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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海勒有关理性政府的观点与很多意识形态不谋而合，从在意大利和法国颇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到在美国声望日隆的自由市场货币主义学派。他们都坚信好的政府——当然了，何为好政府要由他们来定义——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而这些人都将在1973年世界经济拒绝按照他们的预期发展之时感到惊讶和困惑，但又绝不肯承认失败。
新经济学最激进的倡导者大概要数一位相当固执己见的联邦德国政客——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他1911年出生于德国东南角的布雷斯劳，他在北部的基尔长大，他离异的母亲在那里做女佣供他读书。席勒是一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教徒， 1931年进入大学读书后，他加入了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一个与社会民主党关系紧密的学生团体。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这两个组织都遭到了镇压。于是席勒迅速转变阵营，加入了一些支持希特勒的团体，甚至包括纳粹党，以便为自己铺平学术道路。他在纳粹时期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以“1926—1933年德国政府的就业政策”为题，然后又在德国军队中待了四年。
战争结束后，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经济学家再度改弦更张，重新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开始积极倡导政府进行周密的经济计划。尽管当上了汉堡大学的教授，他的学生中还包括未来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但席勒真正的兴趣还在于从政。1946年，他在汉堡州议会中赢得了席位，并担任经济与交通部长一职。通过重新振兴当时已经奄奄一息的造船业，并主持恢复汉堡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历史地位，席勒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
1948年是德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年份。战后，德国的疆域退回到了1938年之前的水平，而且东部大片土地归属了波兰。此时，德国划分为四个区域，分别被苏联、英国、美国和法国军队占领。在被苏联占领区包围的柏林，四家势力再次划分领地。1924年开始使用的官方货币，与盟军的战时货币一道在市场上流通。但是四家占领势力在货币供给方面并没有达成一致，他们争先恐后地印发马克，导致这种货币近乎毫无价值。大部分的德国国内贸易依靠的是黄油，而不是现金。
1948年6月，考虑到与苏联日益紧张的对立关系，美、英、法在三国占领区联合发行了新的货币——德国马克，并由新的中央银行系统，也就是后来的德国央行进行监管。与此同时，他们还取消了多种商品的价格管制，促使经济迅速按照市场情况进行调节。仅此一举，以市场为主导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就超越了苏联占领的东部地区。第二年，在六国空运联合打破了苏联在西部和柏林之间设置的道路封锁后，德国正式一分为二。苏联占领区，包括苏联占领的部分柏林地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部地区则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仍在汉堡州议会任职的席勒，就职于新联邦共和国经济部的专业咨询委员会，这一位置，给了他从头开始塑造德国经济的难得机遇。他既不赞同对经济施加大量的政府干预（尤其是利用投资决策），也不认同私人的储蓄和投资决策能够完美切合德国经济的需要。席勒呼吁的是“一种计划与竞争的融合”。然而他对计划的理解不同于法国和意大利。他认为计划并不是由政府决定在这里建一座炼钢厂或者在那里造一间汽车厂。席勒希望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要害部门进行规划，同时又将具体的商务决策留给市场。他是这样定义自己的哲学的：“尽可能多的竞争，尽可能必要的计划。”
社会民主党作为由工会支持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纳粹时期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在联邦德国战后的头两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都不足30%。整个20世纪50年代，该党都在制定新的战略。选民的情绪相当反共。有超过800万的联邦德国公民都是从欧洲中部或东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或者巴尔干半岛——驱逐过来的，他们对当地执政的共产党政府心怀不满。数百万人曾听过或见过民主德国的残暴镇压。社会民主党有支持国有工业的传统——更不用提一些社会民主党领袖对民主德国政权的公开同情，而这在新兴的联邦德国对于增强政党的号召力起不到正面作用。
席勒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他坚持认为，经济是“一个理性的整体”。政府的工作不是运行经济，而是运用它的税收和购买力来进行调整，以使其达到最佳状态。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使用投入产出法这样的工具，对政府出资修建高速公路如何影响经济进行分析，还需要利用线性规划来揭示减免哪个税种能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掌握最新的统计分析工具的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能够通过分析数据来得出关键的结论。
