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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又题为《刘子新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子部文献。《刘子》最早见录于《隋书·经籍志》，无撰者姓名，全书共十卷、五十五篇，综论治国及修身之要义，择众家之精华而自成一体，史称为杂家之书。该书的作者自南宋以来一直存有争议，还一度被视为伪书。
就文献角度而言，历史上对《刘子》的研究，多聚焦于其作者的分歧上。以往关于《刘子》作者的说法，主要有“刘歆说”“魏晋间人说”“刘孝标说”“刘勰说”“刘昼说”“袁孝政说”“贞观以后人说”“刘处元说”“姓刘人说”等，其中多数说法缺少较为有力的证据，因而焦点主要集中在“刘勰说”和“刘昼说”。
古代文献中，《刘子》作者为刘勰的依据主要有：敦煌遗书伯2721：“《流子》，刘协注。”《旧唐书·经籍志》：“《刘子》十卷，刘勰撰。”《新唐书·艺文志》：“《刘子》十卷，刘勰。”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高僧传》：“刘勰，梁朝时才名之士也，著书四卷，名《刘子》。”作者为刘昼的依据主要有：唐张
《朝野佥载》：“《刘子》书，咸以为刘勰所撰，乃渤海刘昼所制。昼无位，博学有才，窃取其名，人莫知也。”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保留的袁孝政《刘子》注序：“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刘子》三卷，齐刘昼孔昭撰，唐袁（孝）政注。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辞颇俗薄。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刘子》作者的争论焦点依然在于刘勰和刘昼，主要成果集中于对前人说法的考辨以及《刘子》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
主张《刘子》为刘勰所撰的代表主要有林其锬、陈凤金及后来的一些学者。上世纪80年代，林其锬、陈凤金《刘子集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和《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面世，两部著作均题为“刘勰撰”，并附文《〈刘子〉作者考辨》和《论〈刘子〉作者问题》，从多角度进行了详细论证。2012年，林其锬《刘子集校合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针对《刘子》作者研究中的十余个争议点进行了重新考察，提出五点新的证据，更加坚定地认为《刘子》的作者为刘勰，并先后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特别是《〈刘子〉作者综考释疑——兼论〈刘子〉的学术史意义》（《文史哲》2014年第2期），分别从外证和内证进行梳理与考辨，力主《刘子》为刘勰所撰。作为对于林、陈二位论证的补充，游志诚在《〈文心雕龙〉与〈刘子〉系统研究》（文史哲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运用互证法，对《文心雕龙》和《刘子》二书详加比勘考核，得出“《文心雕龙》与《刘子新论》虽二名而实出一人之手”的结论。陈志平亦认为所谓《四库全书》题作“刘昼”是一种“假定”（《〈刘子〉研究三十年》，《中国文论（第一辑）》）。
学者杨明照、余嘉锡、周振甫、程天祜等则认为《刘子》为北齐刘昼所撰。杨明照先生在《〈刘子〉理惑》（《文学年报》1937年第3期）中，力排《刘子》为刘歆、刘孝标、刘勰、袁孝政作，认为是北齐刘昼所作；《再论〈刘子〉的作者》（《文史》1988年第30辑）进一步坚持《刘子》作者是刘昼。周振甫先生发表《〈刘子〉与〈文心雕龙〉思想差异》（《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四辑），亦对刘勰撰《刘子》提出质疑。余嘉锡先生指出，张
《朝野佥载》中已记载此书为刘昼所作，对比刘昼生平和《刘子》思想，多相符合，但因刘昼有才无位，担心受到世人的轻视，所以才署名刘勰（《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程天祜先生亦指出，“《刘子》与《文心雕龙》非出一人”，《刘子》没有构建理论体系的意识，其主张儒道互补，倾向于道，这与《文心雕龙》崇儒轻道，强调“经子异流”格格不入，因而“刘昼撰说难以否定”（《〈刘子〉作者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
