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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次航班将由迈克尔·刘易斯掌舵，他曾在普及桑大学进修创意写作，现居美国西北区。让他这次航班的装卸队长带你登上一架洛克希德C-141A运输星（和麦科德航空博物馆展出的那架闹鬼的飞机很像）。飞机将从巴拿马起飞，执行前往美国的运输任务。运输星是重型机，能短途运送重达三十多吨的货物，能运载士兵、卡车和吉普车，甚至能运载民兵系列洲际导弹。它也能运送比较轻的货物，比如棺材。有些故事可能会令你毛骨悚然，而这个故事则可能会沿着你的脊椎一寸寸地往上爬，而且将在你的脑子里萦绕许久。
欢迎登机。
我梦见了货物。成千上万个板条箱满满当当地塞在飞机的货舱里，这些箱子都是以未加工的松木制作的，上面的木刺能刺穿工作手套。在机舱内暗淡的红光下，能看见箱子上印着一些意义不明的数字和奇怪的字母缩写。这些货物应该是吉普车的轮胎，但有些足足有一间屋子那么大，有些却小得像火花塞。所有的货物都被那种类似束身衣用的带子绑在托架上。我本想把所有的货物都检查一遍，可实在太多，检查不过来。箱子移动时发出闷响，有时货物会倒在我身上。我想通知飞行员，但是双手够不到机舱电话。当飞机在空中翻转的时候，这堆货物就好像数千个尖锐的手指在掐我的身体；当飞机向下俯冲的时候，这堆货物似乎要把我的身体碾压得粉碎。机舱电话响个不停。从我耳朵附近的板条箱里传来了另一个声音，箱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挣扎，像是湿漉漉的污秽之物，听着又像是有什么东西试图逃出来。但我完全不想看到那个东西。
现在，这声音听着像是文件夹在拍打我的床铺。我睁开双眼，是飞行员手拿文件夹站在我的面前。从他衣领上的汗渍看得出来，似乎是新来的。他似乎在揣测我会不会因为他的公事公办而把他的脑袋拧下来。“技术士官戴维斯，”他说，“他们要求你立刻前往机场维修区。”
我坐起来伸了个懒腰。他把文件夹递给我，上面夹着一张清单：一架被击落的HU-53，包括机上的机组人员、机械师和医疗人员，从……一个新的地方。
“蒂梅里机场？”
“在圭亚那，乔治城外。”我面无表情地听着，“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蒂梅里机场以前是阿特金森空军基地。”
“什么任务？”
“大规模医疗救援，从一个叫琼斯镇的地方撤离。”
美国人又有麻烦了。我加入空军以来，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运送美国人撤离麻烦地区。我的意思是，运送美国人撤离麻烦地区虽然令人厌烦，但还是比运送吉普车轮胎之类的活儿叫人好受很多。我对他说“谢谢”，很快换上一身干净的飞行服。
我原本期待着在霍华德空军基地迎来巴拿马式感恩节——在华氏85度
的气温下，坐在餐厅里享用烤火鸡和馅饼，通过部队电台收听橄榄球比赛，没有飞行任务，好好地喝两杯。从菲律宾进出的航班班次很多，无论是运送货物还是人员，都是自由、轻松的活儿。现在，分派给我的居然是这个。
作为装卸队长，对这种打扰已经习以为常。洛克希德C-141A运输星是美国空军所拥有的运力最高的运输机，能运送重达三十多吨的货物或两百名士兵。高耸的、向后倾斜的机翼足足有半个橄榄球场那么长，像蝙蝠的翅膀似的低垂在停机坪上。它有一个向上翘起的T型机尾，有花瓣状的货舱门，还有一条内置的货运坡道，在运送货物方面功能强大，简直无可匹敌。作为装卸队长，我的工作是既当空姐，又当搬运工，具体说来，就是尽可能安全地把货舱塞满。
飞机上，一切都作好了准备，我也做好了载重平衡表。那位飞行员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诅咒巴拿马籍的地勤人员，因为他们在机身上留下了一道划痕。
“戴维斯士官！计划有变！”他的喊声盖过了叉车的轰鸣声，递给我另一张清单。
“增加了乘客？”
“新的乘客。把医务人员留在这里。”他告诉我关于这次任务变动的事项，但我没听明白。
“是什么人？”
我再次竖起耳朵听他说话。其实他说的话我听清楚了，但心里一沉，想听他重复一遍。真希望是我听错了。
“墓地登记员。”他叫道。
我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个。
