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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机动车交通戛然而止。
大学生悠闲地在汽车道上散步，追随悦耳的长笛声走向野餐的地点。踩着滑板的小孩们争先从红绿灯前穿过。从南方的艾恩德霍芬到北方的格罗宁根，汽车在荷兰的大街小巷上几乎完全消失了——只有一些德国游客，以及几名经过特许、可以开车去教堂的牧师除外。64岁的朱莉安娜女王，也抛下她的加长卡迪拉克，愉快地骑自行车前去看望孙子和孙女。对于那些没有牵涉到背后的艰难决定的人来说，1973年荷兰的第一个“无车星期天”带着些许的轻松和惬意。 [1]
四周之前，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突破了以色列的防线，以军节节败退，整个国家都岌岌可危，这就是后来所称的赎罪日战争。在美国和荷兰向以色列倾售了大量武器之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开始了反击和报复。在沙特阿拉伯的带领之下，石油输出国早已要求提高原油价格，1月时每桶3.2美元的油价，到了10月16日，已经被抬高到了每桶5.11美元。现在，他们将出口的阀门把守得更紧了，而且完全切断了对荷兰和美国的供应。
阴郁笼罩了整个欧洲。随着石油库存的缩减，比利时、瑞士、意大利、挪威，甚至那些离不开汽车的联邦德国人，很快也将面临他们自己的无车星期天。汽车限速更低了，恒温调节器关小了，柴油也开始定量供应了。斯德哥尔摩的室内游泳池也被关闭，以节省加热所需的能源，就连环比利时汽车大赛也被临时叫停。周末开车的特权成了令人垂涎的身份象征。一向以用社会责任引导市场经济而自居的联邦德国，受到了一名本国加油站经理的挑战：她在解释她如何分配汽油时相当直率，那就是“我不认识的人一滴也没有”。 [2]
大西洋彼岸并没有无车星期天。但是，他们的恐慌情绪只多不少。美国正在被高油价吞噬，而理查德·尼克松则正在被高油价带来的危险的政治局面吞噬。“我们正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能源短缺危机。”11月7日晚间，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向全美国发出警告。他要求美国人降低空调的温度设定，并宣布实施“独立工程”，一个意图在1980年之前停止美国原油进口的精密计划。国会在争论汽油是否要定量供给，以及是否要授权尼克松在炼油企业、公交公司、加油站、农民和所有有需要的群体之间分配石油供给。之后，天气渐冷，卡车司机开始用堵塞高速公路来抗议一路飙升的柴油价格，而房主们则切断了家中的圣诞节彩灯作为呼应——当然，也可能是为了避免邻居责备的眼神。漂浮在石油上的得克萨斯州，发明了一种相当流行的汽车贴纸，上面写着“冻僵北方佬”。排队购买汽油的司机们，迫切地想要趁着还能买到这些珍贵液体的时候，把几乎还满着的油箱再次加满。美国梦似乎破碎了。
石油危机打破了加拿大市场的均衡，石油储量丰富的阿尔伯塔省经济一片繁荣，而进口依赖程度偏高的魁北克则受到重创。日本市场的反应更加令人不安。1973年石油价格全线上涨，但日本人并没有预见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国家与中东并没有什么冲突，很多日本公司还与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以色列。但是日本在中东问题上的中立态度并不能在油价飙升之时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日本人没有去堵塞高速公路，也没有去威胁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但是石油廉价时代的终结仍旧带来了深深的焦虑：日本的庞大工业体系所需的每一滴原油都是进口来的。政府将经济增长的预期降低了一半，开始对工厂限量供应石油和电力，并且指示各家各户熄灭热水器上的加热指示灯。 [3]
虽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但是这场危机并没能延续多久。到了1973年12月，原油供给并未短缺的事实浮出水面。欧洲港口很快被储油罐淹没；等待驶向美国精炼厂的运油船在大西洋上排成了长队。高油价和节约措施降低了原油需求，一些急于变现的石油出口商把油泵调到了最大，意图用增加产量来保障收入的稳定。1974年1月，欧洲的最后一个无车星期日悄无声息地过去了。2月，尼克松放出了政府的汽油储备，加油站边的长队渐渐消失了。3月18日，阿拉伯的石油出口国迫切希望美国从以色列撤军，因而正式解除了石油禁运令，把注意力放在了如何避免产量过剩导致价格崩跌之上。
这场全球石油危机已成为过去。
但是从它的灰烬之中，一场延续时间更长、引发了无尽的动乱和麻烦的新危机正在萌芽。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20世纪的后5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却见证了遍及大半个地球的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奇迹。确保汇率稳定的一系列国际协议被制定出来，国际贸易限制得以放松，向贫穷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开辟了国际合作的新领域。经济爆炸式地增长，每个人几乎每天都能感受到生活水平在提高。新的住宅、汽车和消费品，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触手可及，一系列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计划和私人劳务合同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安全感。即便是亚拉巴马产棉区的佃农和意大利南部的皮革工也能在这场空前的大繁荣中找到前所未有的致富机会。
