确实为一种“社会目标”服务，但是与上述目标截然不同。这个目标与国家教育所服务的社会目标相同，就如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在这个制度建立初期陈述的那样：是为了“培训人民的思想，使他们对政府有一种道德的依附感”，更广泛地讲，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安排有依附感。媒体绝对不会造成自由体制所担心的那种“民主危机”，他们是警觉的保卫者，保护特权阶层免受大众知情和参与所带来的威胁。如果这些论断成立，对于媒体民主化的第一个反对意见其实建立在事实性和分析性的错误之上。
反对媒体民主化的第二个依据更加具体，而且不无道理：呼吁媒体民主化会掩盖这样一种很不受欢迎的企图，即通过大众压力限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是在政治理论中常见的顾虑之一。我们很难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但它并不是媒体民主化的固有特征。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讨论的根本性问题是另一个。我们的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概念与巴西主教团的迥异。对他们而言，民主意味着公民应享有机会了解信息，参与调查、讨论及政策的制定，并通过政治活动推进他们的计划。我们理解的民主更为狭义：公民是消费者、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公众有权批准来自政府以外的政策，但是一旦越界，我们就没有民主，只有“民主危机”了，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我们必须解决这个危机。
这个概念建立在由开国元勋们确立的原则上。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写道，联邦党人期望“新兴的美国政治机构能够继续在这样一种假定中运作，即精英们政治活跃，选民们俯首帖耳”，并且，“乔治·华盛顿也一直希望他的巨大威望能够带来这样的后果，即伟大、清醒、理智的平民政治家总是能够看到那些自创团体的危险性”。虽然那些团体在选举中失败，但它们的观念伴随着工业资本的形成以另外的形式普及蔓延。大陆会议主席、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John Jay）这样说：“拥有国家的人应当统治这个国家。”这句话被他的传记作家称为最钟爱的箴言之一。而且，他们在统治模式上不需要太温和。谈到可能会引发的不满，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在1783年写给约翰·杰伊的一封快电中说，尽管“许多动乱可能会随之发生”，但不必担心：“人民已经完全被培训好”，接受政府的断定——“没有权力的政府只是一个虚名……人民已经疲于战争，我们可以放心地依赖他们的默许。而且我的朋友，你和我凭经验都知道，当一小部分有胆有识的人聚集在一起，宣布他们就是权威时，其他极少数持有异见的人很容易被那个有力的论据——绞刑——说服，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宪法学历史学家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Morris）评论说，古弗尼尔说的“人民”指的是“一小撮他很谨慎地没有指名的民族主义精英分子”——即有产阶级白人男性，宪法的秩序就是为他们而定。“大量的保皇派和黑人”出逃到加拿大和其他各地，部分反映了这些人对当时的现实的看法。
莫里斯在其他文章中评论说，在这个后革命时期社会，“人们真正拥有的是一种被精英操纵的政治民主”。事实上，在“平等、民主”似乎已经盛行的一些州（例如弗吉尼亚州），“背后的真相是贵族在进行统治”。人们认为后来崛起的商业阶层的统治反映了公众民主的胜利，但其实结果和以前是一样的。
约翰·杰伊的名言其实是共和国建立和发展的原则。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资本民主无法从根本上脱离这个模式。
在国内，这个原则实际要求政治的范围缩小至那些角逐国家控制权的投资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符合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所说的“政治投资理论”，他振振有词地辩论说，这解释了美国大部分的政治历史。对我们的附庸国来说，根据同样的基本原则可以推断，只有当社会受控于当地的寡头集团、与美国投资者有瓜葛的商业机构、美国控制下的军队，以及那些忠心听命、为美国的权力和特权利益服务的业内人士时，民主才可能实现。如果发生任何大范围的针对他们统治的挑战，美国就有权诉诸武力来“恢复民主”——我们借用一下这个通常用来指在尼加拉瓜的里根主义的术语。媒体往往将“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进行对比，前者指为美国权力服务的人，而后者则是那些身患秘密文件所称的“极端民族主义”之疾的人，这鲜明地解释了威胁我们利益的是那些“民族主义政权”，他们对敦促提高生活水平、深化社会改革的国内压力积极做出反应，但对美国投资者的需求不予重视。
