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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政治史总是充满着斗争，甚至暴力革命，美国也不例外，建国初期一样经历了连绵不断的残暴战争。但是美国政治除了战争之外，更多地留给后世的是一种妥协的基因，这种政治文化甚至迅速治愈了美国内战带给这个国家的伤痛。这种妥协基因造就了长时间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稳定关系，美国由此造就了各种繁荣景象。
独立战争结束之后的建国历程，是相当精彩的政治妥协过程。现在看来，这属于政治家们的头脑风暴式的协商建国模式。首先，在正式建国之前，美国东部的几大州已经独立运作了好多年。从州到联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妥协，因为州带有天然的自治特性，让各个州通过谈判协商的形式建立联邦，州的代表最大的担忧之一，就是地方让渡给联邦的权力如何最终来保障各个州以及人民自身的权力。这一结构性矛盾虽然在建国初期得以解决，但是后期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结构的不断变迁，这种天然的政治张力不时会出现强烈反弹，在内战、民权运动、新冠肺炎疫情、选举纷争期间无一例外。
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为现代世界创造了第一部成文宪法，这部宪法就是对政治妥协进程的一个并不完美但相当庄严的总结。美国宪法文本充斥着人类对美好政治理念的设想，但是这部宪法真正压抑住美国政治最紊乱的局面的，却是依靠马歇尔首席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的判决。该案以一种非制度性的约定俗成建立了一种解决终极社会纷争的政治体制，使美国宪法中的权力制衡机制得以真正实现，从而黏合了全体人民对宪法的政治信仰。之后200多年至今，这个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政治基本在按照这部成文宪法设计的制度运作。这部宪法的主体从未被修改，美国人只是为其增添了27条修正案，而且前10条修正案即“权利法案”是和宪法文本一起讨论通过的，只是决定在宪法制定后以修正案形式补充，最终在1791年12月15日一次性通过完成。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美国宪政一直比较稳定。从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秩序终极目标来看，西方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同时实现了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世界发展进程中较为突出的历史状态。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政治逐渐进入较大的起伏状态，特别是自21世纪之初布什与戈尔的总统竞选始，表面平稳的宪政制度受到政治极化趋势冲击，社会政治光谱趋于复杂多变，美国的政治稳定逐渐发生动摇，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进一步衰减，这对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巨大。其中缘由值得追索。
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彻底打破了美国政治的平稳，之后各种社会矛盾相继爆发，在其任期内美国内政外交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一直到他离任总统前两周，爆发了200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冲击国会山事件，导致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两次弹劾的总统，其第二次弹劾更是引发了不小的宪政危机。2020年大选也出现了极大的争议，这次争议的程度远远超过2000年的总统选举。2000年的大选争议最后由联邦最高法院一纸判决得以解决，双方握手言和，整个美国社会并无掀起大的波浪，甚至还引以为傲。而20年后的2020年大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共和党、民主党两大阵营不但没有握手言和，反而将社会深层次矛盾公开化，两党不仅互相争斗，更严重的是各自在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斗争。尤其在共和党内部，矛盾不可调和，甚至差一点走到使该党分裂的地步。
民主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同意，无论是一致同意，还是大部分同意，甚至通过妥协达成的同意。深刻分裂的社会与民主机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分裂的背后是无法调和的社会利益分配矛盾，影响深层次社会矛盾的主要有人口结构和利益分化两大因素，而这些因素是全球化发生以来美国无法避免的。在经济全面上升阶段，政治上的分歧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现在的美国已经像是人到中年，负债累累，负重前行，力不从心，于是社会矛盾就会对民主政体造成冲击，建国先贤们担忧的合众国与联邦各州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凸显。美国部分精英和舆论将社会极化的原因归咎于特朗普，这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特朗普只是点燃社会矛盾导火索的人。
极端思想和全球化导致的政治缠斗是美国政治的重大转折。230多年前美国的建国先贤们虽然设计了良好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们怎么也不会考虑到当白人变成少数族裔时的制度场景，2012年美国首次出现白人出生婴儿比例低于50%的情况，如今美国18岁以下人口中白人比例已经少于50%，多民族社会背景下政治极化与选举民主的融合问题再也无法回避；他们甚至都不会考虑到家里做饭洗衣的主妇会和自己的男人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除了男厕所和女厕所外居然还有“全性别厕所”这种事情，2015年以后更是赋予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美国的民主机制是要解决社会多元利益的平衡，而且是要平等地解决，但利益的多元化是无止境的。
