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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才会认为得克萨斯州的阿灵顿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特别之处。阿灵顿横跨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线，位于达拉斯和沃斯堡之间。二战之后的阿灵顿还是特里尼蒂河平原上的一座灰尘漫天的农业城镇。它最知名的地标建筑是1892年建造的露台，下面荫蔽着两条主干道交会处的一口矿泉水井。它最著名的商业中心——“顶山台地”，是远近闻名的高档娱乐场所，在地下室运营着非法赌场，并且建有专门躲避警方突击检查的密室和地道，其中还贮存着充足的食物。阿灵顿不是一座特别穷的城镇，但也绝对不是特别富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在八年级之后辍学。男人当建筑工、焊接工，或者在杂货铺里打工，女人大都在家劳动。十分之一的家庭没有独立的洗手间。
除了在战时修建了一些供飞行员练习起飞和降落的飞行跑道之外，1946年的阿灵顿和20年之前几乎没什么两样。城镇的人口稍有增长，达到了5000人左右，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抗经济大萧条的工程留下了几条街道。即便是最有想象力的宣传者也无法相信，到了70年代初期，就是这座暴土扬尘的小城，居然能拥有一座汽车工厂、一处大型游乐园、一所四年制的国立大学和一支大联盟棒球队，更不用说增长了2000%的人口，以及供这些人居住的带有草坪、山核桃树和两个车库的牧场式住宅。 [1]
在二战过后的那些年里，这样的变化并不罕见。法国人把这段时期叫作“光辉的三十年”；英国人称之为“黄金时代”；德国人的说法是“经济奇迹”；意大利人就是简单的一个词，“奇迹”；日本人则更加谦虚，称之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无论用哪种语言，当时的经济表现都备受称赞。
事实上，这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惊叹的经济进步。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数以亿计的人口脱离了赤贫，过上了之前难以想象的富裕生活。这一时期开始之时，美国农场上尚有200万头骡子在田间犁田开沟，西班牙几乎完全与外部隔绝，而175个日本家庭中仅有一家装有电话。这一时期结束之时，法国平均工资的购买能力翻了4倍，每年有数百万人乘坐飞机跨越大洋，他们中有些乘坐的是超音速喷气式飞机，整个跨洋旅程不超过4个小时。普通人生活的变化只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 [2]
想要探求这场时代剧变的根本原因，我们首先需要回到起点。1945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尾声，未来的前景并非充满阳光。在欧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区，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在路上游荡，在城市残存的废墟中寻找未来。矿工罢工随处可见，机器已经残旧不堪，仅仅生产足够过冬的取暖煤炭就已成为挑战，在战争践踏过的土地之上，混乱和暴动占了上风，几乎不可能开展任何生产活动。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还不够进口食物和燃料来养活自己的国民，更不用说购买重建所需的器材和原材料了。1946年法国农场的亩产率只有战前同期的60%。在德国，工厂的设备被大批运往苏联，作为战争赔偿。通货膨胀席卷了欧洲和日本，人们争相购买仅存的一点食物。即便是在没有受到物理破坏的北非，把轰炸机厂改建回汽车厂也要花上好几年。店铺被购物者包围得水泄不通，尼龙袜、咖啡和纯棉内衣被争相抢购，物价一路狂飙，工人工资的购买力受到极大削弱，进而导致新一轮的劳工动荡。有人估测，1946年有450万名美国工人走上街头。等到混乱的局面终于有所缓和，苏联与其“二战”盟国的关系又开始剑拔弩张，新的大战看似一触即发。战后的世界绝非充满希望的新天地。 [3]
然而在很多国家，这段艰苦甚至令人绝望的年月反而引发了政治变革的浪潮：那就是福利国家的建设。政府应该为民众的经济安全负责的观点谈不上新颖：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推行过国家养老金计划，用以搪塞社会主义者对更为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呼吁。60年过去了，发达经济体中尚有数亿人口既没有养老保障也没有医疗保险，更不用提失业和残疾津贴了。战争彻底地改变了政治。社会主义者和基督教组织以民族团结的名义加入联合政府或抵抗组织，坚持要求在战争中做出巨大牺牲的民众分享和平红利。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在1942年发表的一份正式报告为此确定了基调，他呼吁，英国需要建立一套综合的社会保险体系，“保障每个公民都有一份能够维系其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贝弗里奇提出了至少23个不同的项目，从免费培训失业工人，到设立公共的丧葬补助金，这些全部由工人、雇主和国家的捐款买单。“这是人类历史中一个革命性的时刻，我们应该去革命，而不是斡旋和调停。”他宣称。
