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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传说时代（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后，进入历史时代，最初是历时约500年的夏朝，末代夏王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
，于是汤兴师伐桀，建立了历时约600年的商朝。殷商经济发达，处于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期，而其文化传统却是迷信鬼神，《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末代商王纣“淫乱不止”，“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建立了历时约800年的周朝。
牧野之战后，以武王、周公、召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总结夏、商两朝亡国的教训，提出了“德治”的执政理念，作为制度保障，又“制礼作乐”，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
周人认为，夏、殷两朝都曾“服天命惟有历年”，长期承受天命，享有漫长的国祚，为何“不其延”，都走向了灭亡？原因无他，“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对道德没有敬意，故昏庸腐败，暴虐无道。召公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希望成王得到小民拥戴，永远享有天命，“不可不敬德”。
周人相信民意一定能上达天听，天对下界的了解来自民的所见所闻，“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天的意志与民的意志完全一致，所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周人将民意提升到与天意同等重要的位置，由此确立了“民惟邦本”与“德治”的理念。
周人认为道德最能感动神明，“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将道德视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希冀作为执政的精神资源，永远流传。
武王伐纣，除暴安良，解救万民于倒悬，他们抚恤受到纣王迫害的殷商贵族，广施恩泽于天下，释放囚犯，将纣王掠夺的粮食与钱财发放给民众，褒封神农、黄帝、尧、舜、禹之后，以示德政，并且“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立誓放弃暴力，告别战争，其意义非同一般。
对此，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其终极目标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达到天下大治。毋庸置疑，这是思想领域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两千年的德治思想由此奠定。
周人之“德”，意境高尚，遗憾的是，它仅仅是抽象的范畴，由于不具备操作性，无法直接运用于现实生活。这一问题若不解决，就有可能流为凌虚蹈空、无补于事的空谈。有鉴于此，周公起而“制礼作乐”，将道德理念转换成政府的典章制度与举国上下的行为规范，使之能真正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贯彻到社会的所有层面。
仁与礼是表里关系。儒家所谓道德，可细分为很多德目，但以“仁”为总目。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仁者，爱人”
，人是有爱心的动物，宋儒形象地将它比作花生、核桃等的“仁”。没有了仁，花生、核桃就失去了生命，成为无用的躯壳。人亦是如此，不仁，则谓之非人。
人有喜怒哀乐，在婚丧嫁娶等不同事件面前，如何正确表达内心的情感，做到“发而皆中节”，并非易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礼就是因应这类社会需要而出现的，所以，古人说：“礼缘情而作。”
许多人提到礼乐，满脑子就是仪式或者玉帛之类的礼器，钟鼓之类的乐器，这完全是误读，当年孔子就反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仁在人的内心。内心有仁之人，外在的仪式才有意义，才能称为礼、乐。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谓一语中的。
商王成汤像
春秋末年，各国征战不息，篡弑迭起，春秋二百多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春秋无义战”，社会陷入极度动荡之中。如何挽救这一局面？是以暴易暴，还是用严刑峻法？中国社会何去何从？
孔子从社会大制度的层面来考察古今之变。就《尚书》中的《虞书》所见，尧舜时期实行公有制，最高职位实行禅让制，其下属的官员则通过“选贤与能”的方式选拔，《礼记·礼运》引孔子之语：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世界，民风朴茂，人心磊落，社会安定，邪恶不兴，乃是理想社会。孔子指出，从夏朝开始，家天下替代公天下，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社会的各种乱象随之而起，故《礼运》又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天下成为一姓之私有财产，父子相传；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所作所为，都是为谋取一家之私利；各种权谋、战争等的罪恶，亦由此而生。孔子从宏观的社会发展历程考察历史的进步与倒退，以国家私有制为万恶之源，可谓独具慧眼。
孔子指出，尽管社会出现逆向回流，所幸者是有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成王等六位“谨于礼者”的出现，他们通过道德之礼，建立伦理纲纪，阻止了社会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孔子认为，社会应该继续固守住礼的堤防，高扬周公的道德理想，以回归“天下为公”的大道，重新建立大同世界作为万世奋斗的理想。
周文王像
孔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社会黑暗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根本的出路在于唤醒人们的德行，用天下为公之心替代天下为家之私。孔子此说，对于在漫漫长夜中摸索的国人，不啻是灯塔，是火炬，给予大众以希望与信心，成为其后两千年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之奋斗不息的伟大理想，影响极其深远。
社会发展不仅需要有正确理想，而且要有实现理想的途径。理想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途径的正确及可行与否。与西方文化比较注重物质生产的水平，以此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思维方式不同，儒家注重人的道德修养，以此作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主要标准，因此儒家文化紧紧围绕“人何以为人”这个核心展开。在治国之道上，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走向理想社会的阶梯，起点则是修身，即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道德成长。
