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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皆得谓之有德

“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对于较少接触古代经典的人来讲，这话比较费解，所以，我首先来解题。古人在解释某一个字的时候，喜欢用同音字来注解，其中最经典的证明，就是汉代学者刘熙的《释名》，书里的名物语词都用声训来解释，比如说“春者，蠢也”，什么是春天？万物苏醒了，蠢蠢欲动了，那就叫“春”。再比如“土者，吐也”，什么是土呢？能够吐出稻子、麦子、蔬菜等的，就叫“土”，土生万物。同样，“德者，得也”，什么是道德？能够得到人生与社会真谛的人，就是有德之人，亦即得道之人，因为把真理弄明白，追求到了。《礼记》有一篇叫《乐记》，其中有“礼乐皆得，谓之有德”一语，“礼”和“乐”的真谛都得到了，那么就是有德之人。

前几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讲演集，起名《礼乐人生》，意思是人的一生都应该用“礼乐”来规范、指导。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这“礼”就包含着“乐”。若是讲得周备一点，叫“礼乐”，讲得简略一点，就叫“礼”。为什么“礼”包含“乐”？从《礼记》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但很多人，对于礼乐文化的认识并不到位。比如说，有人认为举行“礼”的时候要伴奏，伴奏的就是“乐”，所以叫礼乐文化。也有人认为，“礼”是约束人的，令人感到紧张，而人不能总是处在紧张状态，所以要用“乐”来舒缓、放松一下。可见，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认识亟待提升。这个基本问题如果弄不清楚，却在说捍卫、弘扬传统文化，就是空话。

音乐是人类普遍的文化现象。无论哪个民族，当它的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出现音乐生活。无论是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亚洲，还是西藏、新疆、云南，或是中原地区，但凡文明到了一定阶段，都会跟音乐结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把音乐作为教化的工具。《礼记》有一篇解释六经的《经解》，提到孔子的六经之教，包括诗教、书教、礼教、乐教等，其中，以礼为教称“礼教”，以乐为教称“乐教”。中国人不仅是把“乐”作为娱乐的方式，更重视它对于教化民众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儒家把乐教放在比礼教还要高的位置。下面展开来介绍。

一、中国上古的音乐成就

提到音乐，大家都会想到西洋交响乐队的铜管乐器。一旦提到中国乐器，就会想到胡琴、笛子，感觉中国的音乐很土、很落后，这是不对的。中国是一个音乐发端非常早的国度。根据文献记载，中国音乐的起源可以上溯至黄帝时期。相传黄帝时涌现了许多发明创造，其中之一就是发明了十二律。史书记载，黄帝曾任命一位名叫伶伦的乐官创作十二律。另外，音乐中还有1（哆）、2（来）、3（咪）、4（发）、5（嗦）、6（拉）、7（西）七声音阶，它们之间的音高不是平均的，1（哆）、2（来）、3（咪）三个音阶是一样的，到了4（发）的时候，音阶比较小，是个半音，到7（西）的时候，又是半音。而在一个复杂的演奏当中，比方说编钟，需要旋宫转调，比如1（哆）这个键可以按在任何一个地方，它的前提就是要把七声音阶平均分割成十二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难题。伶伦是把竹管做成吹奏乐器，模仿凤（雄的）和凰（雌的）的叫声，把它分成“六律”“六吕”，即六个阳律、六个阴律，合起来就是十二律。根据这个说法，早在五千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懂得十二律。

《尚书·尧典》有这样一段对话：“帝曰：夔（kuí），命汝典乐，教胄（zhòu）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敖。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当时舜帝任命了一批官员，其中一位叫夔，他的职责是“典乐”，专门掌管音乐教化，主旨是教育“胄子”，就是贵族子弟，教他们学习音乐。通过学习音乐，使其能做到正直而温和，宽厚而懂得敬畏，刚毅而不暴虐，行事简而无敖。古代的诗可以歌唱，而音乐又离不开诗，诗可以抒发人的心志，歌可以把人要说的话拉长，尽情抒发。“八音克谐”的“八音”，是指用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八种材料制作的各式各样的乐器，比如，用土做的陶埙，用金（古代指铜）做的钟，用石头做的磬等。“克”是能够的意思。“八音克谐”，就是“八音”一起奏响时，彼此协调和谐。