蒂梅里机场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机场。以规模而言，能停下波音747，但地面坑坑洼洼，半圆形棚屋已有锈迹。机场周围是一排低矮的树林，看上去好像一小时前刚修剪好。直升机在空中盘旋，美军挤满了停机坪。当时我就知道，情况一定糟透了。
走出飞机，柏油路上散发的热气快要把我的靴底融化了。一名美军地勤把衬衫系在腰间，赤裸着上身走过来，递给我一张清单。
“放轻松，”他说，“直升机一停，我们就给你装货。”他朝跑道方向晃了晃脑袋。
我朝闪闪发光的跑道望去，是棺材。一排排灰暗的铝制丧葬箱在热带地区的艳阳下闪闪发光。六年前，我在离开西贡的航班上见到过，那是我第一次担任装卸队长。我的五脏六腑好像在翻腾，可能因为没休息好，也可能因为我很多年没运送过尸体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使劲地咽了口唾沫，看了看目的地：多佛，特拉华州。
我得知即将出发的飞机上将有两位乘客的时候，地勤人员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一套新的座椅。
第一位乘客还是个孩子，看上去好像刚刚高中毕业。男孩的头发又黑又硬，身上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丛林迷彩服。衣服刚浆洗过，很干净，从军衔上看，是属于某位一等飞行员的。我对他说了声“欢迎登机”，上前扶他过舱门，但他躲开了，头几乎撞在低矮的入口上。我感觉如果空间再宽敞一点儿，他一定会往后跳，好躲开我。他身上有一股刺鼻的药用薄荷膏的味道。
在他身后，一位步伐利落、动作专业的空中护士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登上飞机。我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她，认出了她是我早年经常往返于菲律宾的克拉克与岘港时曾经运送过的某批人中的一员。她是一位目光坚毅的银发中尉，曾不止一次地说过，随便一个高中辍学的笨蛋干我这份工作都比我干得好，令我印象深刻。她制服上的名字写着“彭布里”。她碰了碰孩子的后背，领他走向座位。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认出我——就算认出来了，她也什么都没说。
“随便找个座位坐下来，”我对他们说，“我是技术士官戴维斯。不到半小时就起飞了，尽量安顿好自己。”
男孩突然停下来。“你没跟我说。”他对护士说。
运输星的机舱就像个锅炉房，所有的冷暖管道和压力管道都暴露在外面，而不是像客运飞机上那样隐藏起来。那些棺材沿着机舱两侧排成两排，中间留出通道。两排棺材各堆了四层，一共是一百六十副棺材。所有的棺材都以黄色的货运网固定住。关闭机舱时，阳光消失了，我们处于尴尬的阴暗环境中。
“这样回家最快，”她用不带感情的声音对他说，“你不是想回家吗？”
他愤怒的声音里充满恐惧：“我不想看到这些东西。我想坐朝前的座位。”
如果他向四周看一下，就会发现根本没有朝前的座位。
“没关系，”她说，又拉了拉他的胳膊，“他们也是回家。”
“我不想看到他们。”他说。她把他推到离那些小窗户中的一扇最近的座位上。彭布里看到他没系安全带，就弯下腰帮他系好。他紧紧地抓住扶手，像准备坐过山车。“我连想都不愿意去想他们。”
“我知道了。”我走过去关掉机舱内的照明。现在只有两盏红色灯照着这个长条形的金属容器。返回的时候，我给他带来了一只枕头。
在男孩宽大的迷彩服外套上，身份标签写着“赫尔南德斯”。他对我说了声“谢谢”，却没有放开扶手。
彭布里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我把他们的座位固定好，再一次核对了清单。
起飞后，我用电炉煮了咖啡。彭布里护士没要，但赫尔南德斯喝了些。杯子在他的手中抖动。
“害怕飞行？”我问，即使对空军来说，这也并不罕见，“我有镇定药……”
“我不是怕坐飞机。”他咬着牙说。他一直看向我身后那些排列整齐的丧葬箱。
接下来是机组成员。同一架飞机，永远不会重复安排同一批机组成员。军事运输司令部一直对自身强大的调度能力引以为豪，他们能随时安排双方素未谋面的另一组人员来接替上一组人员，带领运输星飞向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每个成员都很清楚我要完成的任务，我也很清楚他们的职责是什么。