类似的计划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开始了。1944年，加拿大议会授权政府向国内所有16岁以下的孩子每月发放一笔“宝贝奖金”——这是加拿大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福利计划。1944年12月，伴随着阿登战役的炮火声，比利时立法委员会在国家宫殿通过了一项法案，创设了国民年金、健康和失业保险、带薪休假以及针对有子女的家庭的现金津贴。德国军队撤出后仅月余，法国战后临时政府就立法设立了家庭津贴和养老年金。1945年，英国议会决议每周向所有国内家庭的每个孩子提供5先令补助，到了1946年，又增加了失业保险、养老年金、寡居补助和国民健康服务。在荷兰，天主教和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红色联合政府制定了普遍养老年金和全国性的穷人救济计划。在日本，一项1947年颁布的法案宣称：“国家和地方政府有责任与监护者一道教养国内儿童，使其成长为身心健康之国民。”于是，政府深刻介入了一向被视为家庭私事的教育事务。 [4]
福利国家的诞生并没能魔法般地在一片支离破碎中创造出繁荣新世界，复兴之路上尚有许多艰难险阻。城市废墟的阴影还未散去，但重建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并不是物理上的。战争并没有对西半球的工厂造成破坏，欧洲工厂受到的影响也小得惊人。即便是在日本，虽然90%的化工生产能力和85%的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被美军的轰炸摧毁，但是大部分铁路和电厂还能维持运转。对重建路桥、恢复农业生产、为数百万的难民和退伍士兵修建房屋的紧迫需要，意味着工作的机会不会短缺。但是想要恢复经济，有三方面的困难横亘于前。战争和长期占领令欧洲和日本的黄金和美元储备消耗殆尽，导致两者既无力进口重修工厂所需的器材，也无力供给国民所需的肉类和谷物，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和加拿大的出口市场面临萎缩。战争期间实施的价格和工资管制本来旨在抑制通货膨胀并保证资源流入关键行业，却也导致了农民和制造商不愿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再加之雇主无权给工人提高工资，劳工运动始终接连不断。政治上的不稳定抑制了投资活动，令原本就困难重重的经济复苏举步维艰。尤其在欧洲，苏联支持当地的共产主义政党解放了波兰和南斯拉夫，并打算将革命的前线扩展到希腊、意大利和法国。随之而至的是对私营企业和农场的公有化改造。伴随着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又一场世界大战似乎迫在眉睫。 [5]
然而，就在1948年的上半年，这种狂热戛然而止。1月，出于对占领下的日本经济停滞状况的担忧，美国官方颁布了一条新政策，也就是后来所称的“逆转路线”，强调在日本进行经济重建，而不是收取战争赔偿。2月，苏联支持的起义推翻了捷克斯洛伐克原政府，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让该国成了苏联的卫星国。4月，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签署了授权执行“马歇尔计划”的法案，该计划随即受到苏联及其盟国的反对。6月，美国、英国和法国军方共同宣布，德国非苏占区的法定货币为马克。三天之后，苏联对于封锁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通道、将三个西部区与东部隔离造成的明显威胁做出回应，世界处在了全面战争的边缘。
看似矛盾的是，横贯欧洲心脏的“铁幕”，一方面将战后世界划分为东西两方，一方面却也宣告了重建的开始。苏联及其盟国在国土的周围建起了铜墙铁壁。投资人和公司高管不用再担心法国或者日本投向苏联的阵营。涌入欧洲的大量经济援助，将日本的通货膨胀控制下来并允许工厂进口原料的“逆转路线”，以及对于汇率稳定和贸易壁垒降低的预期，共同促成了信心的重建。在联邦德国，商业终于从以物易物的状态恢复到使用货币，工厂也重现了生机。1948年的下半年，工业产值以令人惊讶的137%的速度在增长。随着欧洲和亚洲的经济走向复苏，为了满足出口需求，北美国家的就业率终于开始提升。 [6]
从很多方面来说，1948年的世界经济还远远谈不上步入了现代化。进口在各地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在大多数地区，一盒走私得来的美国产万宝路香烟一定十分抢手。在欧洲国家内部，人们围绕发达经济体到底能否在殖民帝国瓦解之后继续繁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殖民地则接连爆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1948年，年满17岁的美国人中高中毕业的还不到一半——作为一个种族隔离现象严重的国家，近一半的黑人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年限不足7年。在东京，一块停车位那么大的地方，平均有三个人在上面烧饭、用餐、休息和睡觉。只有三十分之一的法国家庭拥有冰箱。普通的韩国人每天能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还不到一个成年体力劳动者所需的一半。在西班牙，守着漫山遍野的橄榄树，主妇们却要凭定量券才能买到橄榄油。传染病依旧肆虐，即便是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富裕国家。对于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无论是种植水稻、在工厂里拧螺栓，还是在一个远离电力网络的小村庄里搬运木材或取水，都需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 [7]
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的爆发给各大洲的军工厂带来了大批订单。经受了延续多年的破坏性打击，历尽低迷与绝望，世界经济终于开始重现繁荣。而繁荣是可以自我持续的——恢复生产的工厂开始大量招工，购买力提高的工人又对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产生了新的需求。从1948年到1973年，日本的经济总量翻了一倍，又翻了一倍，然后再翻了一倍，人均收入提高了近600%。与之同时，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了4倍，法国相对低些，希腊的数字则要更高。