1956年，席勒向议会提交了立法议案，要求政府在保障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维持物价的稳定。他将这一组合称为“魔法三角”。当时，社会民主党还是少数派，所以席勒的法案没能通过。但是他的观点很有生命力。1958年2月，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联邦德国六国签订了《罗马条约》，开启了欧洲一体化之路。当时各国已经深受政府可以调控经济表现这一理念的影响，条约中要求缔约国承诺维持高就业率、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和稳定的物价，与此同时，还要保持国家贸易与投资的平衡。在这四项义务的约束之下，魔法三角变成了魔法四方。 [1]
从表面上看，似乎很难对魔法四方横加指责。它符合社会民主党的理念，而且对在欧洲占主流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政党也有吸引力，比如联邦德国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这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虽然没有社会民主党那么关注政府支出和高税收，但出于强调政府有义务扶助贫者和弱者的宗教传统，相当欣赏政府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的理念。就连联邦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一位专业的经济学家和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也在席勒的观点中找到了一些共鸣。执掌政府之前，艾哈德在1949—1963年担任经济部长，而且被认为是德国经济奇迹的缔造者之一。他曾对德国政治中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公开表示担忧，并开始逐渐认为政府的理性规划可以作为控制特殊利益群体的一种手段。
艾哈德在1966年被迫辞职之后，基督教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形成联盟，由席勒出任经济部长。席勒的掌权标志着德国人所谓的“科学政府”取得胜利。政客不必再依据游说者、企业家或者工会领袖提供的引导性信息做出决策了。现在，专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将被召集起来提供真实的信息，并就最佳政策路径给出客观权威的意见——尽管，正如政治学者蒂姆·沙内茨基（Tim Schanetzky）后来发现的，政客们往往仅在专家意见符合他们的选举策略时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建议。 [2]
1967年，席勒的魔法四方正式写入法律，将促进增长、消除失业、避免通胀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确定为政府的法定义务，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之内。根据席勒对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原则的解读，各国政府开始以实现“经济总体均衡”为目标制定预算。 [3]
此时，德国正处在战后的第一个衰退期。席勒提出了扩大支出和减税的计划以刺激经济。席勒自认为是在遵从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理论——为了摆脱大萧条，陷入困境的经济体需要扩大政府支出，对经济进行短期刺激。然而，凯恩斯从未提及这一机制需要多长时间才会对经济产生作用。就业率和商业投资方面未见任何起色，但内阁还是同意了席勒的提案，开始第二轮刺激计划。几个月后，他又提出了第三轮刺激计划，但这次被内阁驳回。幸运的是，前两轮刺激的效果很快显现了出来。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席勒“经济魔法师”的声誉稳固了下来。
在经济部，席勒精心制定计划以达成魔法四方所要求的各项目标。每年都会有经济学家团队确定接下来五年中经济发展的规划。他和他的智囊团往往工作到深夜，依靠三明治和尊尼获加来补充精力，对人口增长、对外贸易和环保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进行评估。处理数据之后，他们会明确给出一个合适的经济增长率。1967年春天发布的第一次计划中提出，在未来五年要把平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4%，平均失业率保持在0.8%，通货膨胀率保持在1%，国际收支顺差也保持在1%。经济部的专家们经过测算认为，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商业投资快速增长，消费支出缓慢增长，以及提高政府赤字。掌管税收和政府预算大权的财政部被建议相应修改有关政策。
但是在一个主要由私营主体构成的经济体中，仅靠政府是无法让经济运行臻于完善的。很多关键的决策都是由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农民和工会做出的。“想在当今形势下实现四项宏观经济目标的完美组合，需要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通力合作。”席勒坚持认为。