中国人从音乐当中悟出了和谐的道理。“笙”的竹管，要有高低、粗细、长短的差异，才能奏出各种乐音。假如只有一根管子，或者所有的竹管都一样，就无法演奏。社会也是如此，社会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各种特长不同、思维不同的人在一起，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好比“笙”的几根管子，高低、粗细、大小不同，但是围绕着一个主旋律演奏，曲子才会丰富而和谐。既不放任，又能保留各自的个性，找到结合点，形成最大的共性，这就是中国人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夔说：“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啊！我重重地敲击磬（石），凤凰来仪，连鸟兽也都随之起舞。遗憾的是，《尧典》的这些记载，长期以来被人们所怀疑。然而，考古发掘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所体现事实比文献记载的还要惊人得多。

在河南省舞阳县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贾湖，贾湖遗址的古文化的年代，比仰韶文化还要早，大约距今九千年到七千年，而仰韶文化约距今七千年到五千年。当地有一位小学老师，爱好考古学，经常在地里捡到陶片，他搜集起来后，向文物保护部门报告，文保部门据此进行了发掘，遗址的面积非常大，至今都未挖完。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有一项轰动学术界的成果，就是发现了用鹤类的肢骨制作的骨管，就是将仙鹤腿骨的两端截掉，再在骨面的一侧钻孔。骨管或者放置在死者右手边，或者放置在两腿之间，具体位置不一。出土的时候，骨管里灌满了土。凭直觉，大家认为应该是笛子，可是又不同于今天所见的笛子，它没有吹孔，也没有贴膜的孔，只有七个挨得很近的孔。考古队把它拿到北京中国音乐学院，请音乐史专家和民乐演奏家来鉴定。专家们一看，断定这是笛子，说这种乐器在中国新疆、中亚细亚一带民族中还有使用，只不过它不是横着吹的，是竖着吹的，吹奏时需要有一个角度，把气吹到内壁上，产生一种震荡。经过音乐学家试吹以及仪器测音，发现完全可以吹奏乐曲，确认是乐器。据说这样的笛子合计已经发现超过三十支。笛子做工精致，足见制作水平之高。

以前，学者们写中国科学史，由于缺乏考古依据，所以非常小心，比如《大百科全书》讲到仰韶文化，说那时“可能”已经会数一二三四五，对于是否会数六，则不敢想，因为人只有五个手指。现在，贾湖的骨笛不但已经有七个孔，而且孔与孔之间距离不等，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音高与孔距之间的某种数理关系了。骨笛表面的某些小孔只比针眼大一点，是用什么工具钻的？九千年前就已做得如此精致，很难想象，因为距今一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做的工具比它粗糙得多。

通过仪器对贾湖骨笛的测定，发现其中有支最好的笛子，每个音孔之间音程的误差都小于五个音分。其中有两个孔，误差几乎为零，真是匪夷所思。今天交响乐团的普通乐手，耳朵听音的误差一般在十个音分以上，优秀的钢琴调音师大概能达到五六个音分。而在贾湖时代，没有任何仪器而能达到如此水平，真是了不起。可见，贾湖人不仅有精神生活，有文化生活，而且生活质量还很高，很讲究。贾湖骨笛，是世界上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是国宝级的文物。

“埙”是中国特有的乐器，在甘肃、山西、四川、陕西等很多地方都有出土。甘肃玉门的火烧沟遗址，出土的许多埙，外形像一条鱼，身上有几个吹孔，特别漂亮。在陕西临潼以仰韶文化为主的姜寨遗址，也出土了很多埙，形状都不一样。在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彩陶，外形像一个扁球，非常漂亮，中间一个圆心，四个吹孔的周围分布着“四大圆”，旁边还有水纹的漩涡，非常珍贵。

四川成都的金沙文化遗址，是一个面积很大的、从商代延续到春秋战国的遗址，出土物品里有两块原始状态的石磬，各有一个用于悬挂的孔。商代的陶埙不仅有七声音阶，而且具备了十二平均律中的十一个。殷墟武官村大墓里出土一件用青石制作的磬，形状非常规整，中间用浅浮雕勾勒出一只老虎，故称“虎纹大磬”，是国宝级的文物。类似的石磬，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出土。