诸位前辈对《刘子》的相关资料做了详细的梳理和考辨，关于其作者的探讨，也开始从对个别问题的争辩逐渐走向对可靠的原始资料本身的挖掘和研究上。傅亚庶师在主“刘昼撰”的前提下指出，在发现新的资料之前，仅对前人提出的材料出于不同程度上的主观理解来立论，则应当相当谨慎。关于古书作者的考证，针对不同类别的书，应持以不同的方法。考证子书，当别于史书，这一点，清人严可均、近人余嘉锡均有论及，就《刘子》而言，不能因为书中涉及某些古代的典章制度的变化，对某些时事的评论与其本传中所述本人性情有别，就加以肯定或否定，立说中必须考虑到作者写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版本流传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史书中本传所言是否合适。同时，即使是一个人，其早期与晚年所撰之言，也会存在一些差别。因而，关于《刘子》的作者问题，我们目前还应该尊重历史记载，若轻易下结论，则可能不合适。本书师承“刘昼撰”观点，并坚信任何有据的结论对于推动《刘子》的深入研究，都是重要而有益的。
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今河北阜城）人，北齐思想家。学识渊博，但应试不第，遂放弃做官理想而著书立传。曾著《六合赋》送给尚书魏收，但由于政治见解不同而未得到引荐。孝昭帝即位后下诏征直言，刘昼多次上书直谏，但未得重用，遂编成《帝道》一书，抒发愤懑之情。其著作《六合赋》《高才不遇传》《金箱璧言》均已亡佚，独存《刘子》，清乾隆年间收入《四库全书》。
《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载：
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贫，爱学，负笈从师，伏膺无倦。与儒者李宝鼎同乡里，甚相亲爱，受其《三礼》。又就马敬德习《服氏春秋》，俱通大义。恨下里少坟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书，乃造焉。世良纳之。恣意披览，昼夜不息。河清初，还冀州，举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吟讽不辍。乃叹曰：“儒者劳而少工，见于斯矣。我读儒书二十余年而答策不第，始学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赋呈魏收，收谓人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见其赋，又愚于名。”昼又撰《高才不遇传》三篇。在皇建、大宁之朝，又频上书，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终不见收采。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而容止舒缓，举动不伦，由是竟无仕进。天统中，卒于家，年五十二。
与《北齐书》所载内容有所相似，《北史》卷八一《儒林传》载：
刘昼，字孔昭，勃海阜城人也。少孤贫，爱学，伏膺无倦。常闭户读书，暑月唯着犊鼻裈。与儒者李宝鼎同乡，甚相亲爱。宝鼎授其“三礼”，又就马敬德习《服氏春秋》，俱通大义。恨下里少坟籍，便杖策入都。知邺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乃求为其子博士，恣意披览，昼夜不息。还，举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乃叹儒者劳而寡功。曾以赋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谓曰：“赋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体又甚于文。”昼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赋，正似疥骆驼，伏而无妩媚。”昼求秀才，十年不得，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冀州刺史郦伯伟见之，始举昼，时年四十八。
刺史陇西李玙，亦尝以昼应诏。先告之，昼曰：“公自为国举才，何劳语昼！”齐河南王孝瑜闻昼名，每召见，辄与促席对饮。后遇有密亲，使且在斋坐，昼须臾径去，追谢要之，终不复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昼闻之，喜曰：“董仲舒、公孙弘可以出矣。”乃步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终不见收采。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盖以指机政之不良。
昼夜尝梦贵人若吏部尚书者补交州兴俊令，寤而密书记之。卒后旬余，其家幼女鬼语，声似昼，云“我被用为兴俊县令，得假暂来辞别”云。昼常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容止舒缓，举动不伦，由是竟无仕，卒于家。
