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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格局来说，美国地处北美，相对于亚欧非大陆来说，是一种孤悬于大洋之上的态势。凭借占据绝对优势的海军，美国完全可以做到能留则留、不能留则走。
众所周知，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就彻底翻脸，从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之后就是长达44年的冷战时期（1947年至1991年）。如果抽离掉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这些东西，仅仅从地缘上看，冷战依旧是不可避免的。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但凡是有想法要去主宰世界的国家，除了俄国（苏联）人自己之外，基本上都会打俄国（苏联）的主意——早期的蒙古人，后来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乃至日本人，莫不如此。
在本书开始我们曾经提到过， 所谓称霸世界，简单说就是可以有效地控制亚、欧、非三大块所组成的大陆。 从地图上看，俄国（苏联）处于东西方之间，幅员辽阔且大部分国土为平原地形。按照麦金德的理论，俄国占据了“世界岛”的中心。换成中国传统的说法，其实也可以把俄国看成是一个超大号的中原地区——总被人惦记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处于这个位置的国家，强大时可以叱咤天下、四面出击，必然会被其他国家视作强敌和首要竞争对手；而一旦国家弱了，那就自然成为列强的首选猎物。俄国人在军事文化上强调进攻，在政治传统上推崇强人政治，在历史上也从未示弱，其实都是受地缘环境的影响——被逼出来的。
“二战”结束之后，在美国看来，苏联身上便同时具备对手与猎物的双重属性，这就意味着无论强势也好，弱势也罢，美苏之间的对抗都是免不了的。
除此之外，与苏联形成对抗态势还有一层战略意图，那就是制衡西欧诸国。虽然共同的利益以及意识形态使得英、法、德等国纷纷成了美国的盟国，但它们还有另一层身份，就是亚、欧、非大陆的前任统治者。西欧各国凑在一起的话，人口（购买力）以及工业规模同美国是不相上下的。因此，通过激化和苏联的关系，把西欧诸国拖入冷战中来，便可以借助苏联的军事压力对冲掉法、德等国对美国霸权的潜在威胁。也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层，戴高乐时代的法国才在1966年退出了北约组织。
戴高乐的这种努力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本国的利益，但终究无法改变大势。问题依然出在地缘上。从英吉利海峡沿岸一直到莫斯科，西欧平原、北德平原、东欧平原——基本就是一马平川、无遮无拦。 这种地势，使国家安全态势完全取决于战略纵深的大小，各国之间的利益缓冲余地非常小，小国尚可依附大国，大国之间则是面对面地直接对峙。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被一分为二，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被纳入苏联一方的阵营之中，增大了苏联的战略纵深，而西欧的战略纵深则被大大压缩。虽然法国、联邦德国乃至英国在和美国的合作中经常会表现出“三心二意”，但面对近在眼前的东方集团的强大压力，西欧国家还是无法改变这个大势的。
我们都知道，冷战最终以苏联解体、美国胜出而告终。而在笔者看来，苏联的失败完全可以用“悲壮”来形容——这场对抗从一开始就躲不掉，而且几乎一直是美强苏弱的态势。美苏对抗几十年，美国所主导的西方阵营拥有当时世界上2/3的工业生产能力，仅仅这一条就逼得苏联必须把资源集中投入到重工业上，最终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苏联的劣势还不仅限于此处，在地缘上其实苏联依然处于被动。
从大格局来说，美国地处北美，相对于亚欧非大陆来说，是一种孤悬于大洋之上的态势。凭借占据绝对优势的海军，美国完全可以做到能留则留、不能留则走，因此在主动权上美国一上场就占了先机。
在欧洲地区，如上文所说，凭借“二战”期间把东欧诸国收入麾下，苏联对西欧国家形成了地缘上的压制，但这个优势只能在真打起来的时候才有实际价值。由于种种原因，“冷战”最终并没有演变成“热战”，所以这里的地缘优势也就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和老百姓的心理上。
如果不能在欧洲地区真刀真枪地打一场，那么要想赢西方国家就得从它们的外围下手。具体来说，就是中东和南部非洲这两个西方传统的资源地——如果断掉粮草，那么对手肯定会不战自溃。
计划不错，然而苏联偏偏始终没能做到这两点。先说南部非洲，这里自近代以来基本全是英、法的殖民地，“二战”结束后虽然非洲国家纷纷取得了独立，但是它们的精英大多是西方培养的，银行等金融系统也依然控制在西方国家手里。美国在战后又从西欧国家手里接管了这些控制权中的大部分。历史上，俄国和非洲几乎没什么瓜葛，所以先机还是在美国一边。后来，借着南部非洲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派系的矛盾（在当时，一方亲美，另一方为了寻求外部援助制衡对手，自然只能找苏联人），苏联也努力对非洲搞过渗透，但终归还是棋输一着，最好的时期也仅仅是形成僵持的状态。