在废墟和农田之上，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建立起来。在美国，短短25年之间，住宅房屋的数量增长了三分之二，近2200万的美国家庭成了房主。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半以上的英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比例达到了50年代的2倍（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1972年的一次民调中，80%的英国人表示满意自己的生活现状）。在罗马，自行车让位于轰鸣的摩托车，摩托车又很快被小型轿车所取代。即便在遥远的法兰西山村，电线网络和室内管道也建设了起来。对于铜、铁和其他大宗工业商品的需求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回荡，巴西和泰国等原产国的生活水平由此得以提升。这些变化不仅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水平，还代表了工作量的降低和更多机遇。50年代，法国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是69岁；20年后，这一数字降低到了64岁。那些曾经对美国充满羡慕的别国民众，生活水平很快提高到了与美国人接近的水平，而且还有6周带薪休假和免费大学等让美国人眼热的社会福利。 [8]
当然，对这段历史一笔带过也会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即便是在一片繁荣的整体趋势中，也分好的年月和糟的年月，而且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别。在美国，1948年和1949年有800万份工作机会流失，英国经济在5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增长。普通的印度民众，虽然不再受到殖民压迫，但是直到1973年，经济状况也并不比1947年刚刚独立时好转多少。强劲的经济表现也不能阻止1968年爆发的社会运动，世界各地的学生带着不满的情绪走上街头，抗议他们父辈的物质主义，巴黎大学的围墙上被涂写了这样一句讽刺标语：“你无法和增长率相爱”。 [9]
但是时代的发展趋势无疑是向上的。20世纪50年代还无处不在的失业问题，到了60年代在富裕国家已经基本消除了。工作机会俯拾即是，当40年代末50年代初轴式摘棉机的发明导致上百万半文盲的佃农丧失了谋生手段时，底特律和芝加哥的工厂几乎毫不费力地吸收了这些来自美国南部的劳工。得益于政府推行的养老金计划，人们可以在65岁甚至更早退休，避免了老迈之年还要费力工作的窘境，也减轻了年轻人赡养父母的负担。人们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即便是在经济并不十分活跃的英国，“你们将迎来一生中从未见过的繁荣——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1957年7月也得胜般宣布，“坦率地说，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生活得像现在这么好。” [10]
在世界上的多数地区，战后繁荣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第一段较为长久的经济增长期。它的促成因素有很多。其一就是连年经济紧缩后需求的反弹。其二是战时对商业投资的人为管控导致很多企业的利润积存了下来，这些利润可以用于购置新的厂房和设备。很多经历过“二战”的工厂都是针对蒸汽机设计的旧厂房，不能适应电机和现代生产方式。为了把握住重建的机遇，很多制造商运用从美国进口来的最新技术，将原来的多层厂房改造为一个平层上精细布局的装配线。1948年前后的生育高峰，让人们对于新的住房、家具和服装的需求始终保持在几乎难以满足的状态。外交也对经济发展有所助力。1949年至1967年，六轮全球贸易协商在削减关税方面达成了一致，极大地扩展了国际贸易的范围，制造商迫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造。
尽管与战后重建本身并没有直接联系，但这些改变的最终结果是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数百万的劳动力脱离农业，进入工业。尽管身无长技，很多人甚至目不识丁，刚刚完成技术革新的工厂还是乐于接收这些劳力。这些工厂在战争和经济紧缩时期被压抑了太久，急于在民用市场上大干一场。对新设备的需求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对更先进的设备的需求。1945—1973年，美国工业设备的数量几乎翻了4倍。英国的投资支出，在50年代初占总支出的14%，到60年代末则高达21%。即便机器的效率已经相当之高，但是产出的不断增长使厂商对于工人的持续需求居高不下。日本的制造商在1955年雇用了690万工人，到了1970年，工人数量增长到1350万。1947年，联邦德国汽车装配线的生产能力是每年8987辆车，在接下来的26年里，这一数字每年都在增长。随着劳动力从放羊和铲土豆中解放出来，使用昂贵的机器投入生产，他们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也在不断提升，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 [11]