席勒还为这种合作创造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协同行动”（Concerted Action）。每年四到五次，他会将一些知名人士召集到部里开会，座位被安排成四方形。农业部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内政部长、劳动部长、央行的一名董事坐在一排，陪同的还有他们的副手。他们的左手边是企业团体的负责人，比如德国工业联邦协会。他们的右手边是工会的代表和负责人，与雇主们相对而坐。他们的对面则是其他组织的领袖，比如农业协会和储蓄银行联合会。会议会持续整整一天，这些显要们轮流发表观点。开场是由卡尔·席勒分发分组统计数据，预测经济前景，并且宣布什么样的工资增长率不会破坏魔法四方的平衡。当然了，他在会上声明，工资谈判是雇主和工会之间的私事，但他希望政府的指导能对“集体理性”做出贡献。 [4]
席勒不是一个对蠢人有耐心的人，即便他眼中的蠢人是工会领袖、企业高管，抑或是内阁成员。基于专家的研究，他知道什么对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最为有利，并且毫不迟疑地指挥劳工组织与各大产业按他的要求行事。“近乎先知的形象，饱含感情的演讲”，一位政府高官在参加一场典型的席勒演说时写下了上述句子。加入“协同行动”的工会领导愿意相信席勒，因为他们知道他能限制企业的权力；而坐在他们对面的商业大鳄则因席勒肯定企业利润的重要性，并坚持劳工不能提出高于经济承受能力的条件而打消了疑虑。
然而，他的内阁同僚就没有那么折服了。席勒擅自公布未经批准的税收和预算调整计划，这令内阁震怒，几位部长都扬言要抵制“协同行动”。1967年，德国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一位基督教民主党人士，被迫进行直接干预，要求社会民主党的席勒在向企业和劳工组织宣布政府的经济政策前征得联合内阁的同意。两年后，基辛格不得不命令财政部长弗朗茨·施特劳斯——保守派基督教社会党的党魁到会，后者则抗议说他没空参加这种一开就是6～10小时的会议。
席勒有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精神。他在能力范围之内无所不用其极——降低投资税以提高商业利润；说服工会限制工资上涨；提高研究与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以激发经济增长潜力；打击价格垄断，促进商业竞争——他相当确定他有能力建设稳定的经济环境，并且为所有人都提供工作机会。他的乐观感染了他人。作为一名杰出的公众人物，席勒衣着打扮无可挑剔，他经常参与商业活动，并且相当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新闻中。他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其中不乏其他党派的成员。他丰富的个人生活经历，其中包括四段婚姻，也没有给他的名誉造成损害。1969年，社会民主党在战后首次战胜所有其他党派，这次选举也被称为“席勒大选”。联邦德国销量最高的杂志之一的《德国明星周刊》（ Stern ），将他评为年度先生。
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集体理性”并不仅仅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妥协，还是民主行动的结果。“我们的民主没有终结。我们才刚刚起步。”维利·勃兰特，联邦德国的第一位社会民主党总理在1969年的就职演说时宣称。民主需要构建该党提出的“赋权社会”，其中的每个普通公民都有权发声。这既不是基督教民主党执行的流于表面的自上而下的民主，也不是学生运动支持的无政府主义的民主。学生运动对于统治阶层毫无敬意，而且对于自己流水般更换的集体领导也不屑一顾。在赋权社会中，个人可以通过参加社会团体来发表意见，这些社会团体是经济规划的参与方。协同行动把不同的社会团体集合起来，为民众进行经济决策提供了一种机制。
在社会民主党的眼中，民众希望政府增加收入保障和教育支出——教育本来就是国家的责任。没有人反对席勒，因为大家认为在这些领域提高支出也许能在不诱发通胀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然而现实固执地拒绝实现席勒的预期。1969年年末，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贸易顺差过大，物价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模型预测的1%的通货膨胀率。紧随而至的是数轮未经批准的罢工，鉴于工会领袖在协同行动中接受的工资增长率已经远远滞后于通货膨胀，工人就不再接受这种安排。席勒对于意料之外的通胀率大惑不解，他命令专家们重新进行计算，在当初的预测中寻找错误。当这种努力被证明徒劳无功之时，他又指责企业非法哄抬物价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如果经济表现无理可循，那一定是某些事或某些人把它引入了歧途。
直到此时，席勒才不得不勉强承认，所谓的魔法四方不过是技术统治论者的幻想。在政府1967年定下的五年计划中，仅有失业率一项的表现符合预期。魔方四方的其他三个方面，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国际收支差额都固执地拒绝接受政府的指导。自从席勒在1971年兼任财政部长，成为“超级部长”以来，他就掌握了大权，力图将经济规划专家的建议转化成支出计划和税收法规，但他仍然无法按照承诺创造一个经济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并且国际收支平衡的综合体。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不可预知的因素太多了——比如美国放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以及其他很多政治方面的考量。当然，席勒对于这些也相当没有耐心。1972年，在维利·勃兰特拒绝了他对控制汇率的要求之后，席勒在内阁会议中愤然离席，然后彻底放弃在政府部门中任职。