再说中东地区。土耳其、巴基斯坦以及巴列维国王治下的伊朗在当时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
，这就意味着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伊朗高原都掌握在美国手里。苏联从陆上进入中东的通道由此被截断。
陆路不通就只能改走海路，苏联需要谋求从地中海进入中东地区。当时，苏联有两个比较靠谱的盟国，一个叙利亚，一个埃及。其中，埃及控制着苏伊士运河，而且在当时，埃及总统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还严重动摇了海湾地区众多君主制国家的政权合法性（沙特当时严令禁止国民在家中挂纳赛尔的画像，但是很多老百姓还是偷偷地挂）。
然而在1970年纳赛尔逝世以后，情况开始变得急转直下，继任的萨达特总统开始倒向美国并断绝与苏联的合作。如此一来埃及算是从苏联手里彻底丢了，单剩下叙利亚也很难再有大的作为。
在苏联的东南方，原本中苏之间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形成了“背靠背”的态势，这大大减轻了苏联在背后的压力——抗美援朝证明了中国的实力（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苏联才会大力援助中国），而且中国的国土辽阔，高原、山地加在一起占了总面积的近六成，战略纵深大，可以保证苏联东南方的安全。然而随着中苏反目，东南方的这一地缘优势也随之转化成了劣势。过去常说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其实对苏联来说这又何尝不是牵制了很大力量呢？至于地处南亚的印度，和苏联的关系非常紧密，并且接受了大量苏联援助（数量远超过中国）。但总的来说，印度奉行的依然是在东西方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政策，除了出于自身利益一直在压制巴基斯坦之外，对改善苏联的地缘态势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贡献（当然，当时印度对美国同样也是拿了不少好处但基本没办什么事）。
如此一圈算下来，美苏之间的强弱态势也就显而易见了。事实上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内部矛盾比较尖锐，当时苏联真正的优势恰恰在于意识形态。但是当时苏联一相情愿地在寻求所谓的“美苏共治”——这其实和项羽的“鸿沟之盟”一样，根本是靠不住的。在这个短暂的窗口期错过之后，苏联面对美国，就剩下经济总量和地缘上的双重劣势了。
美国选择了两个“应力点”来安放炸药——波兰和阿富汗。两个点，一南一北，一冷一热。
从成立的那一刻开始，苏联的身上就一直潜藏着一个隐患——几乎所有的战略要地都是“新收之地”。这个隐患最终在1991年前后彻底爆发，导致了苏联解体，也使得俄罗斯的国运彻底发生逆转。
1922年成立的苏联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除作为主体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外，另外14个先后加入的加盟共和国，在历史上和俄罗斯产生渊源的时间至多不过二三百年而已，成为苏联领土的历史则更短——譬如西乌克兰并入苏联是1939年才发生的事情，摩尔多瓦并入则是1940年的事。
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侵略”这个字眼，其实对于欧洲各国间的主权问题我们大可不必去追究是非曲直。欧洲历史说白了就是一部西方版的春秋战国史，伴随着战争，一块土地在几百年里几易其主或是分分合合，对欧洲人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所谓归属问题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而各个民族间的历史恩怨更是盘根错节。 我们只需要知道，俄国的崛起始于近代晚期，这导致在美苏冷战来临的时候，苏联依旧没有完成对“新收之地”的消化吸收。
这14个加盟共和国对苏联来说不仅仅意味着512万多平方千米的国土（约占苏联国土面积的1/4），更是14个战略要冲：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是俄罗斯核心地区面对西欧的战略纵深，直接保障着莫斯科的安全；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障着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入海口，同时从侧翼保护着最大的港口城市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地缘安全；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所在的高加索山区是苏联西南方向唯一的天险，屏护着苏联腹地，也是苏联通向西亚的战略通道；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既是战略纵深和资源产地，更是连接亚、欧的战略通道，是帮助苏联成为超级大国的根基所在。
