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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幕”落下的两年之前（1987年），弗洛伦蒂诺·阿斯皮拉加被派驻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做他的最后一份工作——经营一家名为“古巴泰克尼卡”的咨询公司。据说这家公司的业务与贸易有关，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个幌子：阿斯皮拉加是古巴情报总局的一名高级官员。
1985年，因在莫斯科、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为祖国服务工作出色，阿斯皮拉加当选为古巴情报部门的年度情报官，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提笔给他写了一封嘉奖信，他简直成了明星。在布拉迪斯拉发，他负责古巴情报特工在该地区的一切联络工作。
然而，在古巴情报机关步步高升的过程中，阿斯皮拉加一度变得信仰丧失：当他看到卡斯特罗在安哥拉庆祝那里的共产主义革命并发表演讲时，他因这位古巴领导人太过于傲慢和自赏而感到震惊。1986年，当他被派往布拉迪斯拉发任职时，他内心信念动摇的感觉变得更加强烈。
他计划在1987年6月6日叛逃。这是对古巴内部而言很具讽刺性的精心策划：6月6日是古巴内务部——管理该国间谍工作的全权机构——成立的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国家间谍机构的建立，古巴情报总局的工作人员通常会在这一天举行演讲、招待会等各种仪式。阿斯皮拉加则希望自己当天的叛逃戳痛人心。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在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约见了自己的女友玛尔塔。她也是古巴人，是成千上万在捷克工厂当外来工人的古巴人之一。像与她身份和地位相同的所有古巴人一样，她的护照被存放在布拉格的古巴政府办公室，阿斯皮拉加只能将她偷渡过边境。他有一辆政府配发的马自达牌汽车，他把备胎从后备厢中取出，在后备厢的车底板上钻了一个通气孔，让她藏了进去。
那时，东欧仍然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隔离，东西之间的旅行受到严格限制，但布拉迪斯拉发距离维也纳只是很短的车程。阿斯皮拉加对这一带可谓轻车熟路，他持有外交护照，边境上很多人都知道他，于是卫兵挥手示意让他驾车通过了。
到了维也纳，他和玛尔塔丢弃了自己的马自达，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美国大使馆门口。那是个星期六的晚上，美国大使馆的高级职员都在家休息，但阿斯皮拉加不需要多做什么就能引起卫兵的注意：“我是古巴情报部门的一名官员。我是一个情报指挥官。”
在间谍活动中，阿斯皮拉加这样出现在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会被称为“叛逃者”——突然出现在一个国家情报部门门口的另一个国家情报部门的官员。弗洛伦蒂诺·“小个头”·阿斯皮拉加是冷战时期最受欢迎的“叛逃事件”之一。人们对他掌握的古巴及其亲密盟友苏联的信息如此敏感，以至于在他叛逃后，他在古巴情报机构的前上司曾两次追踪并试图暗杀他，但他两次都侥幸逃脱。自那以后，阿斯皮拉加只被发现过一次，他是被曾多年掌管美国中央情报局（后文简称“中情局”）拉丁美洲办事处的布莱恩·拉特尔发现的。
在迈阿密郊外科勒尔盖布尔斯的一家餐馆里，拉特尔从一个充当阿斯皮拉加中间人的卧底探员那里得到了线报，中间人指示拉特尔在一个地方见面，那里更接近拥有新身份的阿斯皮拉加的居所。于是，拉特尔在一个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旅馆里租了一间套房，等待“小个头”的到来。
“他比我小。我今年75岁。他现在很可能60岁刚出头。”拉特尔一边回忆两人的会面一边说道，“但他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叛逃者，以一种完全陌生的身份生活，压力应该非常大。”
拉特尔说，尽管阿斯皮拉加当时状态不佳，但旁人还是能一眼看出他年轻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身材消瘦，颇具魅力，有一种戏剧化的气质——擅长铤而走险并带有富于情感的夸张姿态。
阿斯皮拉加走进酒店套房时，手里拿着一个盒子。他把它放在桌子上，转向拉特尔。“这是我叛逃不久后写的回忆录，”他说，“我想把这个给你。”