其后，在与老对手基督教民主党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之后，席勒将失败的责任推到了他自己的党派，也就是社会民主党身上。他认为，社会民主党错误地假设战后经济奇迹可以永远地持续下去。然而正是席勒本人和他的经济学家们——冷静的技术统治论者，亲手制造了这样的乐观预期。当席勒宣布德国经济处于“阳光明媚的高度繁荣期”，通货膨胀和事业将会永远消失时，民众相信了他，正如美国人将繁荣归功于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日本人服膺财政部的智慧一样。长时间的繁荣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相信政府具有保持经济稳步前进、给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
尽管有着非凡的野心与抱负，卡尔·席勒在提出魔法四方时安排给政府的角色还是相对低调的。不同于他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同仁，他不希望政府直接拥有企业或者任命企业高管。他认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最好手段是调整税收、支出和利率，同时对私营部门进行温和的引导。然而，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技术控制论者和政客对政府角色的认定就没有那么细致了。
当时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在政府的精心谋划下开始强行向现代化进军。在大部分人从事水稻、小米或者玉米的小规模种植的国家里，社会迅速向城市工业经济转型。在25年里，政府主导的快速工业化似乎成了解决贫困问题的万能药。在德国，答案来自上层，政府里的规划者与重要社会组织（国家工业协会、冶金工人协会、大农场主联合会、银行家协会等）的领导合作。这些组织被认为是本领域全部企业或者工人的代表，不论其成员是否认可这些领导人。在发展中国家，由数百万工人和企业主分别投票选出的代表比指定代表更能代表人民的偏好的观点并没有受到广泛认可，在那里，代议制民主很少能够平稳运行，管理国家的往往是独裁统治者。 [5]
这场中央集权运动的精神教父是一个无国可归的人，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普雷维什虽然在世界金融中心地区默默无闻，但在发展中国家却是经济学家中的超级明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政府应当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他比其他任何经济学家都更有影响力。
普雷维什1901年出生于阿根廷西北部的图库曼省省会，成长于一个在动荡中蓬勃发展的国家。早年间，他的外祖父曾经当过议员。但到普雷维什青年时，家族的荣耀早已逝去；虽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亲戚，但是他的家庭既没有金钱，也没有权力。普雷维什在17岁进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系。他曾与社会党有过短暂的暧昧关系，但是在他于该党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因为与党派政策不符而受到批判之后，他撤回了入党申请。此后普雷维什再也没有加入任何其他政党。相反，他以技术统治论者自居，想做一位不受政治影响的经济专家。 [6]
阿根廷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它的经济也严重依赖于一两样商品的出口。对于阿根廷来说，这两种商品就是牛肉和小麦，而且几乎全部都是出口到英国。来自不列颠的投资者掌控了阿根廷大多数的铁路和大量农场与屠宰场。当国际贸易中小麦价格上涨时，阿根廷经济就繁荣乐观；而当小麦价格下降时，阿根廷经济也就跟着低迷，小麦之于阿根廷，就如同咖啡之于巴西和铜之于智利。仅仅获得了本科学历，普雷维什就开始研究人口稀疏、严重依赖于农业生产的阿根廷与欧洲和北美的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了。他发现，阿根廷比欧洲更容易陷入经济周期，因为它对国外借款的依赖程度高，而且它的经济单一、由资源驱动。他的结论是，阿根廷需要针对自身的特殊国情采取一些非传统的经济政策，而不是那些发达工业国家宣扬的古典自由市场主义——尽管即便是在那些国家，自由市场的理念也未必得到了践行。
作为一个憎恶体育，也没有其他兴趣爱好的男人，普雷维什一心投入经济学研究，先是为一个颇有实力的农场游说团体工作，接下来又进入政府任职。他的职业生涯最初并不顺利，两次在境外出差时，他不得不自费回家，因为政权更迭，他的任命也相应终止——普雷维什的人脉很广，年仅29岁就当上了财政部副部长。1935年，他建议政府设立独立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的阿根廷翻版。他被任命为该行的首任总经理。作为全球最年轻的央行领导，他因将阿根廷经济引上正轨而取得了世界声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后，普雷维什密切参与了一系列国际谈判，最终让阿根廷从英国的亲密盟国，转向了与美国更加一致的立场。
然而，他这颗耀眼的政坛新星却和升起时一样突然地坠落了。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的工业化进程相当迅速，这得益于进口关税的急剧增长。农民和大农场主受到了很大冲击，阿根廷的本国工业却得到了保护。城市工人和工厂主的数量迅速上升，他们的利益诉求与之前主导政府的小麦农场主和糖业大亨有很大分歧。他们的冲突很快升级。普雷维什一向以无政治倾向的经济政策专家自居，却没有意识到，他的外交活动将他与一个被广泛指责存在选举舞弊和腐败的政府联系在了一起。1943年，在一场政变之后，阿根廷央行所谓的独立性被证明纯属虚幻。普雷维什则因为与美国交往过密、与德国过于敌对而备受谴责，最终也因此解职。
没有财产也没有收入，这位一度享有盛名的央行官员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帕卡德车，把房屋出租出去，搬到村舍居住。其后普雷维什又接了几个顾问工作，但是美国和巴西都不同意他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致力于协助管理国际汇率的国际组织，位于华盛顿）任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政府不仅明确表示阿根廷不欢迎他，还想方设法让他在境外也没有立足之地。他的职业生涯看似已经终结。
