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道理”作为日常用语而普遍使用，固然主要是近代以来出现的现象，但“道理”所蕴涵的哲学意义却有其哲学史的渊源。从词源上追溯，“道理”是中国古典哲学中“道”和“理”这两个概念的连用，这种词源上的联系，也决定了“道理”与“道”和“理”之间的前后关联。历史地看，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两个重要范畴，无论是“道”，抑或“理”，都包含着多方面的含义。“道”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既是指存在的法则，如《老子》《庄子》所说的“道”，便首先表现为存在的第一原理；又指向存在的方式，这里的存在方式不仅涉及世界如何在，而且包括人自身如何“在”。与存在方式相联系，“道”内含“理想”之义，事实上，“道”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常常即是在“理想”这一意义上使用的，当孔子说“谋道”“忧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人能弘道”等等时，其中的“道”主要便与社会理想，包括文化、道德、政治等等层面的理想相联系。“理想”既与当然相联系，又与人的目的、价值追求相关联。这里我们不难看到“道”所隐含的多重意义，《中庸》所谓“道不远人”，也着重强调了“道”和人的存在之间的联系。在“世界之在”和“人之在”如上关联中，当然和必然、存在的法则和社会的规范之间也内在地交融在一起。

“道”的原始词义同时又与道路相联系，道路则涉及人的行走过程。《庄子》已指出：“道，行之而成。” 在此，“道”的“道路”义进一步引向了“行走”义。事实上，“道”与人之“行”的关系，一开始已为传统哲学所确认。在《老子》那里，我们已可看到这一点：“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行于大道”既指走在大路上，也寄寓着推行、遵循大道之意。后者在《老子·四十一章》中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所谓勤而行之，便是指自觉地推行、遵循道。同样，孔子强调“谋道”“弘道”，也肯定了“道”的观念所蕴含的实践指向，后者随着儒学的历史演化而构成了儒家道论的重要内容，韩愈在谈到“道”时，便做了如下界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所谓“由是而之焉”，既蕴含范导之意，又展开为规范制约下的实践过程。

“理”的概念也有类似情形。作为哲学范畴，“理”一词在先秦已经出现，韩非便已将它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来使用，但如前所述，韩非更多的是从“分”与“殊”的角度来理解和使用“理”这一概念，所谓“凡理者，方圆、短长、麤靡、坚脆之分也” ，便表明了这一点。到了宋明时期，哲学家们对“理”作了更多的阐发，概括起来，主要也是从“所以然”和“所当然”二个方面来规定其内涵：“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 “所以然”近于现在所说的实然和必然，“所当然”则既指物之为物的规定，也包含应然、规范之意。认为天下之物普遍包含规范意义上的“所当然”，固然表现了将“当然”泛化为必然的偏向，但其中又蕴含着沟通必然与当然之意。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哲学那里，“理”往往被赋予必然和当然双重含义。在对“理”的如上阐发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方面，“理”作为必然或“所以然”之故与事实、客观的法则等彼此相通；另一方面，它又作为“当然”而和人的理想、价值要求彼此一致，并与社会的规范相互联系。从“理”将“所以然”和“所当然”融合为一这一点上看，它和“道”显然也有相通之处。 “理”与“道”各自所具有的如上涵义同样也体现于作为两者连用的“道理”一词；不妨说，“道”与“理”所蕴含的多重意义，从历史的维度，制约着作为现代言说形式的“道理”及其内涵。

前文已提及，宋明时期的哲学家曾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在这一命题中，“理”与韩非的规定有所不同而更多地指普遍原则：所谓“理一分殊”，其涵义之一，是肯定普遍之“理”即体现于各种具体的情景、特殊的对象之上，这里也涉及“理”与具体情景、特定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践过程总是涉及“普遍原则”和“具体情景”的关系，从实践的维度看，“理一分殊”也体现了上述关系，它内在确认了普遍原则的引导应当与具体情景的分析相统一，后者同时构成了实践智慧的重要方面：实践智慧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便在于如何将普遍之理运用于、落实到具体的时空情境。在此意义上，“理一分殊”的观念与“道理”的实践指向及它所内含的实践智慧无疑具有历史的联系。

从更普遍的视角看，“讲道理”与古典哲学中的“是非之辩”同样存在历史的关联。中国哲学中的“是非之辩”既涉及认识论上的“真假”问题，又常常指向价值观上的“对错”。“真假”和“对错”有不同的侧重：在形式的层面，“真假”取决于逻辑上的一致与否，在实质的层面，它主要与是否合乎事实相关；“对错”则主要相对于规范而言，所谓“对”，一般指合乎一定的规范系统，“错”则指偏离或违背规范系统，在此意义上，“对错”与正当、不正当一致。然而，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是非之辩”中，真假问题和对错问题往往融合为一：某种看法或论点之为“是”，不仅意味着它具有真实性，而且表明它隐含正当性（“对”）；这种融合固然可能引向弱化认知意义上的“真”，但其中又包含如下意蕴，即肯定“真”与“善”、事实和价值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相关性。与真假问题和对错问题的彼此交融相应，真和善、事实与价值也超越了分离而以相互交融的形态存在。“是非之辩”所渗入的上述观念也以某种方式体现于“道理”的概念及“讲道理”的过程之中：二者在扬弃事实与价值的分离、肯定真与善的统一这一思维进路上，确乎前后相承。

（原载《世界哲学》2006年第2期） 0cJD/jz4lrfA5RqPigXalmYQxdEYWIoidSY8I/9DgZNih6lY7rbK3a/feAIgZa4N