我前往驾驶舱，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副驾驶员坐在最靠近驾驶舱舱门的座位上，俯身看着仪表板，说道：“四号已经熄火，现在油门开低点儿。”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儿不快，发音是慢吞吞的阿肯色州口音，但我听不出来是阿肯色州的哪个地方。飞了七年运输星，我几乎和所有的机组都执飞过。当我把黑咖啡放在他的小桌板上时，他向我道谢。他的飞行服上写的名字是“哈德利”。
副驾驶员坐在通常留给“黑帽子”——任务监管，军事运输司令部的所有机组都厌恶的人员——的座位上。他要了两块面包，然后站起身，从领航员的圆形窗口看着窗外飞逝而过的蓝色景象。
“四号保持低油门，明白。”机长回答道，他是总部任命的飞行指挥官，和副驾驶员都是典型的飞行爱好者，两个人的同步率很高——咖啡都要加双份奶油，“我们正准备超越晴空湍流，但看上去不太容易。告诉乘客，接下来可能会有些颠簸。”
“是，长官。还有其他的吗？”
“谢谢，戴维斯队长，就这些。”
“是，长官。”
终于可以放松了。当我爬上床铺休息时，看到了彭布里在座位边上寻找着什么。
“我能帮你什么吗？”
“能再给我一条毯子吗？”
我从厨房和厕所之间的储物柜里拿出一条毯子，强忍着情绪问：“还有别的需要吗？”
“没有了，”她边说边从毯子上揪掉一条她所臆想的绒线，“我们以前一起飞过，你知道。”
“是吗？”
她扬起眉毛：“我可能应该道歉。”
“没必要，长官。”我说，躲躲闪闪地走开，打开冰箱，“我可以给你们准备航空餐，如果你……”
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就像她搭在赫尔南德斯的身上那样，攫取了我的注意力：“你确实记得我。”
“是的，长官。”
“我在那几次撤离中对你很严厉。”
我但愿她别这么直接：“您说了应该说的话，长官，这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装卸队长。”
“你仍然……”
“长官，没必要。”为什么女人就是不明白道歉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
“很好。”她脸上的冷酷变成了诚意，我突然意识到她是想跟人说话。
“你的患者情况如何？
“在休息。”彭布里尽量装作若无其事，但我知道她其实是欲言又止。
“他有什么问题？”
“他是第一批到达的，”她说，“也是第一批离开的。”
“琼斯镇？形势这么差？”
我的思绪闪回之前执行的那些撤离任务。老样子，冷冰冰的，硬邦邦的。又闪回现实——“白宫接到电话五个小时后就命令我们从多佛起飞。这孩子是一名医疗记录员，服役才六个月，从没去过任何地方，这辈子连伤员都没见过。刚下飞机，他就在南美洲的丛林里一次性看到了一千具尸体。”
“一千具？”
“没有具体清点过，但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她用手背轻抚了一下脸颊，“那么多的孩子。”
“孩子？”
“整个家庭，所有人都喝了毒药。据说是某个邪教所为。有人告诉我，那些父母先杀掉了自己的孩子。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能让一个人如此对待自己的家人。”她摇了摇头，“我留在蒂梅里机场组织分诊工作。赫尔南德斯说，那种味道简直难以想象。他们不得不给尸体喷杀虫剂，以免被饥饿的硕鼠吃掉。他说，他们让他用刀划开尸体以释放体内气体。后来他把制服烧掉了。”这时，飞机开始摇晃，她不断地调整体位，试图保持平衡。
我竭力不去想象她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感觉有某种恶心的东西沿着我的后颈往下爬。我也竭力让自己的脸部表情不扭曲。“机长说，接下来可能会有点儿颠簸，您最好系好安全带。”我陪她回到座位上。赫尔南德斯张着嘴、伸开四肢坐在他的座位上，眼神四处张望，好像刚刚在酒吧里被痛揍了一顿——真糟糕。随后，我爬上床铺睡了。