湖北崇阳曾出土一件非常典型的商代青铜鼓，上部可以插羽毛等装饰品，下面是一个鼓座，中间两端各有一个可以敲击的鼓面。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瑰宝。编钟总共65枚，分别挂在三层钟架上，中间是铜木结构，总重量超4400公斤。西方人的钟是圆的，敲任何一个部分，发出的声音都是一样的。而中国的编钟不是圆的，是合瓦形的。钟的两侧正面呈桥形，敲钟的中间和两侧可以得到两个不同的乐音，称为正鼓音和侧鼓音。这种奇妙的现象，称为“一钟双音”。根据武汉音乐学院测音的结果，编钟的中心区域，音域宽广，达到五个八度。今天的钢琴是七个八度，而曾侯乙编钟比钢琴早了几千年。青铜钟上的铭文总数达几千字，分别标记敲击部位的乐音的名称，以及各国之间不同律名的对照等，极其宝贵。

古代群众性的歌唱活动也非常普遍，曾出现很多歌手。《列子·汤问》提到，一个叫薛谭的人，拜秦青为师学唱歌，学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水平跟老师差不多了，所以就辞别老师，不想再学下去。老师听了非常伤感，但又不便强留，就在郊外为他饯行，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歌声高亢，连流动的云彩都停下来听他唱。薛谭方知自己水平太差，真不该这么浅薄，非常惭愧，所以向老师认错，留下来继续学习。

《列子·汤问》还提到一位名叫韩娥的民间女歌手，她游历到齐国后断粮了，便在临淄城下唱歌求食，她那美妙婉转的歌声吸引了很多民众，人们纷纷赠以食粮，于是她继续上路。韩娥离开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已经过去三天了，家里屋梁上还回荡着她的歌声，这就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典故。

有一部书叫《昭明文选》，其中《宋玉对楚王问》一篇讲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xiè）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宋玉是与屈原同时代并齐名的一位学者。某日，一位来客在楚国的都城——郢中唱歌，一开始唱的曲子叫《下里》《巴人》，他在城上唱，下面数千人跟着唱。后来又唱《阳阿》《薤露》，这两种歌比较难唱，所以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附和着唱。最后唱《阳春》《白雪》，音调非常高，结果只有数十人能附和。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群众性歌咏活动有多热烈。

二、儒家的音乐理论

刚才我们讲了先秦时期的乐器和演奏技巧，以及群众性歌唱活动的盛况。到春秋战国之际，在器乐、声乐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后，儒家开始研究音乐理论。音乐的本质是什么？它是怎么起源的？功用又是什么？音乐与民风以及国家的兴衰关系如何？以此为基础，儒家提出了乐教理论。

关于音乐的起源和作用，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远古时候气候比较潮湿，人的血脉不通，关节容易出问题，所以要蹦跳，舒展筋骨。

《吕氏春秋》有一篇提到，古代有个部落叫葛天氏，“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甲骨文中的“舞”字，像双手各拿一根牛尾巴作为跳舞的道具。“投足”，就是用脚踩节拍。“八阕”，有人认为是八段舞蹈。《史记·乐书》讲“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认为音乐的作用，既可以让人的血脉流通，又可以调理人的精神和心性。

礼乐的本质不在于外在形式。《礼记·乐记》说：“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

提到古代音乐，大家就会想到“黄钟大吕”“弦歌干扬”。这里的“干”指盾牌，是防御型兵器；“戈”是进攻型兵器。那时的舞蹈，会表现武王伐纣的战争场面，所以手上要举盾牌持戈。然而，《乐记》又讲，干戈之类，只是乐舞的外在形式而已，属于“乐之末节”，乐舞的本质也不在此，所以，只是让一帮小孩跳跳，叫作“童者舞之”。古代行礼时要在地上铺席子，就像今天日本、韩国那样，跪坐在席子上。“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像吃饭铺席、陈列酒器和俎、排列笾豆，以及安排谁先谁后，都是礼的末节，把它交给工作人员“有司”去做就可以了。君子关注的是“礼乐”所要表达的灵魂。

儒家音乐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声、音、乐三分”，就是将今人所说的“音乐”分为三个由低到高的层次：声、音、乐。