制造业的繁荣与私人投资密切相关。而这也得益于政府降低贸易壁垒的政策措施。战争刚刚结束之时，关税高到几乎将进口成本提高了四分之一。1947年在日内瓦举行的23国会议将削减关税提上了日程，并且开始讨论取消其他贸易壁垒，比如配额和许可证。四年之后，六个欧洲国家——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联邦德国——在煤炭和钢铁自由贸易方面达成了共识，向着覆盖全欧洲的统一市场迈出了第一步。这些变化促使边境贸易大量增加。根据一项研究，1946—1957年，五个欧洲国家的进口增长了700%。生产率的提高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相伴而生：具有出口优势的企业，往往比被国际竞争淘汰的企业要高效，眼界也要开阔得多。 [12]
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各国政府开始大量投资建设高速公路。老路常常过于崎岖，新的道路能让大型机动车辆更加安全地穿越城镇。司机一天能够长途运输的货物更多了，这就意味着运输工人的生产率极大地提高了。反过来说，更加快捷也更加便宜的地面运输，使得农场和工厂不再局限于本地市场，而是将产品推向了整个周边区域，甚至全国。使用传统工艺的小作坊让位给了进行机械化生产的大工厂，这些工厂不仅产量高，成本也更加低廉。 [13]
1948—1973年这25年中，除掉通货膨胀的因素，北美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翻了一倍，在欧洲达到了原来的3倍，在日本则达到了原来的5倍。这轮增长趋势中，教育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固定资产投资也有一定作用。然而最主要的驱动力却是技术上的革新和进步，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因之得以提高。在经历了长时期的间断性增长之后，世界终于通过革新和创造的方式走上了富裕之路。
而这一过程相当不凡。激进的经济变革往往会淘汰一大批劳动力：想想18世纪公地私有化之后的英国农民，或者在互联网取代传统纸媒之后的报业工人。但在战后，从繁荣中获益的并不只有富人。农场工人和街道清洁工的收入也能逐年上升。工会不仅为产业工人争取到了更高的薪资，工作的稳定性也得到了提高，立法和劳动合同让雇主无法再随意开除多余的工人。几乎所有人的境遇都得到了改善。
经济上的繁荣发展往往离不开政治稳定的大局。各国的保守党都没有阻挠福利国家的建设。在很多国家，他们甚至热烈支持向福利社会的转型，这究竟是出于对社会公正的宗教式信仰，还是出于对阶级冲突再次爆发的担忧，又或者是真的相信扩张公共支出能够创造健康的经济环境，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当罗伯特·A.托夫特（Robert A. Taft），一位公开批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期间的社会改革的参议院议员，在1952年参加总统竞选时，他自己的政党断然反对他的极端思想，转而支持盟军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期间不遗余力地树立自己温和派的形象，在他当选之后，虽然没有进一步扩展保护老年人和穷人的社会福利项目，但也没有废除已有的计划。不仅仅是艾森豪威尔，无论是英国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法国的夏尔·戴高乐，联邦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意大利的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还是加拿大的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全部都是保守党领导人——他们中没有一个要求政府放弃主导经济，而让市场的力量占据支配地位。
最初被视为奇迹的经济表现很快就被人们视为常态。增长年复一年地持续：在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挪威和瑞典，在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仅仅经历过一段相当短暂的经济低迷。长期以来困扰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似乎已经被丢弃到了历史的尘埃之中。这一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在大多数国家，答案非常明显。经济上的成功被归功于缜密详细的经济计划，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旺盛冲动。
在战后的很多国家，当然除了20世纪50年代的联邦德国，经济计划可谓方兴未艾。从某种程度上说，计划是不可避免的：战后可以用来购买进口品的外汇相当短缺，必须由人来决定到底是进口燃料还是进口食品。但是那些40年代末成立的规划部门并不是临时机构。熟练掌握了线性规划等新型量化工具和经过研究人员完善的技术手段，规划者们开始宣称，他们知道发展哪些行业对经济增长最为有利。遵从经济学家的意见，法国政府制定了建设新汽车厂和炼钢厂的宏大计划。在日本，国际贸易与产业部（MITI），掌控着国内企业的生杀大权，因为它能决定公司的进出口、对新工厂的投资，以及对外国专利的许可。 [14]
既然规划者明白如何管理关键行业，整个经济都交给他们又何尝不可呢？“二战”的最后几个月里，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和近三分之一的企业主在民调中认同维持充分就业是政府的职责。具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中有高达70%认为“充分就业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而且需要政府的行动和专业的规划来实现”，这一比例实在令人震惊。保守党控制的美国议会在1945年审议充分就业法案时，71名参议院议员同意政府应当在私营部门失效时承担起保证充分就业的责任，仅有10名参议院议员投票反对。 [15]