每个装卸队长都会告诉你，在空中长时间飞行之后，你的耳朵将听不见引擎的轰鸣声，你会发现自己随时都能睡着——然而，一旦你听到任何一丁点儿不寻常的声音时，大脑就会自动调整并清醒过来。比如在从日本横田空军基地到美国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的那次飞行中，因一辆吉普车没绑牢，撞上了装满即食食品的箱子，碎牛肉飞得到处都是。地勤人员八成听过我唠叨这件事。所以，当听到尖叫声的时候，我并没有被吓到。
我的头脑还没来得及运转，身体就从床铺上跳下来了。随后我看到了彭布里，她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来，正站在赫尔南德斯的面前，一边躲避着他胡乱挥舞的手臂，一边镇静地说着话，声音压过了引擎的轰隆声。但他的嗓门更大：
“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他们都在那里！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孩子！”
我用双手紧紧地按住他：“冷静！”
他停下来，身体颤抖着，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他的眼神吸引了我。
“我听见他们在唱歌。”
“谁？”
“孩子！所有的孩子……”他无力地指了指暗处的棺材。
“你只是做了个噩梦。”彭布里的声音有点儿颤抖，“我一直和你在一起。你睡着了。你什么都没听到。”
“所有的孩子都死了，”他说，“所有的孩子。他们一无所知。他们怎么会知道自己喝下的是毒药？谁会给自己的孩子下毒？”
我松开他的胳膊，他看着我。
“你有孩子吗？”
“没有。”我说。
“我的女儿，”他说，“一岁半了。我的儿子也三个月了。对待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我的妻子很懂得带孩子，你知道吗？”我这才注意到他的前额和手背上都是汗。
“但我做得也不赖，我是说，虽然我并不确切地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但我不会伤害他们。我抱着他们，给他们唱歌——如果有人打算伤害他们……”他抓住我按着他的手臂，“谁会给自己的孩子下毒？”
“不是你的错。”我对他说。
“他们不知道那是毒药。他们至今都不知道。”他把我拉近一些，对着我的耳朵说，“我听见他们在唱歌。”如果他的话没有令我浑身发抖，那我也太该死了。
“我去看看。”我一边说，一边从墙上取下手电筒，沿着中间的过道走过去。
查看噪声还有一个特别的理由。作为装卸队长，我知道异常的声音意味着出了问题。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机组人员听见货舱里有“喵喵”的猫叫声，装卸队长却找不到那只猫。他们以为等到卸货的时候，猫就会出现。后来发现，猫叫声是货物的固定装置因过度耗损而发出的声音。飞机落地时，固定装置已然变形，释放了三吨爆炸性物质，令那次降落变得非常有意思。奇怪的噪声意味着有麻烦，如果我不去查明原因，就太蠢了。
我一边走，一边检查所有的锁扣和货运网，弯腰整理、查看皮带是否出现移位、磨损或任何异常的迹象。我从一侧走到另一侧，连货舱门都检查了。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很正常，我一如既往地做到了最好。
我沿着过道走回来，站在他们面前。赫尔南德斯双手抱头，他在哭泣。彭布里坐在他旁边，一只手抚摸着他的背，像我的母亲对我做过的那样。
“全部确认完毕，赫尔南德斯。”我把手电筒放回墙上。
“谢谢，”彭布里替他回答，然后对我说，“我给他服下了一片安定，现在应该可以安静下来了。”
“检查下来，都很安全，”我说，“现在，你们俩都休息一下吧。”
我走回床铺前，发现被副驾驶员哈德利占用了。于是我躺在下面的床铺上，却一时无法入睡。我尽量让自己的思绪远离机舱里的那些棺材。
“货物”是委婉的说法。从血浆到烈性炸药，从特勤局的豪华轿车到金块，我都曾打包、运走过。这是我的工作，仅此而已，而且任何能使我加快效率的东西都很重要。
只是货物而已，我想。但那些自杀的家庭……我很愿意把他们带出丛林，带回家，但对于最先到达那里的医护人员、地面上的那些人，甚至和我同机抵达的机组成员，我们来不及做更多了。我愿意去了解那种令人困惑、心神不宁的养育孩子的方式，当听说有人伤害那些孩子时会感到愤怒。但这些父母是心甘情愿地这么做的，不是吗？
我无法放松，在床铺上发现了一份折叠起来的过期《纽约时报》，上面写道：“在我们有生之年实现中东和平。”文章旁边是卡特总统