音乐的起源与人的心理活动、人的情感直接相关。《礼记·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为心生，是从心里发出的，所以《乐记》说“情动于中”。外界的某件事物，把人的心打动了，情感在心里动起来，就会“形于声”，就会情不自禁地发声。

《诗经》曾经有《毛诗》《齐诗》《鲁诗》等几种版本，流传至今的只有《毛诗》。《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一个人的心被打动后，情萌动而形于言，但仅仅“形于言”，尚不能把内心的情感充分地表达出来，所以就会再“嗟叹之”。如果还不足，就“永歌之”，“永”就是长，唱歌就是要把声音拉长。如果“永歌之”还不足，就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投足而歌。这是人的情感的系列升华，慢慢高涨，形成了各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这里说到的音乐有两个层次，一是由于“情动于中”而“形于声”，把内心的情用“声”表达出来。“声”是音乐的最低层次，动物都能感知，它非常单调，没有层次，表达的方式也非常直白。人的感情非常丰富，“声”的层次难以表达。《管子》说，将一根81寸长的丝悬空地固定在木板上，弹拨它不同的位置，就可以得到宫、商、角、徵、羽等乐音，由此发现了七声音阶的奥秘。通过七声音阶来创作歌曲，赋予它调门和旋律，以此表达人的情感，不仅表现力大为丰富，而且有了审美价值，更能打动人心。所以，第二个层次叫“音”，《乐记》说“声成文，谓之音”，“文”是文采、规律，是一种利用乐理知识创作乐曲来表达情感的方式。

“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音乐，种类很多。不同的音乐，给人以不同的感受：有的让人悲伤，让人流泪，长期听了，人会振作不起来；有的非常狂热，像迪斯科、摇滚，再加上旋转的彩灯，令人躁动；也有的气象庄严，令人肃然起敬。江南的民歌，温柔婉约柔和，又是一种风格。不同的音乐其作用也不一样，好的音乐能够催人向上，让人的心智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也有的音乐会让人沉溺不起，比如，抗战期间，前线将士在浴血奋战，可是在大上海，有些人却在寻欢作乐，唱亡国之音。音乐对人的影响很大，一个人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他的气质也会随之改变，经常听古典音乐的人，就会有书卷气，与那些经常听躁动的音乐的人，肯定不一样。

不同的音可以带来不同的感受，儒家开始思考，对于“音”，绝对不能放任自流，否则人心会杂乱。因此，认为应该从“音”里面再分出一个层次来，这就是“乐”。只有能够体现道德教化的“音”，才有资格被称为“乐”，所以《礼记·乐记》说“德音之谓乐”。乐，思想上是健康的、纯正的，风格上是舒缓的、典雅的，听了之后，有利于人的身心和谐以及社会的安定。无疑，这样的乐曲才是社会所需要的。

“音”和“乐”很相近，都是利用七声音阶，根据一定的旋律、一定的调门创作出来的，但是它们并不相同。这正是《礼记·乐记》中孔子的高徒——子夏说的“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所体现的理念。

《礼记·乐记》还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人不能没有快乐，人一快乐就想跳舞或者唱歌这些娱乐活动。“君子乐得其道”，君子最感兴趣的，是要在这种文娱活动中把握住它的道；“小人乐得其欲”，小人只是追求一种感官的发泄，没有道德，没有思想。虽然感官的刺激和欲望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能用道来制约，就是乐而不乱。如果“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如果只想着感官刺激，而忘记了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受到理性的指导，就会迷惑、迷失方向，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如果爱唱什么就唱什么，不知道用道去制约，社会风气就会受影响，古人都知道这个理念，所以，要懂得“以道制欲”，倡导健康、高雅的歌曲，那么，社会风气才会端正。

“德者，性之端也”，人心显露在外的，是德。人心的仁、义、理、智四端都是德的体现。“乐”是“德之华”。这里“华”和“花”相通。“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 这是一种健康的、表达道德的音乐。金、石、丝、竹，是表达这种情感的器具。

