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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建国时的精英们都是奔着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来的，200多年来美国社会各阶层都围绕着资本主义体系在转。但是，意识形态冲突在美国的历史上并非新鲜事物，例如《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理念与当时合法的“蓄奴制”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可以说美国的建国历程充斥着意识形态的矛盾，以至于宪法的制定和妥协过程就是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果。开国总统华盛顿在美国有着国父般的地位，但他生前也蓄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2020年7月，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他的雕像被一群年轻的示威者无情地推倒了。其实，华盛顿在生前已经推动了废奴运动，他自己更在遗嘱中要求解放他的所有奴隶。这些重大决定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但遗憾的是，从美国建国到现在已经过去200多年了，美国社会对于平权改革的反应不是认为已经完成了，而是认为问题越来越严重和糟糕了。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美国短短的200多年历史中已经各自经历了交替式的兴衰，但没有哪一个曾经退出历史舞台，不但没有退出，反而都按照各自的极端方向继续拉伸。意识形态的极化一旦突破极限承受能力，那么美国长期引以为傲的社会制度就会发展到一个相当危险的状态。换句话说，2020年大选前后的现实表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发展到了谁也不再相信谁，谁都觉得对方如果上台就会将自己置于死地的程度。所以，选择总统对于美国人来讲，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谁上都一样”的理念，而是你死我活的方向性抉择。美国社会不同阵营的意识形态冲突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宗教、种族、性别、婚姻、生育、枪支、就业等，但是像当前这样将几乎所有矛盾一下子摊开，让全社会陷入冲突而无法自拔的状态在历史上很少见。保守主义自身的张力以及与美国整体社会的张力问题是这场意识形态冲突的重要支点。民主党虽然强势，但是共和党根深蒂固。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总结性研究还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速度，但是已经对当前美国社会的状态给出了一个阶段性的定义，那就是极化。这种极化表面上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的根本冲突造成的，但是究其本质还是因为经济社会的分配规则失灵以及美国强势地位的削弱。
美国从建国开始在很多社会问题上存在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冲突，比如蓄奴制度引起的平权问题，一直是社会冲突的导火索，但是长期以来这种冲突被社会发展所掩盖了，全社会的焦点在于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即使偶尔出现几次社会运动也是短暂收场，无法持续。但是2012年以后的美国，给人的感觉是民众同仇敌忾的气氛少了，互不相容甚至拔刀相向的场面多了，持民主党立场的组织与持共和党立场的极右组织之间因为无法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造成的流血事件不断增加，已经让美国社会的弦越绷越紧。美国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公共政策学院在2019年10月发布了一份非常惊人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受访者对于美国是否会爆发内战的概率评判已经到了67.23的分值。报告进一步指出，受访者对于造成美国政治气氛极其糟糕的原因意见严重分歧。绝大多数共和党受访者明确指出，民主党的政治领袖、社交媒体、大型报纸、CNN、MCNBC要对政治分裂状态负责；绝大多数民主党受访者同样明确指出，共和党的政治领袖、社交媒体、Fox News、富人阶层和特朗普总统本人要对政治分裂负责。而独立政治倾向的受访者则指出，这个责任在于社交媒体和特朗普总统本人。
这个调查有趣的地方在于，受访者观点的截然对立本身就是受访问题所在。即使看法相对客观、各打五十大板的独立政治倾向受访者的表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特朗普本人与社交媒体的关系是水火不容的。最大的左翼报纸《纽约时报》的政治作家彼得·维尔纳在奥巴马离任总统前一周，在这家左翼的媒体大本营写下了奥巴马对于美国意识形态极化的重大责任。他认为奥巴马作为总统破坏了民主党，毁掉了人们对于政府体制的信仰，更严重的是他让美国变得比他自己认为的还要撕裂。作者甚至在文章的结尾留下了一句让民主党人士难以接受的话：奥巴马的失败造就了特朗普的上台！
不管作者将这种撕裂的原因归结给奥巴马还是特朗普，随后四年中的两次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的普选得票都极为接近。选票用硬生生的数据告诉美国人，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极化已经到了无可调和的地步。
2020年的BLM运动和大选是一体化的，在这一年中，意识形态冲突的总爆发已经让美国人意识到，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重大冲突危机不可避免，甚至使人们认为2020年大选并非如往常一样在选人，而是在为这个国家选方向。民主党对暴力的容忍和怂恿已经让社会感觉到天平在不断地倾斜，当它发展到了“解散警察队伍”、逼人下跪的时候，运动已经和平权无关，直接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人们仿佛感到身处一个正在兑现美国宪法激进思想的时代。200多年来，宪法性文件中平等与自由的激进思想一直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主线，但是因为美国一路强盛，对外征服颇多，对内歌舞升平，少数族裔虽然一路为权利呐喊，但是从未真正构成对白人的挑战。如今，情况大不相同，可以说，美国政治的大转折，正是体现在未来之路要对200多年前的宪法精神价值的兑现，难度会超出想象。政治斗争停不下来，社会秩序难以重新厘定。
在大选年，美国社会对诸如生活中的婚姻、性别、堕胎、枪支、医疗等问题都会针锋相对，有一半人始终在这些议题上反对另一半人。如此多的社会矛盾同时挑战美国的体制，长期稳定的社会制度一下子受到侵蚀，对体制的打击是很沉重的。所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极右翼和以桑德斯为代表的极左翼在选民中的市场越来越大。意识形态冲突的基础是社会严重分化，这是真正的危机。掩盖意识形态严重冲突的一条也许可行的理想路径，是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可以经济来满足人们提出的各种要求，但是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相对衰落了，特朗普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大背景而当选的，而他提出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强大”，而这种强大主要是经济上的强大，可惜实现起来困难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