和安瓦尔·萨达特
握手的照片。我刚要睡着，又听见了赫尔南德斯的叫喊。
我努力爬起来。彭布里双手捂着嘴站在那里，我以为是赫尔南德斯打了她，就把她的手掰开，看看有没有受伤。
她没有受伤。在她身后，赫尔南德斯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座位上，眼神呆滞地望着那片黑暗，像一台反向彩色电视机。
“怎么了？他打你了？”
“他……他又听见了，”她结结巴巴地说，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脸，“你……应该再去检查一下……应该去检查一下……”
机身倾斜，她倒向我。我抓住她的胳膊肘保持平衡，她倒在了我身上，我与她的眼神撞上了。她把目光移开。“发生了什么？”我再一次问。
“我也听到了。”彭布里说。
我的目光转向黑暗中的过道：“刚才？”
“是的。”
“像他说的那样？孩子们在唱歌？”我发现自己差不多是在摇晃她的身体。他们都疯了吗？
“孩子们在玩耍，”她说，“像游乐场上的声音，你明白吗？像孩子们在玩耍。”
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在加勒比海上方三万九千英尺高空的运输星上发出孩子玩耍的声音。
赫尔南德斯动了动，我们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他露出了深感挫败的微笑：“我说过吧。”
“我去看看。”我说。
“让他们玩吧，”赫尔南德斯说，“他们只想玩耍而已。难道你们小时候不想玩吗？”
我记忆中的童年多是在漫长的夏日骑着自行车磕破膝盖，黄昏回到家时，听到妈妈对我说：“看你多脏啊。”我想知道在把尸体放进棺材之前，救援人员是否会对它们进行清洗。
“让我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我对他俩说，又把手电筒拿了起来，“别动。”
黑暗中，我的视觉不灵光，听觉反而更灵敏了。这时，空中的乱流已经稳定，使用手电筒是为了防止被货运网绊倒。我注意听着有没有新的或不寻常的东西。这种声音的出现不会是单一事件，一定是某种组合。这样的噪声不会突然停止或突然开始。是燃料泄漏还是偷渡客？一想到可能是条蛇或什么其他丛林野兽潜伏在那些金属箱里，我就高度警惕了，似乎我从前做过的噩梦即将重演。
在货舱门附近，我关上手电筒聆听着。空气被压缩的声音、四台普惠牌涡轮风扇发动机的声音、哒哒的响声、货物的绑带发出的啪啪声……
接着，有了。过了一会儿，有东西清晰地出现了。起初像从山洞深处传来的声音，那样沉闷，随后变得纯粹。此时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偷听。
孩子们，笑声，像小学时的课间休息。
我睁开眼睛，打开手电筒照亮这些银色箱子的周围。我看到他们在等待着、挤着我，充满期待。
孩子，我想，都是孩子。
我从赫尔南德斯和彭布里身边跑过，跑到座位上。我不知道他们在我的脸上看到了什么，但如果是我在厕所水池上方的小镜子里看到的，我就真的被吓到了。
我看着镜子里的内线电话。如果货物出了任何问题，都应该立即报告。工作守则是这么要求的。但我能对飞机指挥官说什么？我有一股冲动，想把这一切都抛到脑后，把棺材都抛出去，然后收工。如果我告诉他们货舱着火了，我们就会下降到一万英尺以下的高度，这样我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螺栓打开，把所有的货物都沉入墨西哥湾。
我停下来，站直身子，努力思考着。孩子，我心想。这不是怪物，也不是恶魔，只是孩子们玩耍的声音。没有什么能伤害我们。没有什么能伤害我们。我竭力让自己不再颤抖，然后去找人帮忙。
我发现哈德利还在铺位上睡觉。一本卷了角的平装书像顶帐篷似的搭在他的胸口。我晃了晃他的胳膊，他坐了起来。我俩谁也没说话。他用一只手擦了擦脸，打了个哈欠。
然后他直勾勾地看着我。我看到他的脸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他的下一个动作是拿起随身携带的氧气瓶，立刻进入紧张状态。“发生了什么，戴维斯？”
我摸索着找东西。“货物，”我说，“货物……可能有移位。我需要帮助，长官。”
他担心的表情变成了一脸厌恶：“告诉飞机指挥官了吗？”
