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瓦莱利称：“司汤达围绕喜欢的题旨：拿翁、爱情、魄力、幸福，演绎出浩繁的卷帙。”
通常的印象里，巴尔扎克名篇就指不胜屈，称得上卷帙浩繁，殊不知司汤达留下的文稿也不少，亨利·马蒂诺编的《司汤达全集》（1927—1937）就达七十九卷之多。文学史家朗松评论道：“社会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对世人活动的隐秘动机和灵魂的内质品德，《红与黑》区区五百页所告诉我们的，不下于整部《人间喜剧》四十巨帙。”推崇《红》书的人，不乏溢美之词。就读者面而言，司汤达固不及巴尔扎克广，但同跻身于十九世纪大作家之列，却是不争的事实。
巴尔扎克（1799—1850）熟读拿破仑著作，早年编过一本《拿破仑文选》。相传写《人间喜剧》时，书桌上置一尊拿翁塑像，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在拿破仑崇拜方面，司汤达也不遑多让。还在小学生时期，听到意大利战场连战连捷，不禁惊喜雀跃。司汤达景仰带兵当将军的波拿巴（Bonaparte），而贬抑称帝做皇上的拿破仑。尽管风云变幻，他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始终奉为“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并庆幸自己能步伟人之后尘，进入米兰、柏林、维也纳，直到莫斯科，亲身践履“拿破仑史诗”！滑铁卢一败，拿破仑颇受复辟势力的攻讦，司汤达于一八一七年底振笔疾书，几个月写了一本未成完帙的《拿破仑传稿》。时隔二十年，又写下他的《忆拿破仑》。一八三七年，司汤达已过知天命之年，自撰《亨利·贝尔传略》（Stendhal为笔名，Henri Beyle乃本名），写到最后一句，言尽于此：“生平只尊仰一人：拿破仑。”
他赞颂拿破仑强劲的个性，充沛的精力，敢冒风险，具有雄才大略。拿破仑是司汤达全部著作关注的一个中心，无论小说、游记、文论、史书，都或隐或现有皇帝的影子在。
从著作来看，司汤达小说家的才能，远胜于史学家的才识。他成就最大的是小说，小说中最成功的，是《红与黑》。书中的主人公于连，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里刻出来的人物。司汤达把于连写成“内地青年，普鲁塔克和拿破仑的弟子”。于连以人中之刚者视拿破仑。跟拿破仑
一样，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为迎合时局，他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最喜欢的书，作为他行为的唯一准则，使他为之怦然心动的书，却是《拿破仑回忆录》。有空一回到房里，最痛快的事，就是“重新捧起他心爱的那本书”，沉浸在辉煌的驰想里，想象自己像拿破仑那样叱咤风云，飞黄腾达，为巴黎美女所追慕。与市长较量占了上风之后，觉得“应当乘胜追击。趁这妄自尊大的贵族向后撤退之际，得把他的傲气彻底打垮，这才是真正的拿破仑作风”！
《红与黑》被文学史家评为十九世纪的一部关键力作，表现了法国大革命时诞生的一代，经过风云激荡的拿破仑时代后，跌入萎靡不振的复辟王朝，由此所感到的幻灭与愤懑。小说之成功，在于着力塑造于连这个人物，写他少年进取的雄心与庸俗现实的龃龉，写他出人头地的抱负与保守社会的冲突。同样一种英雄性格，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就有幸与不幸之别。于连神往于拿破仑，但已非生于“功名只向马上取”的拿破仑时代。只引得他一声浩叹：“哦，拿破仑！你那时代，靠打仗出生入死，以博取荣华富贵，那多痛快！现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岂不卑鄙！”是的，到了一八三〇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
。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士有不得志之悲。拿破仑倒台后，出身低微的年轻人通向社会寻求成功之路已给封死。出身低微，渴求成功，本无可非议。但在复辟时期，个人无论多么能干，多么坚忍，也无法克服社会设在他们面前的重重障碍。故《红与黑》这部小说，实际是写一场失败，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
如果说拿破仑是扫荡欧洲封建制度的成功者，那么，从维璃叶小城闯进爵府高第的于连，就是“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