而这14个战略要冲，偏偏都不是特别稳定。其实当时作为苏联盟国的其他华约国家也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各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说到底是随着苏联红军一起到来的，加上欧洲各国几百年来的历史积怨，局面不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做了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随后在匈牙利便出现了动乱。受这一事件的影响，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及乌克兰的民族分离运动迅速蔓延开来，只不过当时苏联国势仍旧处于上升阶段，靠软硬兼施的手段，这些动乱最终还是被一一弹压了。苏联内部民族矛盾潜藏的不稳定在此却表露无遗。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逐步走出了越南战争所带来的阴影，开始整体复苏。同时，苏联在经济、地缘两方面的劣势开始逐步显露出来，美国对苏联的“战略进攻”也随即开始。
如果要拆除一栋大楼或是桥梁，最好的办法是找到它的应力点，这样你只需要少量的炸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炸掉它。对于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此，而当时美国所要做的，正是炸毁“苏联”这栋大楼。
美国选择了两个“应力点”来安放炸药——波兰和阿富汗。两个点，一南一北，一冷一热。 波兰是苏联华约盟国中最大的一个，一旦发生问题，对其他华约国家将起到极大的“表率作用”。 此外，波兰与乌克兰西部接壤，后者对苏联来说，其价值不亚于东北三省对于中国。而从历史上说，西乌克兰与波兰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故波兰的变故必然会波及乌克兰。
波兰的价值还远远不止这些。从20世纪70年代起，波兰已成为仅次于苏联的东欧最大农作物生产国，马铃薯和黑麦产量居世界第2位，甜菜居第5位。如同西方国家有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欧共体一样，华约国家当时也有自己的经济组织，即经济互助委员会。华约国家的这种经济组织形式远比西方国家的同类组织要严密，各个国家在经互会中都有明确的分工角色，而波兰在其中所负责的恰恰就是农产品。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混乱局面最终影响到了波兰的农业经济，这就好比一部机器的一个子系统出了问题会随之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一样，经互会的其他成员很快受到波及，这其中也包括苏联本身。混乱也由此蔓延开来。
1978年，波兰裔的保罗二世在美国情报部门的推动下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非意大利籍的教皇。借助保罗二世在波兰的影响，天主教势力开始大举向波兰进行渗透。与此同时，曾经掀起“波兹南事件”的团结工会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支持下也重新活跃起来，通过他们，连波兰军队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都被中情局策反了。由此开始，当时领导波兰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一步步动摇起来。
在波兰危机愈演愈烈的同时，南边的阿富汗更加惨烈。1978年，原本亲美的国王查希尔在宫廷政变中被自己的堂兄达乌德亲王推翻，这之后阿富汗人民党作为“黄雀”推翻了达乌德，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始奉行对苏一边倒的政策。然而好景不长，人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外部势力渗透（西方情报部门和沙特阿拉伯），使得阿富汗在1979年之后陷入动乱。1979年12月17日，苏军特种部队对阿富汗展开了一次突袭式的军事行动，击毙了当时在美苏之间摇摆不定的阿富汗总统阿明，长达10年的苏阿战争由此展开。
事实上，阿富汗战争更像是苏联的一个被动行动——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美英等国情报机构的支持下，沙特等海湾国家一直在对苏联的五个中亚加盟共和国进行宗教渗透，宗教人员甚至在苏军少数民族军人中进行传教。在完成世俗化改造之前，中亚五国同样是伊斯兰国家，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大大地瓦解了苏联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力。在地理上说，阿富汗此时不仅仅是全球争霸的战略要冲，对苏联而言，它更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它是抵御中东国家宗教渗透的唯一一道战略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