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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表明，精神人文主义不同于单向度地偏于某一方面，其内容展开于多重维度。
从具体的内涵看，上述形态的精神人文主义涉及人与超验的对象、现实与超越之间的关系。“精神”首先指向超越的追求，在超越的追求这一层面上，精神人文主义同时隐含着宗教性。但同时，精神人文主义又包含“人文主义”的内涵，这里的人文主义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其一，坚持以人为本位，而非以人去依归神、上帝等超越的对象。对人文主义而言，人始终是目的，人性和人的价值应当加以关注和确认，近代人文主义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对人的感性存在和理性本质给予双重肯定，等等，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以上价值取向。与之相联系，在人文主义看来，人不能消解自身的存在而仅仅单方面地归属于超越的对象。精神人文主义也体现了人文主义以上总的思想趋向，这一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不同于超验形态的宗教。其二，人文主义的注重之点，首先指向现实或此岸。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的演化来看，人文主义一开始便包含着疏离于天国的趋向；在中国传统的仁道观念中，仁道的关切、对人自身存在的关注、对生活世界中日用常行的亲和，往往有别于单向地尊崇超越之天或彼岸的存在，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敬鬼神而远之”
，等等，便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一方面，精神人文主义同样不同于关切彼岸存在的超验观念。肯定人文主义的以上观念在理论上具有如下意义：一方面，避免以超越对象的追求消解自我或走向人的退隐，另一方面，避免由此岸与彼岸、超越与现实的对峙而导致世界的两重化。从哲学层面来说，这同时意味着避免存在的玄虚化、抽象化。
当然，人文主义的关切固然既有别于单纯在精神层面讲超越，也有助于由此避免以上视域中的终极关切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但从逻辑上说，仅仅执着于人文主义的立场，也可能导向狭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有鉴于此，在谈到儒学的特点时，杜维明提出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儒家的思想特点是最高的人文理念，要在最平实的日常生活中体现，仅仅从‘凡俗’的角度，是不足以理解‘人文主义’的完整性的。所以我们提出，对于‘人之为人’的理解不仅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也要超越人类学意义上对人的理解，人要成为‘完人’。”
以“精神”和“人文主义”的结合为内涵的“精神人文主义”，事实上已包含了对以上趋向的扬弃。从引申的意义上说，坚持以人自身为目的、以人为本位而拒绝依归于超越的对象，体现的是人的视域，后者同时可以看作是“以人观之”。这里需要区分狭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广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人观之”从广义上说也属人类中心的视域，事实上，这一意义上的人类中心是人所无法摆脱的：人总是从自身的视域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世界，即使肯定天人合一、自然与人的和谐，依然体现了人的视域。比较而言，狭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主要限定于某一共同体、某一历史时期人群的利益，由此导致以狭隘的、急功近利式的立场对待人之外的对象，单向地对自然加以征服、支配，其结果，往往是牺牲整个人类，包括不同代际的人群的利益。这种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无疑需要加以扬弃。这样，一方面，需要在人文主义视域之下，坚持“以人观之”的人道观念，由上帝走向人，始终将人作为关注中心，以此扬弃依归超越存在对人的消解；另一方面，又应当避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取向。
进一步看，精神人文主义同时涉及如何超越或避免人的物化这一问题。在近代的演化过程中，人文主义往往逐渐与世俗化的趋向相结合，事实上，近代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总是伴随着世俗化的过程，拒绝超越的追求也每每与世俗化相联系。然而，世俗化按其内在逻辑常常容易趋向功利化，后者则可能进一步引向人的物化。在启蒙主义所开启的“理性时代”，便不难看到以上走向。基于以上背景，杜维明指出：“我们都是启蒙主义思想派生的产物，从启蒙主义运动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中获得了莫大的恩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对其未曾意料到的负面影响予以细心的注意。如果说，在这个‘理性时代’的遗产中有非常重要的物理的、心理的、精神性的要素，是在这些要素的推动下产生了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万能主义等现代社会最为强大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改变现代的闭塞状况，怎样才能集结这些世界宗教的精神资源？”
世俗化、功利化和物化相互关联，无疑可能导致人文主义趋向某种负面的结果。相对来说，“精神”首先区别于物质或感性的存在，注重“精神”也相应地隐含着超越人的物化这一面。就此而言，作为“人文主义”和“精神”的结合，“精神人文主义”一方面通过以人文的关切制约精神化的进路，以此避免抽象的超越进路；另一方面又以精神的追求引导人文的走向，以此避免由世俗化进一步走向功利化以及人的物化。
精神人文主义同时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杜维明强调精神人文主义是开放的、多元的，它面向世界的不同文明形态，并由此进一步展开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不同的文明可以逐渐相互了解、沟通，另一方面，这些文明形态之间又可以彼此接受、吸纳对方的发展成果。这里体现的是开放的心态，它既不同于以封闭、独断的立场来维护某种传统，也有别于无条件地去接受其他文明的观念，包括价值原则。这种对话同时表现为对其他文明的“倾听”，通过这种“倾听”，可以形成理解不同文明的能力，并在更广意义上推动人自身的成就：“所谓的对话方式，并不是单纯谋求同一性和均等性。它是一种‘成为人’的多样而有效的方法。我们要通过与不同生活方式的接触，来练就‘倾听’的技术，培养关爱他人的伦理观和发现自我的能力。”
这种对话的前提，同时以现实的人为前提：“真正的文明对话的基础必须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之间的对话。儒家在这方面，通过它的世界公民的语言，能够发展出一种对话，通过容忍和各种机制来创造一种对话的文明。”
这里既涉及前文提及的对真实自我（现实之人）的理解，也关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
冯契先生在上个世纪末曾提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不仅应当了解认识西方哲学，而且应当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按其实质，文明的对话也可以看作是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事实上，文明的对话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关性与统一性。这种对话与争鸣不仅仅限定于不同文明、不同传统之间相互了解对方的理论内涵、文化精神，而且在更内在的层面指向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代文化的建构。作为文化发展的当代形态，在对话与争鸣中形成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将体现人类的共同关切，融合不同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文化成果，同时又基于当代发展的历史需要和历史背景，从而包含多方面的理论内涵。精神人文主义通过展开文明的对话、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最终指向的，便是这样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代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