下面这段话，是这一讲题目的出处：“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音”，它是人的心声。“乐者，通伦理者也。”从“音”分出来的“乐”，是通伦理的，人有伦理，而动物没有伦理。“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禽兽只懂得“声”，只听到各种声音。“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只懂“音”而达不到“乐”的层次，是众庶，因为众庶没有机会接受这种教育，没法选择，所以只能在“音”的层次上，而不知还有更高层次的“乐”。“唯君子为能知乐”，君子是有学问、有品味的精英分子，他们懂乐。“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如果连“声”都不懂，那讨论什么“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如果连“音”都不懂，那怎么讨论“乐”呢？“知乐，则几于知礼矣。”懂得“乐”，就差不多懂得“礼”了。“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所以，看一个人的层次，只要聊上几句话就能看得很清楚，就可知道热衷什么，喜欢什么。古代有道的君子是按照礼乐来生活的。

三、音乐通乎政

古代君子特别注重音乐以及流行什么样的音乐。音乐与一个政权、一个政府的为政得失紧密相关，而且与社会风气紧密相关。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就可以知道这个社会处在什么状态。如“文革”时流行造反有理的歌曲，把整个社会风气、整个人性都给扭曲了。很多人现在回想起来都非常后悔，那时，有人为要造反，看父母出身不好，就用皮带抽他们的脸，或用脚踩在他们身上，这些行为想想都让人痛苦。再说苏州人说话，吴侬软语，跟唱歌一样，音乐性非常强，他们的评弹都是软绵绵的，如果是女同志讲，就很好听，但若是男同志讲，就像是娘娘腔，所以这个地方出才子佳人。这里的民风也特别温文，看《红楼梦》就可知道，金陵是指江苏，江苏两个大府，一个江宁府，一个苏州府，“温柔富贵乡，风流繁华地”，就出了贾宝玉、林黛玉这样的才子佳人。再去西安看看，西安人的秦腔激越高亢，人们在田里吼着嗓子唱，所以那里的民风比较彪悍。民风的形成和很多因素有关，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音乐。因为音乐每人都会唱，一个人经常唱什么，这个人的情绪就是什么。再者，音乐跟政治也有关系，《吕氏春秋》就提到“音乐通乎政”。

《吕氏春秋·音初》说：“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如果张嘴唱出的是秦腔，就可知道是西北的民风；如果是吴侬软语，就可以知道是苏州一带的。通过这些风气，可以知道人们的志向，他们崇尚什么，根据志向又可以知道德。所以一个社会的盛衰，一个人是贤还是不肖，是君子还是小人，只要听听音乐就能发现，那是隐藏不了的，而且可以了解得非常深。

据《礼记·王制》记载，上古君王要定期到四方巡守，十二年一周天，因为天上的岁星十二年走一周天。天子是天的儿子，所以，他分别要用三年的时间，到东西南北四方视察，十二年巡守完。巡守时，必须要到民间了解民风、民情。天安门前有对华表，天安门里面也有一对，华表的顶上都蹲着一只小兽，只不过，天安门前面的华表上的那两只是朝外看的，里面的华表上的那两只是朝里看的。朝里看，是“望君出”，提示皇上要走出深宫到民间去，比如，乾隆下江南，都不想回去了，所以外面两只叫“望君归”，作为帝王，不能流连忘返，要回来打理朝政。

巡守所到之处，地方官员要述职。“述职”这词在《礼记·王制》中最早出现。述职时要说的内容很多，其中就要展示当地流行的民歌。天子点名要听，要把老百姓叫来，唱最近流行的歌。如果听到的全是哀怨声，或是讽刺的，或是声色犬马的，会责备当地的官员。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盛”，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当官的一天到晚声色犬马，下面的老百姓也就唱声色犬马的歌，那样民风就会变坏，那还怎么治理？如果听到的民歌不仅典雅，而且内容也非常好，随行的采风官就会记下来。

