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ORLDWIDE UPRISING AGAINST
GLOBALLZATION
由于产品和市场之间、工人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供求关系在颠覆社会规范和伦理。因此暴力在剥削中心一触即发。英国人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是一个例子,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统治则是另外一个。他的代理人们在所谓的刚果自由邦建立了恐怖的政权,造成数百万刚果人死亡。这个所谓的自由邦,既不自由,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它是利奥波德的私人领地,而非比利时政府管辖下的殖民地。领地的一切收入都进了他的私库。它实质上就是中非地区一个地域辽阔的劳工营,奴役着来自多个文化、讲不同语言的人。世界需要橡胶,于是劳工们受驱役去采集橡胶树令人觊觎的乳胶。完不成割胶指标的劳工受到残酷惩罚,有时候他们的孩子会沦为人质。从当地人中招募的士兵负责奴隶政权的执法。他们砍下劳动生产率不够高的劳工的手,将其上缴后才能领到薪水和弹药,以此证明他们的子弹用在了预期用途上。事实上,断手在这个领地上作为货币流通。
这是外国人强加给剥削中心的非人待遇的一个极端例子。如果一个外来大国掌握军事和经济力量,它就会利用霸权盘剥劳动成本差异,将自己的获益最大化。它很少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甚至毫不内疚。就像《星际迷航》系列里的博格人,那些破坏文明的半生物半机械智慧生物所说的:“我们是博格人……我们将吸收你们的生物和科技独特性。你们的文化将会习惯为我们服务。你们的抵抗是徒劳的。”
然而人们还是会抵抗,而且抵抗不总是徒劳的。18世纪的海地奴隶起义和革命就是这样。不过,跟古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不同,爆发于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起义是对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全球化权力结构的反抗。它演示了全球化世界中反复出现的剥削和对抗模式。
当时被称为“圣多明各”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赚钱的殖民地之一,显然也是法国最赚钱的殖民地。英法两国消耗的食糖有40%来自圣多明各,而当时的食糖非常昂贵。圣多明各还出产世界60%的咖啡。18世纪初,它的出口量相当于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出口量总和。 它是种植园主和种植园投资者的利润天堂,但对那些创造财富的人——那些奴隶们——来说,它是暗无天日的地狱。
1697年至1804年间,约80万奴隶被从非洲贩运到圣多明各。之所以需要进口这么多奴隶,是因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劳作,被贩运至此的人口死亡率很高。海地种植园主惨无人道。胆敢反抗的奴隶遭受了五花八门的酷刑——他们被扎进麻袋里浸水,被钉上立在沼泽里的十字架,被活活扔进烧制蔗糖的大缸,被倒吊至死,真可谓罄竹难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奴隶获得自由;还有一些白人和非洲奴隶生下的黑白混血种人是自由人。
这些人被法国白人称为“自由有色人种”。他们积累土地、权力和影响力,逐渐成为殖民地的重要成员。更重要的是,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以及自己在岛上经济里发挥的作用。海地形成了一种等级制度——自由的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有钱白人、穷苦白人(法语里管他们叫“小白人”),以及在他们之下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数十万奴隶和在深山老林里守望而居的逃奴。
有色人种的崛起让奴隶主们感到焦虑。18世纪50年代,该殖民地的法国官僚给法国海军部写信说:“这些人开始扩充势力。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跻身白人的行列,其财富往往超过白人,令人反感至极……他们为人吝啬,利润每年都存进银行,积累起高额本金,因为富裕而趾高气扬,其傲慢程度同财富成正比。这样一来,许多地区最好的土地都落到了这些混血儿手里……这些有色人种……模仿白人的生活方式,试图抹去本色记忆。”
白人的懊恼可以理解。那些被称为自由黑人的人,包括获得自由的奴隶和他们的后代,还有黑白混血种人,打破了白人心目中的奴隶和非洲人的概念——例如,奴役黑人完全合理,因为他们的出身和智力都很低下。类似现象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都有发生,以至于法国国王规定非白色人种永世不得抹去“不可磨灭的污点”。他说:“他们永远保留着奴隶的印记。”
自由黑人对种植园殖民地的权力结构形成威胁,富裕的白人商人和蓄奴者做出反击。他们通过法律,开始实施我们今天所谓的种族隔离。这在历史上或属首例。到了18世纪末,这些种族限制措施变本加厉。例如,自由黑人不许做白人装扮,不许同白人共食,不许在晚上9点后集会,不许赌博,不许旅行,不许从医或从事法律工作,也不许担任公职。 对违规者的惩处从罚款到截肢,不一而足。