第二阶段，从1973年开始到20世纪末，与上一阶段完全不同。在日本、北美、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热闹的繁荣景象被惨淡经营所取代。国际合作转向了无止境的贸易纠纷、汇率争端和境外投资冲突。各国的白领阶层开始忧心忡忡。蓝领阶层则坐上了经济下滑的过山车。从宾夕法尼亚州希拉河谷的钢城，到日本北部的煤矿区，再到马赛北部的高地，区域经济的崩溃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流失。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侵袭着不同的国家，包括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养老金价值缩水，家庭的积蓄被迅速消耗，单位时间工资的购买能力大幅下降。劳动力短缺变成了失业率高居不下，年轻人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选择做临时的短工。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很难激发起人们乐观面对的勇气。
以上描述似乎会令人不解和疑惑。毕竟，提起20世纪50年代，人们会想到小学生的防核武器演习，会想到欧洲大部分国家被“铁幕”包围，会想到朝鲜战争中16国联军与中国军队的对抗，会想到阿尔及利亚战争摧毁了法兰西共和国。60年代，美国的稳定被反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和越南战争打破，北爱尔兰问题将当地变成了战争区，学生运动和劳工动乱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政府。7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成了世界性问题，工人们游行抗议，要求保护他们得之不易的微薄酬劳。对于农民来说，这也不是个四平八稳、知足常乐的年月，能让他们舒舒服服地打理羊群，在田间地头讲讲天南海北的传奇故事。
然而，这几十年间出现的波折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稳步的改善——不仅仅对富人如此，几乎每个人都尝到了经济繁荣的果实。事实上，当时的生活的确美好——工作很容易找到；食物充裕，大家都能住上像样的房子；新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们不再担心失业、疾病和年老——个人冒险精神受到激励，从参加街头游行，到加入反主流文化和反物质主义组织。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更加完善的经济安全体制，让不同国家的群众得以参与到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社会与文化改革运动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接下来对社会不公的公开挑战提供了信心和基础。性别歧视、环境破坏，还有对同性恋的压制——这些问题都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但过去几乎没有激起过公众的愤怒。
接下来，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增长就此停滞了。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追求无限可能的宣言渐渐让位于对于未来的恐惧。找一份工作，做一段时间再辞职，已经成了负担不起的奢侈。现在到了找到工作就要拼命保住的时候了。也许科技公司和华尔街的并购大亨们还在春风得意，但其他所有人都已如履薄冰。公众情绪阴郁不安。
这两个阶段的割裂可以说相当突兀。1948—1973年，世界经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精细测算，从1950年到1973年，全世界所有居民的人均收入以2.92%的年均增长率提升，按照这个速度，人均生活水平在25年内就能翻上一番。当然了，繁荣还远远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很多国家，少数人占有了绝大多数财富，更多人则被遗忘在贫穷之中。即便如此，有史以来，还是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时期内生活水平得到了如此大幅度的提升。 [4]
在发达国家，增长的趋势更加引人注目。就业率、薪资、工业产值、商业投资、生产总值：几乎所有衡量经济活力的指标都在逐年迅速提高，其中仅有几次短暂的中断和调整。银行倒闭十分罕见，破产率相当低，通货膨胀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与此同时，社会的整体公平也在改善，收入分配更加均等。“近期的增长趋势如果能够得以延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经济发展程度将达到难以置信的水平。”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名高级官员在1966年宣称。和当时很多严肃的思想家一样，他也开始由衷地担忧将来社会可能无法为收入持续上涨的消费者提供足够的产品。 [5]
战后经济发展的神奇轨迹在1973年达到了顶点，当时，世界人均收入的年增长速度为4.5%。按照这一速度，个人收入水平在16年内就能翻倍，在32年内能翻两番。世界各地的普通百姓都完全有理由感觉良好。
然而，好时光突然就一去不复返了。世界经济再也无法达到1973年的黄金水平。多变和动荡成为常态，稳定反而成了例外。在欧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直到20世纪末，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还无法达到1973年之前的一半，生活水平也无法得到显著的提高。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收入水平几乎没再提高，北美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对繁荣的共同体验很快褪去，通货膨胀到处肆虐，人们对于政府改善生活水平的信心也开始动摇。