杨明照先生认为，根据《北史·儒林传》与《北齐书·儒林传》中刘昼的记载，刘昼曾写作过《高才不遇传》四卷（《北齐书·儒林传》云为“三篇”）、《帝道》《金箱璧言》《六合赋》，如果将《刘子》十卷算入在内，就基本达到了刘昼所言“数十卷行于世”的数目（杨明照校注、陈应鸾增订《增订刘子校注》，巴蜀书社2008年）。余嘉锡先生认为，刘昼“竟无仕进”的遭遇正与《刘子》中《知人》篇、《荐贤》篇的主旨大意相合，而刘昼本人也曾写过《高才不遇传》这样的作品，双方可以互相参证；刘昼“不惟文章为邢、魏所嗤，即其容仪亦为流俗之所笑”，这与《正赏》篇之语“奚况世人，未有名称，其容止之萃，能免于嗤诮者，岂不难也”的大义比较接近（《四库提要辨证》）。程天祜先生认为，《惜时》篇有“今日向西峰，道业未就，郁声于穷岫之阴，无闻于休明之世”之语，“刘昼晚年归于渤海阜城，他的生活环境和反复慨叹‘郁声于穷岫之阴’‘蠹材于幽岫，毁迹于柴筚’的《刘子》作者是很为相似的”（《〈刘子〉作者新证——从〈惜时〉篇看〈刘子〉的作者》，《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6期）。这些分析亦是对“刘昼撰《刘子》”的有力证明。
刘昼虽博学多才，但人微言轻，“作为北朝的一位失意的读书人，几乎毕生埋没无闻。他借助四万余言的《刘子》，充分表达了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在执着与失意的矛盾之间，成就了这部言浅意深的作品。杨明照先生指出，“《刘子》是北朝子书之最优秀者”（《增订刘子校注》前言）。陈志平也认为，在真正的杂家作品中，“独立完成且保存完好的唐前杂家杂说类著作只有《刘子》”（《〈刘子〉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尽管其作者的问题至今仍无定论，但相关的探索都是基于对《刘子》学术价值的认可，也必将推动《刘子》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刘子》最早见录于《隋书·经籍志》：“梁有……《刘子》十卷。”未提及作者。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和释道宣《广弘明集》也多有征引，但只标举书名。《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等唐、宋、元官私书目均有著录，至明、清时期，更是多有收录。其版本流传，就目前所见，自宋至明、清，较好的刻本仍有二十几种。
对于《刘子》的注释，《道藏》本《刘子》中保存了唐代袁孝政注，而宋代奚克让《刘子音释》三卷和《音义》三卷已不见存。清代学者对《刘子》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孙星衍发现了《刘子》南宋刊本，黄丕烈留下了多种校本和多篇题跋，卢文弨有《群书拾补·刘子校正》，孙诒让有《札迻·〈新论〉袁孝政注》，陈昌齐撰《〈新论〉正误》62条。清末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刘子》残卷多种，罗振玉依江阴何氏藏唐卷子撰《〈刘子〉残卷校记》，傅增湘校录刘幼云藏、刘希亮影写唐卷子《刘子》，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有敦煌残卷录《刘子》叙录4则和校记1篇。
1938年，杨明照先生发表了《刘子斠注》（《文学年报》1938年第4期），对诸版本文字进行校勘并做了全面的注释。王叔岷先生撰写《刘子集证》十卷（刊于1961年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四，2007年9月中华书局再版），使注释益臻完善。林其锬、陈凤金先后撰有《刘子集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和《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两部著作。《刘子集校》中列有抄本、刻本和前人校勘记共45种，几乎囊括了现存的所有版本，“为《刘子新论》的校勘学立下了一个十分巩固的基础”（孙楷第语）。同时期，许建平先后发表了《敦煌本〈刘子〉残卷举善》《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补》等论文，对敦煌本《刘子》进行了文字校勘，并对残卷的时代进行了考证。1998年，傅亚庶师出版了《刘子校释》（中华书局），该书搜罗了29种不同版本，全面吸收清代和当代学者的校勘成果，采纳袁孝政注以及程荣、孙