1949年3月，走投无路的普雷维什接受了拉美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简称ECLA）顾问一职。说拉美经济委员会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机构都还是抬举了它。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总部位于智利的圣地亚哥，远离世界各大权力中心，是联合国新设立的小机构，它不仅没有明确的组织职责，预算也捉襟见肘。普雷维什就职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开展一次拉美经济调查，为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做准备。而普雷维什为此起草的报告，直到1949年5月在古巴哈瓦那会议汇报之前始终密而不宣，但将很快震惊世界。
这篇演讲对自由贸易原则进行了抨击——尤其针对国际贸易的经典理论，即每个国家都应该生产本国最具优势的产品，然后通过交换来满足其他需要。普雷维什说，这种理论对于发达工业国家来说或许正确，但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这些国家无法通过传统贸易走向繁荣。大量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并不能使边缘国家富足起来，因为从长期来看，相对于从境外买回来的工业品来说，出口品的价格是下降的。他们就像困在一台跑步机上，为了买回相同数量的进口机械和药品，不得不产出越来越多的铜或者香蕉。
普雷维什认为，边缘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导致他们无法积累起足够的财富投资到生产效率高的领域。因此，不平等贸易是拉美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生产效率提高给边缘国家带来的收益，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工业国家的程度。”他说。他坚信，提高生产率，需要边缘国家建设强大的制造业。“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国家从技术进步中获益以及逐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一种重要手段。” [7]
普雷维什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主张闭关锁国。与二战之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当权的民粹主义者相比，他不认为外资是一种剥削；他相信贫困的国家需要更多外国资本，而不是更少。他反对政府持有农场和工厂，但他同意国际贸易能给双方都带来好处，并且提高经济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当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可以与卡尔·席勒相互呼应。但是，席勒相信积累资本和选择投资行业是私人部门的工作，而普雷维什则认为政府计划应当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主张，政府可以优先进口工厂的生产设备等关键物资，即便这就意味着要减少对其他非关键物资的进口。而那些非关键物资，比如消费品，可以由本土企业生产，再通过高关税来提高本土产品相对于境外产品的竞争优势。这些产品也可以向富裕国家，也就是他口中的“中心国家”出口，这样边缘国家就能够逐渐带领民众摆脱贫穷，减少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冲击。
在哈瓦那发表的讲演使这位严肃的经济学家成了世界名人。就连美国也认同普雷维什应当出任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常任主席。他登上了白宫讲坛，遍游拉美各国，宣讲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作为工业革命的先行部队，这些发达国家开创了一片经济天宇，他们就是正中间的太阳，而我们这些边缘国家只能依照无序的轨道围着他们旋转。”想要脱离轨道，他建议，边缘国家应当对经济发展进行周密规划，包括确定哪些国内制造业最具发展前景，然后制定进口限制措施，以保证包括境外公司在内的投资者在销售国内制造的产品时能够盈利，而不是让本国产品被更加物美价廉的进口产品打败。这种特意用本国产品取代进口产品的政策后来被称为“进口替代”。 [8]
尽管普雷维什的研究主要关注拉丁美洲，但他的理论在全球受众很广。当时，去殖民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里，菲律宾、利比亚等国已经开始驱赶殖民者，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控制的数十个殖民地中，革命力量也在暗中积蓄，起义一触即发。在很大程度上，从他国土地上撤出的殖民势力相信，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在经济上将保持附属地位，继续向母国供给原材料、购买工业品。普雷维什提供了另一种方案，那就是这些前殖民地国家自己也发展为工业强国。印度、巴西等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规划部门来确定发展哪种工业以及如何发展，并对新兴的纺织业、炼钢业和最受推崇的投资——汽车装配厂进行监督管理。
