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ORLDWIDE UPRISING AGAINST
GLOBALLZATION

我曾经参与过一次冲突，有20几名武装分子袭击了一家巴基斯坦的报社。事发前我几乎想象不到，当然我也根本不希望它发生。我既不认识袭击者，也不认识受害人；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踏足过那家报社的任何办事机构。巴基斯坦和我所居住的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一个人在某个国家的行为可能会对居住在遥远的另一个国度的人们造成可怕的，间或称得上排山倒海的影响。有时候，它所带来的不祥影响超乎你的想象。

2004年，我结识了阿玛拉·杜拉尼。她当时担任巴基斯坦战斗报集团的高级编辑，也是该国最大的英语报纸《国际新闻》（ News International ）的供稿人。当时，我们一帮记者受到美国最著名的公共广播电台之一——波士顿地区的WBUR电台的邀请，赴美国参加一个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长期专业课程。电台的组织者们自以为想出了一个妙招。他们要把敌对民族的人召集到一起，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参加同一个课程。这个课程重点探讨了媒体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更为直白的说法就是：记者们老是对冲突火上浇油，煽动民意，要是他们不这么做就好了。布什政府对这类项目感兴趣的原因在于，在它推行反恐战争并占领伊拉克期间，它需要一块遮羞布，通过促进敌对人民之间的对话来证明自己致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我们这个课程的组织者们可能觉得，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运到离家几千英里外的地方，让他们跟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另一对冲突双方共处一室，说不定就能促使他们找到共同语言。这是一个徒劳的设想。因为房间里还有外国人，他们都更加坚持自己的传统立场。巴勒斯坦人和印度人也是如此。不过，在此期间，某些不同寻常的跨文化友谊倒是成型了。人人都同阿玛拉相处融洽。她是一位典型的牛津学者，说起英语来既雄辩又认真，而且言辞优美。所有的中东参与者，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羡慕她。

她的护照同她的祖国发放的所有其他护照一样，特别注明适用于出行除以色列外的所有国家。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的冷漠敌对关系要追溯到这两个国家的诞生之日。它们的建国时间前后相差不到一年，都是从大不列颠帝国中剥离出来的。虽说如此，而且事实上正因为如此，杜拉尼和我在美国研习班结束后还一直保持电子邮件联系。2005年，她着手撰写一篇深度报道，探讨两国之间的非正式关系，以及是否有可能升级为全面外交互认。她写邮件给我说，如果能为此采访阿里埃勒·沙龙总理就好了。我猜说动他接受采访不会容易，但我提议，如果她想的话，我或许可以帮她搞定对副总理西蒙·佩雷斯的采访。我同后者很熟。杜拉尼抓住了机会。作为前总理和诺贝尔奖得主，佩雷斯在国际上的声望不逊色于沙龙——其实他可能更出名。不过，问题来了。她告诉我，由于两国之间的敌意，她没法从卡拉奇拨通耶路撒冷的电话。2005年的时候还没有Skype和其他网络通话服务，至少据我们所知还没有。我建议她通过电子邮件把提问清单传过来，由我通过佩雷斯的发言人安排采访。我会严格按她的问题清单向佩雷斯发问，录制他的回答，然后把转录好的文字稿发给她。

佩雷斯办公室非常高兴有机会安排他接受一家知名巴基斯坦报纸的采访，而佩雷斯本人一直以来都很乐意向世人传播他那不屈不挠的政治乐观精神。于是，2005年1月中旬的一天，我和佩雷斯在以色列国会的餐厅找了一张桌子面对面坐下来。采访前，我没有按老规矩先跟他闲聊，问他是否有意夺回工党的领导权——这是我跑政治新闻时候的套路——而是代表一家巴基斯坦报纸采访他，还插入了一些我自己的提问。我把他的回答整理成文字稿，发给阿玛拉。她非常高兴，后来据此在《国际新闻》上发表了文章。

