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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描述的挑战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不了解世界不断变化的根本动力，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错过解决这些挑战的时机。人们往往会忽视某些事情，或者由于习以为常而根本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
工业革命前，人们大多以家庭或家族的形式聚集而生——许多人住在农场，而其他人则以今天被称为“小企业主”的方式谋生。这是一种可预见的、因季节交替而变的规律性生活，每个家庭都可以决定日常活动的类型、形式和时间，以确保家人的福祉。
19世纪中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西方。新机器可以快速生产人们需要或想要的东西，如布、农具、加工食品。公司因这些新技术而创立，并吸引人们进入城市从事生产制造工作。这场“工业革命”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年轻人可以学习技能，以此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并过上与农场不同的生活。
但是，与大多数大变革、大转型一样，这需要权衡取舍。受雇佣的工人无法再自主安排时间和活动，而由工厂主管负责。再后来，主管开始求助于专家，即管理咨询顾问的建议，并采用计时的方式来衡量工作成效，甚至精确到百分之一秒，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每个工人都有主管，该主管也受到更高层级主管的监督，主管的主管之上依然有主管。这种结构——等级制成为工作世界（以及许多其他领域）的特征。等级制图表被用来准确解释谁可以告诉谁该做什么，而通过查看这些新的“组织图表”，人们可以深入了解公司的运营方式。
等级制不仅适用于工厂，20世纪上半叶的电影业也是演示等级制度如何运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电影制片厂决定拍电影时就召集很多人，如导演、制片人、布景制作者、饮食服务者，甚至演员本人和许多剧院的管理人员都受制于专门的电影工作室，他们被告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等级制使电影制片厂可以控制电影制作过程的每个方面。
例如，1935年的电影《大卫·科波菲尔》由大约70人组成，几乎所有人都由米高梅公司雇用，其结构类似于图1.1所示的结构。实际上，该系统非常高效，以至于20世纪20年代电影制片厂每年都可以发行约700部电影。
图1.1 20世纪40年代福克斯电影公司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20世纪福克斯，未出版文件。
等级制具有一定的优势。生产效率的关键是控制沟通层级，组织结构图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这些沟通层级。
如今，《大卫·科波菲尔》对很多人不再具有吸引力和号召力，人们也很少再去剧院。发生了什么？
简单来说——电视出现了。突然之间，人们无须去剧院就可以娱乐。客厅里的“盒子”每天晚上都能不知疲倦地讲故事。显然，电影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自我变革以重新吸引观众，或使用新技术、新特效，或在有异国情调的地方拍摄。电视并不是电影业变革的终结，尽管数十年后，我们才清楚地看到这种转变。现在，电视不仅是客厅里的“盒子”，还是飞机上的平板电脑和口袋里的小屏幕（毫无疑问，将来会有更多的途径向我们传递这些娱乐信息）。网络电视、有线电视、流媒体，甚至只有一台摄像机和一个YouTube账户的个人，都可以为感兴趣的观众群体提供引人入胜的故事。
电影业并未消亡，但电影制片厂不得不改变经营方式以赢回观众的注意力。举一个例子，《霍比特人》与《大卫·科波菲尔》一样，也是米高梅公司的产品，但是与当今的大多数电影一样，当查看电影的特许经销权构成时，观众会在片头中看到几家公司的名称。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三家公司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以让托尔金的故事登上大银幕。伊恩·麦克莱恩和马丁·弗里曼两位明星可以自由选择电影工作室，并决定工作条件。也有一些参与制作该电影的公司没有出现在片头的剪辑画面中，但是观众可以在片尾看到60多个名字。《霍比特人》的预算约为7.45亿美元，有成千上万的人（仅在第一部电影中就超过2700人）在七年的时间里参与这部电影的拍摄与制作，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受雇于米高梅公司。
绘制《霍比特人》的组织结构图确实需要花费很大的篇幅，并且与先前示例的组织结构并不太相似。当前，电影行业往往采用网络制，而不是等级制。对每部电影，电影制片厂都会召集所需的合作伙伴、演员和承包商。有些人可能曾经一起工作过，有些人则是新人。当电影进入最后的剪辑制作阶段时，部分人和组织将不再进行合作。这种方法行得通吗？不妨用数字来回答：电影《霍比特人》7.45亿美元的投资带来了超过30亿美元的收入——这是相当可观的回报。
正如等级制不仅限于工厂，网络制也不限于电影业。网络制已经成为人们购买的大多数商品、使用的服务以及工作、生活和娱乐场所背后的主要组织结构。复杂世界中，没有人或公司能独自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