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全速行驶,可还是赶不上他们,而且我发现他们很可能在我发出信号前就会走得没影了:正在我使足了劲也无法赶上,感到绝望时,他们却似乎借着望远镜看见了我驾驶的这艘欧式小艇,想着这一定是大船失事后放下来的救生艇,于是他们开始收帆减速,等我们。这使我大受鼓舞,我拿起主人放在艇上的旗子,来回摇动着,并且放了枪,向他们求救,这些他们都看到了,因为据他们说,虽然没有听见枪响,他们却看到了鸣枪后散出的硝烟。因此他们好心地停下了船,大约三个小时后,我赶了上来。
他们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法语问我是干什么的,可这几种语言我都听不懂;后来,那船上有个苏格兰的水手上前来向我喊话,我回答他说,我是英格兰人,我被抓到萨里摩尔人那里做了奴隶,我是从那里逃出来的;于是,他们让我和我的货物都上了船。
任何人都不难想象,我当时难以言表的喜悦心情,真是苍天有眼,让我从那悲惨的、几近于绝望的处境中逃了出来,并且得到了解救;我立即提出把我的一切东西都送给船长,作为对他搭救之恩的回报;可是他慷慨地告诉我,他不会要我的任何东西,到了巴西他会把它们都完好无损地交还给我。“我今天不附加任何条件地救了你的命,希望将来有一天别人也会这样救我,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再则,”他接着说,“我把你带到巴西,你自己的国家在千里之外,如果我要了你的东西,你就会在巴西挨饿,这不等于是我救了你的命又要了你的命吗?不,不,先生,我带你到巴西,完全是出于一片仁义之心,你的这些东西将帮助你维持你在那儿的生活,并帮助你再次回到你的家乡。”
他的这番充满仁爱之心的话儿令人感动,他对其诺言的践行也令人钦佩,因为他下了命令,谁也不能碰我的东西;对我的每件东西他都亲自保管起来,并给我列了一个详细的清单,好让我到时能取回我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我那三个泥罐。
至于我的船,他看了觉得的确是条好船,他说他想买下,配置在他的大船上,问我多少钱愿意卖。我跟他说,他对我事事都如此慷慨,这条船我不能给他开价,价格完全由他来定好了。听到我的话,他说他将给我签一张八十比索的期票,到了巴西便可支取,如果在那里有人给出更高的价钱,他愿意补足差额;他又提出用六十比索买下苏里,可我有点儿不想那么做,并不是我不愿意让船长拥有这个男孩,只是苏里忠心耿耿地帮助我恢复了自由,而我这等于是在卖掉他的自由。我告诉了船长我不愿这么做的理由,他认为我说得很对,便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如果这个男孩皈依了基督教,他允诺在十年以后给他自由。有了这样的承诺,苏里说他愿意跟船长走,于是我把他交给了船长。
我们后来的航程可说是一帆风顺,约在二十二天之后,我们到达了托多苏斯桑托斯海湾,又称万圣湾。现在,我再一次地被从最悲惨的生活境况中解救出来,接下来我要考虑的就是下一步我该怎么做。
船长对我的慷慨救助,我没齿难忘:我乘船的费用,他分文未取,还用二十达克特买下我的豹皮,四十达克特买下我的狮子皮,并把我寄放在船上的东西都如数交还给了我;他还把我想要卖掉的东西都买了下来,比如说那箱子酒,我的两杆枪,以及我做蜡烛剩下的蜜蜡等。总之,从我给他的货物里,我挣到了二百二十个比索。带着这笔钱,我登上了巴西的海岸。
来到这里没几天,船长就把我介绍给了一位像他一样正直的人。此人拥有一个甘蔗种植园和一个制糖的作坊。在跟他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了解了他们种植甘蔗以及制糖的方法;看到这些种植园主们生活得如此优越,富得这么快,我决定只要我能得到在这里定居的许可,我愿意像他们一样成为一个种植园主,同时决定想办法把我留在伦敦的钱汇到我这里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并能获得一张入籍证书,我把手里的钱都用上了,买了不少的荒地,又根据我可能会从伦敦收到的钱数,制订出一个未来定居和种植园经营的计划。
我的邻居威尔斯是一个从里斯本来的葡萄牙人,但他的父母都是英格兰人,而且他的境况也颇与我相似。我把他称作邻居,是因为他的种植园紧挨着我的,我们相处得也很融洽。我的资金不足,他也不足;因此,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能种一些粮食作物。可是不久,我们就开始得到发展,我们的土地也逐渐变得肥沃;因此在第三年我们种了一些烟草,并留出很大的一块地,准备来年种上甘蔗;只是我们都缺少帮手,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叫苏里离开我是一个错误。
唉!只是我这个人总是做错事,从来没有做对的时候,这已不足为怪了。不过,既然没有任何补救的办法,我只好按照自己定好的走下去。我现在所干的事业与自己的天性和才能格格不入,与自己的生活情趣也完全相悖,为了追求我所向往的,我断然离家出走,背弃了父亲的一切教诲和劝导。我现在正在步入父亲当初所建议我过的生活,即中间阶层的,或是比平民稍高一些的生活状态,如果我一开始就决意要这么做的话,我还不如听父亲的话留在家里,何必出来到处闯荡,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我常常对自己说,早知道是这样,我在英国,在自己的朋友中间就能做得很好,何必要跑到五千英里之外的蛮荒之地,身处陌生人和野人之中,生活在这样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谁也不可能听到我的任何消息?