尽管在国会最终通过之前，充分就业法案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弱化，但是认为政府应当并能保障就业率的呼声仍旧十分强烈。20世纪40年代末，经济发展委员会，一个美国商业机构，建议将充分就业纳入联邦政府预算。其观点是，财政预算收支应能使经济满负荷运转，即便此时税收收入较高，而支付给失业工人的补助较低。这种对财政责任的新理解取代了原有的收支平衡的预算理念。人们开始认为，在失业率较高的时候，政府赤字是可以接受甚至是受欢迎的，但充分就业实现后，赤字也应该消失。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所谓的“充分就业预算”可能会对当选的政客产生不良激励。在失业率较高的时候允许提高政府支出相当容易，但在经济上行的时候削减支出则没那么好办了。赤字将成为常态。
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编制财政预算，初衷无疑是好的，但和很多好心办坏事的例子一样，它也造成了不可预见的后果。经济学家变成了裁决人，他们决定充分就业率的具体数值，并计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应该支出多少财政资金。“在经济领域，概念建构和定量研究用理性思辨取代了感情。”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首席经济顾问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在1966年说。海勒断言，在更好的统计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经济模型将帮助政府精准预测出如何调整支出和税收以消灭失业率，而且还不会推高通货膨胀。海勒称这一理念为“新经济学”。 [16]
[1]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ix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0–Population, vol. 2, part 6, 994, and Six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0–Housing , vol. 1, 586; City of Arlington, “Preserving Arlington: Past Visions, Future Realities,” 2010; Vickie Bryant and Camille Hess, Top O’ Hill Terrace (Charleston, SC: Arcadia Publishing,2012).
[2] US Census Bureau, United States Census of Agriculture—1950 , vol. 5, part 6 , 99;Statistics Jap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Japan , at www.stat.go.jp/english/data/chouki/index.htm, Tables 2–17 and 11–14.
[3] 关于法国农场的产出，参见Jean-Pierre Dormois, The French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450万罢工者的数据来自Jack Barbash, “Unions and Rights in the Space Age,”in Richard B. Morris, ed., The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i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er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GPO), 1976), at www.dol.gov/dol/aboutdol/history/chapter6.htm。
[4] Dennis Guest,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ecurity in Canada , 3rd ed. (Vancouver,BC: UBC Press, 2003), 123–126; J. Van Langendonck, “Belgium,”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aws (Alphen aan den Rijn, Netherlands: Wolters Kluwer, 2007), 17; Robert H. Cox,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utch Welfare State: From Workers’ Insurance to Universal Entitlement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3), 105–110; Philip Nord, France’s New De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The new Japanese law was Act No. 164 of December 12, 1947.
[5] Barry Eichengreen, 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55;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Summary Report (Pacific War) (Washington, DC: USGPO, 1946), 17–18.