人们过去对政府的信心，建立在经济学家、战略规划家和运筹学专家卓越才能的基础之上——用当时的术语说，就是专家政治论，相信他们能够引导自己的国家走上一条经济稳定增长的道路。他们构建出越来越高深的模型，将全部国民经济用一长串公式描述出来，政策处方就从中直接推导而来。整整25年，似乎只要听从他们的指导，就能确保所有人都有工作和饭碗。但是随着充分就业状态的消失，收入水平停滞不前，专家政治论者似乎丧失了原有的高度。通过稍微调高或调低利率、缩减或增加税收、修建大坝或高速公路来解决部分失业问题——从表面上看，这些标准的补救措施让国民经济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一直处于总体健康的状况；但如今，它们似乎已经不再具备治愈经济的神奇能力。政客们也无法实现他们对选民的承诺，只能在与外汇投机客、石油输出国酋长和其他他们无法控制的势力的对抗之中勉力支撑。
在早些年，没有人会因为就业率低下而责备政府官员，因为在他们眼中，这根本就不是政府的职责。人们不认为帝王和总统能对干旱和洪水有哪怕一点的控制，更不用说银行破产和投资泡沫破裂了，尽管泡沫破裂之后会是大范围的痛苦和恐慌，甚至引发商业的停滞。经济下行到来之时，政府官员能做到的无非就是发布鼓舞士气的演说，然后祈祷黑暗时期赶快结束。
然而，困难时期本来就是常态，而不是例外：从1873年10月到1897年6月，美国经济收缩的月份要远多于增长的月份，尽管总体是正向增长的。
政府最早挑起复兴经济的重担，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当时，大量的失业工人威胁着政治稳定，提高就业率成了当务之急。曾经到过苏联的人说，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失业率为零，人人都在为国家工作。理想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创造就业在世界各地都该有同样的效果。描述失业率和国民收入的关系的统计学方法，是大萧条时期的一项新发明，正是这一发现，促使政府采取措施进行干预。一旦失业率以占劳动力百分比的形式报道出来，而不再仅仅是个模糊的社会问题，政客就有巨大的压力通过降低这一数字来展示其执政水平。他们无法再像从前那样，站在场外，顺其自然地等待问题解决。
所以，当世界经济在1973年突然急转直下，民主国家都在等待领导人开出振兴经济的良方。然而，事实上，无论是政客还是他们的经济顾问，都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于何处。他们之所以会采取行动，是因为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因为相信自己的措施有效。从政治角度出发，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比承认自己无能强。可以预见，他们的举措并没能带动世界经济回到那个就业充分、持续繁荣的黄金时代。
导致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的明显因素有很多：能源价格大幅上升，导致工业成本相应提高；汇率变化剧烈，增加了商业中的不确定性；人们对汽车、住房、家用电器的消费需求突然减弱；人口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在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还潜藏着一个更为危险的问题：生产率，经济学家用来描述投入与产出比率的指标，不再像以前那样逐年提升了。正是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企业与政府的大量投资和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率的快速提高，造就了战后经济的增长奇迹。如果生产率增长放缓，国民经济提升家庭收入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就会下降。
如何解决生产率的问题，并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供参考，于是不同阵营的政客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兜售他们的税收和支出主张，强调他们的措施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为工厂和设备开支提供税收优惠，以刺激商业投资；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鼓励发明创造；加大科学研究领域的支出；增加大学招生人数；扩展职业教育范围……这些措施被重新包装为通过加速创新步伐来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手段，而且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6]
与此同时，在政治领域，政府受到了保守党的攻击。他们指责政府动用了过多干预市场的手段，从而导致了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古老的“小政府”政策再次受到推崇，被视为解决眼前问题的最佳方案。环境污染、职业安全保护、法定工作时间、经营许可、首次公开发行等方面的法规受到猛烈抨击，被认为导致了经济效率的降低。保护工会和社会保障计划的法律，尤其是失业救济，被批评为干扰了劳动力市场效率。然而在对这些所谓的增加了社会负担的政策进行改革之后，生产率没有发生任何改善。如果一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技术变革，属于政府无法控制的因素，任何政策手段都将收效甚微。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就业机会大量减少、工资增长水平低下、棘手的高失业率成了国民经济的常态，选举出来的政客和他们任命的主掌经济政策的官员一样，都没能有效地逆转经济下行的趋势。