随着冷战逐渐升温，普雷维什的方案在经济领域之外更添了一层魅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承受的“站队”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要么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和经济建议，要么和美国及其盟友打成一片。很多国家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的双重压力下如坐针毡，因而在精神上与那些富有得多的“中心国家”更加疏远了。他们需要走上自己的道路，很自然，他们想到了要组成统一战线。
1955年4月，这个想法终于得到了实现。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来自29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大批记者和摄影师的见证下，中国总理周恩来、印度首相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尼总统苏加诺、埃及总理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致谴责殖民主义，强调与美国和苏联都要保持距离。除了呼吁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经济援助之外，万隆的代表们还提出了一些经济发展原则，其理念与普雷维什的如出一辙。他们敦促亚非国家在出口原材料前先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宣言强调“基于当前的经济状况”，一些国家有理由对贸易流进行管控，并建议“采取统一行动……以稳定国际贸易中初级商品的价格和需求”。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认为，此项计划或许能够改变世界经济势力的均衡。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宣言重新划分了世界格局。在新的局势下，核心势力不仅仅有苏联及其附属国，有西欧、北美、澳大利亚、南非和日本，还有一个“边缘国同盟”，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被囊括了进来。新的格局取代了冷战对东、西方的划分，而是根据经济差异将世界分为发达的北方和不发达的南方。“第三世界”诞生了，他们的需求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一种更加带有政治倾向的说法是“共产主义集团”和“自由世界”，以及大量秉持“中立”态度的其他国家。尽管经济条件千差万别，这些由世界较为贫困的四分之三人口所组成的国家或殖民地一致认为，与中心国家的不平等关系是导致他们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依附论”（又称“边缘—中心论”）的视角将始终影响着本国和外国人对这些国家的看法。
依附理论倡导的基本方针是，政府对原材料出口价格进行干预，并培植本国制造业。这一方针受到了高收入国家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的企业想购买廉价的原材料，也想要开放的境外市场。但在这些国家鼓吹自由贸易之时，其虚伪的本质也显露无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利用高关税和低进口配额来保护本国制造业。很多国家还对糖、咖啡和其他热带产品征收高关税，以保护本国农民、优待本国殖民地，或仅仅是提高政府收入。进口制成品中最可能来自低收入国家的，比如服装和加工食品，往往也要面对相当苛刻的贸易壁垒。
普雷维什的研究给重新评估高收入国家提出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打下了基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一个致力于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国际组织，邀请了四名全球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对普雷维什的理论进行评析。“我们认为，初级生产国对于目前贸易领域的规则和惯例对他们不利的担忧有一定依据。”这些学者在1958年得出结论。与传统大相径庭的是，经济学家们承认，对于以农业和采矿业为主的国家来说，努力稳定出口商品价格要比被动承受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有利得多。
稳定出口商品价格的机制看似非常简单。据《旧约》记载，约瑟在古埃及很容易就实现了这个目标，他的做法是在七个丰年里囤积粮食，等到七年饥荒时再把粮食卖出去。这一策略在20世纪60年代的版本被称为“缓冲库存”。想要创设缓冲库存的政府必须先设定一个目标价格。当世界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跌破预设目标时，政府就买入商品并存储起来，减少商品的供应；当价格高于预设目标时，再把储存的商品销售出去，将物价拉低。前提是，如果一国经济严重依赖于一两种商品的出口，比如智利的铜和加纳的可可，该商品价格平稳就意味着经济的平稳增长，因为由出口收入骤降导致危机的可能性降低了。 [9]
这种稳定的愿景相当诱人，77个国家——后来被称为77国集团——敦促联合国协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景。虽然欧洲和美国表示反对，但77国最终还是如愿以偿。1964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简称UNCTAD）成立了，专门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利益问题。劳尔·普雷维什作为发展中国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被任命为这个新机构的领导。