当媒体对比中美洲被军队和商业控制的“新兴的民主”和“共产主义的尼加拉瓜”时，他们只是在遵循这个游戏规则。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他们隐瞒萨尔瓦多1987年的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仅有10%的人民“相信当前这个国家存在民主和自由”。蒙昧的萨尔瓦多人民显然不能领会我们的民主概念，洪都拉斯的旗舰杂志《时代报》（ El Tiempo ）的编辑们显然也是如此。他们在本国看到的，是在邯郸学步的民主进程中引发“失业和镇压”的民主，他们写道，在一个“被北美部队和反政府军占领的”国家不可能有民主，在这里，“为了服务于外国人的目标，国家的重大利益被抛弃”。与此同时，镇压和秘密逮捕不断发生，军队中的暗杀小组到处暗中作祟。
根据美国的普遍观念，如果一些大集团控制信息体制，就不会出现对民主的侵犯：事实上，这正是民主的核心。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纪事》（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中，公共关系领域的领军人物，爱德华·伯内斯（Edward Bernays）解释了“民主发展的核心”是“劝说和建议的自由”，他称其为“制造共识”。他接着说，“一个领导人通常不能等着人们达成哪怕大概一致的认识……民主政府的领导人必须发挥他们的作用，制造……关于社会建设性的目标和价值的共识”，运用“科学的理论和可靠的实践，促使人们支持某些观点和计划”。尽管没有明说，但不言而喻，那些控制资源的人将有权判断什么是“社会建设性的”，并通过媒体制造共识，通过国家的机制来实施政策。如果劝说的自由恰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必须承认这就是自由社会的本质。公共关系产业花费巨大资源来“教育美国人民，告诉他们生活的经济事实”，从而确保形成一个对商业有利的环境。它的任务就是控制“大众思想”——80年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一个主管评论说，大众思想是“公司面临的唯一重要危险”。
类似的观点在整个政治领域屡见不鲜。美国新闻界元老，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描述，一场“民主实践”的革命例如“制造共识”已经成为“普选政府的一门自发艺术和惯用机制”。当“共同利益无法完全被大众观念所理解，只能被自身利益超越其地域的特定阶层所掌控”时，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他的这些话写于“一战”后不久，那时自由知识分子团体正得意于他们成功地充当了“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实施的最伟大的方案之一的忠实、有力的诠释者”（《新共和》）。这个方案指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将他“没有胜利的和平”的竞选主张诠释为我们要借助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利用炮制关于德国暴行的宣传和其他类似手段，追求没有和平的胜利。那些知识分子后来自诩，他们把自己的主张灌输给了消极漠然的民众。
15年后，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中解释说，我们不应该服从“人类是其自身利益最佳评判者的民主教条主义”。最佳评判者不是人们自己，而是精英分子。因此，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他们应该有权推行他们的意愿。当社会的安排拒绝赋予他们必要的力量来迫使大众屈服时，我们就有必要求助于“全新的控制手段——主要是宣传”来实现民主，因为“大众是无知而盲目的”。与此同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宣称，“理性属于冷静的旁观者”，“无产阶级”追随的不是理性，而是建立在“必要的幻觉”之上的信仰。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幻觉，普通人只能坠入“惯性”。因此在其马克思主义阶段，尼布尔敦促他呼吁的那些对象——也就是冷静的旁观者——认识到“普通人的愚昧”，提出“具有情感说服力的极简化概念”，从而确保无产阶级在创造一个新社会时不越轨；当尼布尔转变成“政府机构的神学家”［理查德·罗维尔（Richard Rovere）］，为那些“承担权力之责”的人物出谋划策之后，这些基本观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二战”结束后，当无知的大众恢复了他们怠惰的消极主义，而精英分子意识到有必要行动起来应对新的全球冲突时，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评论说：“众所周知，因为普通大众目光短浅，不到生死关头通常看不到危险，我们的政治家不得不诱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长远利益。