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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WIDE UPRISING AGAINST
GLOBALLZATION
请想象你是19世纪英格兰曼彻斯特的一家纺织厂的厂主。这家纺织厂采用了1764年发明的珍妮多轴纺织机和1784年发明的动力织布机这两项革命性技术，布料生产速度加快了，产量也远远超出本地市场的需求。交通运输上的创新和通信技术赋予厂主将提高的劳动生产率转化为利润的能力。鉴于厂主投入了巨资，而本土市场早已充斥着竞争对手的产品，他需要尽快扩大收益，于是他想尽办法把自己的产品卖到有需求的地方，从伦敦到亚洲，不一而足。此外，技术还在不断进步，他需要购买新机器，跟上时代潮流，这样才能保持竞争力，不断扩张。这往往意味着他需要向债权人融资。到了这个阶段，如果厂主没能持续开发出新市场，他就会破产。
政客们来救场了。如果大不列颠必须派军队才能迫使它的殖民地从购买本地产品转为购买英国产品，必须派海军才能强迫他国向这些新大亨们开放市场，那么就这么办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就一语中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共产党宣言》问世后不久，英国的棉布产量已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虽然它根本不出产棉花。
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握政治力量，也不是因为资本家们为了保有对生产方式的控制而诉诸暴力。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工业革命提高了效率，增加了产量，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产品的远距离运输，由此产生的财富诱惑巨大。
全球化不低头求人——它发号施令，把效率放在首位。判断效率的唯一标准是企业利益，焦点在于收益。本土性问题只有在有助于或有碍于盈利时才会被纳入考量范围。因此，正是全球化的本质造就了当今印度尼西亚的纺织血汗工厂，大量有毒废弃物被倾倒在全球南方国家等现象。全球化的运行不遵守任何道德准则或实质性法规，它没有理智，只不过是一台由效率驱动的简单供求机器。
全球化扫荡一切，势头凶猛。一直以来的相关讨论要么预测基于技术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要么预言全球化会引起全球愤怒。现实要复杂得多，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工业革命及其全球扩散的一个积极成果是造就了更强大的社会制度，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教育。
随着工业革命的加速，对劳动力的要求提高了。为了可以被工厂聘用，这些劳动力必须受过基础教育。
公立学校也好，为青少年工人开设的所谓工厂学校也好，都为资本家提供了两项关键服务：其一是让工人们习得了基本技术经验和读写能力。这两样都是社会所要求的技能，否则工人们就用不来汇票，写不了信，读不懂通告，当不成学徒。其二是训练了工人的行为：跟以往在农场或家庭手工业作坊劳作不同，在大工厂上班的人需要学会服从命令，有时间观念，理解共有责任。大众化教育符合资本家的需求。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教育摆脱了诞生之初的工具性，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同平等挂上了钩。就在19世纪，全世界15岁以上、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口占比从17%上升到33%，差不多翻了个倍。到20世纪中叶，这个比例达到50%。在2000年，这个比例是80%。
富裕阶层对人力资本的需求造就了这个历史性结果。不过，公众教育一方面具有剥削性质，另一方面也赋权给先前一直受压制的全体民众，让他们有了争取改善个人生活和政治状况的工具，推翻了阶级结构，强化了民主和工人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