盒子里一页页的回忆录讲述的却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阿斯皮拉加在戏剧性地出现在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之后，被带到美国驻德国军事基地的盘问中心。那些年间，在古巴，美国情报机构独立于美国驻哈瓦那办事处，举着瑞士国旗开展工作（古巴情报机构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组织）。盘问开始之前，阿斯皮拉加说他有一个请求：他希望中情局能派飞机把中情局哈瓦那工作站的一名前负责人接来。据古巴情报部门人员所知，此人名叫“埃尔·阿尔皮尼斯塔”，代号“登山客”。
“登山客”曾在世界各地为中情局工作。柏林墙倒塌后，人们从克格勃
和民主德国秘密警察处获得的文件显示，这两处情报机构都向自己的特工教授过关于“登山客”的课程，因为他的间谍技术简直是精湛绝伦，天衣无缝。有一次，苏联情报官员试图拉拢“登山客”，他们把一包包现金放在他面前，他不为所动，挥手示意他们离开，还嘲笑了他们：“登山客”是收买不了的。他说起西班牙语来像个古巴人，阿斯皮拉加以他为榜样，想见他一面。
“我在另一个国家执行任务时，收到了一则消息，让我赶紧去法兰克福。”这位“登山客”回忆说。尽管已从中情局退休多年，但他仍然喜欢别人用他的代号来称呼他。“法兰克福是我们的叛逃者处理中心。他们告诉我，一个家伙叛逃到了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他把女友藏在汽车后备厢里，开车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叛逃过来，坚持要和我谈谈。我觉得这有点儿不可思议。”
“登山客”径直去了盘问中心。“我发现有四名办案人员坐在客厅里。”他回忆道，“他们告诉我，阿斯皮拉加回卧室和他的女朋友亲热去了。自从他来到安全屋，常乐此不疲。之后，我进去和他谈话。他身材瘦长，衣着简朴，有些邋遢——跟那个年代常见的东欧人和古巴人的样子类似。但很快他就能让人明显地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阿斯皮拉加走进来的时候，“登山客”没有告诉他自己是谁。“登山客”试图保留几分戒心，毕竟阿斯皮拉加仍是个未知数。但短短几分钟后，阿斯皮拉加就明白了一切。接着，两人先是震惊，然后大笑，以古巴人见面的方式互相拥抱。
“我们谈了五分钟，然后开始讨论细节。当你让这样的叛逃者汇报情况时，你需要证明自己的诚意。”“登山客”说，“所以我基本上只是问他知道的关于（古巴情报机构）如何运作的内容。”
就在这时，阿斯皮拉加透露了他的重磅消息，正是这些消息把他从“铁幕”后面推向了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的门口。中情局在古巴境内有一个间谍网络，间谍们会尽职尽责地向情报官员汇报情况，帮助美国政府了解其敌人的动向。阿斯皮拉加说了其中一个间谍的名字：“他是个双重间谍，他为我们工作。”房间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阿斯皮拉加则继续娓娓道来。他又提了一个间谍的名字：“他也是个卧底。”就这样，他说完一条又一条有名字、细节和精确事迹的信息。“你在安特卫普的船上招的那个人，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小胖子，他是一个双重间谍。另外，那个跛脚的家伙，在国防部工作的那个，他也是一个双重间谍。”他持续这样说着，直至列出了几十个人的名字——几乎是古巴境内所有美国特工的花名册。他们都在为哈瓦那卖命，为美国中情局提供古巴人自己编造的情报。
“登山客”说：“我坐在那里记笔记，尽量使自己不露声色。我们就是这样被训练的，但我的心跳却在不停地加速。”
阿斯皮拉加说的正是当年“登山客”的手下，他们是“登山客”被派往古巴担任情报官员时共事过的间谍。那时的“登山客”年轻且志向高远。刚到哈瓦那时，他非常注重不遗余力地招募“消息来源”，挖掘他们的信息。“问题是，如果你有一个线人在哪个国家的总统办公室，但你却不能与他取得联络的话，那么这个线人仍然是没有价值的。”“登山客”说，“我的感觉是，我们要通过交流来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才好，而不是等待六个月或一年，直到他能走出来，到别的地方和你见面。”但现在看来，当时所有的工作都是徒劳的。“我必须承认，我极不喜欢古巴，以至于我能从欺骗他们的行动中获得快乐。”他遗憾地说，“但是事实证明，我无法欺骗他们。这确实让我有些受打击。”
之后，“登山客”登上一架军用飞机，与阿斯皮拉加一起径直飞往华盛顿特区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来自拉丁美洲分部的“大人物”在那里接见了他们。“在古巴分部，人们的反应绝对是震惊和恐惧。”“登山客”回忆道，“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如此糟糕地陷于被动这么多年。此事在中情局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