当时的民歌叫“风”。《诗经》有风、雅、颂三类，“风”是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是乐官下去采集的特别好的民歌。采来后的民歌在宫廷等正式场合演奏，并在全国推广，这样，风气就比较纯正。比如《诗经》第一篇叫《关雎》，它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一个青春期的男子，思念心爱的女子，“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哪一天敲着锣打着鼓把她娶回家呢？男子那种渴望美好婚姻的心情表达得恰如其分。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盛世，必定会出现这个时代的颂歌，相传黄帝时流传下来的乐叫《咸池》，颛顼时代的叫《承云》，帝喾时代的叫《唐歌》，尧时代的叫《大章》，舜时代的叫《韶》。此外，还有一些有功于天下百姓的人，也会留下传世的乐章。如大禹治水，留下的歌叫《夏迭》；汤伐桀的歌舞叫《大护》《晨露》；武王克商以后，周公作《大武》。《吕氏春秋·适音》说：“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世界上哪个国家是把音乐与政治、与为政的得失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

不好的音乐，败坏民风，甚至成为亡国之音。《吕氏春秋·侈乐》多次提到，一个政权快要灭亡的时候，一定会在音乐上有所体现。“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夏桀是夏朝最后一个王，纣是商朝的最后一个王，他们追求感官的刺激，所以制作“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乐器以大为美，“以众为观”，以数量多、排场大为壮观。钟的体量过大，声音就很难带来美感和享受。“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声音如雷霆，让人听了难受，“骇心气，动耳目”，超出人们心理的正常承受能力，那就不是享受，是受罪了，所以说，“以此为乐则不乐”。

音乐是民风政情的反映。《礼记·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社会治理得好，就一定和谐，音乐都会悦耳美妙，非常享受。“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世道一乱，人心怨怒，其政一定悖乱。“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国之将亡，民众的歌曲哀伤，因为生活艰难。

儒家之所以严格分辨音与乐，有一个背景，就是流行音乐的产生。孔子所处的年代，出现过一次流行音乐高潮，当时的社会风气非常坏，比如儿子杀父亲，弟弟杀哥哥，母亲与儿子通奸……风气之乱，同样表现在音乐上，其中郑国的音乐，尤其糜烂。可是有些人就是爱听这种音乐，孔子非常讨厌这种格调低下、形式时髦的音乐，他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恶”是厌恶，“朱”是正色，紫色不是正色，但是它很艳，甚至掩盖了正色，使得不少人不喜欢正色，反而喜欢不正的颜色。孔子还厌恶“利口”，一些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人，把国家给颠覆了。所以，儒家非常反对流行的不健康音乐以及与之相似的利口、偏色。

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震动了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人借此做翻案文章，说以往讲春秋之时是礼崩乐坏，而如今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艺术水平很高，证明当时礼没有崩，乐没有坏。这种说法似是而非。“礼崩乐坏”不是说那时候没有乐器了，而是说演奏的格调变了，乐器演奏的是音，不是乐，不是雅乐而是郑声。

孔子的学生颜渊“问为邦”，就是问如何治国。孔子回答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行夏之时”，就是用夏朝的历法，因为它最符合黄河流域的农时，所以一直用到今天（今天的农历即是夏历）。“乘殷之辂”，“辂”就是车子，要乘殷朝的车子，殷朝的车子做得最为俭朴。“服周之冕”，穿周人的冕服，周人的冕服华而不靡，贵而不奢。音乐，一定要奏《韶》乐，《韶》相传是舜的音乐，尽善尽美。“放郑声”，就是要抛弃郑国音乐中的淫词滥调。“远佞人”，佞人指巧言令色之徒，属于小人。“郑声淫，佞人殆”，郑声浮靡不正，佞人最危险。

四、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儒家认为，在纷繁的音乐现象面前，作为社会精英，有责任从各种音曲中挑选、分辨出德音雅乐来，然后，以之教化民众，使社会风俗敦厚。这种教化，不是生硬的、强制性的，而是通过音乐传播，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推行。

早些年，我还在读研究生，中央乐团的首席指挥李德伦痛感交响乐在大学里面没有听众，于是在北京的高校里挨个地演奏，并亲自讲解，告诉大家交响乐队分哪几个部分。逐一介绍每种乐器的名称，声音的特点，演奏的经典曲子是什么等。讲解生动，非常吸引人，由此拉近了学生与交响乐的距离。