。他生就火热的性格，充满着进取精神，向往英雄行为，但活动在复辟倒退的社会，便成了一个颠覆神圣事物，拒斥现存秩序的叛逆分子。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天爷把他放在穷人堆里，却给了他一颗高贵的心。在自己家，和粗鲁的父兄说不到一起去；进入社会，在市长家、修道院、侯爵府，见到庸俗、虚伪、猥琐，觉得格格不入。而那个时代，已不是“面对强敌，凭我漂亮的行动，就足以解决立身处世的问题”。家庭、社会、时代，三不合宜，就苦了他。他年轻有为，也曾想干一番事业：“比如说我吧，竭智尽忠，为人正派，一旦当上维璃叶的市长会怎样？和瑞那先生一样，看我不收拾助理司铎和瓦勒诺，以及他们所有的鬼蜮伎俩！正义将在维璃叶大行其道！”但他既没能像拿破仑那样征服世界，名扬天下，也当不成维璃叶的市长，去惩恶除腐，伸张正义。他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虚伪的言行，行其欺诈的勾当。他倾向雅各宾主义，却参与保王党密谋；他蔑视贵族有产阶级，却往贵族有产阶级里钻。作为“为自己出身卑微而敢于抗争”的平民，于连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敌对的环境中，虚与委蛇；因仰慕拿破仑而少有奇志，大有抱负，却为适应复辟王朝而随类相从，极尽虚伪。正当他向上爬而开始有成，平步青云，不意受到告密信的打击，便不惜功亏一篑，他要泄愤报复，慨然走上断头台。他一枪向瑞那夫人打去，打碎了他生活的幻镜，也打飞了他苦心经营的人生。这是于连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杰出人物不用于世的悲剧。
《红与黑》的副标题，为“一八三〇年纪事”。司汤达后来说，这部小说是根据“一则现成故事”敷衍而成，意在描写一八三〇年的法国
。作品不仅在总体上，全景式展示了复辟王朝时期，尤其是查理十世（1824—1830）治下的政治社会生活；而且在细节上，如书中提到的《奥利伯爵》（罗西尼歌剧，春季复演）、《艾那尼》（雨果浪漫派名剧，二月二十五日首演）、《曼侬·列斯戈》（芭蕾舞剧，五月三日搬上舞台）、“英国新王登基”（乔治四世于六月二十六日去世，威廉四世随即登基）等事都发生在一八三〇年，点出特定的年份。所以，司汤达这部主要写于一八三〇年上半年的小说，提到许多发生在当年的真事，确乎称得上是“一八三〇年纪事”。
“小说，是一面镜子，鉴以照之，一路行去。”这是司汤达在书中提出“小说—镜子”说的由来。小说要像镜子反映行进的现实，于是我们在司汤达笔下看到内地生活的庸俗、圣公会的肆虐、贵族社会的奢靡与保王势力的猖獗。镜子“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这能责怪镜子吗？小说像镜子一样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涉及时政。而一八三〇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七月革命的爆发，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菲利普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一八三〇年纪事”，就意味着这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司汤达在小说中借出版家之口说：“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成其为一八三〇年的法国人。你这本书，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成其为一面镜子。”司汤达深知，政治像挂在脖子上的石头，会把文学拖下水的。“政治之于妙趣无穷的想象，犹如音乐会上的一声枪响。”
作为小说家，司汤达的高明之处，在于《红与黑》中固然有“枪响”，但更充满了“妙趣无穷的想象”。六年后，司汤达重读旧作，在书页空白处批了一句：“只有小说才能臻于真实。”
《红与黑》如司汤达标榜的，是一部“纪事”作品，但并不妨碍象征的运用。小说开初拟题为《于连》，到上部写毕，才定名为《红与黑》。以两种色彩词作书名，当有寓意存焉。历来书评家绞尽脑汁，颇多发明，认为“红”与“黑”，喻军装与道袍，剑与十字架，热血与孝服，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阴暗，火热的理想与黯然的幻灭，英勇时世与复辟年代，等等，甚至比附于赌盘上的红黑两色，喻示人的命运变幻莫测，真可谓挖空心思。相对而言，司汤达本人的说法倒较平实。他死后，其友人福尔格在悼念文章里谈道，照司汤达意思，“红”意味着书中主人公于连出世得早，会去当兵，但他生活的年代，只得披上道袍，这就是“黑”。于连在贝藏松神学院披上黑道袍，进斯特拉斯堡的校场穿上红军装，小说叙述了他由“黑”抵“红”，功败垂成的历程。书名如此，书中其他象征，如山洞这意象，也一再出现。维璃叶后山腹壁有个小洞，于连觉得“于我特别亲切”，他开始人生征途之前，乐于厕身其间，即使死后也愿安息于此。此处山洞，疑为温暖、安宁、母性洞穴之隐喻。又，论者还注意到，于连每当有大动作，前去征服女子，必先竖起梯子云云。