尽管政府下发了成堆的政策备忘录，经济学家们构建了大量高深的数理模型，人们对经济不景气原因的理解却没能更进一步。90年代，美国学者保罗·罗默（Paul Romer）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颠覆式的革新，提出创新与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要远远高于劳动力和资本；“内生增长理论”——他的理论被冠以了这样一个并非让人一目了然的名称——认为提高教育水平、支持科学研究以及鼓励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胜过微调预算赤字和税率。他的理论席卷了经济学领域，但是30年过去了，罗默已经不再确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过去20年间，”他在2015年承认，“增长理论在科学上没能取得公认的进展。” [7]
这样的论断让我们当代人大跌眼镜。如果说经济不是一台可以被精心调整的仪器，从长期看经济发展的轨道主要由政府官员和央行官员无法控制的因素决定，那么这种观点与二战以来一代又一代学生从课本中学习到的理论大相径庭。更加令人沮丧的是，1973年以来的波动趋势很可能标志着经济发展在向常态回归，恢复到生产率、增长率和生活水平蹒跚前进，有时甚至停滞不前的状态。我们通常认为，保守派的政客尤其崇尚市场调节，对政府控制经济产出的能力持高度怀疑，但事实上，他们和所谓的改革派一样沉迷于“政府之手”的力量。“让经济增长缓慢成为常态，无异于放任经济逐步走向失败。”保守派美国政治评论员乔治·F.威尔（George F. Will）在2015年批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经济政策时曾这样断言，就好像经济增长率是总统能够自由裁量决定的一样。 [8]
纵观历史，黄金时代相当短暂。仅仅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就从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了难以想象的繁荣，生活水平稳定提高，就业机会随处可见，然后这一切又毫无预兆地戛然而止。在过去的近50年中，学者一直试图找出问题的原因以及修正的方案。但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可补救的，长期繁荣是历史长河中的独特事件，它不仅相当空前，而且也将无奈地绝后。生产率实验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茨维·格里利谢斯（Zvi Griliches）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很可能20世纪70年代根本没有什么特殊或者反常之处，”在对生产率变化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之后他认为，“也许50年代和60年代初莫名其妙的高增长率才是真正的谜团。” [9]
人类凭借自身的力量无法将世界经济恢复到其巅峰状态，这一事实的后果是深远且持久的。人们的心态发生了根本变化，直到迈入21世纪，对于政府的怀疑态度仍始终笼罩着政治生活。由此，福利国家的道路也开始碰壁；国家机构开始萎缩，个人不得不在医疗、教育和养老方面承担更多的开支和风险。公允地说，20世纪70年代经济形势的变化让世界向“右”转了。全球政治气候更热衷于市场化，因为另一条路径似乎已经失败。对于“小政府”、个人责任和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呼声占领了政治辩论的阵地，颠覆了长期以来既定的公共政策，将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和赫尔穆特·科尔等保守派政治家推上了权力的中心舞台。
富裕国家在危机过后的很多年里，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发生了巨大转变，坐拥资本的人远比仅有劳动力的人更有优势。贫穷的国家中，有些急于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经济突飞猛进，随后又陷入了泡沫破裂后的萧条。工资增长停滞，社会不公日益加剧，以及政府机构的无能和懈怠，让愤怒和沮丧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蔓延，文化、政治和社会都因此重塑。国际金融爆炸式地发展，也令对其的监管和控制远远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范畴。在10年的时间里，从秘鲁到印度尼西亚，新兴经济体受到了一波接一波的崩溃式打击。工会几乎在所有国家都丧失了谈判优势，而世界贸易格局的迅速变化也冲击着以工业为支柱的城市，战后以来一直在发展壮大的产业工人阶级被扼杀殆尽。刚刚织成不久的安全之网，本应保护家庭免受风险冲击，并提供阶层流动的希望，现在已经破陋不堪。 [10]
这些，都成了大量文学、历史、音乐和电影作品的素材，从意大利前总理传媒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40多本传记，到美国工人阶级的偶像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愤怒尖酸的讽刺歌曲。然而无一例外，这些作品都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这些令人不快的变化源于本国内部一些力量的推动。比如，美国记者乔治·派克尔（George Packer）在记述这10年时写道：“我们现在知道，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源于美国共识的破灭，这一共识就是在战后国内混合经济发展和冷战时期国际主义呼声的背景下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契约。” [11]