十四年过去了，两国仍然没有正式建交，但分别身处卡拉奇和特拉维夫的阿玛拉·杜拉尼和我可以视频通话，回忆那次采访以及采访造成的后果。阿玛拉告诉我，当年她没有完全向我坦白她的真实感受。

“当时我很害怕，”她告诉我，“以色列高官首次向巴基斯坦媒体集团发表声明。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所以我怕极了，我预料到我的文章发表后会有负面影响，很严重的那种。但我的编辑们大力支持我，给了我信心——他们立马就拍板决定，‘可以，就这么办’。”而且他们说到做到。采访发表在报纸的头版，后面是杜拉尼分析两国关系的长达4页的文章。她在文中引用了以色列、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的话。

标题是这么写的：“佩雷斯说：‘如果巴基斯坦和印度能做到，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也能做到。’”副标题是：“他说和平不可耻；如果巴基斯坦想要加入中东和平进程，不能靠‘遥控’。”

这篇文章既没有促进和平，也没有促成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见报第二天的深夜，约30名武装分子骑摩托车来到战斗报集团总部，向空中开枪，制服并殴打保安，闯入编辑室并砸毁了其中的物品，还企图纵火。幸好无人死亡。他们离开的时候高喊“真主至大！”。巴基斯坦人都明白，这次袭击是冲着对西蒙·佩雷斯的采访来的，不一定是针对他的言辞，而是针对这家知名的大型巴基斯坦媒体集团，谁叫它胆敢开先河，发表对呼吁两国和平的以色列高官的采访。路透社等国际新闻社之所以对此次袭击进行报道，大多出于对这个大环境的考虑。巴基斯坦政府和无国界记者组织都谴责了这次袭击。引发此次事件的采访发生在以色列，而以色列媒体也对袭击进行了报道，由此形成了一个新闻创造新闻的闭环。

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件事。

两位在一片广袤大陆的两个边远角落长大成人的记者，在世界另一头的一片大陆上由某个国家政府出资赞助的课堂上相识。这个国家是个超级大国，谋求通过调停全球各地的冲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这个超级大国还占领了中东的一大片土地。两位记者的母国是敌对国，但多亏了科技，他们克服了远距离障碍，打破了外交和政治壁垒，由此能够自由沟通。读到一篇发送和平调解信号的采访后，极端主义者们用暴力回应。这次袭击在世界各地得到报道，还作为新闻回到了以色列。

整个事件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几天时间。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人类的互联互通、思想如同病毒般传播、技术对死板保守的政治的挑战、原教旨主义和媒体的参与。当然，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也看到了资本家的利益，他们需要一个有新闻价值的头条来卖出更多报纸。后面这个因素才是这一连串事件的主要推手。这个故事的暴力结尾说明，超国家的互动对本土的权力结构、传统和信仰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反对者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无动于衷。他们正在反抗。

仅仅三年后，事态就明朗了。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巴基斯坦，而且通过各种手段、以各种方式发生在世界各地。三年后，我旅居伦敦，见证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一个人要是在伦敦漫步，他会注意不到时间的流逝，逐渐忘了有哪些日程要赶。他的眼睛忙着摄入街头景象，沉浸在它的热闹和数世纪以来积淀的人类活动痕迹当中。如今，多元文化是伦敦的典型特点，也是英国历史的重要成分，以至于你会以为穿行在伦敦街头的形形色色的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伦敦街头的行人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疏离感，体会到了什么叫熟悉的陌生人。这种感觉既让伦敦这个城市张皇失措，又让它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将近40%的伦敦人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其中大多数出生在欧盟以外。300种不同的语言在这个大都会里并行流淌。疏离感是伦敦当前身份认同的根源。

在这些彼此陌生的伦敦人当中，我更是一个陌生人。我太太和我都需要找个地方歇口气，暂时远离我们在以色列的职业障碍赛。我们想体会一下生活在别处的滋味，于是决定出个远门去攻读研究生学位。纽约、伦敦、巴黎、华盛顿——老实说，究竟去哪里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而上述每个地方都是我们眼中的宇宙中心，都充满了美妙的异国诱惑。