儒家将人视为万物的灵长，严格与禽兽相区别，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与禽兽同属动物，因此，人身上不可避免地残留有动物的野性，但亦有向上进步之心。人不能自发地成为圣贤，只有接受正确的道德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践行与体认，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层次。社会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用完美的德性彻底取代残存的兽性，使人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儒家将这一过程称为“修身”。
儒家认为，没有天生的圣贤，所有的人都应该将修身作为人生的必修课，“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可以赋予生命以文化的养分，变化气质，涵养德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自己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道德理性意义上的完人。《论语》将完成了修身的人称为“君子”，而将尚未开始修身的人称为“小人”；孔子要求人们做君子，不做小人。唯有人人有自觉向上之心，才能令社会文明水准整体提升。
被誉为“入德之门”的儒家经典《大学》，提出为学的“三纲领”，第一条即是“明明德”。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是因为人内心有光明的德性，故人能接受教育成为君子，甚至成圣成贤，而禽兽永远无此可能。为学的第一要义，是要懂得人比禽兽高尚在何处，由此“知自别于禽兽”，激发出内在的文化自觉，修身进德。其后，孟子将人的善性，提炼为仁、义、礼、智四端，使人格标准更加明确，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奉为人生进步的圭臬。
人的觉悟有先后，但彼此可以互相影响，互相学习。汉字中的“教”与”学”二字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教学的目的，是启发学生觉悟，就此而言，教师应该是先觉者，唯有自己先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成为学生仿效的对象，所以《说文解字》说：“敩
，觉悟也。”此即中国文化中的“以先觉觉后觉”。中国人将培养教师的院校称为“师范”，其中的“师”是“学高为师”，是指学业精深才可为师教授弟子，而“范”字则指“行为世范”，是指师者的德行当能为世人之典范。可惜“师范”一词保留的儒学之古意，今人多已忘却。
先觉者责无旁贷，应向周边之人宣传道德，使其气象为之一新，此即《大学》三纲领中之“新民”。人的一生，应该在“明明德”与“新民”之间永不休止地努力，只有当自身与周围人之德都已达到“至善”境界，再无提升之空间时，方才可以言“止”。毋庸讳言，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几十代，甚至上百代人的努力，故每个人都要有终生奋斗、永不停息的理念。
儒家修身的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俾学者取法，其大要则包括内与外两个方面。所谓内，是懂得用思想纯正、风格典雅、中正平和，具有道德教化作用的雅乐陶冶心性，养心怡情。所谓外，是懂得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消除戾气，拒绝粗俗，懂得遵守社会秩序，尊重他人，与人为善，谈吐典雅，涵养德性，变化气质。
《礼记·乐记》说：“礼也者，理也。”“德音之谓乐。”礼乐双修，礼以修身，乐以化心，“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彬彬然有君子之风。通过礼乐，树立人的文化自尊、文化自觉、文化自律，堪称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软实力”，是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社会基础。
儒家的治国之道，不尚空谈，不凌虚蹈空，将终极的理想目标，与每一代、每一位有志者的人生紧密相连，步步落实，只要现实中人都能读书明理，矢志不渝地去奋斗，理想世界就会不断逼近。
《礼记·大学》书影 明代汲古阁本
人类具有群体性的特点。早在石器时代，人类就结成原始群，依靠群体的力量，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进入文明时代后，人类的群体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益增强，最显著的表现，是人类的分工合作更趋紧密，先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接着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时至今日，哪怕是生产一台手机，都需要许多行业的通力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类相互依存，命运相同，无法拆解。
在儒家思想中，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社会网络中的一员，与周围之人构成丰富而复杂的联系，有血缘关系，也有非血缘关系，有上下关系，也有平层关系。人如何与周边人和谐相处，是事关社会安定的大问题。春秋时期出现的篡弒、烝淫、背叛等种种乱象，归根到底是伦理关系的失范，当时许多社会贤达提出伦理规范，希冀制止道德下滑的局面，如《左传》隐公三年，卫国大夫石碏论君臣、父子、兄弟关系时说：
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姑妇等人伦关系如何处理才能符合礼，做了如下论述：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
儒家以前贤之说为基础，将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结为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等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指出五伦关系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其中有先后、轻重，以及递进关系，《周易·序卦传》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
如何正确地把握五伦关系，需有圣哲之人予以要言不烦的指导，方能广泛推行，《孟子·滕文公上》说：
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所言，堪称“要诀”，简洁明快，精准到位，为社会广泛接受，成为后世建设伦理关系的标准。
敦厚五伦，有利于社会稳定与民众的福祉，儒家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加以落实。
首先，推行普遍的仁爱之心。爱心，是社会走向和谐的起点，当今世界的各大宗教都以“大爱”为标榜。至迟在春秋时代，孔子就以“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要建立全社会普遍的仁爱之心，最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从孝敬父母亲开始，“立爱自亲始”
。父母是自己生命的赋予者，是生活中最亲密的呵护者，子女孝敬父母最为自然，也最容易做到。儒家为“孝亲”制定了诸如“昏定晨省”之类的规范，使之天天践行，内化于心。