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新闻上或许在所难免：很少有人是真正的全球主义者，而我们对于周边事物的理解往往是由我们在母国接触到的新闻报道、政治运动和辩论塑造起来的。掌握着媒体发言权的政客，当然会把本国出现的问题归咎到其他国家身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客动辄指责日本，说它在国际贸易中的不正当竞争导致美国制造业受损；20世纪初，波兰和叙利亚的移民又被指控为西欧国家高失业率的罪魁祸首。但是，政客们往往会淡化全球经济趋势和个人福祉之间的关联，这样，执政党不会看上去对时局缺乏掌控，二来在野党也可以用经济问题攻击对手。
通过这种方式解读社会和经济变革有一种误区，那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将各种变化归因于政府可以控制的因素，无论是税收政策、关税减免、福利计划，还是可能使某个政客当权的选举规则。当然，这些因素都有一定影响。但同样毋庸置疑，20世纪末的经济发展停滞和相应的政策转变不仅仅是国内原因导致的。社会契约的重塑不仅发生在美国，日本、瑞典、西班牙和很多其他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每个国家都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与经济改革。这股正在发生作用的力量穿越了国家的边界，而我们必须在全球视角下对它进行审视，才能真正理解这一时期。
“全球化”，这个在当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词汇，既是1973年之后严酷的经济气候的起因，也是它的结果。全球游资的惊人增长，导致政府调控汇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难度大大增加，更不用说维护银行系统的稳定了。鉴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政客们开始大肆增加政府开支，用以创造就业和刺激消费，并把经济下行视为短期的表现。这些手段没有奏效之时，他们又拼命想要扭转局势，不惜采取一些在几年前还会被认为是过于激进的措施。针对运输、通信和能源产业的监管，原本保障着政府对这些领域的严格控制，现在被逐步削减。此外他们还取消了国家对特定行业的垄断，并开始出售国有企业。放松管制和私有化，让原本在国有工厂中高枕无忧的工人们丢掉了“铁饭碗”，但也为更加千变万化、更具有创新活力的经济环境铺平了道路。是政府为互联网经济开辟了成长的天地——如果还由原来的电话寡头来管理通信，我们可能还要在电话厅前排队投币。
当然，世界不光围着金钱转。很多因素对20世纪晚期的发展都有影响，从遍布全世界的性别平等运动到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对峙，及其在世界各地引发的代理人战争，从宗教激进主义的复兴到1989年“铁幕”瓦解之后的欧洲统一运动。毋庸置疑，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关切。正是这些——美国的反歧视运动、加拿大和西班牙与本国分裂主义的斗争、韩国和南美国家民主政府的重建——充斥着广播新闻和历史教材。然而，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是，这些事件都是紧跟在一场冲击全球经济、让所有人陷入紧张不安之中的剧变展开的。
历史的这一篇章记录了一段缓慢而痛苦的转变。20世纪下半叶前期，即便是最僵化的企业都业绩不俗；等到了后期，大量知名的制造商和银行都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陷入困境之后无力回天。工人的技术资本——需要通过数十年的反复劳动才能获取的技能，在50年代和60年代非常受人尊敬，而且广受雇主欢迎。然而没过多少年，随着工厂技术的改良，这些知识转眼就变得不值一钱。战后工业扩张期繁荣发展的工业城市艰难地适应着新的形势，此时，提供服务和创新观点的能力远比织布和金属冲压要重要得多。在一些人眼中，奖励创造力和敢于冒险的社会，取代了原有的阶级固化、鼓励下层不求上进的愚民式社会。在其他人眼中，战后建立的将政府与企业联结起来以提高普通人的福利的社会契约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冷酷的市场经济，社会对失业、疾病和养老的保障大不如前。
也许，与黄金时代一同泯灭在历史长河中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心。此前整整25年，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通人都能感觉到他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能够确信，所有的牺牲和艰苦工作都是在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打下坚实基础。随着黄金时代的结束，这一时期蓬勃的乐观主义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1] 对于无车星期天的评价，参见：Duco Hellema, Cees Wiebes, and Toby Witte,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Oil Crisis: Business as Usual, trans. MurrayPearson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7–108。相关影像资料有 www.youtube.com/watch?v=iyJbg-4NKZs, viewed June 30, 2013。朱莉安娜王后很快就把凯迪拉克换成了更省油、更不显眼的福特格林纳达，参见：“Royal Family in Firing Line on Spending Cuts,” NRC Handelsblad, September 21, 2009, http://vorige.nrc.nl/article2365311.ece。