“还没有，长官，”我说，“还不想去麻烦他。可能没什么事情。”
他看上去很不高兴，我以为他会对我说些什么，但他让我带他走到机尾。只要他出现，就足以让我打消疑虑，进入工作状态。我睁大双眼，加快步伐，心里那块石头又放下了。
我发现彭布里坐在了赫尔南德斯的旁边，两个人都假装很冷静。哈德利冷冷地看了他俩一眼，跟着我走到棺材之间的过道上。
“大灯怎么了？”他问
“开大灯没用。”我说，“给，”我把手电筒递给他，问道：“听见了吗？”
“听到什么？”
“仔细听。”
这次只有引擎声和喷气声。
“我听不……”
“嘘！快听。”
他张大嘴，等了一会儿，把嘴闭上。引擎静下来，声音又出现了，像水蒸气一样弥漫在我们周围，像迷雾一般环绕着我们。直到我意识到自己的手在颤抖，才意识到气温有多低。
“是什么鬼东西？”哈德利问，“听起来像……”
“别，”我打断他，“这不可能。”我冲着金属箱示意，“你知道棺材里装的是什么吧？”
他什么都没说。声音似乎就在我们周围，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他想用手电筒的光去探寻声音的源头：“你知道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吗？”
“不知道。我很高兴你听到了，长官。”
工程师挠了挠脑袋，绷着脸，像吞下了什么脏东西，臭味挥之不去。“该死。”他慢吞吞地说。
突然，像之前一样，声音停止了，飞机的轰鸣声再一次堵住了我们的耳朵。
“我去开灯。”我犹豫地走开了，“我不会去报告飞机指挥官的。”
他沉默了，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当我回到他身边，发现他正在透过货运网审视着某一排棺材。
“需要好好检查一次。”他淡淡地说道。
我没回答。我以前从事过空中货运检查，但从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更没有检查过军人的尸体。万一彭布里说的是真的，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比打开一口棺材更糟糕了。
接下来的一个声音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像一只湿漉漉的网球发出的声音。想象一下，一只湿透的网球落在球场上发出的声音，沉闷的沙沙声像鸟儿撞上机身。声音再一次响起，这一次，我听出声音是在机舱里。接着，一阵颠簸过后，“咚”的一声，又响起来，显然是从哈德利脚边的棺材里发出来的。
他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我们的想象。从一口棺材里发出的声音并不会使一架飞机坠毁，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长官？”
“我们需要去看看。”他说。
我一阵胃痉挛。去看看，他说。我不想看。
他说：“去按喇叭。去报告飞机指挥官要小心。”那一刻，我知道他会帮我。他本不想这么做，但无论如何，他还是会这么做。
“你在干什么？”彭布里问。我从一排棺材上取下货运网，她就站在一侧。工程师解开了固定住那一排棺材的带子。赫尔南德斯低着头睡觉，镇定剂终于起作用了。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货物，”我陈述事实，“飞机可能存在着负载不平衡。”
我走过她身边时，她抓住了我的胳膊：“就这么简单？是货物没装稳当？”
她的问题中带有一丝绝望：“告诉我，是我想多了。”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只要告诉我，我就相信，然后我就能睡上一会儿了。”
“我们认为是这样。”我点点头。
她垂下双肩，脸上挂着一抹笑容。她笑的时候，嘴咧得太大，看上去像假笑：“感谢神，我以为我疯了。”
我拍拍她的肩膀。“系好安全带，休息一下。”我对她说。她照做了。
最后，我做了些事。作为装卸队长，我可以终止流言，所以这件事还是由我来做。我解开带子，爬上一口棺材，把上面那口推到一边，固定住；再推开一口，固定住。如此反复。简单的重复令人愉悦。
哈德利停了下来，这时我们还没检查到最下面那口发出声音的棺材。哈德利站在那儿看着我把那口棺材拉出来好让他检查。他站得很稳，但即便如此，他仍流露出些许反感。与那些神气十足的空军老兵喝酒时，他善于掩饰自己，现在不能了，连我都看出来了。