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上，普雷维什发表了演说，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概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他说，仍然严重依赖于大宗商品出口，但是国际上的大宗商品需求增长过于缓慢，无法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就业。进一步说，考虑到机械及其他重要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上涨，出口大宗商品的购买力其实是在下降的，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无力购买建设新工厂和创造就业机会所需的器材。开展合作以稳定大宗商品价格，采取进口替代措施以保护国内产业发展，以及进一步的国际经济援助，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积累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都是非常关键的。 [10]
普雷维什的观点影响相当深远。进口替代成了最新风尚：几十个国家开始采用进口许可证、现金补贴、出口退税、授权垄断等一系列旨在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措施。出口锡、咖啡、糖、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国家尝试联合起来组成卡特尔，以便对商品供给形成控制，某些商品还成功地提高了价格。政府开始创建银行、造船厂和航空公司，在本国提供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并且开始在境外进行投资。新的国际秩序似乎正呼之欲出。
在全世界大部分欠发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段相当恐怖的时期。战争摧毁了朝鲜半岛（1950—1953）、越南（1946—1975）、尼日利亚（1967—1970）、阿尔及利亚（1954—1961）和许多其他地区。在东巴基斯坦，也就是现在的孟加拉国，1970年的一场飓风导致了近50万人死亡，接下来的1971年，国内又发生了残酷的内战。在肯尼亚（1952—1960）、刚果（1960—1964）和莫桑比克（1964—1974），反抗殖民者的独立战争达到高潮，在此过程中，更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生命。从危地马拉到南非，再到伊朗，专制政府大肆屠杀异见人士，无论是农民、工会的领袖，还是无辜的旁观者。即便在战争和自然灾害没有波及的地方，也有数亿家庭挣扎在温饱的边缘，所得的收入仅能勉强维生，根本无力供子女接受教育，更无法负担现代医疗的救助。毋庸讳言，这些残酷的现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他们真实的日常生活。
然而对于这20多年，艰辛和苦难仅仅是故事的一面。就在同一时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决心摆脱对于农产品和矿产资源的依赖，坚持走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他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斐然的成绩。1960—1975年，在新独立的肯尼亚，经济以年化6%以上的速度增长，巴基斯坦和玻利维亚也差不多如此。整体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大幅超越了北美和欧洲。即便人口增长迅速，在这15年中，很多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还是上涨了超过50%。在世界银行认定的58个中等收入国家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比在1960年还不到5%。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一数字上涨到了原来的3倍。在大城市周边冒出来的大量城市贫民窟就是成功的最好见证。对于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逃离了赤贫的乡村，在城市的工厂中打工谋生，虽然他们的生活环境肮脏混乱，周边犯罪横行，但生活还是要远远优于他们逃离的乡村。 [11]
从表面上看，普雷维什的理论似乎大行其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严重的问题开始在很多重要方面浮现。按照普雷维什的预想，明智的专家型官员会推行善政，在对本国经济进行进口保护的同时，维护国内市场的竞争环境。然而，几乎在所有国家，现实与理想都大相径庭。政府的规划机构掌控着私营部门的生杀大权，他们可以决定本国应该进口和出口哪些产品，新工厂应当在哪里设立以及生产哪些产品……最为关键的是，他们有权颁发许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许可——印度人称之为“许可统治”——官员的家人和亲信们取得了垄断经营权，在他们大获其利的同时，竞争受到了压制，贫穷的消费者为此买单。境外投资被认为别有用心，因而处于严格的管制之下，这样，腐败的政府官员就更有机会捞取贿赂和好处了。而且，虽然在普雷维什最初的设想中，进口替代只是短期的措施，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根发芽后就要逐步淘汰，但商人和产业工人肯定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要求始终维持贸易壁垒，以保护其收入和财富不受减损，尽管这要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讽刺的是，统计数字证明，发展中国家在1960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成就，主要归功于原材料价格的提升，而不是本国新兴工业的发展。1965—1974年，发展中国家出口食品的价格上涨了346%。在10年之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矿物价格指数翻了一番。而棕榈油，在1967年时的价格是每吨252美元，短短7年之后，价格就达到了每吨1041美元。得益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即便是最腐朽、管理最混乱的国家，居民的人均寿命和受教育比率也得到了提升，手电筒和收音机这些曾经的奢侈品也逐渐普及开来。但很多事情并没有得到改变。很多国家的经济仍由垄断寡头统治，往往属于国有，而这些产品的高价对于每个家庭和私营企业来说都是一笔变相的税收。政府的严重干预令成立公司、安装电话，甚至合法建造房屋都很困难。全球商品市场的繁荣并没有为更加平稳、多样化的经济增长提供基础，相反却让迅速致富对人们产生了难以抗拒的诱惑。