于是,我常常对自己的境况后悔不已。除了有的时候和我这个邻居拉拉话儿,我再没有人可以交谈;除了整日在田头耕作,我没有任何其他的工作可干。我常说,我就像是被遗弃在了一座荒岛上,在那里,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人。然而,这一点又是多么的公正,多么值得所有人好好地反省:当人们拿更糟的状况来比喻说明他们眼下还不算糟的状况时,上天也许会真的促成他们去调换一下自己的处境,通过经历更糟的,让他们意识到先前的幸福。我的意思是说,上天也真是公平,我用来说明我目前状况时所常常不公正地使用的那个荒岛的比喻,到后来竟然应验了,真的成了我的厄运,本来如果我继续在巴西做我的种植园主的话,我极可能早就变得非常富有了。
在我的种植园经营得多少有点儿眉目的时候,我的那位好友,在海上救了我的命的船长,回来了。他的船要在这里停留将近三个月,装载货物,为出航做准备。当我告诉他我还有一小笔积蓄留在伦敦时,他给予我一个真诚友好的建议。“这位英国的先生,”他说,他总是这么称呼我,“如果你能写几封信和一份正式的委托书一起交给我,在信里指示那位在英国替你保管钱的朋友把钱汇到里斯本我所指定的人那里,并用这些钱购置下这里紧缺的货物,若是我能顺利返回,我将把这些货物一并给你运回巴西;因为人生无常,祸福难测,我希望你先拿回一百英镑,也就是你在伦敦钱数的一半,先用这一百英镑试试运气。如果这一次获得成功,另一半的钱也可照此办理;万一失败,你还有那一半可供使用和支配。”
这个建议可说是充分为朋友考虑,非常周全,我确信这是我能够采取的最佳方案;于是,我按照这位葡萄牙船长的建议,写信给伦敦那位替我管钱的女士,又给船长写了份委托书。
在信中,我给英格兰船长的遗孀详细讲述了我的冒险经历,我不幸沦为奴隶,后来又逃脱,在海上我是如何遇上了这位葡萄牙的船长,他是如何友善地待我,以及我目前在巴西的情况。此外,我还把我所需要的货物列了一个清单。在这位正直的船长去了里斯本以后,他设法通过一些当地的英国商人,把我的要求和全部消息传达给了一位伦敦商人,这位伦敦商人又将这些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伦敦的那位女士朋友。当她得知了这些情况后,不仅汇出了我要的钱数,而且还拿出自己的一些钱来酬谢这位葡萄牙船长,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
那位伦敦商人按照船长给他的单子,在把这一百英镑都买成英国的货物后,直接发往了船长所在的里斯本。临了,船长把这些货物都安全地带回巴西交给了我。船长真是个有心人,在这些货物中间,他为我买下了许多我没有写上却是我特别需要的东西(因为我对这门行当毕竟是初入门,想不了那么周全),比如说种植用的各种工具,铁器,以及其他一些必不可少的器具。
这批货物到达后,我真是高兴极了,我知道我就要发财了。船长就像我的一位好管家,他用我伦敦的朋友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五英镑,给我买下一个能为我服务六年的仆人,而他却不愿意接受我的任何酬谢,除了我一再坚持让他收下的我自己种的一点点烟草。
不仅如此,由于运来的货物都是像棉布、呢绒、粗呢,以及其他一些在当地极为走俏、也很值钱的英国产品,我用高价把它们卖了出去,赚取的利润相当于我原先货物价值的四倍,这一下我在种植园的发展方面,就远远超过了我的那位可怜的邻居。因为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买了一个黑奴和一个欧洲籍的奴仆,再加上船长从里斯本给我带回来的那一个,我有三个奴仆了。