我对这口棺材所处的机舱地面和旁边其他棺材进行了简单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损坏或缺陷。
一个声音，潮湿网球发出的“咚”的一声，从里面发出来。我们都往后瑟缩了一下。工程师脸上的冷淡和厌恶是无法掩饰的。我强忍住自己身体的颤抖。
“我们必须打开。”我说。
工程师没有反对，但和我一样，他的动作很缓慢。他蹲下来，一只手牢牢地抓住棺材盖，打开了他那一端的搭扣。我把我这边的搭扣打开，感到手指碰到了冷冰冰的金属。我抖了一下，拉开搭扣，抓住棺盖。我们对视一眼，用力打开棺材。
首先，是气味：腐烂的水果、防腐剂和甲醛混合在一起，包裹在塑料里，里面有粪便和硫黄。气味弥漫在机舱里，刺痛了我们的鼻腔。头顶的灯照亮了两个发亮的黑色尸袋，这些袋子上满是垃圾。我知道，这是孩子的尸体。这个事实让我害怕，也让我受伤。一个袋子胡乱地放在另一个袋子上，我立刻明白，每个袋子里不止一个孩子。我的视线扫视着浸透了液体的塑料袋，辨认出手臂的轮廓和孩子的侧影。靠近底部接缝处，突显出一个形状——看大小，是个婴儿。
接着，飞机像受惊的小马那样颤抖了，最上面的袋子滑开，露出一个小女孩，最多八九岁，一半在袋子里，一半在袋子外。她像疯狂的杂技演员那样蜷缩在角落里，肿胀的肚皮上露出刺刀留下的伤口，扭曲的四肢肿得像树干一样粗；几乎所有部位的有色皮肤都蜕皮了，除了脸。她的脸纯净得像天堂里的小天使。
她的脸震慑了我，刺伤了我。她那可爱的脸。
我的手紧紧抓住棺材的边缘，因疼痛而变惨白，但我不敢松手。感觉喉咙里有什么东西，我努力咽下去。
一只肥硕的苍蝇闪闪发光，从袋子里爬出来，懒洋洋地朝哈德利飞去。他慢慢站起来，绷紧身体，仿佛准备挨一记重击。他看着苍蝇飞上来，飞出一条歪歪扭扭的轨迹。他后退一步，用手去拍苍蝇——我听到了他用手拍打的声音，随后从他的嘴里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声音。
当我站起来时，太阳穴在狂跳，双腿在颤抖。我抓着旁边的棺材，喉咙里塞满了腐臭之物。
“盖上。”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嘴里塞满了东西，“盖上。”
我的手臂变得僵硬，打起精神，抬起一条腿去踢棺盖。棺盖合上的声音像开炮，压力像急速下降时那样冲击着我的鼓膜。
哈德利双手叉腰，低头用嘴深呼吸。“神啊！”他嗓音沙哑地说道。
我看到有人在动——彭布里站在一排棺材旁，她的表情因恶心而显得很犹豫：“那是什么味道？”
“没事了。”我发现自己可以用一只手按住棺盖，用另一只手做了个随意的动作——至少我希望自己做到了，“找到问题了，但是要打开检查。坐下吧。”
彭布里抱着双臂回到座位。
我发现做了几次深呼吸后气味就消散了。“我们需要把它固定住。”我对哈德利说。
他抬起眼神，我看到他眯着眼，攥紧拳头，身板挺直而强悍。他的眼角闪着泪光，什么都没说。
扣上搭扣，棺材又成了货物。我们使劲把它推回原处。几分钟后，其他的棺材都推到位了，外面的带子也绑好了，货运网也固定好了。
哈德利等着我，然后和我一起向前走去。“我要向飞机指挥官报告说是你解决了问题，”他说，“他可以恢复飞行速度了。”
我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他说，“如果你看到那只苍蝇，就杀了它。”
“你没……”
“没有。”
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只说：“是，长官。”
彭布里坐在座位上，鼻子一动一动的，假装睡觉。赫尔南德斯坐直了身子，眼睛半睁着。他示意我走近些弯下腰。
“你让他们出去玩了吗？”他问。
我站在他旁边，什么都没说。我心里感觉到了那种痛楚，和小时候意识到夏天结束时的感觉一模一样。
当我们在多佛降落时，一支穿着制服的殡仪队伍把所有棺材卸下来，给每个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我后来得知，当越来越多的尸体被运来之后，这个仪式取消了，只有一名空军牧师来迎机了。周末，我回到了巴拿马，肚子里塞满了火鸡和廉价朗姆酒，前往马绍尔群岛，向那里的导弹基地运送补给。在空军司令部，永远有货物要运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