然而，商品热潮很快退去。随着1973年后高收入国家经济的波动，全球市场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下降了。大宗商品价格跌落，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在那里创业和传播新观点，效率低下且壁垒较高。规划者为了把经济带上新高度，提出的政策倾斜于特定的部门和某些有关系、有背景的个人，而这成了经济增长的障碍。就如同在卡尔·席勒的德国，还有墨西哥、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一样：所谓政府计划可以促进繁荣、提高生活水平的观点，被证明不过一场残忍的骗局。
[1] Alexander Nuetznadel, Stunde der Oekonom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Expertenkultur in der Bundesrepublik 1949–1974 (Go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2005), 243–4; Karl Schiller, “Neuere Entwicklungen in der Theorie der Wirtschaftspolitik,”in Schiller, Der Okonom und die Gesellschaft (Stuttgart: G. Fischer, 1964), 21.
[2] Tim Schanetzky, Die grose Ernuchterung: Wirtschaftspolitik, Expertise, und Gesellschaft in der Bundesrepublik 1966 bis 1982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7), 55–57.
[3] Torben Luetjen, Karl Schiller (1911–1994), “Superminister” Willy Brandts (Bonn: Dietz, 2007), 209.
[4] Karl Schiller, “Runder Tisch der kollektiven Vernunft,” Die Berliner Wirtschaft , December 21, 1968. 根据1969年1月29日时任经济部国务秘书的汉斯·蒂特迈尔的讲话，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讨论建立一个解决经济政策冲突的机制的必要性，参见：BA, B102/278282。这里所说的座位计划是在席勒离开政府后使用的，BAB102/303302。
[5] 对于这一点的更多讨论，参见：William Easterly, The Tyranny of Expert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6] 这份人物速写基于 Edgar J. Dosman, The Life and Times of RaulPrebisch 1901–1986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7] Raul Prebisch, “El desarrollo economico de la America Latina y algunos de sus principales problemas,” in El Trimestre Economico 16 (1949): 347–431.普雷维什演讲的英文翻译参见：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Affair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1950.
[8] Dosman, Life and Times of Raul Prebisch , 276.
[9] 对于这些计划的经济学讨论，参见：David M. G. Newbery and Joseph E. Stiglitz, The Theory of Commodity Price Stabi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d David G. Gill et al., “Access to Supplies and Resources: Commodity Agreements,”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71 (1977): 129–144。
[10]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The History of UNCTAD1964–1984 (New York: UNCTAD, 1985), 56–58.
[11] 1950—1975年，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为7%。增长率数据参见：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Report 197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79), 27, 75–79, 8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