、钟惺等评注和杨明照、王叔岷的注释，援引类书、子书并拾遗补缺，集众说为一，又体现出自己的论断。该书后附有《刘子》主要版本序跋14种，校注诸家序跋5种，资料详实，是一部集成式的著作。（任朝霞《〈刘子校释〉简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5期）。2001年，江建俊出版《新编刘子新论》（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并附有五种资料。2003年，陈应鸾对杨明照先生的前期成果继续整理，以《道藏》本为底本，参校42种版本，并增加不少注解，于2008年出版《增订刘子校注》（巴蜀书社）一书。2012年，林其锬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囊括了多种敦煌西域残卷以及宋明清钞本、刻本，并对其真伪进行深入考证，出版了《刘子集校合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全书分上、下篇和附篇。
《刘子》综论修身治国之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儒道互补的思想倾向融合法、名、兵等各家学说的精神，强调按照儒家学说的主张治国理民，表现的是儒家的参政意识。
1.治身
《刘子》卷首四章即讨论精神修养。心神的动荡由外物所引发，导致身形受损，因而“将全其形，先在理神”（《清神》）。通过克制欲望、去除私衷、敛藏锋芒，则可调理心神，实现“形不养而性自全，心不劳而道自至”。作者进而指出，人应不因外部环境改变自身的本质，并且要调和性情，“刚而不猛，柔而不懦，缓而不后机，急而不懁促”（《和性》），如智者一样“宽而栗，严而温，柔而毅，猛而仁”，以致“强弱相参，缓急相弼”，这是一个不断认识自我和完善自我的过程。
2.治学
古人的学习除了掌握知识，更在于锤炼品格、增长智慧、学会为人处世之道，无论君臣，都应勤奋治学。首先，后天的学习十分重要，“人能务学，钻炼其性，则才惠发矣”（《崇学》）；其次，学习贵在专注，“若心不在学而强讽诵之者，虽入于耳而不谛于心，譬若聋者之歌，效人为之，无以自乐，虽出于口，则越而散矣”（《专务》）；再次，学习应该循序渐进、日积月累，“悬岩滴溜，终能穴石；规车牵索，卒至断轴”（《崇学》）；另外，学习要孜孜不倦，“以圣贤之性，犹好学无倦，矧伊佣人而可怠哉”？
3.治行
“履信思顺”是古代社会通行的主体观念之一，“君子如能忠孝仁义，履信思顺，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思顺》）。在言辞上，要防止自身言论失当，亦应重视他人忠善之谏，避免“谗邪之蔽善人”（《伤谗》）。在行为上，首先要注重个人节操，任何时候和任何环境都要注意保持高洁的本性；其次要谦虚降己，时刻警戒自己“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骄民”（《诫盈》）；另外，不要忽视和放纵细小错误，更不要贪图眼前小利。特别是对于君主来说，若其行为端正，即使有一些奸佞之徒为乱，天下亦可大治，若风俗不善，则应“立礼教以革其弊，制雅乐以和其性”（《风俗》），移风易俗以正天下。
作者将净心、理神、和性等完善的人格寄托于“圣主贤臣”身上。但是，儒家所要求的君臣形象，只能是理想中的人物。当时的东魏与北齐，虽兴儒学，但任何鲜卑贵族及汉士族，实际上不可能按照儒家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刘子》的治行思想，虽然把儒家观念中的君臣标准具体化，但无任何实践意义。相反，封建君主却可以利用它作为统治、约束人民思想、言行的工具（傅亚庶《〈刘子〉的思想及史料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6期）。然而在论述中，作者总结和发扬先人的观点，其崇学、乐学、勤学、善学的态度与方法以及“言行一致”“戒骄戒躁”等劝诫，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和准则，对当代社会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治人
作者主张以法术御人，同时指出，法的确立要符合实际，亦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此前提下，须贤能之人去掌握它。在选拔人才时，要“听之于未闻，察之于未形，而鉴其神智，识其才能”（《知人》），不问出身，不责小节。在任用人才时，首先要善于分辨，不以贫富贵贱、俭吝疏慢等表面现象进行评判，而要体察其是否具有真正的德行和才能；其次要以长处为先，对个人的缺点给予相应的尊重和包容；再次要把才能大小、职位高低与爵禄厚薄结合起来，“适才所施，随时成务”，“各尽其分而立功”（《适才》）；另外，不能“以重处轻”或“以轻载重”，一定要“宁降无滥”，以实现“君无虚授，臣无虚任”（《均任》）。在评价人才时，要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避免失实、失真，这样才可达到“知人论世”。