事实上，欺骗民众的必要性可能日益紧迫，除非我们愿意让华盛顿的领导人手伸得更长。”在1981年一项中断的任务始重新实施时，塞缪尔·亨廷顿就同样的问题发表了评论，强调“你不得不制造这样一种错觉，即我们对抗的是苏联，以此让公众对（武装干涉或其他军事行动）买账。这就是美国从杜鲁门时期一直采取的做法”——这是一个准确的评论，解释了冷战的一大重要功能。在这个时期的另一阶段，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爵士简明概括了保守派对于民主的不屑：“大众没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意志，他们的意志充其量就像行星的旋转、鸟类的迁徙和成群的旅鼠跃入大海”，如果允许大众真正地登上制定决策的舞台，随之而来的只会是灾难。
还有一些人非常直接地表达了他们对这种主张的支持。例如，荷兰国防部长写道：“所有反对制造共识的人都会抵抗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当权政府。”任何一个高层官员都会对此点头赞许和理解。
从根本上，这个逻辑与宗教大法官（Grand Inquisitor）对于耶稣给予人民自由反而使他们陷入苦难的尖刻指责如出一辙。教会必须惩治耶稣的邪恶行径，并赐予苦难的人民大众他们最渴望和最需要的礼物：完全的顺从。而且教会应该“压制自由”从而“使人民幸福”，为人民提供他们孜孜以求的统一的“膜拜核心”。在现代世俗时期，这意味着对国家宗教的膜拜；而在西方民主中，这种膜拜与对公共福利体制和私人利益的掌管者——我们称之为自由私营企业——的服从信条相融合。为其自身利益着想，人民必须被保持在无知的状态，就像宗教大法官动用奇迹、神迹和权威的力量，“为使其幸福，征服并永远俘获那些软弱的反抗者的意识”，拿走令他们恐惧和唾弃的选择的自由。因此，“冷静的旁观者”必须制造“必要的幻觉”和“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极简道理”，来保证无知盲目的大众的顺从和满足。
尽管我们坦白承认欺骗大众的必要性，但不要错误地以为这门艺术的实践者总是实施 有意识 的欺骗。几乎没有人能达到宗教大法官那样老练的水平，或始终持有那样的信念。相反，当知识分子从事他们严苛艰辛的职业时，他们很容易相信自己在为公共事业的需要而服务；没有这样信念的人将不得不另谋出路。董事会主席可能真诚地相信他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奉献给了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但如果他真的为此幻觉工作，而不是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他不可能再担任董事会主席。很可能那些人性泯灭的恶魔，甚至如希姆莱和门格勒之流，也确信他们在从事崇高、英勇的事业。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制约他们的行为和信念的制度因素。
综合以上言辞确凿的观点，人民在民主社会中能够发表声音的事实被认为是一个问题，有待通过保证大众发表的是正确的声音这样的手段来解决。普遍的观念是领导人控制我们，而不是我们控制领导人。如果人民不受控制，宣传不起作用，那么国家就被迫陷入地下活动和秘密战争的境地；隐秘活动的范围常常能够用来准确地衡量大众的异议，就如在里根时期那样。在这个自称“保守主义者”的群体中，对任意行使权力的赞同和对民主的不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应的，以媒体和普通大众为目标的宣传攻势手段也水涨船高：例如，国务院拉丁美洲公共外交办公室（State Department Office of Latin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的成立就是为致力于诸如“运动真相”（Operation Truth）这样的计划，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将其描述为“一种类似军队对禁区或敌占区人民实行的那一类大规模心理战术”。这些名词鲜明地表达了对迷茫的大众的态度：他们就是必须被征服和镇压的敌占区。
在其附属地，美国必须常常借助武力来“恢复民主”。在国内，则需要更巧妙的手段：制造共识，用“必要的幻觉”欺骗无知大众，实施秘密活动，而媒体和国会对这些活动视而不见，直到其昭然败露无法再隐瞒。然后我们就转入危机控制时期，确保大众注意力被转移至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或那些偏离了我们伟大使命的领导人的性格缺陷上，而不是关注决定这些责任的长期、具体内容的制度因素。在这种情形下，自由的新闻界的任务就是重视这些行为，将其描述为一项有助于进一步健全我们那具备自我调整能力的制度的贡献，并且要特别保护这些行为不受公众审核。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媒体和知识分子阶层必须履行他们的“社会功能”，按照符合主流的民主观念来执行其必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