[2] 战争在10月6日开始。关于对荷兰的禁运，参见：Hellema et al.,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Oil Crisis, 53; Paul Kemzis, “Europeans Move to Conserve Oil,”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7, 1973; Terry Robards,“Oil-Short Europe Is Facing Hardest Winter Since Wa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11, 1973; “Wen ich nich kenne, der kriegt nichts,” Der Spiegel, November 26, 1973。
[3] Richard Halloran, “Japan Is Stunned by Arab Oil Cu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19, 1973;“Japan to Slash Supplies of Oil to Industry in Crisis Program,”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1973; Fox Butterfield, “Aide Says Curb May Cut Gain of Econom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973; Fox Butterfield, “Japan to Ration Fuel andPowe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1973.
[4]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2003), 260–263.
[5] Julius Shiskin,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 Statistical Compendium,” Business Cycle Developments 66–10 (October 1966): 71.
[6] Edmund Phelps, 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and Chan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菲尔普斯断言，创新在欧洲和美国都在下降。
[7] Paul M. Romer, “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2015): 89–93. 对于经济增长来源的相关争论，一般性的探讨参见：David Warsh, Knowled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Norton, 2006)。
[8] George F. Will, “Defining Economic Failure Down,”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5, 2015.
[9] Paul M. Romer, “Crazy Explanations for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in Stanley Fischer, ed.,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87, Vol. 2 (Cambridge, MA, 1987), 163–210; Dale W. Jorgenson, “Productivity and Postwar U.S.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 (Fall 1988): 23–41; Steven Englander and Axel Mittelstadt,“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Macroeconomic and Structural Aspect of the Slowdown,” OECD Economic Studies 10 (Spring 1988): 28; Zvi Griliches, “Productivity Puzzles and R&D: Another Nonexplan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 (Fall 1988): 19.
[10] Jefferson Cowie, Stayin’ Alive: The 1970s and the Last Days of the Working Class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Dominick Sandbrook, State of Emergency: The Way We Were: Britain, 1970–1974 (London: Penguin, 2010); Serge Bernstein and Pierre Milza, 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Tome 5, De 1974 à nos jours (Paris: Editions Complexe,2006).
[11] George Packer, “The Uses of Division,” The New Yorker, August 11–18,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