从“纪事”角度讲，《红与黑》固然是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从所占篇幅以及艺术成就而论，实为爱情小说无疑。而且写男女主人公的情爱，主要从心理分析着手，深刻细致，不愧大家手笔。时当十九世纪前半叶，刻画恋爱心理方面，司汤达还有开创之功，对后世、对国外，都有久远的影响。因《红与黑》的出版，一八三〇年成为法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但一般人或许不知道，司汤达成为写爱情的高手之前，已是论爱情的能人——《红与黑》成书前八年，先有《爱情论》（1822）一书问世。直到晚年，司汤达都认定此书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在自传性作品《亨利·勃吕拉一生》中说：“我早年饱尝爱情之苦。”所以感受必多，思索必深。尤其写《爱情论》时，正耽溺于对高傲的梅娣儿特无望的爱恋之中，借强烈的相思，作成一份隐秘的告白，是真正意义上关于激情的一本论著。书中写道：“第一次握到所爱女子的手，乃爱情所能予人的最大幸福。”于是乎《红与黑》里写于连晚上在花园乘凉去握瑞那夫人的手，成为小说著名片断之一。
司汤达在《爱情论》一书中，开宗明义，提出一种新的恋爱观，像植物分类一样，归为四类：激情之爱、趣味之爱、肉体之爱、虚荣之爱。作者认为，凡爱，就有美，就有欢娱，带有肉体成分。他鄙薄趣味之爱、虚荣之爱，而崇尚激情之爱。那是一种超凡脱俗、无涉功利的强烈感情。可以想象，这样一位情爱论家，轮到他自己握笔来写爱情小说，定当出手不凡，生动的描写里自具某种哲理、心理深度。
《红与黑》这部小说，简单说来，就是于连这木匠之子，凭才学混迹上层社会，先爱上市长夫人后追求贵族小姐的故事。少年于连去市长府求职，刚到大门口，才见到瑞那夫人，就惊艳于她“不求风韵而风韵自现”的美貌。女主人柔美的声音，明慧可人的眸子，女式夏衫的香气，使刚脱下工装的新教师，“斗胆抓起瑞那夫人的手，举到自己的唇边”。纯系不由自主，冲动自发之举，可视为一种变相的骑士之爱。事后，想到瑞那夫人系有钱有势的贵妇，市长先生乃横蛮霸道的东家，“早上那些难听的话，言犹在耳，于连暗想：‘这家伙财运亨通，百事如意，待我奚落他一番：就当着他的面，捏住他老婆的手！’”（上部第七章），乡下穷小子把征服贵夫人当作一大战绩，虚荣心是后续的产物。
与玛娣儿特的关系，就不像这样自然，开始就隔着一段距离。当然，贵族小姐跳舞时露出一点儿香肩云鬓，不是没使侯爵秘书动心，但于连主要心力用在制服千金小姐的傲气。玛娣儿特约他半夜到她闺房一聚，木匠儿子以为是陷阱，握着手枪，从长梯爬进窗口，等两人单独相对，这位冒险家“心中实在没有一点儿爱的意思……自己应该敢作敢为，便作势要拥抱玛娣儿特”，“想我善自为谋，竟使这高傲的怪物爱上了我”（下部第七、十一章），实在是一种意愿之爱。而对他的情敌匡泽诺侯爵，“在此之前，我只是个书呆子，低眉顺眼，白白耗费勇气。有了这封信，我跟匡泽诺就一般高了”，“咱俩的身价已经较量过了，……占上风的，是汝拉山的穷木匠！”（下部第六章），虚荣心占了主要地位。
《红与黑》上下卷，写了两个爱情故事，按照司汤达的说法，一是“心灵之爱”，一是“头脑之爱”；前者即激情之爱，后者乃虚荣之爱，自有高下之分。即使发生枪射事件，最后还是回归到激情所瞩的对象。小说结尾，以于连与瑞那夫人之死告终。爱与死紧紧相连，这一悲惨的结局，使《红与黑》成为写“永恒的爱情”一类中的著名小说。
司汤达于一八四二年中风故世，享年五十有九。讣告如仪，临下葬时，只三人到场：梅里美、画家康斯坦丁和死者侄子。身后凄凉，足见作为作家，在世时声名不彰。生平出的几本书，都没什么销路，《爱情论》只售出二十本，其中《红与黑》略有起色，但也无法与“巴尔扎克之旺销”同日而语。到一八六〇年，《红与黑》几乎无人提起，似彻底遭遗忘。司汤达感知，一八三〇年期间，浪漫派文学如日中天，他细致的心理分析和令人过敏的讽刺，不合时好，故把《红与黑》题献给“少数幸运者”，能幸运读懂他作品的只有少数人。而志在未来的读者，未来的世纪，期以“五十年”，到“一八八〇年我会走红”。果然，《红与黑》出版后半个世纪，遇到了小说家布尔热（1852—1935）这位热心读者，重新肯定了司汤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发现司汤达真正价值的，当属文艺理论家泰纳（1828—1893）。有了知名人士的有力推介，司汤达尘封已久的手稿，相继整理出版，研究逐步深入，使这位生前默默无闻的文人，从十九世纪走出来，跻身世界小说名家之列。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