2.治农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恃衣食，犹鱼之须水”（《贵农》），农本位思想贯穿于封建社会的主线，“上可以供宗庙，下可以劝兆民”。作者的治农主张，不仅是对先代遗产和思想的继承，更是针对当时征战频繁、田地荒芜、人口流失等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呼吁，因而将治农主张与爱民情怀结合起来，提出“人之于君，犹子之于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贫，父母贫而子富也”，“故人饶足者，非独人之足，亦国之足也；渴乏者，非独人之渴乏，亦国之渴乏也”（《爱民》），呼吁君主爱惜民力、发展生产，同时提出宽宥刑罚、省彻徭役、轻约赋敛、不夺农时等主张，代表了中下层民众安定生活的意愿以及“以农立国”“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
3.治军
《刘子》的治军思想杂采兵家思想而成。首先，战争劳民伤财，“修正道而服人”（《兵术》）才是王者用兵的高明之道。施政者不可轻易发动战争，但要坚持练兵习武，以培养民众的尚武精神，在《阅武》篇中，详细论述了练兵方式、用兵程序、带兵经验等；其次，交战中将领的勇敢与谋略十分重要，要“以全国为重，以智谋为先”，“临危制变”以及“才以速为贵，智以疾为奇”等道理亦适用于此；另外，要“仁以得人”，与士兵“均寒暑”“齐劳逸”“同饥渴”“共安危”，才能求得同心协力、视死如归的志士。由此可见，《刘子》的治军是治正义之师，反对非正义的掠夺性战争。刘昼思想上既体现出了对兵家思想的继承，又以此作为治国的重要环节。军队在维护封建秩序中的功用，乃是作者所讨论的主旨（参见傅亚庶《〈刘子〉的思想及史料价值》）。
《刘子》中有一些篇章阐述了对于社会生活的思考，如尊重自然规律，把握好患难与福祥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自勉行善，随时从俗、与时俱化，避免“立名不善”，建立当代的“雅乐”。还有一些内容鼓励贤者积极面对人生，如“捐弃细识，舒散情性”，“故睹一可以知百，观此可以明彼”（《观量》）；“厄而能通，屈而能伸”，从而“得为世用”（《激通》）；“欲行仁义于天下，则与时竞驰”，“皆行其德义，拯世救溺，立功垂模，延芳百世”（《惜时》）。这些顺应自然、适时而行的观点，有着积极的意义。
同时，《刘子》中亦有部分观点体现了命定论思想，如《遇不遇》篇认为人难以把握命运，在一定程度上要听天由命；《命相》篇认为人的命数往往是生前就注定的，因而将圣贤与庶人的不同人生轨迹归结为自然天意，“不得以理数推，非可以智力要”。这样的思想与作者当时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有关，即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掌控下的人才选拔是依照门第的高低来评判的，其中强调的命运不可知、不可胜的观点，反映了主流社会的意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中也不乏作者的一些相对积极的观点，如衡量贤能不以官位而以品行定论、际遇可求但要保持平常心、有无机遇都不可影响道德修养，进而主张贤能之人应摆脱现实的束缚，关注自身品德的修炼。正如傅亚庶师所言：“在自然观方面，《刘子》的认识是不确定的，是二元论的，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是唯物的，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则是唯心的，有时动摇于唯物与唯心之间。但是《刘子》全文主旨在于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于传统的天命观，未尝不是一种间接的反叛。因此，《刘子》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应予以重视。”（傅亚庶《〈刘子〉的思想及史料价值》）
杂家“是应秦汉统一局面之需要，以战国末期‘道术统一’说为主要的理论根据，实际企图综合各家之一派思想。这种思想在秦汉时代成为主潮”，“凡企图把不同或相反的学说折衷调和，而使之统一的，都是杂家的态度，都是杂家的精神”（冯友兰、张可为《原杂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商务印书馆1976年）。《刘子》诸篇杂取九流百家之说，引类援事，随篇为证，体现了道家“敛情去欲，守神全身”、儒家“忠孝顺度，为善治学”、法家“以法治国，以术御下”、名家“言理兼通，名实俱正”、兵家“以谋取胜，习武不辍”、阴阳家“阴阳调和，刚柔并济”、农家“以民为本，倡导耕织”的思想，亦涉及“命相既定，贫贱有数”和“博物奇闻，以知见长”的观念，涵盖了品德修养、政治主张、哲学观念与审美意识等诸多领域。