之后,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来,自由黑人获悉后开始在殖民地散布法国本土贵族遭驱逐、国王被推翻的传言。对新秩序的渴望开始萌发。一些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相信,革命者的自由原则也适用于他们。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樊尚·奥热(Vincent Ogé)。他是黑白混血儿,从大革命的巴黎回到海地,立志终结圣多明各的白人至上主义。他领导起义,被俘后惨遭轮刑,手脚被砍断,然后被斩首。 后来,巴黎的革命者们授予黑白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某些公民权利,但将奴隶排除在外。1791年8月,革命在盖曼森林(鳄鱼森林)举行的一场秘密伏都教仪式上爆发。与其说这是一场起义,不如说这是在法国殖民主义者眼皮底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一个小型文明的精心策划。
1938年,西里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发表《黑色雅各宾》( The Black Jacobins ),把这次革命从历史的故纸堆里翻找了出来。该著作对海地奴隶起义的阶级斗争情境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在詹姆斯笔下,种植园主和奴隶之间的对抗毁掉了海地。詹姆斯把焦点放在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杜桑·卢维杜尔身上。在画像里,这位获得自由的前奴隶几乎总是身穿法国将军制服。詹姆斯认为,卢维杜尔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重要领导人,是因为他对欧洲人和他们所创立的经济体系抱有现实主义的态度。他的抵抗精神不仅源于自由主义的传统和教育(和美国国父们一样),还来自激进的推翻压迫的经历。
“这是杜桑最大的优点,”詹姆斯写道,“虽然他看到了欧洲文明的价值和必要性,也奋力领导他的人民为建设类似文明奠定了基础,但他从来都不曾错以为这种文明具有道德优越性。” 卢维杜尔挑动了在该地区活跃的大国之间的内斗,时而同法国结盟,时而同西班牙交好,时而跟英国联手。
这是一场暴力革命,双方相互攻击,发动战事,大肆杀戮,施加严刑拷打。这个故事远不只是奴隶和黑白混血种人反抗欧洲白人这么简单;起初,有些黑白混血种人站在白人一边镇压起义的奴隶,而白人的心也不齐。
根据最保守的估计,革命中有20多万人丧生。每一项协议都被撕毁,每一次停火后枪声都会再次响起。卢维杜尔最终遭背叛后被捕。“富人们只有在逃生的时候才言败。”詹姆斯写道。
富人们终将言败。1801年,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几年后,海地的前奴隶们创建了到那时为止最为激进的制度: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他们颁布的宪法所秉持的原则,同美国宪法的原则极其相似。不过,海地宪法否定了美国宪法里的不公平种族差别:“所有人,无论肤色,都有资格从事任何职业……除美德、才能和行使公共职能时由法律赋予的特权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差别。”
1804年,海地革命以一场针对法国白人移居者的大屠杀告终。胜利者们建立起加勒比海地区第一个现代国家暨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奴隶制被禁止,而美国要再等半个世纪才废奴。海地解放几年后,民主的希望破灭了,就像法国大革命后的头十几年。海地的将军们建立了农奴制;虽然鞭子被禁止了,但殖民主义者的烙印却大部分还在。
这个年轻的国家满目疮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生存。这是一个由叛乱黑奴在白人帝国林立、白人贩奴者虎视眈眈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独立政体——许多革命者在战后已经失去劳动能力。其他国家不愿同海地建交,还反复攻打它。美国国父们在奴隶主托马斯·杰斐逊的领导下通过了封杀海地、禁止同这个贱民国家贸易的政策。 没有其他国家承认海地,当年西半球最繁荣的经济体之一被世界隔绝了。古巴的奴隶主们很快便利用了海地的崩坏,将剥削中心迁移到了新的地方。古巴成为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食糖生产国。1791—1821年,古巴进口的奴隶数量翻了两番。
1825年,法国派出舰队报复。反抗是徒劳的,海地领导人们别无选择,只能签署屈辱的降书,送往法国,换取法国对海地这个国家的承认。两国签订条约,海地被迫向法国和前奴隶主支付赔偿金及以复利计算的利息;在现代,国债可以替代鞭笞。最初的赔偿金是通过贷款支付的,利息高昂。债主是一家法国银行,法国政府授予它向海地收债的垄断权。这笔在军力的淫威下不得不支付的赔偿金,海地一直偿还到1947年。
2003年,海地政府进行了估算,认为该国在一个世纪多的时间里至少损失了210亿美元本可用于重建国家的资金。直到今天,法国仍然拒绝讨论这笔款项的归还事宜。为什么要归还呢?英国人有没有赔偿中国两次鸦片战争所造成的损毁?比利时人有没有向刚果赔偿他们留下的可怕伤疤?
海地再也没有恢复繁盛。它为自由争斗过,但打破了奴隶制的锁链后它又被套上了金融的枷锁。 海地革命不只是为奴隶们争取来自由的起义,它也是剥削中心不再为供求关系效力后惨遭摧残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