那天李德伦指挥的交响乐奏完以后，全场鸦雀无声，过了半分钟，大家才开始鼓掌。当时坐我旁边的一位同学说，听完以后，觉得整个心灵都像被洗过了一样！另一位同学说，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升华了。散场后，我对李先生说：“音乐对人的心灵的影响这么直接，作用这么快，瞬间就把人的状态改变了。”没想到李德伦引用《孝经》里的两句话回答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这两句话，前一句讲“乐”，后一句讲“礼”。儒家认为，教育老百姓其实很容易，让他听好的音乐，他的气质就变化了。让所有的人听好音乐，那么整个社会风气就会改变。《诗经》说“诱民孔易”，“诱”是诱导教育，“孔”是非常，诱导民众是非常容易的，而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就是音乐。

在中国文化中，乐是解决人的内心和谐的问题的，而礼是解决人的外在的行为规范的。有的人在行为上做得很好，但内心与行为并不一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上说“凡学者，求其心为难”，要改变人的心最难，人跟人相交要得到彼此的心也最难。郭店楚简又说：“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一个人虽然能把一件事情做好，但如果动机不正确，没有把心放在很正的位置，那就并不可贵。所以，要真正发自内心地去做。

《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有两句话是讲人心与音乐的。一句是“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信”是真实的意思，声是从内心很真实的感情里流出来的，音乐，不仅为老百姓喜闻乐见，而且能拨动人的心弦。另一句是“乐之动心也，濬深郁陶”。乐打动人心，可以达到最为深入的程度。音乐甚至能打动圣贤，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孔子感慨地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没想到听《韶》乐，能达到如此境界。

有个典故非常有名，是说魏文侯知音而不知乐。魏文侯好附庸风雅。有一天，他问孔子的学生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我端端正正地戴好冠冕听古乐，可是“唯恐卧”，生怕听睡着了，然而“听郑卫之音”，听郑卫的淫词滥调却是不知疲倦，通宵达旦也无困意。“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听古乐怎么会这样呢？“新乐之如此何也？”听新乐怎么又是这种情况呢？子夏回答说，古乐“进旅退旅”，旅是师旅、军队，比如，武王克商留下来的《大武》，就是一篇史诗，讲武王怎样率领军队灭商的过程。“和正以广”，它表达的是和正。“弦匏笙簧，会守拊鼓”，使用的都是很正的乐器。“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是讲文王、武王治国的事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君子看了《大武》，就会想到历史，想到文武之道。“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古乐会唤起你修、齐、治、平的理念。“今夫新乐，进俯退俯”，新乐就不一样了，演员弯着腰进去，弯着腰出来。“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声音都不正，淫词滥调，不知终止。“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就像一群猴子，活蹦乱跳，没有伦理，也不知道主题是什么。“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音乐结束了没法讨论道，也无法谈论历史，因为它非常肤浅。最后，子夏挖苦魏文侯，“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你问的是乐，而你喜欢的却是音。换言之，你魏文侯连音与乐的区别都不懂。这种情况今天也有，不少人听交响乐会想睡觉，是因为他还不具备这方面的教养。

那么，古人是怎么推广乐教的？周代有一种乡饮酒礼，表面上是一乡之人在一起饮酒，实际上是进行尊老教育的一种形式。这里有个如何排座次的问题。坐在堂上的，一定是乡里年龄最大的，而不是乡长。坐他两边的也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五十岁以下的人只能在堂下，为堂上的老人服务。一乡之人看到老人那么受尊敬，就懂得以后处处要给他们让座、让路。孔子看了以后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看了乡饮酒礼，而知推行王道很容易。王道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大家尊老，老有所安。

乡人喝酒，要有乐曲助兴，它们都经过精心选择。乐工歌唱《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它们讲的都是君臣之间的平和忠信之道。接着笙奏《南陔》《白华》《华黍》，都是讲孝子奉养父母的。然后，堂上、堂下轮奏，堂上鼓瑟唱《鱼丽》之歌，堂下笙奏《由庚》之曲。堂上鼓瑟唱《南有嘉鱼》之歌，堂下笙奏《崇丘》之曲。堂上鼓瑟唱《南山有台》之歌，堂下笙奏《由仪》之曲。最后器乐与声乐合起，奏唱《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苹》，说的都是人伦之道。一乡之人在揖让升降、笙瑟歌咏的愉快气氛中，觥筹交错，陶醉在德音雅乐之中，可谓润物细无声。