[6] Howard B. Schonberger, Aftermath of War: Americans and the Remaking of Japan,1945–1952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66–177; Herbert Giersch,Karl-Heinz Paque, and Holder Schmieding, The Fading Miracle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9.
[7] 美国教育的数据来自Thomas D. Snyder, ed., 120 Years of American Education:A Statistical Portrai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1993), 19, 55。东京的住宅平均每人提供2.79个榻榻米单位的居住面积，相当于4.3平方米或46.5平方英尺，参见： HistoricalStatistics of Japan , Table 21.7. French refrigerator ownership data are in Dormois, 21。韩国人平均每天摄入的热量为1236卡路里，参见：Jinwung Kim, A History of Korea: From “Land of the Morning Calm” to States in Conflict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2), 387。2014年，美国农业部建议16～35岁的男性每天摄入2400～3000卡路里的热量，女性则更少。关于西班牙的配给，参见：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istica, Annuario 1949 , 648–652。关于流行病，参见： Australi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Health, Notifiable Diseases Surveillance, 1917 to 1991 , 2003。该国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从1947年的每10万人1681人跃升至1948年的1751人，参见：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General Record of Incidence of Mortalitybooks, 1907–2011。
[8] 为使前后一致，我全部采用了麦迪森的数据，他编制了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1990年美元收入的时间序列估计值，以便进行国内和国际比较。1948年，美国有4250万个在建单元和2340万个房主，参见： StatisticalAbstract 1951, 721. In 1974, there were 70.8 million occupied units and 45.8million homeowners; Statistical Abstract 1976, 736。关于提高后的英国生活水平，参见： Dominic Sandbrook, State of Emergency (London: Allen Lane, 2010)。关于平均退休年龄的变化，参见： DICE Database (2010), “Average Age ofTransition to Inactivity Among Older Workers, 1950–1995,” Ifo Institute, Munich, atwww.cesifo-group.de/DICE/fb/3M8mHhFq7。
[9] 关于法国学生，参见： Georges Lavau, “The Effects of Twenty Years of Gaullism on the Parties of the Left,” in William G. Andrews and Stanley Hoffman,eds., The Fifth Republic at Twent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1), 165。
[10] James N. Gregory, The Southern Diaspora: How The Great Migrations of Blackand White Southerners Transformed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5), 21.格雷戈里估计，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共有260万黑人留在美国南方。关于麦克米伦，参见：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july/20/newsid_3728000/3728225.stm。
[11] Nicholas Crafts and Gianni Toniolo, “Postwar Growth: An Overview,” in Crafts and Toniolo, eds.,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 since 1945 (Cambridge, UK: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6), 9, 18. 作者认为，资本投资是欧洲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美国制造业设备投资的数据来自：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 Millennial Edition Online , series Dd707。英国的投资数据来自： Tim Congdon, “Productivity Could Be the Key,” The Times (London), November 7, 1973。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1971年英国有34%的工人在制造业就业，这与19世纪40年代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比例大致相同。关于日本，参见：Takafusa Nakamura, The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 2nd ed.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5), 149。投资的增长十分普遍。法国的情况参见：Dormois, The French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19。在德国，由于许多公司在旧设备尚未完全折旧之前就引进了新技术，因此投资的使用寿命在1950年代有所下降；见德国政府的内部备忘录。Dr. Demand, BMWi, “Perspektiven des Wirtschaftswachstum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is zum Jahre 1990,” October 1976, Bundesarchiv Koblenz (BA), B102/306599.
[12] 关于平均税率，没有更详细的信息了，此处的估算来自Douglas Irwin, “The GATT’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Recovery in Post-warEurope,”in Barry Eichengreen, ed., Europe’s Postwar Recovery (New York: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5), 138。对出口增长的预测，同样参见上文，129。关于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参见：Eichengreen, 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 , 115–129。
[13] Alexander Field, A Great Leap Forward: 1930s Depression and U.S. Economic Growth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0. 菲尔德认为，从1956年开始的美国州际公路系统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生产力快速增长的关键。
[14] 路德维希·艾哈德，1949年至1963年的西德经济部长，是经济计划的强烈反对者。See Giersch et al., Fading Miracle , 63–116.
[15] Ruth Ellen Wasem, Tackling Unemployment (Kalamazoo, MI: Upjohn Institute Press, 2013), 55–67.
[16] Henry C. Wallich, “The German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in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140 (1984), 360; Walter W. Heller, New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