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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似乎面临着一种历史的悖论：主体失落于外与主体封闭于内同时并存。商品经济与技术专制的扩展，渐渐将人本身也推入商品化与物化的过程，与之相应的是外在之物对内在之我的支配。无所不在的体制控制（从日常生活中的服务系统到政治、经济、法律机构，等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程式化操作过程，使个体的创造性愈益变得多余：他的作用不外是履行体制的功能或完成某种程序，而大众文化的膨胀，又使个体从审美趣味到行为方式都趋向于划一化并逐渐失去批判的能力。另一方面，经济、政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生死竞争，权力、金钱关系对交往领域的渗入，又扩大了主体间的心理距离，并使个体走向封闭的自我。这种悖论在当代哲学中同样得到了折射：如果说，存在主义表现了对主体性失落的反叛，那么，另一些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马丁·布伯、列维那斯、哈贝马斯等）则从不同方面拒斥了封闭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