儒家的孝亲并非局限于自家的私亲，相反，是要将这种爱心推及于天下人的父母，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于人人皆有父母，若人人都能行孝，则能较为迅速地形成仁爱的社会风气，亦即《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
其次，用人生礼仪强化伦理角色。《仪礼》一书，相传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周代贵族的礼仪手册。其中的冠婚丧祭之礼，被称为“人生礼仪”，旨在通过仪式对社会成员进行人生教育。如冠礼是周代男子的成人仪式，旨在唤起其成年意识，从此担负起对家庭、社会的责任，主要仪节是为冠者加缁布冠、皮弁、爵弁等三种具有不同含义的冠，称为“三加”。每次加冠，主持人都致祝词，说明此冠的内涵，以及对冠者的美好祝愿。三加之礼完毕，还要为冠者取表字，勉励他珍惜自己的名声。古代女子不戴冠，所以也就没有冠礼。女子年满十四岁之后可以许嫁，一旦婚约定下，就要在束发之后再插一根笄（簪子），这一仪式称为及笄礼，表示已成年。然后由男家为之取一个字。为此，中国人至今用“待字闺中”暗指尚无婚配对象的女孩子。婚礼是对新婚夫妇组建家庭的教育，主要仪节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称为“六礼”，内中包含同姓百世不婚、夫妇一体、孝敬舅姑等人文内涵。推行普遍的冠婚之礼，对于提升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家庭的和谐幸福，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缁布冠
缁布冠
皮弁
爵弁
再次，家族是敦睦伦理的载体。中国本位文化不是宗教文化，没有彼岸世界，中国人真真实实地生活在世俗社会中。中国社会组织，除去郡、县等行政区划之外，重要特点之一，是以血缘大家族为单位聚居的。唐宋以后，血缘家族通常以祠堂为实体，自我管理。如今流传于世的族训显示，祠堂无不追求“光前裕后”，希冀一代胜过一代，其诉求既有精神层面，亦有生活层面。总体而言，都将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作为优先课题，从而使伦理教育贴近生活，随时而起，及时有效。
有人认为，儒家希冀以礼治国的理念太过迂腐。这是近代以来，人们长期误读儒家之“礼”的缘故。西方人将中国之“礼”译成Ritual，变成了礼节、仪式，如此之礼，当然不能治国。为此需要为礼正名。
在儒家文化中，“理”贯穿万物，而礼是依照“理”制定的规范，所以《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理无处不在，礼亦无处不在，无远弗届，包罗万象，如《周礼》一书，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与宇宙六合相当，天地四方都在礼的范围之内。夏官大司马主掌军政，秋官大司寇主掌刑罚，均属于《周礼》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在西方人看来，简直无法理解。
儒家推行礼治，是因为基于“人性本善”的理念，认为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教育，走道德成长之路。但是毋庸讳言，礼教或道德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儒家清醒地认识到，屡教不改，拒绝接受教育的害群之马总是有的，为了维护大局，必须用刑罚教训之。因此，儒家的思想库中并非仅有礼，法也居其一。
先秦时期，国家的治理有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路：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道”通“导”），即通过行政体系来指导民众，用刑罚来整齐民众的行为；二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用道德引领民众向上，用礼来整齐民众的行为。孔子主张用后一种思路，理由是用行政手段与刑罚管理民众，民众由于惧怕行政施压或遭遇刑罚而不敢违反指令，但羞耻之心并未树立，因此尽管收效较快，但由于缺乏思想转化的过程，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若是道德教育在先，教之以具体的礼仪规范，则民众之德行不仅出自内心，而且还希望继续上进，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需要指出的是，在儒家那里，礼与法并非等量齐观，在不同情况下，两者的轻重大有讲究。在天下安定的常态下，是德主刑辅，以道德引领为主导，以礼乐为规范，而以刑法为底线。在非常态下，例如发生战争或暴乱，则当果断出手，荡平寇乱，使社会恢复稳定，此即《周礼·大司寇》所说“刑乱国用重典”，与平时的“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显然不同。
此外，儒家素有文武兼备的传统，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如周文王以德号召民众，通过普遍的道德教育来壮大正义的力量。周武王吊民伐罪，替天行道，消解不安定因素。文是前进的目标，武是文的保障，两者亦有轻重之别，所以，尽管武王克商，建立西周，而周人歌颂文王远多于歌颂武王。这是正确认识儒家礼治、德治的重要视角。
孟子继承孔门学说，反对武力征服，提倡仁义礼智，主张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坚信道德的力量。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天下安定靠什么？）孟子说，“定于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
。最终平定天下者，必定是深得民心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持积极的备战立场，不挑起也不怕战争，认为只要立国以德，赢得万民拥戴，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对于关系并不和洽的相邻部落，不可动辄诉诸武力，而要以道德感染力吸引远人归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孔子继承周公的德治思想，将“仁”作为济世救民的核心理念，将“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为中华民族奋斗的终极目标，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走向理想社会的阶梯，将敦和五伦关系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儒家文化紧紧围绕“人何以为人”这个核心展开，起点则是修身，即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道德成长。德主刑辅，是儒家治国的基本方略。
儒家教人反求诸己，自省自强，不走外向扩张之路，属于内敛型。儒家坚信道德与正义必胜，反对暴政与不义之战，为国家的发展树立了理论指南与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举国上下的文化信仰。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尽管历经艰难险阻，但继续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走和平发展之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与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