在意识形态上，多年来，相比保守主义而言，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更有冲击性，把民主、共和两党都逼到了墙角，退无可退，逼迫两党进行着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甚至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争对两党的考验还要大。美国社会在诸如婚姻、性别、种族、枪支、生育等激进议题上陷入了大分裂，联邦最高法院对许多重大判决也进退两难。在社会流动标准方面，在以白人为绝对多数的社会中，精英主义、优绩主义等思潮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美国人，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能信奉这些社会流动的基本教条。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以及全球化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的严重冲击，美国社会传统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受到了挑战，白人劳工阶层率先表达了不满，用选票赶走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之后美国社会陷入了各个层面的文化冲突。特朗普随后的四年总统任期让美国政治变成了角斗场，最终席卷全美的反种族主义示威暴乱和冲击国会山事件为他的退出画上了句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被视为正义的社会运动，而冲击国会山事件则被定性为对美国民主的史无前例的破坏。由此可见，自由主义占上风而保守主义退却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
民主党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也基本占据优势，使得美国政治形势发生了突变，而且民主党还掌控着现代社会最强大的互联网利器，这一方面为拜登政府继续推行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有利的保障；但另一方面也把保守主义阵营逼到了相当局促的境地，为美国政治的进一步极化发展做好了铺垫。传统上一直被认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共和党，在2020年大选后不得不清醒地承认自己已经是美国普通工人阶级的代表了。这背后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利益分配出现严重不平衡之后，富人和知识精英阶层背叛了共和党保守主义集团，成为全球化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富人或大资本家明白只有继续拥抱全球主义才能不断扩张自己的财富，所以他们的代言人拜登不断强调要重回国际盟友队伍。而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精英阶层不得不屈服于民主党激进思想阵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虽然拥有知识和话语权，但即使他们是哈佛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教授，一旦当排山倒海的社会运动来临之际，他们和好莱坞的演员一样不堪一击。
人们不禁会问，是美国的整个民主机制衰败了吗？的确，大量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普通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以及他们对政府的政治效能感都处于或接近历史最低水平。美国人对美式民主的自豪感在显著降低，甚至有大量的年轻人并不以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虽然美国的宪政机制仍然能够解决一般的政治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极化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美国民众已经开始不接受对方阵营的总统，美国内战、两个美国等敏感字眼屡屡成为社交媒体的高频词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200多年积淀下来的社会共识受到了致命的侵蚀，美国民众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宗教信仰、社团文化等原本在小政府政治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要素逐渐淡化，这反过来会促使民众质疑他们是否真的是民主体制的主宰者，抑或只是民主运行过程中的工具，而非主人。
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一直推动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使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势力衰退很明显，国内政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局面。而受益于全球化的美国精英阶层不愿意放弃与世界的合作，因此美国必须思考如何与世界重新相处的问题。由于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分量不断提升，在重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中，美国却给出了相反的对华政策导向。但在美国国内，虽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角色互换，但中美关系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共和党表面上对中国极尽口诛笔伐，但实际上不太擅长做颠覆其他国家意识形态的工作，而这本来却是绵里藏针的民主党擅长的领域，但由于人口和阶层的急剧变化，民主党认为从处理美国内政中更能收获选票，比与中国激烈缠斗具有的获得感更实在。
拜登政府上任之后中美之间仅有两次正式的部长级会晤，第一次会晤中方代表远赴阿拉斯加，会谈中，中方正式提出平等相待的要求，这一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要求在之后并没有遭到美国的反对；第二次会晤美方代表飞赴天津，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也只是口头上承诺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主动回应中美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美国看到了中国在有效的防疫措施下继续保持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而且庞大的人口已经成为世界消费引擎，但民主党政府仍难接受与中国平起平坐的现实。如果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出现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将遭遇更多波折，因为美国政府必须回应其国内选民要求重建全球秩序的呼声。美国国内政治的巨大转折以及中美关系的此消彼长，将会引导世界呈现一张全新的地缘政治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