我每天沿固定的路线走去大学。我大步走过同布卢姆斯伯里相邻的街道，穿过西奥博尔德路，来到我最心爱的地方。这是一条从主干道分岔出来的风貌老旧的小窄巷子，弥漫着煎炸食品的气味，里面有一家老酒馆和几个售卖无滋无味的三明治的廉价咖啡馆。我想象这里曾到处是四下乱窜、传播黑死病的老鼠，人们随地便溺，小巷肮脏的墙体和阻塞交通的杂物都渗出一股尿骚味。现代都市让这条小小的步道改头换面，为它披上了异国风情的外衣。早高峰时，这条巷子里人头涌动，都是穿西装迈大步的职员。

巷子尽头有个小小的公园，公园的那头散落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位于市中心的校园建筑，离霍尔本地铁站和大英博物馆都不远。这所大学不像牛津或剑桥，没有大片的绿地和自行车道，入耳入目的都是这座野心勃勃、心无旁骛的城市所制造的喧闹。

那是2007年9月，世界局势还算明朗，即使布什政府的意识形态同国际社会两极分化。比较敏感的人可以听到，随着变革这辆子弹列车的飞驰，上一个时代铺设的铁轨枕木正在呻吟。然而，很少有人真正领悟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及其余波的深远影响。我和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学们攻读的是国际政治学位，课程内容包括全球治理、世界银行等经济制度面临的挑战、国际贸易、利率政策、后帝国主义、平等和日渐扩大的国际收入差距，还有移民政策等。因为我来自一个中东小国，而且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关注动荡的本国政局上，所以我没有同学们那么擅长国际贸易政策或外商直接投资等话题。不过，我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当过记者。我报道过竞选活动，看到过总理们被人打破砂锅问到底时的暴怒。报道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火箭弹如雨点般坠落在以色列北部，我只得拼命奔跑寻找掩体。我还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报道过官方访问。这些都是我上学时带来的随身财产。换句话说，我跟每位遇到困难的记者一样，知识不够就用掌故来凑——比如说那家巴基斯坦报社的故事就能派上用场。但是不久后，我的财产同其他同学的先前经验一样失去了效用。几个月后，学期还没结束，全球化就会面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国际政治变局将现，整个世界秩序赖以维系的假设将受到挑战。

当然，这一国际经济和政治构造运动在我们厚重的教科书里读不到，在讲座里听不到，因为它们都是在危机发生前写就并发表的。教学大纲里只有那些最为激进的部分才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把专家们的自满自足一扫而光的惊天动地的事态转折。

2007年末，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也即美国的央行，意识到由于次级房屋抵押贷款违约增加，建立在这些抵押贷款基础上的投机性衍生产品市场崩盘，流动性危机即将爆发。旋即，美国面临大规模金融危机。2008年初，布什政府试图用经济刺激计划来对抗金融危机，但没有奏效。同年春秋季之间，巨型美国企业开始破产。这些公司——例如贝尔斯登公司和雷曼兄弟公司——正是我的同学们有意求职的地方。

在此种情况下，我们的书还没读完就过时了，书上的理论一经应用就被证明无效。随着危机击破一个又一个模型，推翻一位又一位权威人士的断言，我们不得不质疑许多原本想当然的东西。我的同学们和我要么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要么出生于90年代初。我们成长在一个相互连通的程度越来越高，变化的速度堪称指数级的世界。明眼人都觉得整个世界将会日渐一体化，直至整合为一个单一经济体，遵守同一套秩序，而我们和所有其他人将会享受更多繁荣。结果，全球化的虚假前提不可避免地崩塌了。 kBc077wqdm60syzme1tpnBswV0ZFO/w+6TeSYNerruYHI7OqJ8ZCz1OEEcXohf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