《刘子》较为系统地布局谋篇，每一章都结合前人的论述，又不乏个人精辟的观点和智慧的见解，如立德、立信、顺理、律己的修身要义，专心治学、戒满而虚的处世准则，随才所施、随物引才的管理观念，衣食民之本、民众国之本的治国主张，“兵贵伐谋”以及“修正道而服人”（《兵术》）的战略眼光。这些内容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精神，在今天看来亦多有可取。还有一些内容亦流露着审美意蕴，如“七纬顺度，以光天象；五性顺理，以成人行”（《思顺》）的顺应之美，“刚而不猛，柔而不懦，缓而不后机，急而不懁促”（《和性》）的中和之美，“高而能卑，富而能俭，贵而能贱，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诫盈》）的谦下之美，“随材所施，未有可弃者”（《适才》）的适用之美。在行文上，《刘子》受汉末及魏晋六朝辞赋、骈文等文风的影响，善用排偶议论，如“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宝也。故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将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养神，则自安于内；清虚栖心，则不诱于外。神恬心清，则形无累矣。虚室生白，吉祥至矣”（《清神》），论述明晰有力。同时，善用譬喻说理，如“情欲之萌，如木之将蘖，火之始荧”（《防欲》），“立法者譬如善御，必察马之力，揣途之数，齐其衔辔，以其从势”（《法术》），“言语在口，譬含锋刃，不可动也”（《慎言》），“国之需贤，譬车之恃轮，犹舟之倚楫也”（《荐贤》），极易引起共鸣。《刘子》各章内容张弛有度，综合运用各种手法以表达思想，是中国古代以儒、道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结构的表述与升华，在现代社会也依然具有启发和借鉴的价值。
《刘子》史料丰富，所征引的古籍非常广泛，较多的如《左传》《论语》《庄子》《吕氏春秋》《文子》《淮南子》《史记》《说苑》《汉书》《论衡》。此外，还涉及《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孟子》等经部典籍，《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三国志》等史书，以及《老子》《列子》《管子》《孙子兵法》《尉缭子》《商君书》《韩非子》《尹文子》《盐铁论》《潜夫论》《楚辞》等子部、集部经典。在以典故叙事时，明引典籍之处“《易》4次，《诗》3次，《论语》2次，《老子》2次，《礼》1次，《尚书·夏书》1次，《神农之法》1次，《司马法》1次；另外《刘子》引谚语1次：《贵速四十三》谚曰：‘力贵突，智贵卒。’”（陈志平《〈刘子〉研究》），亦有诸多引其他单篇文章之处，以深化文意的表达。《刘子》中的事典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趣闻轶事，或举自原文，或袭用其意，淡化了说理的枯燥感。所描述的人物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以小见大地呈现出不同的视角和特质，形象生动而写实。作为中古时期的文献，《刘子》可作为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的参照。傅亚庶师在《〈刘子〉的思想及史料价值》一文中，对《刘子》在研究《庄子》《淮南子》《汉书·艺文志》《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书的史料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与阐释，并指出，“《刘子》行文，袭用、套用前人陈言故实者居多，故《刘子》一书于研究六朝以前文献，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刘子》继承了子书立言为主的宗旨，在看似传统的主题下，凝结了作者的主观情绪与理性思辨，通过事理阐发出义理的新意，值得深思，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值得学界继续研究和发掘。
笔者于2008年出版了《刘子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书，选取傅亚庶师《刘子校释》（中华书局1998年9月第1版）所确定的文本进行注译。本次出版，在《译注》的基础上参照“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的编写体例做了进一步调整和修改。在每卷正文前补充了题解，对本卷内容进行总括式介绍。正文方面，参照底本重新核对原文，将异体字改为通用规范字，个别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保留。注释部分，对词语、典故的注释做了进一步完善。此外，对译文重新进行梳理与润色，使之更加准确流畅。因《刘子》一书征引广泛，涉及的典故、史实、人物较多，注译中难免出现疏漏与错误，不当之处敬请同仁多加指正。
林琳
2020年11月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