然而,正如来得太快的财富往往会招致极大的不幸一样,我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二年,我在种植园的经营上大获成功,我从自己的地里收获了五十捆烟叶,除了卖给邻居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之外,我还有不少的库存。这五十捆烟叶每捆都有一英担多重,都已风干和妥善存放起来,只等着里斯本的船队返回后装运。随着生意的扩大,财富的增加,我的脑子里又开始有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计划和设想;的确,正是这样的一些虚妄的念头,即便是对于最聪明的商业头脑,也会成为他们日后灾难的根源。
如果我当时继续从事这一行当,幸福和美好无疑会连连降临到我的头上,我会生活得很美满,这也是父亲真诚地建议我所应该过的安宁、闲适的生活,也是他入情入理描绘给我的中间阶层的生活状况。然而,倒霉的事情却接踵而来,因为我恣意行事的本性未改,我仍然是那个造成自己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我错上加错,为我将来要受的苦难留下无穷的悔恨。我所有的灾难显然都源于我固执而又愚蠢的外出闯荡世界的念头,这显然与最清晰地昭示给我的美好前景相悖,自然与天意一起将它们呈现给我,我本该把追求与实现这样的美景作为自己的职责。
正如我离开父母、一走了之一样,我同样不能满足于目前已不错的状况,非要放弃我的种植园会给我带来的富有、兴旺的前景,而去追求一个鲁莽、超出实际情况、要一夜暴富的欲望。就这样,我再次把自己抛入人世间最苦难的深渊,否则的话,我或许会过上一种健康的、与人的生命相谐和的生活。
现在,我就要将我这部分的经历详细地讲述出来。可以想见,我在巴西已经生活了近四年的时间,种植园正开始变得富有、兴旺,我不仅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而且还在种植园主同行和海港城市圣萨尔瓦多的商人中间交了许多朋友。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常常跟他们聊起我两次前往几内亚的海岸,以及我跟那里的黑人如何做交易,我们用珠子、小饰品、小刀、剪子、斧子、玩具和玻璃制品等不仅可以换回沙金、几内亚香料和象牙等,而且可换回大批供巴西人使用的黑奴。
当我谈到这方面的内容时,他们总是很专注地在听,尤其是与买卖黑人有关的那一部分。在当时,贩卖黑奴的行当才刚刚兴起,并为国家垄断,若想从事这一行当必须得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的批准,因此被贩卖的黑奴很少,而且价格极为昂贵。
有一次,我与我的一些商人朋友和种植园主朋友又颇有兴致地谈论起这些事情。第二天上午,他们中的三个人就来找我,告诉我他们一个晚上都在琢磨我昨天说的话,这次来是想跟我私下交换一下意见。在我答应他们我会严守秘密后,他们告诉我,他们打算装备一条船,前往几内亚;他们和我一样都有自己的种植园,现在最为短缺的就是劳动力了,可是这种买卖又不准做,他们不能把运回来的黑奴公开出售,所以他们只想出航一次,把私下带回来的黑奴悄悄地分到他们自己的种植园里。总之,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否愿意做船上的货物管理员,负责到几内亚海岸后的交易事务。他们提出,我无须出一分钱的资本就可以得到和他们一样数目的黑奴。
必须承认,如果是对一个没有自己的家业,没有那种前景很好、利润空间很大的种植园的人来说,这可谓是个不错的建议。可对于已在这里立足并建立起一定基业的我来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只要照着现在的样子再干上三四年的时间,把留在英格兰的一百英镑也弄回来投进去,不愁挣不到三四千英镑的家当,而且有望继续增加。有着这样一个美好前景的我,竟会想着去做这趟旅行,真是荒唐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