情况不止于此。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听说阿斯皮拉加向中情局揭发了中情局自己的耻辱之后，卡斯特罗决定在伤口上撒盐。他召集了所有的假中情局特工，让他们在全古巴境内进行了一次胜利大游行。然后，他在古巴安排播出了一部令人震惊的、题名为《中央情报局对古巴的战争》的11集电视纪录片。事实证明，古巴情报部门将中情局至少10年来在他们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拍摄并记录了下来，这简直就像在制作一部真人秀——《幸存者：哈瓦那》。视频的质量好得惊人，有特写镜头和从电影角度拍摄的镜头；音频非常清晰——古巴人一定事先知道了每一个秘密会议地点，并派技术人员在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
据信，纪录片中还点出了深度伪装的中情局官员及他们的姓名。中情局使用的每一台先进装置都被拍进了视频，比如，藏在野餐篮和公文包里的信号发射器。部分视频还详细披露了中情局官员是坐在哪个公园的哪条长凳上与线人联系，以及中情局特工是如何穿着不同颜色的衬衫来暗示他们的联系人的。
有一个长长的追踪镜头显示，一名中情局官员将现金和指令塞进了一块巨大的塑料“岩石”里；
在比那尔得里奥的一个废品堆放场，一名中情局官员在一辆报废的汽车里为他的特工藏匿秘密文件；在第三个镜头中，一名中情局官员在路边的草丛中寻找包裹，而他的妻子却在车里不耐烦地发怒。纪录片只拍到了“登山客”活动的一个小片段，后来接替他职位的人却没这么幸运，其境遇很糟糕。“登山客”说：“他们播放的那部纪录片给人的感觉是，似乎有一个他们的人走到哪里肩头上都扛着一部摄像机。”
美国联邦调查局迈阿密办公室的负责人听说此事后，给一名古巴官员打电话索要了纪录片的拷贝件。对方考虑得很周全：很快，一套带有英语配音的录像带就被送到了迈阿密办公室。世界上最复杂的情报机构就这样被愚弄了一番。
这就是弗洛伦蒂诺·阿斯皮拉加讲的故事不该发生的原因了：如果古巴人像骗子那样欺骗的是一群卧病在床的老年人，那将是另外一回事，但古巴人愚弄的是中情局——一个非常重视研究陌生人之间相互理解问题的机构。
“登山客”说他仔细查阅了大量的关于每一个双重间谍的档案，他没发现任何让人警觉的可疑信息。和所有的情报机构一样，中情局也有一个部门——反间谍部门，其职责是监控自身的行动，以发现背叛的迹象。他们发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现。
多年后回顾这段插曲时，拉特尔只能耸耸肩说，古巴人那时一定很厉害。“他们做得很细致。”他说。
我是说，菲德尔·卡斯特罗用来炫耀的这些双重间谍是卡斯特罗精心挑选的，这种精挑细选展现了他的真实才华……有些人受过演艺欺骗方面的训练。其中有一个人装作很傻很天真，但你知道吗……他其实是一个训练有素、非常狡猾的情报官员。要知道，他看起来那么蠢，别人怎么可能会认为他是卧底？菲德尔精心策划了这一切。我的意思是，菲德尔才是这些人中最了不起的“演员”。
在“登山客”看来，中情局古巴情报部的工作做得太马虎了。他曾在东欧分部工作，负责搜集民主德国的情报。他说，在那里工作的中情局人员要细心缜密得多。
但中情局在民主德国的业绩如何呢？和在古巴的业绩一样糟糕！柏林墙倒塌后，民主德国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非常令人羡慕的是，我们知道，在民主德国工作的中情局特工，要么就是一开始就被策反成了双面间谍，要么就是为我们卖命的。他们都在依照我们的命令向美国人提供经过筛选的情报和假情报。
事实上，在所谓细心缜密的中情局东欧分部，却发生了在整个冷战时期最具破坏性的叛变之一。中情局负责反苏联情报工作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后来被发现是为苏联工作的。他的背叛导致无数美国间谍在俄罗斯被逮捕和被处决。“登山客”认识他。局里所有的高层都认识他。“我对他没什么好看法，”“登山客”说，“因为我知道他是个懒酒鬼。”但是“登山客”和他的同事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埃姆斯。“我们那些老家伙无法想象，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会像埃姆斯那样被敌人诱骗。”他说，“我们都很吃惊，我们自己的人竟然会这样背叛我们。”
“登山客”曾供职于世界上最精密的机构之一，他也是其中最有才能的人之一。然而，他已经三次被误导（先被菲德尔·卡斯特罗误导，然后被民主德国人误导，最后是被中情局总部的一个懒酒鬼误导），见证了三次耻辱性的背叛。如果中情局的精英都能被误导那么多次，那我们其他人呢？
难题之一：当面前的陌生人对我们撒谎时，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