郑卫之音，是不可以在庙堂演奏的。能在庙堂演奏的，一定是德音雅乐，因为它的内容健康，“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这不是强迫的，是发自内心的因“和”而生的敬。另外，“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长幼之顺也是发自内心之和。“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这几个“和”都是通过音乐来完成的，社会就是如此走向和谐的。

自古以来，有道君主喜欢音乐不是为了发泄，而是要化自己的“心”和“性”，陶冶心性。奏古乐和新乐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是否追求意境。古人抚琴要沐浴焚香，心静入定，在幽静的意境中感受宁静，涵泳其中。所以，如今的琴界有一些老先生不对外演出，因为琴是奏给自己听的，让心性与琴声交流，由此来化自己的性。可见，要做一个和谐的人，做一个有品味的人，就要懂得利用“音”来变化气质，涵养德性。

时至今日，不少地方出现了“音乐疗法”。凤凰卫视曾经介绍台湾东海大学一位女老师开设音乐课。据介绍，女老师让大家听雅乐。一开始，听课的男同学坐不住，趴着，仰着，一会这样，一会那样，老师也不多说，就让大家听，然后，再略微讲解乐曲所表达的意境，接着让学生再听、再体会。几堂课之后，这些男同学都变得安静了，坐得住了。一个学期下来，气质全变了。据说这门课火得不得了，排队选修的学生，需要排好久。这门课的用意很深，手法非常巧妙，可谓“诱民孔易”。治疗多动症，吃药片未必有效，训斥、吼斥未必解决问题，而“音乐疗法”却能达到“不教而自化”的目的。

无独有偶，德国某小镇的一个汽车站，经常出现等车的人吵架的现象。有人提议，在那里安装个喇叭放古典音乐。不可思议的是，自那以后，吵架率明显下降。等车的人听了古典音乐，都跟着哼起来，心情变好了，就不再吵架了。另外，据报道，新加坡的监狱每到放风时，囚犯就寻衅闹事、打架，这情景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的电影里时常可以看到，警官一来马上装作没事。后来，每到放风时，喇叭里就放古典音乐，结果囚犯闹事的立马减少了，这就是音乐的妙用。

我有一位非常尊敬的老师，今年九十多岁了。二三十年之前，那时大家收入很少，老先生家里也是除了书没什么别的。但让我非常意外的是，他家里有一套价值一万元的音响，那时候一万块钱可是个大数目。我很奇怪，老师是研究国学、研究老古董的，怎么会买这样一套很现代的设施？老先生说，看书的时候，放一些节奏舒缓的古典音乐作背景音乐，把声音调得很轻很低、若有若无，会感觉到“此处有声胜无声”，在这样的背景音乐下看书，特别舒服。此外，每天涵泳其中，人的气象也会变得从容、宽厚、典雅。

最后，我想说说我家乡无锡的民间音乐家阿炳，大家都知道他的代表作《二泉映月》。记得我上初中时，无锡人民广播电台为每家每户安装一个广播喇叭，每天晚上十点播放的终了曲就是《二泉映月》，所以，走在大街小巷，听到的都是这首乐曲，人人都耳熟能详。但当时并不能真正听懂，只是觉得好听。后来才慢慢品味出了它的深刻内涵。阿炳年轻时因为贫困做过道士，道士都讲阴阳，所以这个曲子有阴阳二部，相互烘托。低音部，表达一位盲人看不到光明，在黑暗中摸索的苦闷、彷徨与不甘；高音部，表达盲人对光明的渴求和奋斗。前些年，中央乐团曾邀请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小泽征尔前来指挥，小泽征尔希望中央乐团演奏一首中国乐曲，有人推荐了《二泉映月》，他要求先听一遍，并希望用二胡演奏。小泽征尔听完之后哭了，因为他听懂了。我特别喜欢听《二泉映月》，一方面是因为它是沁入我骨髓的乡音，亲切无比；另一方面，它是中国人的“命运交响曲”，我在遇到困难而感到无助时，往往会闭眼静听，从中受到巨大的激励，一个盲人，尚且不甘失败，追求光明，我又有什么理由退却？

总之，好的音乐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伴侣，它能使我们更纯粹、更卓越。我相信，如果精读了儒家的《乐记》，并且时时践行、体会，你的礼乐人生会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